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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蔓延以及美国新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出，2012年我国颁布了《小企业会计准则》，并于2013年施行，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公允价值计量面临新的难题。对于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公允价值计量具有价值相关性与经济后果，体现了市场对资产价值的发现；而部分学者则发现，公允价值计量具有非完全存在性和自膨胀性，导致资本市场泡沫，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关键词：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2-0128-02
一、文献综述
（一）市场反应视角
王海（2007）和孙丽影、杜兴强（2008）等学者从经济后果视角对公允价值的产生背景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公允价值信息的管制安排。
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前，邓传洲（2005）就研究了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发现公允价值披露显著地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调整及持有利得（损失）对股价的影响存在差异，作者把这种差异归咎于投资者看穿了公允价值存在的计量误差。
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王志亮（2010），刘永泽、孙餮（2011），陆宇建、刘翠翠（2011），孙罱（2011），王樾（2011）等学者的研究也显示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后，公允价值信息带来了积极的市场反应。
（二）投资视角
在个人投资者方面，石恒贵、李世新、熊运莲（2010）的研究发现，公允价值会计计量造成了投资行为异化。詹德超、张继勋（2010）则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采用公允价值对资产进行计量的情况下，个体投资者投资的可能性更高。
在机构投资者方面，刘奕均、胡奕明（2010）发现，机构表现出对于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回避态度，我国基金普遍存在短视和羊群行为。白默、刘志远（2011）和栗立钟、谢志华、曾人杰（2011）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公允价值计量层级下的盈余信息对决策相关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国内投资者更倾向于依据活跃交易市场确定的公允价值信息来进行投资决策。
（三）审计视角
朱松、徐浩峰 、王爽（2010）发现，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导致了难以避免的审计风险，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减值表征的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与审计收费之间的相关度更高。
（四）与盈余稳健性的关系
刘斌、吴娅玲（2010）和肖翔、王佳、杨程程（2012）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稳健的会计政策并不意味着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信息。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适度藕合，可以弥补会计稳健性的不足，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二、会议经典论文解读
（一）支持的观点
在经验研究方面，刘浩、杨尔稼、李灏、孙铮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结构入手，讨论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是否随着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从而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效率，以及深化对中国会计改革的经济后果的讨论。文章建立三个模型分别进行了检验。
1.模型一：
实证结果显示：FV1系数显著，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确实进行了动态调整：高管薪酬确定时考虑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公允价值计量提高了会计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契约相关性。
综合收益FV2的系数不显著，则显示高管的薪酬契约中存在着较大的“功能锁定”（赵宇龙，1999），即薪酬契约在较为机械的使用利润表，无法主动的使用财务报表提供的多种信息，尚未从利润表的使用拓展到资产负债表的使用，说明高管薪酬的动态调整尚不充分：只关注利润表而没有关注资产负债表中的公允价值计量。
2.模型二：
其中，D是哑变量，当FV<0的时候，D=1；当FV>0的时候，D=0。
高管在公允价值损益为正的情况下，按照激励强度，从公司处获得了更高的报酬；但是在公允价值损益为负的情况下，并未随之调减自身的薪酬。
研究结果与徐经长、曾雪云（2010）和张金若、张飞达、邹海峰（2011）等人的结论一致。由此看来，以往研究中发现的高管薪酬对会计利润的不对称性，在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依然继续。
3.模型三：
residual=β0+β1FV+β2central·FV+β3local·FV+β4east+β5center+β6central+β7local+β8lwage+β9ldirnum+yeat&industry dummy+ε （4）
在FV1>0的子样本里，相对于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直接的正相关关系显著要弱化。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在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更愿意进行契约薪酬的动态调整：增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综合收益FV2>0的样本中，β1显著大于零，而β2.β3显著小于零，说明对于综合收益FV2的“功能锁定”的判断可能是不全面的，即在整体上综合收益FV2与高管薪酬之间是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的，但是在综合收益FV2>0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较国有企业（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国有企业）而言，已经将计入资产负债表的资本公积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和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一起，用于高管的薪酬契约中。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已经较国有企业更早开始使用更为丰富的非利润表数字，开始破解拘泥于利润表数字的“功能锁定”。这为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提供了一个证据：民营企业中的契约对于新的信息的使用是敏锐而充分的。
