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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海外经济界对中国的崛起津津乐道，但直到最近几年，海外博物馆界才意识到这件事跟自己也有关系。这不，欧洲的博物馆也开始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富人们抛出橄榄枝，看他们愿不愿意为文化事业慷慨解囊，顺便博得好名声。
欧洲人管这件事叫公益资助（英文patronage，法文mecenat，德文：Mazenat），这个词怎么翻译颇费思量，姑且音译为“梅塞纳”吧。中国的有钱人一开始似乎很明白自己是要跟洋博物馆进行怎样的合作，“不就是赞助吗”。可随着接触的深入，他们才发现这个东西越来越看不懂。
中国富人无外乎两种，一类对文化事业并无真正的兴趣，不过借此为自己的公司打另类广告，他们习惯知道自己捐助之后能得到哪些明确的回报，而且每项都要明码标价，以便决定自己是赚是赔，或者说至少能和其他宣传方式——比如商业广告——比较一下性价比。可从小就没怎么砍过价的欧洲文化人哪见过这个阵势，可以说一开始是大惑不解，随后便手足无措。且不说很多回报，特别是媒体层面的宣传很难估价，即便能估价的回报，比如租用博物馆场地举办公关活动的租金，他们平常也很少用来作为谈判的筹码。
而中国人更看不懂的是博物馆能提供的所谓“宣传”：海报上的资助企业标志小到很容易被无视，报纸对企业的介绍也是惜字如金，甚至根本只字不提，展览开幕式上也没有中国常见的政府领导人和企业老总的长篇讲话，举办产品发布会之类更是门都没有。企业只能很低调地让人知道自己的贡献，或者在博物馆办个酒会显示自己的品位，传统的广告无立锥之地。
好在近年来中国收藏事业方兴未艾，企业家中也不乏醉心于文化者，他们是否更能理解“梅塞纳”？也不见得。他们不会与博物馆过多地在“俗事”上讨价还价，也能容忍宣传的低调。但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干一件同样让欧洲博物馆无奈的事情，那就是干预展览内容：我也有藏品跟主题契合啊，能加进去不？这件展品没法真正体现主题啦，能换了不？早已确定了策展计划和展品清单的博物馆自然只好苦笑。何况清高的博物馆策展部门绝不会为“五斗米”替自己的公关部门折腰。
总之，在中国人眼里，欧洲的博物馆人并没有“感激涕零”的表现，倒是处处在提醒这事不能做（改展览计划、做产品广告）或是这事儿得低调地做（海报宣传）。为何就不能以灵活的态度来回报资助者的慷慨呢？
要看懂这种资助者和受助者的关系，倒也不是完全不可逾越的文化障碍，而且可以有非常多的角度，法律专家大概很快就会从税制和其他有关法律制度去破解。但既然谈的是文化领域的事情，不如还是从历史长河中寻找提示。
影子中的梅塞纳斯
尽管在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资助博物馆的主力都是企业家，但最早实践“梅塞纳”的是政界人士，这个词本身就源自古罗马帝国初年的重要人物——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约公元前69年至公元前8年）。观察此公行状应该最有助于我们破解答案。
梅塞纳斯说起来是骑士阶级（古罗马两个上层阶级之一，仅次于元老阶级）出身，号称有曾长年与罗马分庭抗礼的伊特鲁里亚王族的血统，还在希腊留过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概相当于生活在新中国的国民党高级投诚将领后裔，且曾经留美。要说他是古罗马的重要人物，略有那么点牵强。因为今天人们知道梅塞纳斯，主要还是因为他对艺术的支持，而不是因为他在帝国政坛的作为。可细细梳理他的事略，其人脉与功绩却又确实至关重要。
他与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屋大维是挚友，两人亲密到后者跟梅塞纳斯的妻子有一腿的程度。但戴了绿帽子的梅塞纳斯并没有与这位皇帝朋友反目，而是帮了他几个关键的大忙。他首次出现在史籍上便是因为帮助屋大维打击后三头联盟的另一个巨头马可·安东尼。最终帮助屋大维打败安东尼的是屋大维的驸马阿格里帕，而驸马与公主的好事就是梅塞纳斯说成的。屋大维曾拐弯抹角地跟前三头联盟大佬之一庞培扯上了姻亲关系，梅塞纳斯又是其中推手。可以说梅塞纳斯是位政治红娘，为屋大维梳理内政、人脉以及组建团队立下汗马功劳。
