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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有感二首》，以五言排律写成，专为甘露事变而发。虽措辞隐约，却褒贬精严，论如史断，故始终为人称道，如清朱彝尊云：“少陵诗史又何加焉？”稍后的《重有感》，以七律写成，辞意更见显豁，却反而招致“难解”的非议，如明顾璘云：“此篇所言何事？次联粗浅，不成风调。古人纪事必明白，但至褒贬乃隐约，未有如此者。”清吴乔亦云：“其命意视《无题》诗更奥。”
先看《有感二首》：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首先，从遣辞来看，《有感》用意雕琢，對仗精巧，更不乏倒装、代字，以造成“意隔”的效果。以“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休”为例，“证逮”是词内倒装，正常语序应该是“逮证”，意谓用于逮捕的证书。同时，“符书”二字同属“虞（鱼）”韵，“性命”同属“清（庚）”韵，则是以叠韵为对仗的巧笔。
其次，以用典而言，《有感》时见晦涩，乃至叠加故事以纪事。例如，“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的首句有倒装，又连用袁绍、屈氂故事，用以说明郑注、李训谋诛宦官，却反而为其所杀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与袁绍共同谋诛宦官的，是在汉末专权的外戚何进。何进不纳陈琳建议，执意交结袁绍，引兵犯阙，以致反为宦官诱杀。与此相比，刘屈氂贵为丞相，因宦者诬告而招致族诛，则显然是缺失了“谋诛宦官”的部分。这意味着，以叙事而论，何进才是更为符合的人选。并且，何进字“遂高”，与“屈氂”二字同平仄，还能够被直接替换。不同的是，何进作为擅权的外戚，加之决策失误，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的意味；刘屈氂无辜枉死，才能激起更多读者的同情与愤恨。可见，此处以刘屈氂替代何进的真正原因，当是出于诗歌“褒贬”，而非“纪事”的需要。
最后，有关《有感二首》的褒贬态度，先以“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为例。上句出自《魏志》，云：“太祖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下句则出自《易》疏，云：“十一月一阳生。”与前论用典相似，此联叠用典故而更见晦涩，但是，作者的褒贬态度却还是异常明晰。“五色棒”指皇权威势，“一阳生”是国运所在。诗中分别加诸“苍黄（仓皇）”“掩遏”，几近于直斥文宗，不知倚重朝中“老成”，却与小人谋，以至仓皇举棋，招致覆败。
总之，尽管《有感二首》的文辞艰涩，却难能可贵地始终具有强烈、明确的褒贬态度。诸如“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的慨叹，甚至已经超出“褒贬隐约”的范畴，成为直斥。“胡雏”用石勒故事，据清人朱鹤龄注，《晋書》载：“石勒年十四，倚啸上东门。王衍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异志，恐将为天下患。’遣使收之，会勒已去。”在这里，作者既肯定唐文宗前后两次谋诛宦官的决心；却又痛心于其所用非人，不满郑注、李训的疏阔浅谋。即便如此，李商隐对于郑注、李训的为人，却也是有所区别的：视李为志大才疏者，而视郑为奸邪小人。如此，则无愧于朱彝尊“少陵诗史又何加焉”的评价。
回顾甘露事变，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与郑注、李训谋，欲以观祥瑞（甘露）为名，诱杀宦官。事泄，宦官仇士良等先发制人，郑、李无奈仓皇迎敌，终致惨败。朝官、士卒及百姓牵连被杀者约一千六百余人。朝臣如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以及御史中丞李孝本等皆惨遭族诛，腰斩枭首于市。在此之前，又有大和四年（830）的宋申锡之变，同样是谋事不密，先为宦官觉察，反诬宋申锡谋逆，致其贬死开州，而坐死及流窜者亦数十百人。由此可见，虽然李商隐在《有感二首》中，倾向于将郑、李区别对待，但在暗指文宗用人不当的主要观点上，却是简洁明了，切中肯綮的。
