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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认知翻译学的兴起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范式。本文着眼于译者翻译过程，结合认知语言学的认知识解相关理论，分析了“新型大国关系”六个具有代表性英译版本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识解表征。研究发现，翻译过程中对该术语的意识形态内涵识解过程由不成熟到成熟，其中译本的策略和倾向能够以认知识解的不同维度给予合理解释。识解演进过程反映为译文适切性的不断提高，证实了译者认知识解能力在翻译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术语翻译中，识解通过揭示术语潜在的意识形态而自上而下地提高译文准确性。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政治术语;认知识解;认知翻译学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外宣新词翻译的政治考量”（16JZ058）。
作者简介：杨红燕，西安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及翻译学研究。王旭年，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及翻译学研究。
Title： Cognitive Construa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Political Terms： A Case Study of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bstract：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paradigm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translator， and in light of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gnitive construal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six representativ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新型大国关系”.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political term，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construal of the term is a process from immaturity to maturity. This process of construal evolution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versions， and proves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the translator’s cognitive ability of construa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terms， cognitive construal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translation from top to bottom by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ideology of the terms.
Key words：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political terms; cognitive construal;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uthors： Yang Hongy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enter for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yanghy_vip@163.com. Wang Xunian is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864667635@qq.com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和外交文献中不断涌现出大量的反映中国“新制度、新体制、新思潮”的政治新词新语（杨红燕、姚克勤 61）。“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我国新时期的外交高频名词，外宣功能重大，英译质量要求较高。然而，由于高频名词的使用所打造的语篇影响读者的认知表征（廖迅乔、蓝纯 21），译者对“新型大国关系”翻译认知存在明显差异（翟石磊 31）。梳理“新型大国关系”的翻译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是基于政治合理性和法律适用性来评估译本的正确性（翟石磊 31-32;傅强、袁正清 108;杨明星 101;张宏雨 14），但对这一政治术语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识解的研究还不充分。
Ricardo Mu?oz Martín（169）提出的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将认知范式引入翻译研究，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肯定（文旭等 33;Juliane House 87;金胜昔、林正军 102）。Elzbieta Tabakowska（1993）也曾建议将认知语法的识解概念用于分析文学翻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翻译的认知加工过程（Maria Tymoczko 2012），译者认知识解（Construal）是研究的焦点之一。Ronald Langacker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19）认为，“识解”是人们感知并描述相同场景的能力，可以从五个维度进行，即辖域（Scope）、背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突显（Prominence）和详略度（Specificity）。Langacker（55）称识解如同人类用视觉观察一个场景，实际看到的内容取决于观察的详细程度、维度、角度以及注意点等。王寅（57）称，“识解”完全适用于翻译的认知研究，换言之，识解文字蕴含的深层意义能为翻译活动提供切实可行的参照。本文基于识解理论分析“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英译本，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历时识解变化，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识解对准确理解政治术语意识形态内涵并顺利完成译语编码的作用。 二、“新型大国关系”译文演进概述
笔者在搜集语料的过程中发现，“新型大国关系”的英文表述具有阶段性变化规律，对于其历时变化的分析解读将有助于揭示译者认知识解变化过程，从而进一步加深翻译过程中识解理据对译本影响的理解。具体译本如表1：
表1：“新型大国关系”译文
序号 时间 译文 来源
1 2013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中美聚焦网/布鲁金斯学会
2 2014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The Diplomat
3 2014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中国日报英语点津网
4 2015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杨明星
5 2016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中新网