不仅如此，梅塞纳斯还为屋大维建立了类似锦衣卫的秘密警察组织，采集帝国广阔疆域内的情报。每当皇帝陛下离开罗马，他还经常充当皇帝的代表，成功粉碎针对皇帝的阴谋。两人的政治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从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梅塞纳斯要么混迹于皇帝的裙带之间，要么做些见不得光的事，几乎始终躲在屋大维的阴影里，很少自己独当一面。因此称他为“影子中的梅塞纳斯”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从影中政客到影中文人
愿意躲在影子里也并非没有原因。梅塞纳斯并不眷恋权位，他出身于骑士阶级，又功勋非凡，却终其一生也没有升级为元老，恐怕为的就是不进入帝国政治机器的“彀中”。中年以后，他干脆淡出政治，醉心于艺术和文学，开始了更为后世熟知和称道的人生。
他的好朋友、著名诗人贺拉斯也提到过此公的淡泊：“梅塞纳斯是骑士的骄傲。他越是推让，便越是从诸神那里获得馈赠。”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这都要归功于他与当时文人的一段友谊佳话。当时正是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期，而许多著名诗人都是梅塞纳斯在罗马别墅的座上宾。罗马别号“七丘之城”，这座别墅就位于其中的埃斯奎利诺山（Mons Esquilinus），想来应该是比今天香港的半山区更为高尚的地段。别墅外的花园保留着原始田园风光，更有壮阔的瀑布流过。直到十八世纪还有画家想望当年盛景，描摹成图，例如德国古典主义风景画家雅各布·哈克特（Jakob Philipp Hackert）。
梅塞纳斯常与贺拉斯、维吉尔等当时最为炙手可热的诗人在园中漫步，高谈阔论，偶尔还引吭高歌抒发愉悦之情。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竹林七贤，实在是神仙生活。但神仙生活也引来了皇帝的嫉妒。他死后，屋大维就无耻地将花园收为皇庄。贪心的皇帝终于将他心爱的女人和产业一同夺走。据说后来的尼禄皇帝就是在梅塞纳斯的别墅观赏罗马大火的盛况。
且从梅塞纳斯的悲催人生中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艺方面的活动同样像是在他人的影子里。他的密友们都是一时文豪，可他自己的创作却不为人知。其中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作品失传，而是他的创作实在不大灵光。别看他留学希腊，学历不低，但创作的诗文常常成为笑柄，而嘲笑他的人居然也包括他的皇帝哥们屋大维。甚至到他死后，著名哲学家、尼禄皇帝的老师塞内卡还在继续揶揄他的作品。于是，咱们的主人公再次躲在了他人身后，只是这次遮蔽了他光芒的是文人。意外的知遇之恩 梅塞纳斯恐怕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把自己无法实现创作的遗憾转化成了对文人朋友们的深情厚谊。史载梅塞纳斯礼贤下士，交友不看重出身。要知道贺拉斯的父亲曾沦为奴隶，维吉尔虽不是来自社会底层，但也不是贵族，而门第显赫的梅塞纳斯都能以真情相待。
他对朋友首先是相当尊重的，特别是尊重他们的才华。想来他但凡起了窃朋友之作据为己有的念头，我们今天恐怕都不会知道他文笔平平这件丑事了。而他为朋友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提供资助。虽然由于常年替屋大维当白手套，梅塞纳斯的财产来源多少有些不清不楚，但可确知的是，他的确非常富有，甚至在远离罗马的埃及也拥有大片土地，役使着大批劳力。而刚才提到的别墅，时人也有直接以宫殿称之的。看淡财富的他把自己的积蓄大把大把投入对文学艺术的支持。与此相关的是，他还能慧眼识才，不惜重金订购作品，让文艺人才能够有施展拳脚的舞台，这对文人恐怕是比资助更好的帮助，因为没有接受施舍的感觉，而是更多了几分尊重。
