我给张敏发消息的时间是中午12点，大约十一个半小时后，她回复：“刚下班，才看到。”
　　紧跟着一个“裂开”的微信表情。
　　拼多多1998年女孩凌晨猝死后，员工们被告知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互联网行业长时间的加班状态存在已久，但是猝死事件让公众看到死亡的威胁近在咫尺。有人评价：这是以命换钱。网络与现实世界却像是两个天地，对996的普遍不满难以化为行动上的拒绝，无论外界争议如何鼎沸，拼多多内部依旧稳定、如常地运作着。
　　“加班费之后会按月发，夜宵稍微好吃了点。”猝死事件后，拼多多似乎有意对员工进行补偿，但是最核心的加班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
　　上海夜晚下的金虹桥国际中心如同一只耸立的巨兽，晚上11点是下班高峰，张敏挤在电梯间内，感到筋疲力尽。
　　“快累死了。”她说。

还要拼多久？

　　每个互联网大企业上市，都会创造一个财富神话。从初创到上市，阿里巴巴用了十五年，腾讯用了六年，而拼多多用了三年。
　　拼多多的市值神话背后，是底层员工日以继夜的劳作。
　　拼多多前员工付明蒙对那位23岁女孩的死并不感到奇怪：“这样的工作强度，有人猝死是必然的。”
　　网上有一篇流传颇广的文章叫作《我在拼多多的三年》，作者以亲身经历告诫众人远离拼多多这家公司。付明蒙称那篇文章所写的内容基本属实，他与作者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毕业于黄峥的母校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背景，在拼多多工作三年后离职。
　　只是付明蒙的工作时间更早，2017年他在拼多多实习时，所在的技术小组只有十几个人。
　　当时的拼多多还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初创公司，没有人知道被淘宝、京东割据的中国电商市场，是否还有可插足的空间。作为老员工，付明蒙感到，拼多多的加班氛围是逐步恶化的。
　　2018年年中之前，他的工作时间是上午11点到晚上9点。那是一段“比较不累”的日子，除非遇上APP新版本发布，通常不会出现高强度加班的情况。

当时的拼多多还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初创公司，没有人知道被淘宝、京东割据的中国电商市场，是否还有可插足的空间。作为老员工，付明蒙感到，拼多多的加班氛围是逐步恶化的。

　　首个变化发生在当年的双十一，大促期间的加班状态被要求延续下来，从此之后，付明蒙开始在晚上10点半下班。
　　那正是拼多多的快速扩张时期。招股书显示，2018年年初，拼多多平台上的活跃商家和上一年相比增长了930倍。随着拼多多的上市，黄峥的身价也在当年超过了刘强东。
　　传闻拼多多上市后的一次全员大会上，黄峥问：“有同事提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双休呢？”
　　他自答：“等我们成为中国第二，就可以双休了。”
　　底下一片欢呼。
　　但是黄峥的“许诺”并没有兑现，巨头间的竞争永无止境，拼多多还未在“中国第二”的位置上获得一丝喘息，电商“老大哥”阿里巴巴就已经盯上了这个新的对手。
　　根据媒体报道，在拼多多上市两个月后的周年大庆期间，主场的品牌商家遭遇强制在天猫和拼多多间二选一，导致拼多多大批品牌商家被迫提出退出活动、下架商品。
　　拼多多自身也出现了失误。2019年1月，拼多多被曝光出现程序漏洞，导致用户可以无门槛领取100元的全场优惠券。
　　尽管拼多多后来回应称，该事件造成的实际损失低于千万元，这场风波却在公司内部开启了“7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
　　为了控制风险，拼多多的所有技术岗位都被要求值班，每个小组派出一人，每天分为两个班次。晚班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早班则是余下的12个小时。
　　付明蒙说，值班工作主要是监控数据，“等待bug出现和祈祷bug不要出现”。
　　他将优惠券事件看作一个分界点，值班之外，平时下班也变得越来越晚，最后逐渐稳定为“11-11-6”的工作模式。
　　虽说与“996”工时相同，但对夜晚的挤压给人更深的疲劳感。高强度工作后，人的精神意识就像被狂风暴雨席卷后无法柔顺低垂的野草，身体虽然疲惫，大脑却难以安宁。
　　凌晨3点、4点……依旧没有入睡，付明蒙发现自己开始有了失眠问题。2019年年底，他被换到另一个技术大组，着手做新的功能。
　　于是，付明蒙的下班時间变成了凌晨12点。