6 2016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中国关键词》
政治术语外宣翻译研究对于加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宣的高频词和关键词之一（杨红燕、姚克勤 62），要翻译这一高度凝练的政治术语，势必要求译者从其外显和意识形态内涵两方面通盘考量，把握其准确意义。“新型大国关系”从表征看是一个具有嵌套式“定中”结构术语。“大国关系”中的“关系”为中心词，而“大国”限定了关系的范畴，形成一个名词短语。以此为中心，再嵌套一个定语“新型”，则形成一个复合式的定中结构名词短语，即“[新型]+[（大国）+（关系）]”。该政治术语的翻译研究将围绕三个部分及其整合关系展开。
2012年，习近平首次就中美关系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治术语以来，国内外先后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英文表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David Shambaugh于2013年3月7日在中美聚焦网发表文章，将“新型大国关系”表述为“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美国主流媒体和政府也认可并采用了译文“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杨明星 2015）。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Bonnie Glaser & Brittany Billingsley（25）使用了“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的英文表达。Language Tips of China Daily网站2014年2月17日发布的新闻中，将“新型大国关系”译为“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随后，杨明星（101）对此译法提出异议，认为由于中美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外交体制上的不同，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解读和翻译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存在巨大差异，外媒对于“major power”一词的内涵并非中方所提倡的“大国”。在西方外交学词典里，“major power”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他国权力的国家，其标准是强权政治、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突显了“强权、权力、列强”等含义。基于此，杨明星认为应将“新型大国关系”翻译为更加中性的“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2015年9月23日中新网Mo Hong’e（2015）在新闻中使用了相同的英文表达。2016年3月23日He Yafei（2016）在一篇新闻中使用了“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的英译版本。2016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新型大国关系”被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在《中國关键词》（2016）一书中，也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翻译为“Developing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其中，“大国”被翻译为“major-country”，“关系”被翻译为“Relations”。至此，“新型大国关系”一词的英译趋于定型。
三、“新型大国关系”译文识解剖析
上述六种“新型大国关系”英文表达的前5种或多或少存在识解偏误，可根据识解的五个维度进行简要归纳。在不同时期，译者对于政治术语的意识形态内涵识解程度不同，导致不同阶段译文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认知识解的参与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译文产出的先决条件。体验主义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原语和译语提供者通过自身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形成各自的认知模型，只有对其认知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译文产出。外交翻译是提升外交话语权的重要路径，也是国际话语权再创造的关键环节。作为意识形态表征的政治术语目的就在于传递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认知概念。因此，通过对译者认知过程的研究，就能更进一步衡量政治术语的英译质量。
译者在翻译原文初期，倾向于从目的语中寻找相对对等的表达方式，以实现经济的翻译。而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提出伊始，译者在翻译时并未对该政治术语本身内涵进行充分研究，只是寻找相对对等的译文表达。于是“新型关系”被表达为“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和“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首先，前三个译本基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视角将“大国”译为“major power”，在视角维度识解上突显了“霸权”的形象。牛津词典中对“major power”一词的释义为“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影响力的国家，或是军事力量极强的国家”，“power”一词也被用于表达“列强;权势;控制”等概念。因此，“power”用于此处的可行性不足，容易让目的语读者将“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大国”与军事强国、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意识形态视角完全相反。2014年7月，习近平详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增进互信，把握方向;（二）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三）平等互利，深化合作;（四）着眼民众，加深友谊。陈志敏（14-20）称，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形态包括良性竞争关系、伙伴关系和共同体成员关系。可见，经过译者对词条的本义及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识解，传统的“power”译法并不适用于翻译“新型大国关系”。以此作为译文的译者对于原语世界中“大国”一词想要表达的具体内涵认知有所欠缺，难以达到最佳外宣效果。随后，杨明星（2015）建议将“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创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他将“大国”译为更加中性的“major country”，避免目的语读者对“大国”一词产生的误解，也阻断了外媒恶意解读的路径，较好地反映出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中和平崛起的意识形态内涵。
其次，前两种译本都将“新型”直译为“new type”，只突显了“新类型”，仅是当前存在的国际关系的另一类别，这是由于英文提供者详略度识解不足。这样不假思索的英文表达与“新型大国关系”的确切内涵大相径庭，也无法达到高质量的外宣效果。第三种译本将“新型”译为“new model”，具有进步性。究其原因，随着时间进展，译者对于该术语的意识形态详略度识解加深，厘清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新模式，并非新类别。柯林斯词典中对“type”和“model”给出的解释分别为“类型，品种;模范;样式”以及“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进一步查阅例句发现，“model”一词可用于表达“理论模式（theoretical model）”和“经济改革模式（the Chinese model of economic reform）”。虽然“type”的用法并无语法层面错误，但“model”更符合原文的意识形态内涵。因为“model”突显的是一种新型关系模式，而不是另一种事物，“新型大国关系”本身也强调的是大国之间的新模式。词汇的选择差异反映了不同译者在不同阶段对原文意识形态内涵详略度的认知识解差异。