他投之以桃，文人们自然报之以李，但这种回报始终很节制。维吉尔曾在自己的《农事诗》引言中呼唤梅塞纳斯的名字，可能是最古老的植入广告吧。不过那样倒给人一种朋友间亲密对话的感觉，并无违和感。维吉尔的名著《埃涅阿斯纪》讲述了古罗马人祖先逃离特洛伊，肇建罗马的故事。据说这部作品正是梅塞纳斯资助的，并疑似是为屋大维作爱国主义宣传。不过《埃涅阿斯纪》作为巨著，文学价值并不可因此抹杀，要知道“宣传”出身的文艺精品并不在少数，例如中国的样板戏；何况歌颂的是罗马民族而非屋大维个人，更不是出资人梅塞纳斯本人，这与今天某个企业赞助一个选秀节目便取得冠名权不可同日而语。而朋友能给的最重要的回报恐怕还是悉心的陪伴，让他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即便失去了很多仍可瞑目。可别小看这一点，不仅因为这是他们这段知遇之恩故事里最温馨的一部分，也因为诗人们付出了重大的机会成本，要知道那些时间里他们本可以写作更多名著呢！
其实不知不觉中，后世的“梅塞纳”式的公益资助的框架已经被描摹出来了。一边是热爱高尚事业的有钱人，自己才疏学浅无法亲力亲为，便将那满腔热爱转化为对有才之人的尊重与提携。仗义疏财去提携他人已属不易，尊重恐怕更加难能可贵。如果说梅塞纳斯对友人的尊重还仅仅是推测，那么后世另一位资助人就是把尊重直接放在嘴上了。他就是十六世纪法国的浪漫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资助过的艺术家最有名的莫过于达·芬奇，这据说也是《蒙娜丽莎》藏于法国的原因。他对这位年长自己四十二岁的艺术家直接以“吾父”相称，这在中国是只有托孤重臣才能享受的待遇，还并非惯例。而艺术家和文人用以回报的则是以含蓄的方式表达出的敬意，或是为资助者珍爱的事业进行创作，甚至与资助者建立深厚友谊。但无论如何，大张旗鼓、长篇大论地为资助者歌功颂德，抛弃作品美感的事是绝不会有的，因为也只有如此才能证明，对方尊重的乃是有节操、值得尊重之人，而非哪家的跳梁小丑。
中国人为何看不懂“梅塞纳”
看到这里，难道可以认为，国人对“梅塞纳”的不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资助者与被资助者惺惺相惜的历史榜样？深谙国史的读者会很快反驳，我们的榜样绝不在少数，而且无独有偶，也是政治人物，而且经常就是最高领导人皇帝本人。何况比起欧洲，中国可以引以为豪的正是君王们所拥有的文化水平。如果这一点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还不明显，那么到西欧中世纪便高下立判了。那时的欧洲君主和贵族们哪怕只是识字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了。反观中国，文盲皇帝难觅踪迹不说，帝王中还不乏书法家、诗人、画家、音乐家，他们与自己的“同行”理应有更加和谐的关系，创造更多佳话。
不过，某著名艺人也指出过：“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风流天子李隆基曾在宫廷设立梨园培养戏剧人才，至今被封为这一行当的祖师爷。可他也曾询问音乐家李龟年打羯鼓的窍门，李龟年称自己的水准是打坏五十根鼓槌的结果，而明皇则称自己已打坏了四柜子鼓槌。这固然是君臣笑谈，但君王显然有与艺人一争高下的想法。宋徽宗曾成立画院，亲自钻研绘画理论，出版专著，绝对是宋代艺术的财神爷加保护神，最后甚至为艺术误国。可他有个坏毛病，就是在自己喜欢的画作上题跋，而原本的作者不知是否因为不敢贪天之功，未能留下姓名，以至于今天都很难判断哪些画作是徽宗真迹。即便是无心而为，皇帝也已脱不了将他人作品据为己有的嫌疑。隋炀帝的例子更加令人扼腕。与他对文化事业极其吝啬的父亲不同，这位诗才横溢的皇帝大兴文学、宗教，以文化收拾分裂了近三年的人心。但他在如此慷慨的同时却又几乎同等的善妒。他一直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十分自负，认为自己即便仅凭诗才也能成为天下之主，绝非只是继承祖业。可当感到薛道衡的才华在自己之上时，这位诗人皇帝竟然醋意大发，借机将之杀害，甚至在其临死前问：“更能作‘空梁落燕泥’语否？”