再来看《重有感》，写的是甘露事变之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数次上书一事。诗曰：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与《有感二首》相比，首先，《重有感》的遣词更加疏朗平易。以首联为例，玉帐、牙旗，用以指代刘从谏部曲；“得上游”三字，说尽宠遇优渥、军备强大、地近京畿，也暗示着勤王匡扶之事，刘从谏当仁不让。末联用代字，却都显豁，如“星关”指代宫禁皇城，“幽显”则分别指代黄泉之下的死者与阳间的生者，呼应“昼号夜哭”。
其次，《重有感》仅有颔联用典。虽然仍是叠加用典以叙事，但事件的梗概，却早已见诸文字。即使隐去事主，也并无妨碍，如：“（刘从谏）表已来关右，军宜次石头。”如果结合典故，也只能是援引先贤事例，加强诗意：窦融上书请战，东破隗嚣，归附东汉；陶侃勒兵勤王，会盟石头（城），平定叛乱。
最后，是有关《重有感》的褒贬问题。这是本诗之所以因“难解”而聚讼纷争的关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来看历代各家的大致观点，主要有三派：
其一，以钱龙惕、何焯、陆昆曾、胡以梅、冯浩、陆士湄等为代表，既肯定李商隐对刘从谏“勒兵勤王”的寄望，又对刘从谏本人持有完全正面的评价。为此，诸家不惜曲解原诗，只承认李商隐对刘从谏的颂扬，而纷纷将其中的讽喻微词，尽数归之于他人。以冯浩、陆士湄为例，就极力将“蛟龙”解释为文宗，将“鹰隼”解释为坐视不理的朝臣与藩镇，认为颈联的意思是：刘从谏虽然痛心文宗受制于阉宦，却因缺乏羽翼而孤掌难鸣。这种将诗歌明显带有不满情绪的部分，从全篇剥离出来的行为，很能说明论者试图提纯“褒贬”态度的努力。
其二，以纪昀、程梦星、朱彝尊等为代表。他们熟稔史料，对刘从谏的私心也有所察觉，因此，是有条件地肯定刘从谏的上书行为，并坚决反对“清君侧”的行为。其中，纪昀不满原诗观点，直言：“（李商隐）竟以称兵犯阙望刘从谏，汉十常侍之已事，独未闻乎？”而程、朱一向推重义山，为了加以维护，也都不惜曲解诗意。例如，朱氏解颔联，特意点出“宜次”二字，说明义山所望，不过是刘从谏的勒兵威慑而已。 其三，清人屈复既肯定李商隐对刘从谏的复杂态度，也肯定其“清君侧”的寄望，因此，是论诗最为接近原旨的古人。近人张采田，乃至刘学锴等，也大多认为：“义山忧国情深，于从谏不免望之殷而责之切，故诗中每于祈望之中微露不满、焦急与愤懑。”
以上解诗的分歧，主要围绕两点展开，主要是：李商隐如何评价刘从谏的行为？以及，李商隐是否有意促成刘从谏引兵犯阙、诛杀宦官的“清君侧”行为？
先看第一个问题，据《新唐书》载，刘从谏为人“性奢侈”“无远略”。大和七年（832）春，文宗“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归镇。初，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又云：“泽潞刘从谏本与（李）训约诛郑注。及训死，愤（仇）士良得志，乃上书言……”可见，其上书之举，虽有助于皇室，却也很难说是完全出于“忠义”的公心。这在他本人的上书中，也有迹可循，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
（《资治通鉴》）因此，《重有感》的颈联云“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很可能是为此而发的。蛟龙、鹰隼，皆指刘从谏。蛟龙兴风作浪，鹰隼翱翔蓝天，皆缘其本性，一如藩镇当守其“安危须共主君忧”的本职。蛟龙何愁失水？是试图解开刘从谏“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的疑惧。鹰隼缘何绝迹？则是不满刘从谏逡巡自守，更在劝勉之际，以高天的寂寥，影射文宗的孤立无援。其中，“岂有”是反问，“更无”是递进，似此双虚字领首的七律构句法极易流于平弱，而此处意在强调，反倒转出殷勤、迫切的意味。