再次，对于译者在背景和辖域维度层面的识解分析也有利于揭示“新型大国关系”译本的认知理据。“新型大国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关系，而“关系”部分在原语中作为背景或基调掌控着该术语的内容范围，也即“辖域”。若此部分识解有误，则会出现参照偏误的问题。通常情况下，“relation”用于表达客体事物之间的关联，而“relationship”则用于表示具有社会性的抽象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属于后者的范畴，因此，早期使用的“relation”并不能很好地组成整个术语的基础，而“relationship”这一表达方式更加适用。在识解中不难发现，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一种经贸、科技等物质领域上的合作联系，还是一种文化、社会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应以能够囊括抽象关系的词汇予以翻译。
最后，不同时间阶段的译文也反映出译者对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所突显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识解差异。“突显”维度是识解五要素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上述的译本问题都可以整合于原语意识形态“突显”维度识解的范畴中。如“新型”突显的是新时期的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模式。“大国”突显的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消减西方刻板印象中的霸权式大国。“关系”突显的是国家间的社会性关系，以国际社会作为外交平台，而非仅突显国家之间的物质关系。
随着译者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准确认知，其英译也逐渐趋于一致。新华网的英译本为“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这种译法与杨明星所提供的译本唯一不同之处是在“major”和“country”之间加了连字符。連字符的添加也非随意为之，能够体现出识解的进步。它在认知加工层面将“major”和“country”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符合语言的像似性原则。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语言来源于自身经验带来的认知，因此语言与客观世界间具有像似性。添加了连字符的“大国”英译在认知加工方面具有优先性，突显出大国应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关键词》一书中，“新型大国关系”被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其中沿用了“major-country”的提法，说明此阶段译员已经对“大国”一词的意识形态内涵有了清晰的认知，不再盲目遵从国外说法，转而注重于如何对原语世界中的意义进行准确认知并加以翻译，将中国文化、中国内涵翻译到目的语世界中，从而推广中国“亲、诚、惠、荣”的外交理念（徐珊 9）。
此外，探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治术语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认知识解演进后，还需明了其整合关系。六种典型译本的结构式顺序是一致的，这一方面反映出原语政治术语词汇表征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各成分的识解突显性不同，符合从认知到语言的路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为促进国际关系良好发展而在新时期提出的新方案，“新型”是其最具突显性的成分，而这一认知识解反映于译语表征上则是其位于短语的“头”部。“大国”的突显性也很高，但它更重要的识解维度是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视角，使译文所表“大国”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得以区分。如前文所述，“关系”或“大国关系”提供背景与辖域的识解，因此作为基底置于短语“尾”部。这一整合关系并非随意而为，而是译者识解结果的直接体现。其他形式的整合（如“a new model of relationship among major-countries”）则会毫无疑问地弱化该政治术语突显的意识形态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译本中的冠词使用有所不同。冠词的不同用法也能够反映出译者的识解过程。从英文冠词通常用法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英译本并不在“零冠词”的行列之内。“新型大国关系”是指中国分别与其它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非特指与某个国家的关系，不适用定冠词，因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着眼于大国关系，也关注与周邊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卫灵 75）。这也属于对该政治术语意识形态准确识解后的必然选择。“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提出的专有外交概念，就是一个政治话语术语，运用专有词汇的书写格式也就顺理成章。因此，中国外交部网站采用实词首字母大写的格式值得采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识解及认知变化过程会对其产出的译文造成影响。译者最初接触“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治术语时，并未重视原语术语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而是简单地寻找一个可以与汉语对应的英文。外媒在处理这一词条时也仅将目的语的意识形态施加给原语词条，这对于中方的外交政策宣传不利。随着时间发展，译者逐渐认识到“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条不可简单处理，转而研究其包含的深意，且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加工过程”（王湘玲 105），译者的认知识解过程进一步发展，不但包含对原语意识形态内涵的识解，还包含对目的语的选择以及整合，如上例中“power”向“country”的转向。直到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译者较为透彻认知识解两种语言现实，其认知过程趋向成熟，产生的译本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新型大国关系”的意识形态内涵。
四、认知识解与政治术语英译
通过分析“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治术语在翻译过程中识解的阶段性与进步性，可以窥见政治术语的翻译以译者对原语的准确识解为基础，这一过程包含政治术语的辖域、背景、突显、视角及详略度的识解，并基于此识解产出恰当的译文。在政治术语这一特殊话语类型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准确地识解意识形态才能提供高质量的译文。事实上，翻译不可能脱离语境存在，其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只有将此类因素纳入考量，才能真正了解其认知过程（Hanna Risku 292）。不难理解，不同的政治术语描述不同辖域，体现出的意识形态范畴不尽相同。不同意识形态范畴下所要突显的概念也不同，这一点在视角维度也能够体现。政治术语的描写详略度也是主体对概念识解的最直观反映。也就是说，辖域指的是语言所表达内容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中，语言对其中特定成分进行有目的突显，而其余成分则自动成为背景。发话人采取的视角不同，所产出的语言也不同。识解的详略程度对语言精细度也有影响。