正因为自己也能舞文弄墨，吟诗作画，中国的“资助者”们少了对文学家、艺术家的尊重或是崇拜，多了攀比、嫉妒和残暴。可西人却恰恰因技不如人便干脆以诚、以敬、以宽待之，受惠的文人、艺人也不必过度迎合，更不必恐惧，只需把对方做不到的事尽力做好即可。更何况，近代以后西方的资产阶级完整接过贵族的衣钵，继承了后者对文化的态度，也受到社会的认可；而他们的中国同道至今还在重农抑商传统的阴影中，好不容易搞搞收藏还要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或是附庸风雅，又怎能从容不迫地去“梅塞纳”呢？
欧洲人管这件事叫公益资助（英文patronage，法文mecenat，德文：Mazenat），这个词怎么翻译颇费思量，姑且音译为“梅塞纳”吧。中国的有钱人一开始似乎很明白自己是要跟洋博物馆进行怎样的合作，“不就是赞助吗”。可随着接触的深入，他们才发现这个东西越来越看不懂。
中国富人无外乎两种，一类对文化事业并无真正的兴趣，不过借此为自己的公司打另类广告，他们习惯知道自己捐助之后能得到哪些明确的回报，而且每项都要明码标价，以便决定自己是赚是赔，或者说至少能和其他宣传方式——比如商业广告——比较一下性价比。可从小就没怎么砍过价的欧洲文化人哪见过这个阵势，可以说一开始是大惑不解，随后便手足无措。且不说很多回报，特别是媒体层面的宣传很难估价，即便能估价的回报，比如租用博物馆场地举办公关活动的租金，他们平常也很少用来作为谈判的筹码。
而中国人更看不懂的是博物馆能提供的所谓“宣传”：海报上的资助企业标志小到很容易被无视，报纸对企业的介绍也是惜字如金，甚至根本只字不提，展览开幕式上也没有中国常见的政府领导人和企业老总的长篇讲话，举办产品发布会之类更是门都没有。企业只能很低调地让人知道自己的贡献，或者在博物馆办个酒会显示自己的品位，传统的广告无立锥之地。
好在近年来中国收藏事业方兴未艾，企业家中也不乏醉心于文化者，他们是否更能理解“梅塞纳”？也不见得。他们不会与博物馆过多地在“俗事”上讨价还价，也能容忍宣传的低调。但他们会情不自禁地干一件同样让欧洲博物馆无奈的事情，那就是干预展览内容：我也有藏品跟主题契合啊，能加进去不？这件展品没法真正体现主题啦，能换了不？早已确定了策展计划和展品清单的博物馆自然只好苦笑。何况清高的博物馆策展部门绝不会为“五斗米”替自己的公关部门折腰。
总之，在中国人眼里，欧洲的博物馆人并没有“感激涕零”的表现，倒是处处在提醒这事不能做（改展览计划、做产品广告）或是这事儿得低调地做（海报宣传）。为何就不能以灵活的态度来回报资助者的慷慨呢？
要看懂这种资助者和受助者的关系，倒也不是完全不可逾越的文化障碍，而且可以有非常多的角度，法律专家大概很快就会从税制和其他有关法律制度去破解。但既然谈的是文化领域的事情，不如还是从历史长河中寻找提示。
影子中的梅塞纳斯
尽管在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资助博物馆的主力都是企业家，但最早实践“梅塞纳”的是政界人士，这个词本身就源自古罗马帝国初年的重要人物——盖乌斯·梅塞纳斯（Gaius Cilnius Maecenas，约公元前69年至公元前8年）。观察此公行状应该最有助于我们破解答案。
梅塞纳斯说起来是骑士阶级（古罗马两个上层阶级之一，仅次于元老阶级）出身，号称有曾长年与罗马分庭抗礼的伊特鲁里亚王族的血统，还在希腊留过学。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概相当于生活在新中国的国民党高级投诚将领后裔，且曾经留美。要说他是古罗马的重要人物，略有那么点牵强。因为今天人们知道梅塞纳斯，主要还是因为他对艺术的支持，而不是因为他在帝国政坛的作为。可细细梳理他的事略，其人脉与功绩却又确实至关重要。
他与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屋大维是挚友，两人亲密到后者跟梅塞纳斯的妻子有一腿的程度。但戴了绿帽子的梅塞纳斯并没有与这位皇帝朋友反目，而是帮了他几个关键的大忙。他首次出现在史籍上便是因为帮助屋大维打击后三头联盟的另一个巨头马可·安东尼。最终帮助屋大维打败安东尼的是屋大维的驸马阿格里帕，而驸马与公主的好事就是梅塞纳斯说成的。屋大维曾拐弯抹角地跟前三头联盟大佬之一庞培扯上了姻亲关系，梅塞纳斯又是其中推手。可以说梅塞纳斯是位政治红娘，为屋大维梳理内政、人脉以及组建团队立下汗马功劳。