有关第二个问题，则有末联堪为定论。先不论颔联“宜次”二字，是否当依朱彝尊所解。末联云：“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却是明确以生者、死者的昼夜号哭，来催促刘从谏领兵讨逆，剑指禁阙，以收复皇权的。除此之外，《有感二首》其二云：“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这更是李商隐寄望“清君侧”的有力旁证。
回顾事件的始末，开成元年（836），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数次上表，斥责宦官“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又请问宰相王涯等人的罪名（暗指宦官肆意屠戮朝臣），声称：“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有赖于此，原本恓惶不已的文宗稍得安心，但晚景抑郁，无复欢颜。《新唐书》载：
开成四年，苦风痹，少间，召宰相见延英，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谓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后不复朝，至大渐云。
事实上，刘从谏上书的结果，是在王朝的藩镇与宦官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妥协与平衡。文宗虽得暂免性命之虞，却也彻底沦为傀儡。
面对如此时局，在开成元年提笔写下《重有感》的李商隐，自然是进退维谷。一方面，明知刘从谏是小人，性奢侈，无远略；另一方面，却再也找不到可以寄望的英雄，只能竭力以“安危须共主君忧”来劝勉刘从谏。因此，《重有感》写着颂扬、责备、不满、忧伤、悲愤等复杂多变的感情，却始终不能如《有感二首》那般，被提纯为二元对立的简单褒、贬。其间用意婉转，或得益于李商隐娴熟的幕府文书技艺，却有悖于向来“论如史断”的审美追求。
不仅如此，李商隐自称：“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能攘取经史，讳忌时世。”
（《上崔华州书》）这也导致他的思考，并不遵循主流意见。后世文人论及《重有感》，或是全面肯定刘从谏，或是坚决反对领兵犯阙，其褒贬态度也大多是与李商隐的原意相违。在此基础上，不管是如纪昀责备李商隐“褒贬失当”，还是如朱彝尊、冯浩、程梦星等，不惜曲解诗意，以迎合各自认可的价值观，都是在为《重有感》的解读，增置人为障碍。
品读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得出结论：《有感二首》褒贬明确，只是难在字句，故训诂通而全篇豁然开朗；《重有感》字句平易，却难在情思，七律五十六字之内，有抑有扬，亦悲亦喜。加之与因褒贬隔阂所带来的曲解、误解，则宜乎“难解”之名。这意味着，向来以“难解”著称的李商隐诗，与其说是因典故生僻，意象密集而造成阅读障碍，倒不如说是因复杂、跳跃的情思而导致。这在《锦瑟》诗中也有明确的体现，诗曰：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滄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与《重有感》相似，此诗的遣词、用典，都还算是比较平易的。只是，由意象构筑的情思，缥缈幽微，始终不可言说。读者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那份失去美好感情后恍然大悟的落寞、惆怅，但是，诗人却并不打算说明失去的是什么，更不打算说明这份追忆因何而起。古人为诗，诚如明人顾璘所言，追求的是：“纪事必明白，但至褒贬乃隐约。”而所谓“褒贬隐约”，指的也是“一字寓褒贬”“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换言之，褒贬可以隐约，但是态度必须明确。这恰是《有感二首》有别于《重有感》，能够获得历代认可的原因。古人作诗，讲究缘起，因何时、何地、何事、何物，触动心扉？同样，诗人也讲究功用：抒情言志，惩恶扬善，应用酬答。但是，李商隐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消解了传统的“缘起”与“功用”，从而致力于将更为复杂的感情融入诗歌，比如矛盾、猜疑、纠结与犹豫。