首先，准确识解政治术语的意识形态需要确定其辖域，即术语所涉及的范畴，例如本文“新型大国关系”的辖域为“中国提出的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意识形态范畴”。在此基础上，充分理解辖域范畴内各要素的意识形态内涵。随后，确定在辖域中需要突显的对象。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不被突显的部分，即背景。对于需要突显的意识形态内涵需要译者细致考量，在译语中完成突显任务。如“新型大国关系”例中所突显的“大国”。“中国领导人所理解的大国概念，是一个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状态，与西方社会讲‘大国’（great power）有所不同”（钟飞腾 37）。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重点应该在识解过程中得到重视，将大国积极的外交态度意象突显至认知前景中，并将西方对于大国的传统消极理解进行弱化和避免，放在背景中，并将这一过程体现于译文中。其次，原语政治术语的意识形态视角站位也是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际话语权以及外交自信有紧密联系。例如“新型大国关系”是出于负责任大国的视角，因此在识解这一政治术语时，要充分考虑术语提出国家的国情、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大国”的概念不排外，而是包容性的范畴。中国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最后，详略度能够体现出认知重要性。政治术语的原语在意识形态内涵中会表现出不同的详略度，详述的部分需重点进行识解，这也是译者的任务。例如“新型”是包含积极意义的新模式，对术语中相关概念的细化理解和描写必不可少，以便在语言表征上体现出认知突显。
通过对于政治术语原语的认知识解，译者基于准确的意识形态内涵进行译文编码，确保政治术语以及意识形态的外宣效果。而这一编码过程则是将认知识解内容进行整合之后反映在译文语言层面上。同时，从“新兴大国关系”内涵的不断丰富和译本变化不难看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译者的认知识解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要不断跟随政治术语意识形态内涵的加深而进一步深化，以实现与时俱进。
五、结论
认知科学深刻地影响着翻译质量评估的研究（蓝建青 106）。“新型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话语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术语，其外宣效果对于建构大国形象，提升中国外交软实力意义非凡。政治术语具有高度凝结的意识形态内涵，其翻译目的在于传递这种意识形态，认知识解过程分析可以管窥政治意识形态异域传播效应探析，从而助力政治话语翻译教学与翻译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于现有译文的深入探析揭示了译者认知识解对于译文质量提升的重要价值，并对政治术语翻译具有实践指导价值。首先，“新型大国关系”自提出伊始，其英语译文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由早期的对术语背后意识形态内涵识解不充分到充分识解，英文译文的准确程度也不断加深，体现出意识形态识解与政治术语译文质量成正比关系。具体来说，“新兴大国关系”早期译本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是由于对该术语意识形态识解的五个维度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偏差，导致译语语言表层的准确性问题。其次，译者在翻译如“新型大国关系”政治术语的过程中，应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相关理论，对术语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准确识解。包括辖域维度识解术语范畴、背景维度识解弱化元素、突显维度识解强调意识形态元素、视角维度和详略度维度分别识解意识形态站位与精细度。实现由原语语言到意识形态再到译语语言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进行语码编写。这也是翻译过程的重要整合步骤，要完成由“认知”到“语言”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译者需把握语言作为认知的形式表征应与认知所反映的现实之间相联系。最后，在翻译完成后整合考量译文，既要确保读者有效获得与原语读者相近的意识形态内涵，还要发展译文使其匹配政治术语的意识形态内涵丰富趋势。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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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德香
关键词：新型大国关系;政治术语;认知识解;认知翻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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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红燕，西安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及翻译学研究。王旭年，西安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翻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及翻译学研究。
Title： Cognitive Construa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Political Terms： A Case Study of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bstract：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paradigm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translator， and in light of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alyzes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gnitive construal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six representative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新型大国关系”.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political term，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construal of the term is a process from immaturity to maturity. This process of construal evolution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versions， and proves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the translator’s cognitive ability of construa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terms， cognitive construal improves the accuracy of translation from top to bottom by revealing the underlying ideology of the terms.
