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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曾经盛行于南亚次大陆、东南亚、中亚与东亚，石窟开凿的地点与创建大致也体现了佛教文化东传的历史发展过程。宗教文化需要受众，芸芸众生更易于被想象的力量所打动。中国百姓为生存所苦（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疾病灾难），需要一种关于人生的解释，而儒家等级式的体制礼仪和道家超越性的跳脱都不能完全解决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在迂回辗转中，在与社会各阶层的交互碰撞中找到了它自身特有的传播方式和策略，于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民众在内在层面产生了延续千年的互动与耦合。
中国艺术本身是纯粹艺术（具备精神性特征）与民间艺术（具备民俗性特征）的混合体，也就是说其自身具有多种发展趋势的可能性。早先统治阶级正是看上了视觉艺术的可视性特点而加以利用和发展——达到宣教的功能。
1.1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形式
佛教需要传播是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的起因，佛教艺术是其互动耦合的形式， 佛教文化也造就了中国的雕塑艺术；宗教因为艺术获得了有“世俗意味”的生动的形象，而艺术又因宗教获得了内在的灵魂。
佛教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在发展过程中，佛教将中原文化与佛教义理契合之处提取出来，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与中国文化相冲突的地方则加以改良，重新阐释或废除一些不适合国情的教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民族排外心理，使得佛教传播途径更加顺畅。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自身农耕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自身及外在世界的認识，利用耕作滋养生命，所以需要稳定与秩序；耕种之余又通过儒道文化来超越个体之生命极限。人们可以同时信佛又可以拜孔，使各种神灵观念相互交融，有公共性、功能性、包容性及多元合一的特征。这种发展结果使得中国佛教具有强大的融汇性，这种融汇性又使得佛教艺术的表现方式也具备丰富的多元性，形成佛教艺术的丰度。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文化表现形式（无非是语言文字等一切可视可听的手段），佛教文化母题主要有六个：悲苦母题、色空母题、轮回母题、果报母题、涅槃母题、精进母题，因而与文学、音乐、舞蹈、雕塑、书法、建筑等文化与艺术系统存在着宽泛的互动关系。这种宗教与艺术的互动与耦合使得宗教之精神内核愈见其深刻，其外在物质成就愈显其丰富。人类舞蹈、哑剧、戏剧艺术来源于最原始的各类宗教仪式。宗教是艺术的源泉，在洞穴——人类早期栖居地，原始人用原始矿物颜料绘制壁画，这些画面记录了人类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猎物的内心诉求。收获的季节又通过音乐——对拉紧的琴弦的拨弄、对绷紧兽皮的敲打和对芦笛的吹奏感谢帮助他们的神灵。立柱、安置神像、设置帷幕、建立圣所都是便利人们与至高权力者——神交流的形式。宗教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历史时间与空间的任何维度皆可寻觅其踪迹。
就此佛教与艺术的内在耦合是建立于其宗教核心理念必须与其民族自身在其特定地域的生存方式相契合的基础之上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接受外来宗教之时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农耕社会需要安定和秩序，以便于耕作与收获，确保人口繁衍。游牧社会更取决于气候因素，变化因素强，经常因为气候变迁而形成民族迁移，由此而与其他民族产生冲突；阿拉伯世界各民族便是游牧社会之典范，其宗教有极强的战斗性。由此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一神论内核是保证其民族生存之基础与前提。这也是佛教在西域曾一度盛行，而其后为伊斯兰教取代之真实缘由。相比而言，农耕社会更易于接受佛教，是因为其核心价值有利于社会安定，古代中国社会便是典型案例。祖先崇拜与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社会的秩序，佛教则安定人心，从此佛教之传播自汉代至今逾千年之久本身证明其内核与中国文化具有耦合性。以上段落乃浅析佛教与艺术耦合之内在形式，这种耦合的内在形式是精神性关联，有别于外在可见形式。在互动耦合的因素中，宗教性是核心理念，艺术性是外在形式。
1.2佛教与艺术互动之外在形式
佛教与艺术互动之外在物质形态由壁画、雕塑、寺庙建筑及次生性公共空间等可视性物理实体组成。这些外在形式形成佛教祭祀空间， 即供奉佛像和进行佛教礼仪活动的空间，同时因人群的定期聚散形成次生性公共空间。
1.2.1艺术性
