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谈话中，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
　　“习总书记，我是浙江省安吉县余村的党支部书记潘文革，欢迎您有时间再去余村看看。”2017年11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潘文革激动地握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手，发出了热切的邀请。
　　潘文革上一次这样近距离地同总书记交流还是在2005年。当时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潘文革是余村的一名村干部。
　　“当时余村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绿色发展的路能不能走得通，该怎么走，我们心里很迷茫，是习近平同志的一番话令我们毅然放弃原有的采矿、水泥等重污染产业，转而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潘文革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也是在那次谈话中，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
　　“如今的余村，既有绿水青山，也有金山银山，应该可以向习总书记作汇报了。”潘文革说。
　　事实上，不仅仅是余村，13年来，安吉县乃至整个浙江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绿水青山最终变为“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浙江境内，七山一水两分田，靠山吃山是人们的传统。而位于北部的湖州地区则因拥有品质上乘的石灰岩，成为著名的建筑石料产地。
　　湖州所辖安吉县余村就是典型的矿山村。
　　早在明清时期，余村就有了开挖银矿和铜矿的历史。改革开放后，开山采石、烧制水泥成为村集体和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余村也因此成为安吉第一批富起来的村庄。
　　“当时村集体每年的收入都能超过300万元，村民们的人均年收入达到8000元，是安吉最富裕的村子之一。”潘文革说。
　　然而，在享受钱包鼓起来的同时，村民们也不得不承受环境不断恶化带来的苦果。
　　“那时候村里总是灰蒙蒙的，走在外面眼睛都睁不开，家家户户都不敢开窗户。很多住在临近村口位置的村民都得了肺病，还有不少村民因采矿事故意外死亡或伤残。”潘文革回忆说。
　　余村的干部們痛定思痛，认为必须转变发展思路。一个契机是，2002年，浙江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浙江”的目标，并在2003年作出建设生态大省的决定。随后，政策导向从省传导到县、乡、村。
　　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余村通过民主决策，从2003年开始关停矿山和水泥厂。到2005年，所有的重污染企业都关停了。同时，村里出资400多万元开始发展旅游业。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非朝夕之功，必然伴随着阵痛。最初的几年，余村一度面临着收入锐减、环境改善也不明显的窘境。
　　关停污染企业之后，2005年村集体的收入下降到了20多万元，村民也一下子失去了收入来源，很多人聚在村委会跟村干部拍桌子反对关停矿山和水泥厂。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潘文革仍心有余悸。“事实上，当时不止是村民们反对，村干部们对于走绿色发展道路究竟对不对、未来村民收入靠什么，也存在诸多疑虑。”他坦言。
　　当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余村调研，村干部们反映了村里的情况，说出了心里的困惑。
　　潘文革向本刊记者回忆道：当时习近平同志听了汇报后，现场脱稿发表了近20分钟的讲话，首先肯定了余村关停重污染企业、恢复生态、发展绿色经济的做法，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坚定了余村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

竹子串起的产业变革

　　要发展绿色经济，必须有自然资源的支撑。在这方面，余村乃至整个安吉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安吉县林业局党委委员张宏亮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安吉作为中国著名的“竹乡”，自古竹资源就十分丰富。
　　20世纪50年代，安吉县的村民们为了生计，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发竹资源。1952年，全国第一家林业合作社便在安吉县下辖的双一村成立。
　　双一村党支部书记朱学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当时村民们把山上的毛竹砍下来，通过长江这一黄金水道，运往苏州、无锡、上海等地，同时也做了一些手工业产品拿出去卖。
　　村民们在当时的村支部书记朱岳年的带领下，探索毛竹的培育技术，并总结出了毛竹丰产的8字经验——“挖、肥、改、保、钩、时、砍、管”，并在全国推广。
　　“当时双一大队毛竹的培育方法在全国很有名气，60年代曾流行‘农业学大寨，林业学双一’的说法。”朱学星的语气中透着自豪。
　　在1979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双一村的毛竹培育技术还获得了国家奖励。
　　竹子逐渐成为安吉县最重要的林业资源。安吉县林业局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安吉的竹林面积达101万亩，占全部林地面积的52%；毛竹的蓄积量超过1.7亿株，居全国第一，年采伐量达3000万株。
　　改革开放后，安吉县丰富的竹资源，吸引了大批台商和日本商人来此投资。安吉县的竹加工产业开始腾飞。
　　安吉林业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安吉共有竹加工企业2162家，产品涉及竹质结构材、竹质装饰材、竹笋食品等8大系列3000余个品种，销往东南亚、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安吉在竹产业方面的积累，为余村的产业变革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发展经验。
　　基于此，村干部确定了余村产业发展的3个主要板块：依托竹林资源，既可以发展加工业，又可以发展旅游业，同时可以配套发展农家乐。
　　在潘文革和其他村干部的带领下，余村的村民们纷纷建起了转椅厂、服装加工厂、竹子加工厂，有的则开起了农家乐。
　　“到2012年，村里已经有48家加工企业，数十家农家乐。村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往的富裕水平。”潘文革说。