到底招了多少人？

　　与一些人所理解的不同，互联网行业加班，不是无所事事地坐到深夜。
　　各种任务实实在在地填满了坐班时间，付明蒙的日常工作是写代码、沟通需求、测试需求、上线需求。沟通是其中重要的环节，每个新功能的开发，都需要产品经理与技术人员的紧密配合。
　　以非业内人士的眼光来看，互联网大厂对于产品的完善，几乎到了极致的程度。程序员们的时间献给了众多“看不到但实际上重要的功能”，比如不断更新APP页面上的商品推荐策略，或者将加载速度加快0.1秒。
　　一些所谓“用户体验”上的改进甚至无法被用户直接察觉，当被询问为什么要如此精益求精时，他的解释是：“在互联网，停下脚步你就输了。”
　　停不下脚步的不只是程序员，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从互联网公司的核心业务部门，延伸到了它的整个支持系统。
　　“报数”是方遥最焦虑的事，他的岗位是人力资源管理，每天晚上，他所在的工作群都要进行个人当日的工作汇报：推荐了多少份有效简历、约到了几场面试、组织了几场面试。
　　方遥在字节跳动工作，这家与拼多多一样名气响亮的互联网新贵企业，在短短几年间就达到了十万人规模。有数据表明，过去一年，字节跳动平均每个工作日有150人办理入职。 　　没有人能说出字节跳动为什么要如此激进地招聘，甚至张一鸣也不明白，去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也不清楚现在很多项目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希望花更多时间去了解。”
　　但是方遥的工作就是努力找到新人，并且越多越好。他白天四处在招聘平台寻找合适的候选人，晚上给他们打电话，约见面试时间。
　　面试可能安排在晚上10点，参与校招的应届生通常会抱怨面试时间太晚，殊不知这只是出于习惯。“总不能在人家上班的时候打电话”，方遥说，由于他负责技术岗位的招聘，而程序员们下班较晚，他的工作时间也随之延长。
　　方遥通常在晚上8、9点钟离开办公室，10点前就能到家。但回家不意味着工作结束，如果当天“报数”不好看，他还会在家中再拨一拨电话。
　　方遥自己也常在网上看到对他们的吐槽，有网友说，每天打开脉脉，私信箱里都是来自字节HR的消息，不同的头像说着机器人般的统一语言：“您好，字节跳动的这个职位很适合您，您有兴趣吗？”

张一鸣也不明白，去年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也不清楚现在很多项目为什么要那么多人，希望花更多时间去了解。”

　　但是绩效之于员工，就像成绩之于学生，数字化的评价体系，是压在每一位员工心中的巨石。绩效考核不仅影响工资、评级，还可能决定员工在公司里的存留，用互联网行话来说，绩效排名较后的人就有被“优化”的风险。
　　和其他职级鲜明的互联网大厂相比，拼多多没有明确的晋升、淘汰机制。工作三年，付明蒙没有见过因为绩效太差而被辞退的员工。
　　但是后来的事情表明，绩效太差可能不会被开除，但“不守本分”会。

