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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的事业是个圆，在办广播中开启，又在办广播中谢幕。最令我难忘的事情，是在喜马拉雅山中段的卓拉山口对印军广播的一段经历。
22岁那年，即1971年7月，我结束在北京大学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和几个战友一起，从成都军区军直调进了西藏军区政治部，被分配到了广播队。广播队在亚东边防设有广播组，对印军广播。我去了海拔最高、又不通车的卓拉山口。
卓拉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环境十分恶劣，一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由于地处印度洋和青藏高原热冷气流交汇处，就是风和日丽的夏天，这里也是终日云遮雾罩。每日过午，从山下便涌来阵阵云雾。每当被云雾罩住时，生活在哨所的人就胸闷，就头疼，就恶心，吃不下饭。
当时，由于边防建设滞后，战士们终年三三两两，居住在洞不是洞、窝不是窝的穴中。夏天穴中的水啪啪往下滴，用粗板、烂木搭起的“床”下汪着一洼水，被褥湿潮得发臭。冬天滴水形成比象牙还要粗长的冰挂，稍有不慎就碰得头破血流。士兵们在这夏不遮雨、冬不避雪的穴中用一腔热血打发着日子，保卫着祖国。这里看不到报纸，读不上家信，连收音机都收不好，连烛光都照不到。由于气压低，煮不熟饭，大家每天吃着夹生的大米饭和扎嘴的干菜。因缺少维生素，每个人的指甲翘得像小勺一样。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的那场战争过后，为了搞政治攻势，中印双方在中（国）锡（金）边界的几个紧要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一日三遍，你方喊罢我登场。
老同志介绍说，我方当初是隔着界墙喊话，“文革”初期变成扬声器，再后来换成了上千瓦特制的有线广播。硕大的广播喇叭并排安装在最前哨，可扬声十多里。
我们这些学外语的担当的任务是播音，播音内容是比较严肃的，每天三次广播，除了读毛主席语录，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广播的主要内容。节目要在晚上录制好，但由于山口上接收的信号不好，录制节目是最头疼人的一件事，往往要录制两三遍。中央台的印地语节目在晚上十一点以后才有，所以，我们录制好就到了翌日凌晨。
每天早上七点钟准时广播，我们六点钟就得起床发电，高原上部队规定要睡九个小时，可晚上我们只能睡四五个钟头。当时，对印军广播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早晚两头忙，又在哨所搭伙，战士一天不洗脸、一天不吃饭、一月不洗澡是常事儿。
一开始到山口，早来的同志也许是故意逗我们，净讲一些外国兵摸营的事，越听越害怕。不是怕别的，是怕不明不白地当了俘虏。一星期后，就不怕了，半夜开门睡觉也不怕，晚上走夜路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明白了“台风中心最平静”的道理。由于边防政策、边防纪律的约束，双方的哨兵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卓拉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物品，每年夏季都要从亚东镇招募几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时间。运费每斤将近一元，相当5斤大米的钱。那时，我的每月津贴是12元钱，新战士8元。因此，我们在山口上搞广播其代价是很高的。
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是极贫乏的。这个地方很奇怪，种菜不长，养猪不活，一天三餐只能吃陈米、干菜，味同嚼蜡，满嘴泡，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最好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儿山下背来的萝卜和土豆。文化生活上，每周一场电影，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掉牙的片子。因为交通困难，山下就是有好片子也送不上来。于是，一部《地道战》，我们都看过十多遍！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像小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第一天到山口，发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啃吃圆根（藏萝卜），我问组长：“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他笑着说：“哪是兔子，是老鼠！”
卓拉的自然条件是艰苦的，可也有它美的一面。喜马拉雅山上的杜鹃树生命力极强，在山下是乔木，随着海拔升高，变成灌木，到了4000多米，它变成了“小草”，可照开花不误。每当杜鹃花开时，卓拉山口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十分壮观。
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我们的线杆被雪掩埋。我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第二天，从最前哨下山时，又遭遇暴风雪。风在10级以上，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只能在雪地里爬。因为缺氧，风又大，噎的人喘不上气，爬两步就得停下，用手在雪地上刨个窝儿，把脸埋下呼吸。大半天时间，我们才爬了不到50米，几乎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的计划，就近钻进一处哨所。我们的棉裤、毛皮鞋已和皮肉冻结在一起，哨所战士就用皮大衣给我们包上焐，老半天才脱下来。我的脸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最前哨下来后，就到后方野战医院去住了半个月院。现在，每到冬季或上火，我的嘴就会溃烂一次，就是那次落下的后遗症。这次大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经上级批准，我们停止了对印军广播。一段时间后，印方见我方停止了对他们的广播，他们也停止了对我方的广播。从此，亚东边防延续了将近十年的“敌对广播”划上了句号。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成长中最好的肥料，我赞成这种说法。年轻时我在卓拉山口搞广播的这段日子，确实是艰苦的，但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我一辈子不怕苦的性格。