不仅如此，梅塞纳斯还为屋大维建立了类似锦衣卫的秘密警察组织，采集帝国广阔疆域内的情报。每当皇帝陛下离开罗马，他还经常充当皇帝的代表，成功粉碎针对皇帝的阴谋。两人的政治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从中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梅塞纳斯要么混迹于皇帝的裙带之间，要么做些见不得光的事，几乎始终躲在屋大维的阴影里，很少自己独当一面。因此称他为“影子中的梅塞纳斯”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从影中政客到影中文人
愿意躲在影子里也并非没有原因。梅塞纳斯并不眷恋权位，他出身于骑士阶级，又功勋非凡，却终其一生也没有升级为元老，恐怕为的就是不进入帝国政治机器的“彀中”。中年以后，他干脆淡出政治，醉心于艺术和文学，开始了更为后世熟知和称道的人生。
他的好朋友、著名诗人贺拉斯也提到过此公的淡泊：“梅塞纳斯是骑士的骄傲。他越是推让，便越是从诸神那里获得馈赠。”类似的诗句还有很多，这都要归功于他与当时文人的一段友谊佳话。当时正是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期，而许多著名诗人都是梅塞纳斯在罗马别墅的座上宾。罗马别号“七丘之城”，这座别墅就位于其中的埃斯奎利诺山（Mons Esquilinus），想来应该是比今天香港的半山区更为高尚的地段。别墅外的花园保留着原始田园风光，更有壮阔的瀑布流过。直到十八世纪还有画家想望当年盛景，描摹成图，例如德国古典主义风景画家雅各布·哈克特（Jakob Philipp Hackert）。
梅塞纳斯常与贺拉斯、维吉尔等当时最为炙手可热的诗人在园中漫步，高谈阔论，偶尔还引吭高歌抒发愉悦之情。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竹林七贤，实在是神仙生活。但神仙生活也引来了皇帝的嫉妒。他死后，屋大维就无耻地将花园收为皇庄。贪心的皇帝终于将他心爱的女人和产业一同夺走。据说后来的尼禄皇帝就是在梅塞纳斯的别墅观赏罗马大火的盛况。
且从梅塞纳斯的悲催人生中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艺方面的活动同样像是在他人的影子里。他的密友们都是一时文豪，可他自己的创作却不为人知。其中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作品失传，而是他的创作实在不大灵光。别看他留学希腊，学历不低，但创作的诗文常常成为笑柄，而嘲笑他的人居然也包括他的皇帝哥们屋大维。甚至到他死后，著名哲学家、尼禄皇帝的老师塞内卡还在继续揶揄他的作品。于是，咱们的主人公再次躲在了他人身后，只是这次遮蔽了他光芒的是文人。意外的知遇之恩 梅塞纳斯恐怕也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把自己无法实现创作的遗憾转化成了对文人朋友们的深情厚谊。史载梅塞纳斯礼贤下士，交友不看重出身。要知道贺拉斯的父亲曾沦为奴隶，维吉尔虽不是来自社会底层，但也不是贵族，而门第显赫的梅塞纳斯都能以真情相待。
他对朋友首先是相当尊重的，特别是尊重他们的才华。想来他但凡起了窃朋友之作据为己有的念头，我们今天恐怕都不会知道他文笔平平这件丑事了。而他为朋友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提供资助。虽然由于常年替屋大维当白手套，梅塞纳斯的财产来源多少有些不清不楚，但可确知的是，他的确非常富有，甚至在远离罗马的埃及也拥有大片土地，役使着大批劳力。而刚才提到的别墅，时人也有直接以宫殿称之的。看淡财富的他把自己的积蓄大把大把投入对文学艺术的支持。与此相关的是，他还能慧眼识才，不惜重金订购作品，让文艺人才能够有施展拳脚的舞台，这对文人恐怕是比资助更好的帮助，因为没有接受施舍的感觉，而是更多了几分尊重。