在纷乱的情绪线索之间，读者很难去提炼出简洁的态度，只能随其迷惘。这便是李商隐诗歌“难解”的关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先看《有感二首》：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鬼箓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御仗收前殿，兵徒剧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首先，从遣辞来看，《有感》用意雕琢，對仗精巧，更不乏倒装、代字，以造成“意隔”的效果。以“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休”为例，“证逮”是词内倒装，正常语序应该是“逮证”，意谓用于逮捕的证书。同时，“符书”二字同属“虞（鱼）”韵，“性命”同属“清（庚）”韵，则是以叠韵为对仗的巧笔。
其次，以用典而言，《有感》时见晦涩，乃至叠加故事以纪事。例如，“如何本初辈，自取屈氂诛”的首句有倒装，又连用袁绍、屈氂故事，用以说明郑注、李训谋诛宦官，却反而为其所杀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与袁绍共同谋诛宦官的，是在汉末专权的外戚何进。何进不纳陈琳建议，执意交结袁绍，引兵犯阙，以致反为宦官诱杀。与此相比，刘屈氂贵为丞相，因宦者诬告而招致族诛，则显然是缺失了“谋诛宦官”的部分。这意味着，以叙事而论，何进才是更为符合的人选。并且，何进字“遂高”，与“屈氂”二字同平仄，还能够被直接替换。不同的是，何进作为擅权的外戚，加之决策失误，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的意味；刘屈氂无辜枉死，才能激起更多读者的同情与愤恨。可见，此处以刘屈氂替代何进的真正原因，当是出于诗歌“褒贬”，而非“纪事”的需要。
最后，有关《有感二首》的褒贬态度，先以“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为例。上句出自《魏志》，云：“太祖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下句则出自《易》疏，云：“十一月一阳生。”与前论用典相似，此联叠用典故而更见晦涩，但是，作者的褒贬态度却还是异常明晰。“五色棒”指皇权威势，“一阳生”是国运所在。诗中分别加诸“苍黄（仓皇）”“掩遏”，几近于直斥文宗，不知倚重朝中“老成”，却与小人谋，以至仓皇举棋，招致覆败。
总之，尽管《有感二首》的文辞艰涩，却难能可贵地始终具有强烈、明确的褒贬态度。诸如“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的慨叹，甚至已经超出“褒贬隐约”的范畴，成为直斥。“胡雏”用石勒故事，据清人朱鹤龄注，《晋書》载：“石勒年十四，倚啸上东门。王衍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异志，恐将为天下患。’遣使收之，会勒已去。”在这里，作者既肯定唐文宗前后两次谋诛宦官的决心；却又痛心于其所用非人，不满郑注、李训的疏阔浅谋。即便如此，李商隐对于郑注、李训的为人，却也是有所区别的：视李为志大才疏者，而视郑为奸邪小人。如此，则无愧于朱彝尊“少陵诗史又何加焉”的评价。
回顾甘露事变，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与郑注、李训谋，欲以观祥瑞（甘露）为名，诱杀宦官。事泄，宦官仇士良等先发制人，郑、李无奈仓皇迎敌，终致惨败。朝官、士卒及百姓牵连被杀者约一千六百余人。朝臣如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以及御史中丞李孝本等皆惨遭族诛，腰斩枭首于市。在此之前，又有大和四年（830）的宋申锡之变，同样是谋事不密，先为宦官觉察，反诬宋申锡谋逆，致其贬死开州，而坐死及流窜者亦数十百人。由此可见，虽然李商隐在《有感二首》中，倾向于将郑、李区别对待，但在暗指文宗用人不当的主要观点上，却是简洁明了，切中肯綮的。