Key words：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political terms; cognitive construal; Cognitive Translatology
Authors： Yang Hongy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enter for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yanghy_vip@163.com. Wang Xunian is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864667635@qq.com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和外交文献中不断涌现出大量的反映中国“新制度、新体制、新思潮”的政治新词新语（杨红燕、姚克勤 61）。“新型大国关系”作为我国新时期的外交高频名词，外宣功能重大，英译质量要求较高。然而，由于高频名词的使用所打造的语篇影响读者的认知表征（廖迅乔、蓝纯 21），译者对“新型大国关系”翻译认知存在明显差异（翟石磊 31）。梳理“新型大国关系”的翻译研究发现，大多数研究是基于政治合理性和法律适用性来评估译本的正确性（翟石磊 31-32;傅强、袁正清 108;杨明星 101;张宏雨 14），但对这一政治术语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识解的研究还不充分。
Ricardo Mu?oz Martín（169）提出的认知翻译学（Cognitive Translatology）将认知范式引入翻译研究，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肯定（文旭等 33;Juliane House 87;金胜昔、林正军 102）。Elzbieta Tabakowska（1993）也曾建议将认知语法的识解概念用于分析文学翻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翻译的认知加工过程（Maria Tymoczko 2012），译者认知识解（Construal）是研究的焦点之一。Ronald Langacker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Grammar 19）认为，“识解”是人们感知并描述相同场景的能力，可以从五个维度进行，即辖域（Scope）、背景（Background）、视角（Perspective）、突显（Prominence）和详略度（Specificity）。Langacker（55）称识解如同人类用视觉观察一个场景，实际看到的内容取决于观察的详细程度、维度、角度以及注意点等。王寅（57）称，“识解”完全适用于翻译的认知研究，换言之，识解文字蕴含的深层意义能为翻译活动提供切实可行的参照。本文基于识解理论分析“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英译本，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历时识解变化，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识解对准确理解政治术语意识形态内涵并顺利完成译语编码的作用。 二、“新型大国关系”译文演进概述
笔者在搜集语料的过程中发现，“新型大国关系”的英文表述具有阶段性变化规律，对于其历时变化的分析解读将有助于揭示译者认知识解变化过程，从而进一步加深翻译过程中识解理据对译本影响的理解。具体译本如表1：
表1：“新型大国关系”译文
序号 时间 译文 来源
1 2013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中美聚焦网/布鲁金斯学会
2 2014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The Diplomat
3 2014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中国日报英语点津网
4 2015 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杨明星
5 2016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中新网
6 2016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中国关键词》
政治术语外宣翻译研究对于加强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宣的高频词和关键词之一（杨红燕、姚克勤 62），要翻译这一高度凝练的政治术语，势必要求译者从其外显和意识形态内涵两方面通盘考量，把握其准确意义。“新型大国关系”从表征看是一个具有嵌套式“定中”结构术语。“大国关系”中的“关系”为中心词，而“大国”限定了关系的范畴，形成一个名词短语。以此为中心，再嵌套一个定语“新型”，则形成一个复合式的定中结构名词短语，即“[新型]+[（大国）+（关系）]”。该政治术语的翻译研究将围绕三个部分及其整合关系展开。
2012年，习近平首次就中美关系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治术语以来，国内外先后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英文表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David Shambaugh于2013年3月7日在中美聚焦网发表文章，将“新型大国关系”表述为“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美国主流媒体和政府也认可并采用了译文“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杨明星 2015）。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Bonnie Glaser & Brittany Billingsley（25）使用了“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的英文表达。Language Tips of China Daily网站2014年2月17日发布的新闻中，将“新型大国关系”译为“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随后，杨明星（101）对此译法提出异议，认为由于中美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外交体制上的不同，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解读和翻译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存在巨大差异，外媒对于“major power”一词的内涵并非中方所提倡的“大国”。