22岁那年，即1971年7月，我结束在北京大学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和几个战友一起，从成都军区军直调进了西藏军区政治部，被分配到了广播队。广播队在亚东边防设有广播组，对印军广播。我去了海拔最高、又不通车的卓拉山口。
卓拉海拔4000多米，高寒缺氧，环境十分恶劣，一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因大雪封山与世隔绝。由于地处印度洋和青藏高原热冷气流交汇处，就是风和日丽的夏天，这里也是终日云遮雾罩。每日过午，从山下便涌来阵阵云雾。每当被云雾罩住时，生活在哨所的人就胸闷，就头疼，就恶心，吃不下饭。
当时，由于边防建设滞后，战士们终年三三两两，居住在洞不是洞、窝不是窝的穴中。夏天穴中的水啪啪往下滴，用粗板、烂木搭起的“床”下汪着一洼水，被褥湿潮得发臭。冬天滴水形成比象牙还要粗长的冰挂，稍有不慎就碰得头破血流。士兵们在这夏不遮雨、冬不避雪的穴中用一腔热血打发着日子，保卫着祖国。这里看不到报纸，读不上家信，连收音机都收不好，连烛光都照不到。由于气压低，煮不熟饭，大家每天吃着夹生的大米饭和扎嘴的干菜。因缺少维生素，每个人的指甲翘得像小勺一样。
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围绕着麦克马洪线的那场战争过后，为了搞政治攻势，中印双方在中（国）锡（金）边界的几个紧要关口，架上了对峙的大喇叭。一日三遍，你方喊罢我登场。
老同志介绍说，我方当初是隔着界墙喊话，“文革”初期变成扬声器，再后来换成了上千瓦特制的有线广播。硕大的广播喇叭并排安装在最前哨，可扬声十多里。
我们这些学外语的担当的任务是播音，播音内容是比较严肃的，每天三次广播，除了读毛主席语录，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广播的主要内容。节目要在晚上录制好，但由于山口上接收的信号不好，录制节目是最头疼人的一件事，往往要录制两三遍。中央台的印地语节目在晚上十一点以后才有，所以，我们录制好就到了翌日凌晨。
每天早上七点钟准时广播，我们六点钟就得起床发电，高原上部队规定要睡九个小时，可晚上我们只能睡四五个钟头。当时，对印军广播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早晚两头忙，又在哨所搭伙，战士一天不洗脸、一天不吃饭、一月不洗澡是常事儿。
一开始到山口，早来的同志也许是故意逗我们，净讲一些外国兵摸营的事，越听越害怕。不是怕别的，是怕不明不白地当了俘虏。一星期后，就不怕了，半夜开门睡觉也不怕，晚上走夜路也不怕。为什么？因为明白了“台风中心最平静”的道理。由于边防政策、边防纪律的约束，双方的哨兵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卓拉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物品，每年夏季都要从亚东镇招募几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时间。运费每斤将近一元，相当5斤大米的钱。那时，我的每月津贴是12元钱，新战士8元。因此，我们在山口上搞广播其代价是很高的。
当时，卓拉山口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都是极贫乏的。这个地方很奇怪，种菜不长，养猪不活，一天三餐只能吃陈米、干菜，味同嚼蜡，满嘴泡，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最好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儿山下背来的萝卜和土豆。文化生活上，每周一场电影，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掉牙的片子。因为交通困难，山下就是有好片子也送不上来。于是，一部《地道战》，我们都看过十多遍！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像小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第一天到山口，发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啃吃圆根（藏萝卜），我问组长：“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他笑着说：“哪是兔子，是老鼠！”
卓拉的自然条件是艰苦的，可也有它美的一面。喜马拉雅山上的杜鹃树生命力极强，在山下是乔木，随着海拔升高，变成灌木，到了4000多米，它变成了“小草”，可照开花不误。每当杜鹃花开时，卓拉山口漫山遍野姹紫嫣红，十分壮观。
1972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我们的线杆被雪掩埋。我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第二天，从最前哨下山时，又遭遇暴风雪。风在10级以上，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只能在雪地里爬。因为缺氧，风又大，噎的人喘不上气，爬两步就得停下，用手在雪地上刨个窝儿，把脸埋下呼吸。大半天时间，我们才爬了不到50米，几乎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的计划，就近钻进一处哨所。我们的棉裤、毛皮鞋已和皮肉冻结在一起，哨所战士就用皮大衣给我们包上焐，老半天才脱下来。我的脸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最前哨下来后，就到后方野战医院去住了半个月院。现在，每到冬季或上火，我的嘴就会溃烂一次，就是那次落下的后遗症。这次大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经上级批准，我们停止了对印军广播。一段时间后，印方见我方停止了对他们的广播，他们也停止了对我方的广播。从此，亚东边防延续了将近十年的“敌对广播”划上了句号。
有人说，苦难是人生成长中最好的肥料，我赞成这种说法。年轻时我在卓拉山口搞广播的这段日子，确实是艰苦的，但正是这段经历，造就了我一辈子不怕苦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