在模型研究方面，曲晓辉、刘强安构造了“公允价值域”模型对这些问题再进行深入的分析（如图1），认为：（1）这个价格并不是企业Ω真实出售该资产Φ的价格，而是市场对该资产最优使用的竞争价格。对企业Ω来说，这只是一个参照价格。（2）企业Ω通过对比在t2时点上资产Φ的可实现价格（图中的C点）与这个市场价格（图1中的B点），企业拥有按照这个市场价格出售资产获取货币的机会，但是具体行动需要受到该企业进行投资能力（即，出售资产获取的货币可否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图1的B点这个市场价格，很明显是基于市场对该资产的可能使用的竞争而产生的，这充分说明公允价值计量是一种以市场参与者为基础的计量，而不是特定主体以其使用效用为基础的计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公允价值计量（后续计量）其实建立在一种假设交易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进行计量时的市场价格只是一个参照价格，并不是出售该资产时的真实交易价格。这体现了公允价值计量具有的“虚拟性”特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主要体现了一种获利机会。这种获利机会体现为资产在市场上出售换回货币的能力。所以，市场参与者利用这种价格进行决策。通过对比换回货币的数量与使用资产产生的价值，企业进而可以做出继续使用或通过市场出售的行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资产可以保留在其最优使用者的手中。所以，采用市场退出价格（脱手价格）是合适的，它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市场参与者观、虚拟交易等特征在逻辑上是一致性的。当然，市场必须是活跃的、有序的，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可以有效反映资产价值。公允价值计量强调使用退出价格，但却不使用清算交易或强迫交易时的资产价格。公允价值计量只是从市场角度，对资产价值的重新估计。因此，也可以说，公允价值计量，它的市场参与者观、交易的虚拟性、有序交易、退出价格等特征体现了市场对资产价值的发现。
（二）中立的观点
赵瑞、陈金龙、龚志文采用Jensen指数（Jensen指数为公司股票在t年的实际收益率与期望收益率之差，用于衡量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相对业绩表现，即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作为公司绩效变量的选择：
研究结果显示：公允价值的运用并不能带来企业的超额收益。会计计量属性仅是一种会计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绩效。并不存在赵玉龙等提出的功能锁定效应。建议加强对公允价值的监管就能有效避免公允价值的波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三）批评的观点
袁明哲、刘慧凤通过建立卖方资产效用函数和买方资产效用函数，经过推导，发现公允价值会计具有两个致命的内在缺陷：非完全存在性和自膨胀性。
非完全存在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不存在满足公允价值定义的交换价格。当资产价格降到持有价值（可以持有资产的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折现值来衡量）时，交易便会停止，公允价值不再存在。我们把超出市场均衡成交量的那部分资产供给称为“过剩供给”。
在不存在公允价值时，仍可能存在活跃的市场，当然，这时的市场价格并不能卖掉卖方所有的资产。卖方的资产在此时按活跃市场报价作为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实际上虚增了资产的价值。这种泡沫称为“过剩供给泡沫”。
自膨胀性：是指企业正常盈利带来的资产公允价值增加额，经公允价值会计的计量，转化为数倍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增加额。
公允价值不存在时仍要以公允价值计量是荒唐的，而把活跃市场报价误认为是公允价值又将导致价值泡沫。对于特定企业，所持有的其他企业股权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似乎能够实现相应的现金流量，但若把整个股票市场当做一个整体来看，股权资产的公允价值增额则演化为纯粹的数字游戏，完全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现金流量。这两个缺陷都将导致资本市场的价值泡沫，从而引发资本市场的金融危机。
三、不足与展望
首先，公允价值存在估值问题。在不存在公开市场的情况下，需要借助专家或者评估机构，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气估计结果不尽一样。
其次，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环境分析不足。我国存在关联交易、双重上市、交叉持股等现象，且投资行为较严重，导致股价扭曲，资本市场有效性不足。
再次，建议可操作性较弱。根据实证研究方法提出的建议缺乏系统性和具体性，缺少制度建设和政策协调能力。
过去研究经历了公允价值与金融危机的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缺乏流动性的条件下，以模型估值为基础的作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非客观性放大了资本市场的顺周期效应。
因此，一方面，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充分了解公允价值引入产生的经济后果，在坚持相关性、客观性、及时性的原则下，完善不同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更好地为投资者决策服务；另一方面，未来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利润表，而应更多地关注日益繁多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为其计量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参考文献：
[1] 孙丽影，杜兴强.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管制安排[J].会计研究，2008，（11）.
[2] 刘浩，杨尔稼，李灏，孙铮.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动态调整[C].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10年专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会计与财务问题研讨会.