在西方外交学词典里，“major power”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支配他国权力的国家，其标准是强权政治、军事实力和战争能力，突显了“强权、权力、列强”等含义。基于此，杨明星认为应将“新型大国关系”翻译为更加中性的“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2015年9月23日中新网Mo Hong’e（2015）在新闻中使用了相同的英文表达。2016年3月23日He Yafei（2016）在一篇新闻中使用了“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的英译版本。2016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的讲话中，所提到的“新型大国关系”被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hip”。在《中國关键词》（2016）一书中，也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翻译为“Developing 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其中，“大国”被翻译为“major-country”，“关系”被翻译为“Relations”。至此，“新型大国关系”一词的英译趋于定型。
三、“新型大国关系”译文识解剖析
上述六种“新型大国关系”英文表达的前5种或多或少存在识解偏误，可根据识解的五个维度进行简要归纳。在不同时期，译者对于政治术语的意识形态内涵识解程度不同，导致不同阶段译文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认知识解的参与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译文产出的先决条件。体验主义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原语和译语提供者通过自身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形成各自的认知模型，只有对其认知过程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译文产出。外交翻译是提升外交话语权的重要路径，也是国际话语权再创造的关键环节。作为意识形态表征的政治术语目的就在于传递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认知概念。因此，通过对译者认知过程的研究，就能更进一步衡量政治术语的英译质量。
译者在翻译原文初期，倾向于从目的语中寻找相对对等的表达方式，以实现经济的翻译。而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提出伊始，译者在翻译时并未对该政治术语本身内涵进行充分研究，只是寻找相对对等的译文表达。于是“新型关系”被表达为“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和“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首先，前三个译本基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视角将“大国”译为“major power”，在视角维度识解上突显了“霸权”的形象。牛津词典中对“major power”一词的释义为“在世界事务中拥有影响力的国家，或是军事力量极强的国家”，“power”一词也被用于表达“列强;权势;控制”等概念。因此，“power”用于此处的可行性不足，容易让目的语读者将“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大国”与军事强国、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意识形态视角完全相反。2014年7月，习近平详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增进互信，把握方向;（二）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三）平等互利，深化合作;（四）着眼民众，加深友谊。陈志敏（14-20）称，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形态包括良性竞争关系、伙伴关系和共同体成员关系。可见，经过译者对词条的本义及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识解，传统的“power”译法并不适用于翻译“新型大国关系”。以此作为译文的译者对于原语世界中“大国”一词想要表达的具体内涵认知有所欠缺，难以达到最佳外宣效果。随后，杨明星（2015）建议将“新型大国关系”一词创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他将“大国”译为更加中性的“major country”，避免目的语读者对“大国”一词产生的误解，也阻断了外媒恶意解读的路径，较好地反映出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中和平崛起的意识形态内涵。
其次，前两种译本都将“新型”直译为“new type”，只突显了“新类型”，仅是当前存在的国际关系的另一类别，这是由于英文提供者详略度识解不足。这样不假思索的英文表达与“新型大国关系”的确切内涵大相径庭，也无法达到高质量的外宣效果。第三种译本将“新型”译为“new model”，具有进步性。究其原因，随着时间进展，译者对于该术语的意识形态详略度识解加深，厘清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互惠互利的新模式，并非新类别。柯林斯词典中对“type”和“model”给出的解释分别为“类型，品种;模范;样式”以及“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进一步查阅例句发现，“model”一词可用于表达“理论模式（theoretical model）”和“经济改革模式（the Chinese model of economic reform）”。虽然“type”的用法并无语法层面错误，但“model”更符合原文的意识形态内涵。因为“model”突显的是一种新型关系模式，而不是另一种事物，“新型大国关系”本身也强调的是大国之间的新模式。词汇的选择差异反映了不同译者在不同阶段对原文意识形态内涵详略度的认知识解差异。