再来看《重有感》，写的是甘露事变之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数次上书一事。诗曰：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与《有感二首》相比，首先，《重有感》的遣词更加疏朗平易。以首联为例，玉帐、牙旗，用以指代刘从谏部曲；“得上游”三字，说尽宠遇优渥、军备强大、地近京畿，也暗示着勤王匡扶之事，刘从谏当仁不让。末联用代字，却都显豁，如“星关”指代宫禁皇城，“幽显”则分别指代黄泉之下的死者与阳间的生者，呼应“昼号夜哭”。
其次，《重有感》仅有颔联用典。虽然仍是叠加用典以叙事，但事件的梗概，却早已见诸文字。即使隐去事主，也并无妨碍，如：“（刘从谏）表已来关右，军宜次石头。”如果结合典故，也只能是援引先贤事例，加强诗意：窦融上书请战，东破隗嚣，归附东汉；陶侃勒兵勤王，会盟石头（城），平定叛乱。
最后，是有关《重有感》的褒贬问题。这是本诗之所以因“难解”而聚讼纷争的关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来看历代各家的大致观点，主要有三派：
其一，以钱龙惕、何焯、陆昆曾、胡以梅、冯浩、陆士湄等为代表，既肯定李商隐对刘从谏“勒兵勤王”的寄望，又对刘从谏本人持有完全正面的评价。为此，诸家不惜曲解原诗，只承认李商隐对刘从谏的颂扬，而纷纷将其中的讽喻微词，尽数归之于他人。以冯浩、陆士湄为例，就极力将“蛟龙”解释为文宗，将“鹰隼”解释为坐视不理的朝臣与藩镇，认为颈联的意思是：刘从谏虽然痛心文宗受制于阉宦，却因缺乏羽翼而孤掌难鸣。这种将诗歌明显带有不满情绪的部分，从全篇剥离出来的行为，很能说明论者试图提纯“褒贬”态度的努力。
其二，以纪昀、程梦星、朱彝尊等为代表。他们熟稔史料，对刘从谏的私心也有所察觉，因此，是有条件地肯定刘从谏的上书行为，并坚决反对“清君侧”的行为。其中，纪昀不满原诗观点，直言：“（李商隐）竟以称兵犯阙望刘从谏，汉十常侍之已事，独未闻乎？”而程、朱一向推重义山，为了加以维护，也都不惜曲解诗意。例如，朱氏解颔联，特意点出“宜次”二字，说明义山所望，不过是刘从谏的勒兵威慑而已。 其三，清人屈复既肯定李商隐对刘从谏的复杂态度，也肯定其“清君侧”的寄望，因此，是论诗最为接近原旨的古人。近人张采田，乃至刘学锴等，也大多认为：“义山忧国情深，于从谏不免望之殷而责之切，故诗中每于祈望之中微露不满、焦急与愤懑。”
以上解诗的分歧，主要围绕两点展开，主要是：李商隐如何评价刘从谏的行为？以及，李商隐是否有意促成刘从谏引兵犯阙、诛杀宦官的“清君侧”行为？
先看第一个问题，据《新唐书》载，刘从谏为人“性奢侈”“无远略”。大和七年（832）春，文宗“加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归镇。初，从谏以忠义自任，入朝，欲请他镇。既至，见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请托，心轻朝廷，故归而益骄”。又云：“泽潞刘从谏本与（李）训约诛郑注。及训死，愤（仇）士良得志，乃上书言……”可见，其上书之举，虽有助于皇室，却也很难说是完全出于“忠义”的公心。这在他本人的上书中，也有迹可循，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
（《资治通鉴》）因此，《重有感》的颈联云“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很可能是为此而发的。蛟龙、鹰隼，皆指刘从谏。蛟龙兴风作浪，鹰隼翱翔蓝天，皆缘其本性，一如藩镇当守其“安危须共主君忧”的本职。蛟龙何愁失水？是试图解开刘从谏“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的疑惧。鹰隼缘何绝迹？则是不满刘从谏逡巡自守，更在劝勉之际，以高天的寂寥，影射文宗的孤立无援。其中，“岂有”是反问，“更无”是递进，似此双虚字领首的七律构句法极易流于平弱，而此处意在强调，反倒转出殷勤、迫切的意味。
有关第二个问题，则有末联堪为定论。先不论颔联“宜次”二字，是否当依朱彝尊所解。末联云：“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却是明确以生者、死者的昼夜号哭，来催促刘从谏领兵讨逆，剑指禁阙，以收复皇权的。除此之外，《有感二首》其二云：“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这更是李商隐寄望“清君侧”的有力旁证。