守住本分还是健康？

　　“本分”是拼多多的企业价值观，它本该被理解为谨守本职工作，但在多次丑闻事件后，“本分”一词就变得微妙起来。
　　今年1月初，一位拼多多员工发现有同事被抬上救护车，他拍下照片并匿名发布在职场社交软件脉脉上。随后，这名员工被拼多多开除。
　　“本分”变味了，变为控制员工的工具。事实上，拼多多员工对“本分”的调侃一直存在，《我在拼多多的三年》中提到，同事间会用“今天早上你本分了吗？”指代“今天早上你打卡了吗？”；“中午要去本分吗？”指代“午饭在办公室吃还是在外面吃？”；“今晚我不本分了”指代“今天晚上我不加班”。
　　国内的互联网大厂，近年来越来越像神秘的涉密部门，充满明面与私底下的规矩，处处画着不可触碰的红线。
　　对方遥而言，“禁止在办公区域拍照”“禁止所有在公共场合发表对公司不利的言论”“禁止在未获得PR授权的情况下，对外接受媒体采访”是白纸黑字的明文规章。甚至薪酬也是字节内部严禁讨论的话题。
　　禁止讨论薪资，在互联网公司里并不罕见。由于背景、资历、期望不同，每位员工在入职时与HR谈成的薪酬标准皆有所不同，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员工某天惊讶地发现：和你做相同工作的同事，拿的钱比你更多。
　　拼多多的下班打卡时间是晚上8点，那也是公司对外的一致说法。而付明蒙说，真正的下班时间是口头规定的。
　　和阿里巴巴一样，拼多多实行花名制度，除非私交较好，同事间彼此不知真名，这倒是为付明蒙省掉许多不必要的交际，“不想知道的（名字）就不会去知道”。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虽然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似乎比以往更文明，但实质上它对个人的统治和压抑比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强烈。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互联网公司，只需将“文明”换成工作效率。

　　长时间加班让付明蒙少了很多与家人、好友的相处时间，也不再有机会认识新的朋友。他强烈地感受到，人作为社群动物所需的亲密社交被剥夺了。
　　这种心理上的不适，有时不直接以孤独的形式呈现，而表现为躯体上的疲惫。“回家就想躺着，先躺一会儿，周末也懒得动。”方遥说。他曾经喜欢在网上与人闲谈历史，现在只想听别人聊，自己不说话。
　　大约从2018年起，付明蒙的身体发出警报，几乎每隔一个月，他都要请假去一趟医院，有时因为感冒，有时因为胃疼，大大小小的疾病，开始缠住这个96年的年轻人。
　　去年年初，疫情汹涌而来，全世界都被迫按下暂停键，付明蒙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他决定从拼多多辞职。

一夜暴富之梦

　　像付明蒙那样主动离开互联网大厂的仍是少数，在现实中，因加班而辞职的情况只是零星地发生，并未形成一股潮流。
　　“如果没有对未来更好的打算，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勇气离开。”陈晨说。她离开上家已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不是因为无法忍受996，而是认为没有发展前景。

相比于老牌大厂，处于上升阶段的互联网新贵出手更加阔绰，在拼多多，校招生入职第一年的年薪就可能达到40万元。

　　拼多多最迷人的魅力在于机会，付明蒙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去拼多多，一个刚毕业的新人就有可能拿到比较大的项目，如果去腾讯，可能熬五年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他就碰上过这样的机会。
　　项目过后，员工普遍能迎来涨薪。相比于老牌大厂，处于上升阶段的互联网新贵出手更加阔绰，在拼多多，校招生入职第一年的年薪就可能达到40万元。
　　与员工凌晨下班猝死形成对比的是，拼多多股价应声大涨，市值再次创下历史新高。陌陌CEO对此说道：“增长是最好的管理，可以胜过一切方法、一切手段，可以掩盖全部问题、全部矛盾，可以平复所有愤怒、所有哀愁。”
　　在今天，虽然“阶层固化”早已被不断讨论，但这个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似乎尚未完全堵死，互联网行业仍在创造奇迹，一夜之间，无数幸运儿在上市钟声里实现财富自由。
　　辞职后，陈晨跳槽去了一家小型的游戏创业公司。创业公司是机会与风险并存的地方，“500万”，她说，这是她们公司所获得的投资金额，“钱烧完就没有了”。
　　如果游戏项目最终没有获得成功，所有人都会失业，这驱动着她更加努力地工作。
　　让陈晨稍感不满的就是工资，“这么忙，我觉得每月应该挣2万”。无论是大厂还是小公司，“996”都更像是互联网行业的宿命而非选择。
　　从拼多多辞职后，付明蒙经常形容自己是一条咸鱼。尽管在外人眼中，为了健康告别加班的选择正确无比，但他仿佛从此再難谈世俗追求：“钱会成为很多人的工作动力，我倒无所谓，又不想买房，又不想买车。”
　　而陈晨想在深圳买房，她的梦想是做出一个很火的游戏，然后一夜暴富。
　　在当下的中国，有成千上万将时间作为商品出售的互联网工作者，他们以此刻为筹码，与未来进行一场豪赌。
　　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停下这一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