再次，对于译者在背景和辖域维度层面的识解分析也有利于揭示“新型大国关系”译本的认知理据。“新型大国关系”说到底是一种关系，而“关系”部分在原语中作为背景或基调掌控着该术语的内容范围，也即“辖域”。若此部分识解有误，则会出现参照偏误的问题。通常情况下，“relation”用于表达客体事物之间的关联，而“relationship”则用于表示具有社会性的抽象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属于后者的范畴，因此，早期使用的“relation”并不能很好地组成整个术语的基础，而“relationship”这一表达方式更加适用。在识解中不难发现，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一种经贸、科技等物质领域上的合作联系，还是一种文化、社会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应以能够囊括抽象关系的词汇予以翻译。
最后，不同时间阶段的译文也反映出译者对于“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所突显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识解差异。“突显”维度是识解五要素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上述的译本问题都可以整合于原语意识形态“突显”维度识解的范畴中。如“新型”突显的是新时期的新思想、新主张和新模式。“大国”突显的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消减西方刻板印象中的霸权式大国。“关系”突显的是国家间的社会性关系，以国际社会作为外交平台，而非仅突显国家之间的物质关系。
随着译者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准确认知，其英译也逐渐趋于一致。新华网的英译本为“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这种译法与杨明星所提供的译本唯一不同之处是在“major”和“country”之间加了连字符。連字符的添加也非随意为之，能够体现出识解的进步。它在认知加工层面将“major”和“country”更为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符合语言的像似性原则。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语言来源于自身经验带来的认知，因此语言与客观世界间具有像似性。添加了连字符的“大国”英译在认知加工方面具有优先性，突显出大国应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在2016年出版的《中国关键词》一书中，“新型大国关系”被译为“a New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其中沿用了“major-country”的提法，说明此阶段译员已经对“大国”一词的意识形态内涵有了清晰的认知，不再盲目遵从国外说法，转而注重于如何对原语世界中的意义进行准确认知并加以翻译，将中国文化、中国内涵翻译到目的语世界中，从而推广中国“亲、诚、惠、荣”的外交理念（徐珊 9）。
此外，探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治术语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认知识解演进后，还需明了其整合关系。六种典型译本的结构式顺序是一致的，这一方面反映出原语政治术语词汇表征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各成分的识解突显性不同，符合从认知到语言的路径。“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为促进国际关系良好发展而在新时期提出的新方案，“新型”是其最具突显性的成分，而这一认知识解反映于译语表征上则是其位于短语的“头”部。“大国”的突显性也很高，但它更重要的识解维度是提供意识形态上的视角，使译文所表“大国”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得以区分。如前文所述，“关系”或“大国关系”提供背景与辖域的识解，因此作为基底置于短语“尾”部。这一整合关系并非随意而为，而是译者识解结果的直接体现。其他形式的整合（如“a new model of relationship among major-countries”）则会毫无疑问地弱化该政治术语突显的意识形态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译本中的冠词使用有所不同。冠词的不同用法也能够反映出译者的识解过程。从英文冠词通常用法来看，“新型大国关系”的英译本并不在“零冠词”的行列之内。“新型大国关系”是指中国分别与其它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非特指与某个国家的关系，不适用定冠词，因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着眼于大国关系，也关注与周邊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卫灵 75）。这也属于对该政治术语意识形态准确识解后的必然选择。“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国提出的专有外交概念，就是一个政治话语术语，运用专有词汇的书写格式也就顺理成章。因此，中国外交部网站采用实词首字母大写的格式值得采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识解及认知变化过程会对其产出的译文造成影响。译者最初接触“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治术语时，并未重视原语术语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而是简单地寻找一个可以与汉语对应的英文。外媒在处理这一词条时也仅将目的语的意识形态施加给原语词条，这对于中方的外交政策宣传不利。随着时间发展，译者逐渐认识到“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条不可简单处理，转而研究其包含的深意，且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认知加工过程”（王湘玲 105），译者的认知识解过程进一步发展，不但包含对原语意识形态内涵的识解，还包含对目的语的选择以及整合，如上例中“power”向“country”的转向。直到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译者较为透彻认知识解两种语言现实，其认知过程趋向成熟，产生的译本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新型大国关系”的意识形态内涵。