[3] 袁明哲，刘慧凤.允价值会计的内在缺陷与金融危机[C].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10年专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会计与财务问题研讨会.[责任编辑 王 佳]
关键词：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经济后果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2-0128-02
一、文献综述
（一）市场反应视角
王海（2007）和孙丽影、杜兴强（2008）等学者从经济后果视角对公允价值的产生背景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需要进一步强化公允价值信息的管制安排。
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前，邓传洲（2005）就研究了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影响，发现公允价值披露显著地增加了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调整及持有利得（损失）对股价的影响存在差异，作者把这种差异归咎于投资者看穿了公允价值存在的计量误差。
在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王志亮（2010），刘永泽、孙餮（2011），陆宇建、刘翠翠（2011），孙罱（2011），王樾（2011）等学者的研究也显示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后，公允价值信息带来了积极的市场反应。
（二）投资视角
在个人投资者方面，石恒贵、李世新、熊运莲（2010）的研究发现，公允价值会计计量造成了投资行为异化。詹德超、张继勋（2010）则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在采用公允价值对资产进行计量的情况下，个体投资者投资的可能性更高。
在机构投资者方面，刘奕均、胡奕明（2010）发现，机构表现出对于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回避态度，我国基金普遍存在短视和羊群行为。白默、刘志远（2011）和栗立钟、谢志华、曾人杰（2011）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公允价值计量层级下的盈余信息对决策相关性的影响存在差异，国内投资者更倾向于依据活跃交易市场确定的公允价值信息来进行投资决策。
（三）审计视角
朱松、徐浩峰 、王爽（2010）发现，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导致了难以避免的审计风险，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减值表征的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与审计收费之间的相关度更高。
（四）与盈余稳健性的关系
刘斌、吴娅玲（2010）和肖翔、王佳、杨程程（2012）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稳健的会计政策并不意味着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信息。公允价值与会计稳健性适度藕合，可以弥补会计稳健性的不足，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二、会议经典论文解读
（一）支持的观点
在经验研究方面，刘浩、杨尔稼、李灏、孙铮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结构入手，讨论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是否随着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从而研究中国上市公司的薪酬契约效率，以及深化对中国会计改革的经济后果的讨论。文章建立三个模型分别进行了检验。
1.模型一：
实证结果显示：FV1系数显著，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确实进行了动态调整：高管薪酬确定时考虑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公允价值计量提高了会计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契约相关性。
综合收益FV2的系数不显著，则显示高管的薪酬契约中存在着较大的“功能锁定”（赵宇龙，1999），即薪酬契约在较为机械的使用利润表，无法主动的使用财务报表提供的多种信息，尚未从利润表的使用拓展到资产负债表的使用，说明高管薪酬的动态调整尚不充分：只关注利润表而没有关注资产负债表中的公允价值计量。
2.模型二：
其中，D是哑变量，当FV<0的时候，D=1；当FV>0的时候，D=0。
高管在公允价值损益为正的情况下，按照激励强度，从公司处获得了更高的报酬；但是在公允价值损益为负的情况下，并未随之调减自身的薪酬。
研究结果与徐经长、曾雪云（2010）和张金若、张飞达、邹海峰（2011）等人的结论一致。由此看来，以往研究中发现的高管薪酬对会计利润的不对称性，在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依然继续。
3.模型三：
residual=β0+β1FV+β2central·FV+β3local·FV+β4east+β5center+β6central+β7local+β8lwage+β9ldirnum+yeat&industry dummy+ε （4）
在FV1>0的子样本里，相对于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直接的正相关关系显著要弱化。民营企业较之国有企业，在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下，更愿意进行契约薪酬的动态调整：增强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综合收益FV2>0的样本中，β1显著大于零，而β2.β3显著小于零，说明对于综合收益FV2的“功能锁定”的判断可能是不全面的，即在整体上综合收益FV2与高管薪酬之间是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的，但是在综合收益FV2>0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较国有企业（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国有企业）而言，已经将计入资产负债表的资本公积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和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一起，用于高管的薪酬契约中。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已经较国有企业更早开始使用更为丰富的非利润表数字，开始破解拘泥于利润表数字的“功能锁定”。这为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率提供了一个证据：民营企业中的契约对于新的信息的使用是敏锐而充分的。