他投之以桃，文人们自然报之以李，但这种回报始终很节制。维吉尔曾在自己的《农事诗》引言中呼唤梅塞纳斯的名字，可能是最古老的植入广告吧。不过那样倒给人一种朋友间亲密对话的感觉，并无违和感。维吉尔的名著《埃涅阿斯纪》讲述了古罗马人祖先逃离特洛伊，肇建罗马的故事。据说这部作品正是梅塞纳斯资助的，并疑似是为屋大维作爱国主义宣传。不过《埃涅阿斯纪》作为巨著，文学价值并不可因此抹杀，要知道“宣传”出身的文艺精品并不在少数，例如中国的样板戏；何况歌颂的是罗马民族而非屋大维个人，更不是出资人梅塞纳斯本人，这与今天某个企业赞助一个选秀节目便取得冠名权不可同日而语。而朋友能给的最重要的回报恐怕还是悉心的陪伴，让他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即便失去了很多仍可瞑目。可别小看这一点，不仅因为这是他们这段知遇之恩故事里最温馨的一部分，也因为诗人们付出了重大的机会成本，要知道那些时间里他们本可以写作更多名著呢！
其实不知不觉中，后世的“梅塞纳”式的公益资助的框架已经被描摹出来了。一边是热爱高尚事业的有钱人，自己才疏学浅无法亲力亲为，便将那满腔热爱转化为对有才之人的尊重与提携。仗义疏财去提携他人已属不易，尊重恐怕更加难能可贵。如果说梅塞纳斯对友人的尊重还仅仅是推测，那么后世另一位资助人就是把尊重直接放在嘴上了。他就是十六世纪法国的浪漫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他资助过的艺术家最有名的莫过于达·芬奇，这据说也是《蒙娜丽莎》藏于法国的原因。他对这位年长自己四十二岁的艺术家直接以“吾父”相称，这在中国是只有托孤重臣才能享受的待遇，还并非惯例。而艺术家和文人用以回报的则是以含蓄的方式表达出的敬意，或是为资助者珍爱的事业进行创作，甚至与资助者建立深厚友谊。但无论如何，大张旗鼓、长篇大论地为资助者歌功颂德，抛弃作品美感的事是绝不会有的，因为也只有如此才能证明，对方尊重的乃是有节操、值得尊重之人，而非哪家的跳梁小丑。
中国人为何看不懂“梅塞纳”
看到这里，难道可以认为，国人对“梅塞纳”的不解，是因为缺少这样的资助者与被资助者惺惺相惜的历史榜样？深谙国史的读者会很快反驳，我们的榜样绝不在少数，而且无独有偶，也是政治人物，而且经常就是最高领导人皇帝本人。何况比起欧洲，中国可以引以为豪的正是君王们所拥有的文化水平。如果这一点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还不明显，那么到西欧中世纪便高下立判了。那时的欧洲君主和贵族们哪怕只是识字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了。反观中国，文盲皇帝难觅踪迹不说，帝王中还不乏书法家、诗人、画家、音乐家，他们与自己的“同行”理应有更加和谐的关系，创造更多佳话。
不过，某著名艺人也指出过：“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风流天子李隆基曾在宫廷设立梨园培养戏剧人才，至今被封为这一行当的祖师爷。可他也曾询问音乐家李龟年打羯鼓的窍门，李龟年称自己的水准是打坏五十根鼓槌的结果，而明皇则称自己已打坏了四柜子鼓槌。这固然是君臣笑谈，但君王显然有与艺人一争高下的想法。宋徽宗曾成立画院，亲自钻研绘画理论，出版专著，绝对是宋代艺术的财神爷加保护神，最后甚至为艺术误国。可他有个坏毛病，就是在自己喜欢的画作上题跋，而原本的作者不知是否因为不敢贪天之功，未能留下姓名，以至于今天都很难判断哪些画作是徽宗真迹。即便是无心而为，皇帝也已脱不了将他人作品据为己有的嫌疑。隋炀帝的例子更加令人扼腕。与他对文化事业极其吝啬的父亲不同，这位诗才横溢的皇帝大兴文学、宗教，以文化收拾分裂了近三年的人心。但他在如此慷慨的同时却又几乎同等的善妒。他一直对自己的文学才华十分自负，认为自己即便仅凭诗才也能成为天下之主，绝非只是继承祖业。可当感到薛道衡的才华在自己之上时，这位诗人皇帝竟然醋意大发，借机将之杀害，甚至在其临死前问：“更能作‘空梁落燕泥’语否？”
正因为自己也能舞文弄墨，吟诗作画，中国的“资助者”们少了对文学家、艺术家的尊重或是崇拜，多了攀比、嫉妒和残暴。可西人却恰恰因技不如人便干脆以诚、以敬、以宽待之，受惠的文人、艺人也不必过度迎合，更不必恐惧，只需把对方做不到的事尽力做好即可。更何况，近代以后西方的资产阶级完整接过贵族的衣钵，继承了后者对文化的态度，也受到社会的认可；而他们的中国同道至今还在重农抑商传统的阴影中，好不容易搞搞收藏还要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或是附庸风雅，又怎能从容不迫地去“梅塞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