四、认知识解与政治术语英译
通过分析“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政治术语在翻译过程中识解的阶段性与进步性，可以窥见政治术语的翻译以译者对原语的准确识解为基础，这一过程包含政治术语的辖域、背景、突显、视角及详略度的识解，并基于此识解产出恰当的译文。在政治术语这一特殊话语类型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准确地识解意识形态才能提供高质量的译文。事实上，翻译不可能脱离语境存在，其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只有将此类因素纳入考量，才能真正了解其认知过程（Hanna Risku 292）。不难理解，不同的政治术语描述不同辖域，体现出的意识形态范畴不尽相同。不同意识形态范畴下所要突显的概念也不同，这一点在视角维度也能够体现。政治术语的描写详略度也是主体对概念识解的最直观反映。也就是说，辖域指的是语言所表达内容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中，语言对其中特定成分进行有目的突显，而其余成分则自动成为背景。发话人采取的视角不同，所产出的语言也不同。识解的详略程度对语言精细度也有影响。
首先，准确识解政治术语的意识形态需要确定其辖域，即术语所涉及的范畴，例如本文“新型大国关系”的辖域为“中国提出的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意识形态范畴”。在此基础上，充分理解辖域范畴内各要素的意识形态内涵。随后，确定在辖域中需要突显的对象。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不被突显的部分，即背景。对于需要突显的意识形态内涵需要译者细致考量，在译语中完成突显任务。如“新型大国关系”例中所突显的“大国”。“中国领导人所理解的大国概念，是一个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状态，与西方社会讲‘大国’（great power）有所不同”（钟飞腾 37）。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重点应该在识解过程中得到重视，将大国积极的外交态度意象突显至认知前景中，并将西方对于大国的传统消极理解进行弱化和避免，放在背景中，并将这一过程体现于译文中。其次，原语政治术语的意识形态视角站位也是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际话语权以及外交自信有紧密联系。例如“新型大国关系”是出于负责任大国的视角，因此在识解这一政治术语时，要充分考虑术语提出国家的国情、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大国”的概念不排外，而是包容性的范畴。中国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最后，详略度能够体现出认知重要性。政治术语的原语在意识形态内涵中会表现出不同的详略度，详述的部分需重点进行识解，这也是译者的任务。例如“新型”是包含积极意义的新模式，对术语中相关概念的细化理解和描写必不可少，以便在语言表征上体现出认知突显。
通过对于政治术语原语的认知识解，译者基于准确的意识形态内涵进行译文编码，确保政治术语以及意识形态的外宣效果。而这一编码过程则是将认知识解内容进行整合之后反映在译文语言层面上。同时，从“新兴大国关系”内涵的不断丰富和译本变化不难看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译者的认知识解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过程，要不断跟随政治术语意识形态内涵的加深而进一步深化，以实现与时俱进。
五、结论
认知科学深刻地影响着翻译质量评估的研究（蓝建青 106）。“新型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话语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术语，其外宣效果对于建构大国形象，提升中国外交软实力意义非凡。政治术语具有高度凝结的意识形态内涵，其翻译目的在于传递这种意识形态，认知识解过程分析可以管窥政治意识形态异域传播效应探析，从而助力政治话语翻译教学与翻译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对于现有译文的深入探析揭示了译者认知识解对于译文质量提升的重要价值，并对政治术语翻译具有实践指导价值。首先，“新型大国关系”自提出伊始，其英语译文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由早期的对术语背后意识形态内涵识解不充分到充分识解，英文译文的准确程度也不断加深，体现出意识形态识解与政治术语译文质量成正比关系。具体来说，“新兴大国关系”早期译本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是由于对该术语意识形态识解的五个维度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偏差，导致译语语言表层的准确性问题。其次，译者在翻译如“新型大国关系”政治术语的过程中，应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相关理论，对术语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准确识解。包括辖域维度识解术语范畴、背景维度识解弱化元素、突显维度识解强调意识形态元素、视角维度和详略度维度分别识解意识形态站位与精细度。实现由原语语言到意识形态再到译语语言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进行语码编写。这也是翻译过程的重要整合步骤，要完成由“认知”到“语言”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译者需把握语言作为认知的形式表征应与认知所反映的现实之间相联系。最后，在翻译完成后整合考量译文，既要确保读者有效获得与原语读者相近的意识形态内涵，还要发展译文使其匹配政治术语的意识形态内涵丰富趋势。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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