回顾事件的始末，开成元年（836），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数次上表，斥责宦官“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又请问宰相王涯等人的罪名（暗指宦官肆意屠戮朝臣），声称：“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有赖于此，原本恓惶不已的文宗稍得安心，但晚景抑郁，无复欢颜。《新唐书》载：
开成四年，苦风痹，少间，召宰相见延英，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谓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后不复朝，至大渐云。
事实上，刘从谏上书的结果，是在王朝的藩镇与宦官之间，取得了微妙的妥协与平衡。文宗虽得暂免性命之虞，却也彻底沦为傀儡。
面对如此时局，在开成元年提笔写下《重有感》的李商隐，自然是进退维谷。一方面，明知刘从谏是小人，性奢侈，无远略；另一方面，却再也找不到可以寄望的英雄，只能竭力以“安危须共主君忧”来劝勉刘从谏。因此，《重有感》写着颂扬、责备、不满、忧伤、悲愤等复杂多变的感情，却始终不能如《有感二首》那般，被提纯为二元对立的简单褒、贬。其间用意婉转，或得益于李商隐娴熟的幕府文书技艺，却有悖于向来“论如史断”的审美追求。
不仅如此，李商隐自称：“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能攘取经史，讳忌时世。”
（《上崔华州书》）这也导致他的思考，并不遵循主流意见。后世文人论及《重有感》，或是全面肯定刘从谏，或是坚决反对领兵犯阙，其褒贬态度也大多是与李商隐的原意相违。在此基础上，不管是如纪昀责备李商隐“褒贬失当”，还是如朱彝尊、冯浩、程梦星等，不惜曲解诗意，以迎合各自认可的价值观，都是在为《重有感》的解读，增置人为障碍。
品读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得出结论：《有感二首》褒贬明确，只是难在字句，故训诂通而全篇豁然开朗；《重有感》字句平易，却难在情思，七律五十六字之内，有抑有扬，亦悲亦喜。加之与因褒贬隔阂所带来的曲解、误解，则宜乎“难解”之名。这意味着，向来以“难解”著称的李商隐诗，与其说是因典故生僻，意象密集而造成阅读障碍，倒不如说是因复杂、跳跃的情思而导致。这在《锦瑟》诗中也有明确的体现，诗曰：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滄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与《重有感》相似，此诗的遣词、用典，都还算是比较平易的。只是，由意象构筑的情思，缥缈幽微，始终不可言说。读者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那份失去美好感情后恍然大悟的落寞、惆怅，但是，诗人却并不打算说明失去的是什么，更不打算说明这份追忆因何而起。古人为诗，诚如明人顾璘所言，追求的是：“纪事必明白，但至褒贬乃隐约。”而所谓“褒贬隐约”，指的也是“一字寓褒贬”“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换言之，褒贬可以隐约，但是态度必须明确。这恰是《有感二首》有别于《重有感》，能够获得历代认可的原因。古人作诗，讲究缘起，因何时、何地、何事、何物，触动心扉？同样，诗人也讲究功用：抒情言志，惩恶扬善，应用酬答。但是，李商隐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消解了传统的“缘起”与“功用”，从而致力于将更为复杂的感情融入诗歌，比如矛盾、猜疑、纠结与犹豫。在纷乱的情绪线索之间，读者很难去提炼出简洁的态度，只能随其迷惘。这便是李商隐诗歌“难解”的关键。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