林权定了，人心也就定了

　　在张宏亮看来，无论是余村的产业变革还是安吉竹产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林业局主导的两次林权制度改革。
　　上世纪80年代之前，农村的森林、树木、林地均属于村集体所有，村民个人既无林地，又不能私自砍伐竹子。“这极大地限制了林农砍伐、培育竹子的积极性。”张宏亮评价道。
　　为了确保林业的可持续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开始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求明晰农村森林、树木、林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对属于村民个人所有的树木和林地进行林权登记。
　　当时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完成了林权制度改革。
　　“通过那次改革，安吉县完成了‘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的‘三定’工作，将林地的经营权交给了老百姓，激发了林农培育山林的积极性。”张宏亮解释说。
　　朱学星回忆说，林权制度改革之后，村民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权。同时，安吉竹子加工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原竹价格的不断上升，“行情最好的时候一斤原竹能卖0.4元，一亩竹林的收入就能达到800～1200元。这在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2006年，国家林业局开始推动新一轮的林权制度改革，要求明晰所有山林的产权，对属于林农个人的各地林业局要颁发《林权证》。
　　“也就是说林权成为林农的产权，可以作为一种资产进行流转、抵押、入股等。”张宏亮解释道。
　　得益于这项改革，目前安吉县共建成毛竹股份制合作社30家，涉及竹林面积7.14万亩，入社农户3673户；山林流转面积52.4万亩；累计发放林权贷款487笔，森林资源融资超过10亿元。
　　张宏亮认为，正是这两次主要的林权制度改革，使林权逐步稳定在林农手中，“林权定了，人心也就定了。”
　　此外，安吉林业局还在林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探索出了“号竹”的经营模式：林农或合作社要在当年为每棵新长出的竹子标上记号，包括出生年份和产权所有者，确保每一棵竹子都有自己的“身份证”。
　　“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林木的所有权更加固定，减少产权纠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确保每一棵被采伐的竹子都是足年生长的。” 张宏亮解释说。因此，安吉县每年采伐的3000万棵竹子，每棵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每棵都生长了5年。
　　在中国林业科学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谢锦忠看来，安吉县已经成为中国竹产业发展的标杆。
　　“与竹子有关的所有产业形态和产品类型，在安吉都能找到。林科院与他们已有长达50年的合作，现在我们每有一项科研成果，都会在安吉进行转化。”谢锦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从“树让人”到“人让树”

　　随着浙江建设生态大省发展战略的确立，在竹加工产业之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安吉县政府的新任务。
　　2000年，电影《卧虎藏龙》使安吉的竹海胜景为外界所知。这让善于把握机会的安吉人看到了新机遇。
　　“围绕竹子，发展森林旅游和竹文化旅游成为新方向。”张宏亮说。
　　2008年起，安吉便把整个县域作为森林景点进行规划，推动森林旅游迅速升温。
　　为此，安吉下大决心关停了一批小型竹加工企业，并通过政策引导域内竹加工企业安装环保设备，以及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进行转型升级。“因为在毛竹初加工的过程中，仍然会产生废气、废水污染，如果不加控制，未来可能会造成新的污染问题。”张宏亮解释道。
　　“我们要拆掉厂房，恢复农田，把生态工业让位于生态观光产业。”潘文革称。
　　据谢锦忠透露，不止安吉，整个浙江省都在关停竹加工产业，目前浙江省95%的竹加工企业已被关停。
　　随着污染企业的关停，安吉的自然环境进一步改善，森林旅游、生态观光产业发展迅速。安吉林业局的数字显示，目前全县已建成29家森林旅游景点，拥有挂牌农家乐505户，床位1.5万张。
　　潘文革介绍，目前只有280多户人家的余村建起了32家农家乐，“2016年我们共接待了30万人次，2017年应该会超过40万人次。”
　　2016年，余村村集体收入达到380万元，村民的人均收入超过3.5万元。
　　更重要的是，生態保护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在双一村，本刊记者看到，村民们为了保护一棵超过400年的古树，推倒了古树边的房屋，建设了一个小广场。
　　“原先大家为了盖房子破坏古树，是树让人；现在为了保护古树，村民们愿意拆掉房屋，做到了人让树。”朱学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