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母遇上难题 |

　　阿什莉·阿尔卡拉兹记得自己开始后悔的时刻——重返职场时，她把襁褓中的女儿佩森送到了一家没有执照的家庭托儿所。她发现女儿就睡在地板上，猫狗在房间里漫步，她还担心其他蹒跚学步的孩子会踩到女儿。阿尔卡拉兹要求工作人员把佩森放到婴儿床里睡觉，但托儿所对此不予理睬，她只好把女儿接回来。
　　这家托儿所是附近最便宜的，而且作为爱荷华州医院一名X光技术员的她已经用完了三周带薪产假和三周无薪假。由于急需信得过的日托服务，她把佩森送到了迪普顿托儿所，这家收费更贵，每月640美元，大约是她工资的18%，但已经是她能找到的价格最低且有执照的托儿所了。阿尔卡拉兹觉得值，她能看出来这里的工作人员是关心她女儿的。
　　百姓负担得起的托儿所是当代美国生活最诱人也是最易破碎的承诺。如果我们最年幼的公民得不到照顾，我们的现代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截至2017年，美国有近1500万名六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是双职工。但除了特别富有的家庭，托儿所对普通人而言是极其昂贵的。美国儿童看护组织表示，在全美28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一年的婴儿托管费用相当于公立大学本科一年的学费。在全国范围内，儿童托管费用平均每年9000～9600美元，很多父母花得甚至更多。在波士顿，36岁的艾米·德沃今年将为两岁女儿的日托服务花费2.1万美元，是她工资的1/3——如果她女儿考上了麻省大学，每年的学杂费都不到这个数。她说：“令人抓狂的是，你有18年的时间来为孩子上大学作准备，但你不可能花18年为日托作准备。”

| 托儿所左右为难 |

　　但托儿所也不能简单地降价。儿童保育经济令人费解，因为父母觉得费用高昂，但保育工作人员的工资其实很低。现年51岁的黛博拉·范德加斯特是上述迪普顿托儿所的负责人，她说这种商业模式如果没有补贴就难以为继。迪普顿托儿所每周全日制婴幼儿托管服务收费160美元，她已经盡力压低价位让父母们能够承受了，但即便这样，也约有25个家庭拖欠款项了。她制订支付计划，帮助父母申请托管援助，有时也让这些父母在托儿所打一些零工还账。
　　范德加斯特说：“当一个家庭付不起款的时候，常识告诉我应该把他们踢出去。”但她理解，这些家庭也不容易。爱荷华州发放托儿所执照时要求保证儿童托管服务的安全和质量，这意味着每四个两岁以下的孩子至少需要一名保育员，每六个三岁以下的孩子也是如此。范德加斯特雇用了15名保育员，每人时薪7.25～10美元。她不能在健康和安全方面削减开支，也不能在食物上偷工减料。她每收一个婴儿和两岁幼儿都在赔钱。她说，十月的某一周，在发完工资后，她的公司银行账户只剩下9.3美元，而她还没买当天托儿所需要的食物。

　　但同时，范德加斯特也知道她给员工发的工资太低：“我给他们发的工资不能维持生计，所以我的员工也不得不领食物券，申请保育援助，因为他们付不起自己的孩子上托儿所的钱。”有一些员工打着第二份工，离职率也很高。范德加斯特不怪员工离职：“沃尔玛、麦当劳、杂货店……这些地方工资都更高。”
　　纽约大学研究家庭与工作的社会学家凯瑟琳·格尔森认为儿童托管行业预示着美国国内其他的经济社会挑战。她说：“这警告我们，即将来临的不仅是一场保育危机或儿童托管危机，而是一场更大的危机：让我们思考如何拥有平衡且合理的生活——既能有尊严地工作，又能组建牢固稳定的家庭。”

| 保育员陷入困境 |

　　洁丝·贝克福德目前为纽约的泰勒夫妇照看他们十个月大的儿子，时薪22美元，加上加班费，她每年挣5.5万美元。贝克福德也有自己的孩子，这些孩子也需要被照顾。她开始当保姆时，儿子只有3岁，现在他已经26了。当时她要工作，只好让自己的姐姐照顾他。她说：“如果我是个保姆，我自己怎么请得起保姆？”
　　希尔比·怀特在迪普顿托儿所工作，教两岁的小朋友辨认颜色、声音和感觉，而与此同时，她八岁的儿子正在上学。在她儿子两岁时，怀特辞掉了以前的工作全职照顾儿子，因为孩子奶奶生病，不能全天看护他，而附近的托儿所不是满员就是太贵。怀特喜欢迪普顿托儿所的这份工作，但她每小时只能挣10.05美元，他们家能够勉强度日，完全是因为她丈夫打两份工，每周工作75小时。29岁的怀特说：“别人觉得我们只是高级保姆，但我们可能是上班族父母一天之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照顾这些孩子，确保他们茁壮成长。”但她也同情这些父母，每当她和丈夫讨论生二胎的问题时，托儿所的费用总是让她踟蹰不前。

　　如今，在孩子不满18岁的家庭中，2/3家庭的父母需要全职工作，甚至加班加点工作。社会对托儿所的需求空前高涨，但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保育就业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份报告，托儿所保育员的工资基本上停滞不前，在1997年至2013年间仅上涨了1%，完全跟不上迅速攀升的生活成本。该报告还指出，在此期间，照顾五岁以下孩子的每周平均成本提高了一倍多。得益于新制定的最低工资法，儿童保育员的薪酬近年来小幅上涨，2018年的时薪是11.17美元。但儿童保育工作仍然是工资最低的职业之一，经济政策研究所指出，儿童保育员的家庭陷入贫困的几率是其他家庭的两倍多。
　　很多没有合法移民身份的保育员更易受到剥削。伊迪斯·门多扎是一名菲律宾移民，她2015年来到纽约，本以为能找到好工作，结果是给四个孩子做饭洗衣当保姆，每周工作80～90个小时，每小时只挣4美元。53岁的门多扎说：“我就是个奴隶，他们不把我当人看。”
　　即便是薪酬不错的保育员，在养育自己孩子方面也要作出牺牲。在儿子开始上幼儿园时，贝克福德花钱请了一名退休的奶奶在家照看放学后的儿子。她每周付给这位奶奶60美元左右，有时用食品杂货或三明治替代工资。她对这种缺乏监管的照看感到不安，这比不上有执照的托儿所，但她别无选择。她说：“我的孩子受苦了，因为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还比不上我和其他人的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 危机孕育转机 |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但我们通常不会把他们和GDP联系起来。然而，质优价廉的托儿服务与我们未来的经济有着直接联系。密歇根大学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教授贝特西·斯蒂文森说：“打造孩子的潜力就是打造国家的潜力。”她认为当前这场保育危机的影响将持续几十年，“如今有整整一代人选择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
　　保守派和自由派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场危机的有效解决方案一定是政府以某种形式投资于儿童保育服务，以及制定更好的带薪（陪）产假政策，这样人们至少头几个月能在家照顾自己的孩子。
　　近期，范德加斯特注意到当地人越来越多地谈论托儿所的匮乏，2020年美国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也在辩论中提到了儿童保育费用的问题，她乐观地认为情况会出现转机。她的托儿所——以及几百万美国家庭——似乎有盼头了。
　　[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