在模型研究方面，曲晓辉、刘强安构造了“公允价值域”模型对这些问题再进行深入的分析（如图1），认为：（1）这个价格并不是企业Ω真实出售该资产Φ的价格，而是市场对该资产最优使用的竞争价格。对企业Ω来说，这只是一个参照价格。（2）企业Ω通过对比在t2时点上资产Φ的可实现价格（图中的C点）与这个市场价格（图1中的B点），企业拥有按照这个市场价格出售资产获取货币的机会，但是具体行动需要受到该企业进行投资能力（即，出售资产获取的货币可否投入产生更大的价值），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图1的B点这个市场价格，很明显是基于市场对该资产的可能使用的竞争而产生的，这充分说明公允价值计量是一种以市场参与者为基础的计量，而不是特定主体以其使用效用为基础的计量。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公允价值计量（后续计量）其实建立在一种假设交易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进行计量时的市场价格只是一个参照价格，并不是出售该资产时的真实交易价格。这体现了公允价值计量具有的“虚拟性”特征。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主要体现了一种获利机会。这种获利机会体现为资产在市场上出售换回货币的能力。所以，市场参与者利用这种价格进行决策。通过对比换回货币的数量与使用资产产生的价值，企业进而可以做出继续使用或通过市场出售的行为。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资产可以保留在其最优使用者的手中。所以，采用市场退出价格（脱手价格）是合适的，它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市场参与者观、虚拟交易等特征在逻辑上是一致性的。当然，市场必须是活跃的、有序的，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可以有效反映资产价值。公允价值计量强调使用退出价格，但却不使用清算交易或强迫交易时的资产价格。公允价值计量只是从市场角度，对资产价值的重新估计。因此，也可以说，公允价值计量，它的市场参与者观、交易的虚拟性、有序交易、退出价格等特征体现了市场对资产价值的发现。
（二）中立的观点
赵瑞、陈金龙、龚志文采用Jensen指数（Jensen指数为公司股票在t年的实际收益率与期望收益率之差，用于衡量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相对业绩表现，即获得超额收益的能力）作为公司绩效变量的选择：
研究结果显示：公允价值的运用并不能带来企业的超额收益。会计计量属性仅是一种会计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绩效。并不存在赵玉龙等提出的功能锁定效应。建议加强对公允价值的监管就能有效避免公允价值的波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三）批评的观点
袁明哲、刘慧凤通过建立卖方资产效用函数和买方资产效用函数，经过推导，发现公允价值会计具有两个致命的内在缺陷：非完全存在性和自膨胀性。
非完全存在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不存在满足公允价值定义的交换价格。当资产价格降到持有价值（可以持有资产的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折现值来衡量）时，交易便会停止，公允价值不再存在。我们把超出市场均衡成交量的那部分资产供给称为“过剩供给”。
在不存在公允价值时，仍可能存在活跃的市场，当然，这时的市场价格并不能卖掉卖方所有的资产。卖方的资产在此时按活跃市场报价作为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实际上虚增了资产的价值。这种泡沫称为“过剩供给泡沫”。
自膨胀性：是指企业正常盈利带来的资产公允价值增加额，经公允价值会计的计量，转化为数倍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增加额。
公允价值不存在时仍要以公允价值计量是荒唐的，而把活跃市场报价误认为是公允价值又将导致价值泡沫。对于特定企业，所持有的其他企业股权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似乎能够实现相应的现金流量，但若把整个股票市场当做一个整体来看，股权资产的公允价值增额则演化为纯粹的数字游戏，完全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现金流量。这两个缺陷都将导致资本市场的价值泡沫，从而引发资本市场的金融危机。
三、不足与展望
首先，公允价值存在估值问题。在不存在公开市场的情况下，需要借助专家或者评估机构，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气估计结果不尽一样。
其次，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环境分析不足。我国存在关联交易、双重上市、交叉持股等现象，且投资行为较严重，导致股价扭曲，资本市场有效性不足。
再次，建议可操作性较弱。根据实证研究方法提出的建议缺乏系统性和具体性，缺少制度建设和政策协调能力。
过去研究经历了公允价值与金融危机的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缺乏流动性的条件下，以模型估值为基础的作为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非客观性放大了资本市场的顺周期效应。
因此，一方面，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充分了解公允价值引入产生的经济后果，在坚持相关性、客观性、及时性的原则下，完善不同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更好地为投资者决策服务；另一方面，未来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利润表，而应更多地关注日益繁多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为其计量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持。
参考文献：
[1] 孙丽影，杜兴强.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管制安排[J].会计研究，2008，（11）.
[2] 刘浩，杨尔稼，李灏，孙铮.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契约的动态调整[C].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10年专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会计与财务问题研讨会.
[3] 袁明哲，刘慧凤.允价值会计的内在缺陷与金融危机[C].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2010年专题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会计与财务问题研讨会.[责任编辑 王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