A，壁画，古代中国壁画基本位于佛教祭祀空间内部。在我国古代，壁画多施于洞窟、寺院及墓室，其功能主要服务于宗教，伴随着宗教的兴盛而发展。B，雕塑，中国造型艺术门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件就是雕塑。中国佛教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像教传统，用石窟形式雕凿了大量佛像，用观像坐禅法来悟道。佛教通过雕塑把神灵的可视形象运用艺术表现出来。这些雕塑往往以巨大的形体来体现神的崇高和人的渺小，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加深人的恐惧感和敬畏感。中国佛教造像身上的线纹都像绘画线条一样，是经过高度推敲与概括提炼而形成的，而且相当注重色彩的对比性与协调性，有突出的个性张扬。如关帝庙的关公像，枣红色的脸膛衬现着关羽的忠义之气，釉彩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还有大同下华严寺巨塑菩萨、平遥双林寺彩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作品。中国既塑又彩的这种艺术形式在历代相传中承袭下来，极大地展示了中国古代雕塑的绘画性。但因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中国古代缺失表达纯粹艺术家个人意志的雕塑作品。即追求个人精神、意志自由的人文传统和中国社会文化、哲学及宗教的理论与实践不存在任何节点。因此，中国古代艺术家就把一生的才华都投注到民间工艺美术中去，就是当代国内艺术家在雕塑技艺上也难于与之匹敌。在岁月磨砺中艺术家便在礼品与祭器上精工细琢，并逐渐形成了既富有装饰美感又有实用功能的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艺术作品。C，寺庙建筑及次生性公共空间，那么佛教文化与公共艺术在什么样的物质空间进行互动和耦合呢？佛教文化与艺术的交互界面——佛教庙宇及次生性公共空间。
由上可见，宗教艺术家通过平面性的绘画、立体性的造像雕塑及占有巨大空间体量的寺庙建筑群落有序地营造了佛教的祭祀空间。这种祭祀空间的有序性， 雕塑与绘画产生的视觉效果使得观者与神圣空间的互动成为可能。 1.2.2民俗性
民俗就文化人类学的范畴而言，主要探讨民间习俗之成因、性质与功能，一般称民俗学。民俗文化的核心是饮食和繁殖——与商业经济切切相关。早期宗教通过仪式强调严肃神圣，如祭祀中的宗教舞蹈与音乐，以及信徒们为答谢神灵所作的表演等都有一定的程序。而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受众，则加入娱乐性元素。戏曲、舞蹈、游艺等带有娱乐性的活动（最早形式的宗教、民俗交互耦合）就在寺庙内外空间展开。寺庙除了宗教方面的职能外，同时也是重要的娱乐活动中心。庙会之时，也是戏台说唱活动最热闹的时候。戏台说唱的祭祀性功能，引导了戏曲和寺庙的结合，同时寺庙的繁荣促进了戏台说唱的发展和进步，在庙宇空间也孕育了以信仰为特色的经济活动、求签、算卦等等。在每年特定节期，例如在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举行隆重的祀神大会。人们在拜祭同时举办庙会，其间寺庙日夜演戏，商贾们则在寺庙附近竞相设立店铺，逐渐形成了土特产品、风味小吃市场。同时星相卜卦、测字算命、各种摊贩、杂耍、魔术等各类民俗活动纷纷展开，成为现实中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戏曲与话本艺术家汲取创造作品原型的灵感源泉。随着佛教传播，围绕着佛教寺庙这种新的信仰和宗教中心，就形成了庙宇文化。
寺庙对中国社会中的不同文化和人们的活动具有极大包容性，这从寺庙的历史过程以及功能的多样性中就有所体现。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城市中的寺庙有了更多的次生性社会功能。寺庙的原生性功能——祭祀已經成为历史记忆，而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各种次生性功能成为了寺庙主要的发展模式。
由此，人们在寺庙中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缩影，这些世俗故事又以“因果报应"为主线，使得看者获得各种心理慰藉。在有人类的历史中，人们一直利用或创造神的生辰寿诞加以延长成为节日。要是只看见古希腊雕塑之端庄肃穆，实难想象阿里斯托芬戏剧之淫秽，也难想象雅典妇女手举阳具游行之浪荡。既然人类生活已如法国作家加缪所言——整天把石头从山上滚下来，又在山下把石头推上去之无聊繁琐，那么在世俗生活中，男女老幼摩肩接踵而赴庙祈求鬼神之助则成为出门寻乐之正当理由。节日期间人们尽情欢娱、放纵情感，做点“出格”之事（如男子借看花灯摸女子小脚等），这些事实都可以见诸于各类明清小说和戏本之中。
佛教与艺术在历史语境中互动耦合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艺术技艺，从石窟壁画到雕塑再到寺庙空间，对观者形成特殊的视觉——心理场域。以视觉方式优先，营建了宗教祭祀空间所孕育的宗教氛围有仪式性、神秘性等视觉特征。
1.3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功能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宗教功能是宗教传播信仰的路径与艺术表现的内涵共同作用于受众而产生的功效作用。佛教作为一种信仰系统，以特定的道德说教方式，对信徒进行教化与约束，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种教化与约束是非强制性的。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宗教功能是宗教通过艺术形式唤醒和强化信众的宗教情结，以达致协调身心之功效。这种宗教功能对人群而言有熏陶、规范、改造、评估、凝聚作用。宗教功能在社会建制中起着非正式制度的润滑作用。
1.3.1宗教功能
佛教与艺术之互动耦合主要是建立在可视性及可听性形象上的。就造像的宗教精神性而言，唐代雕塑与秦汉时期的质朴含蓄以及南北朝时期健壮、装饰性强的雕塑艺术相比则各具特色。在隋唐（五代十国事中、晚唐的因袭和继承）的石窟或寺庙造像中，虽然仍是一些佛、菩萨或天王、力士，但已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生活的真实以及人间现实的美好形象。唐代佛教造像从总的方向来看，其宗教性明显削弱，而艺术性和真实性，尤其是现实主义精神则更加凸显。对于佛教信仰层面由出世转为入世，由依附于神的幻想来表现人间生活，也就成了这阶段佛教造像倾向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缘由。中国古代雕塑到了隋唐，已达到宗教创作的巅峰。不论是宗教雕像、陵墓雕塑还是装饰雕塑，都带有民族特色的线刻手法，特别是在雕塑中占主要因素的人的刻画，为古典雕塑艺术创造了典范。由元初到清末，由于政治保守，社会意识形态日趋黯淡，形象艺术则变得纤巧，雕像也不例外。对于佛教文化已找不到新的表现手法，上层阶级注重于物质享受，并且利用儒、道思想以教化百姓。佛教雕塑造像也随之衰落，并且在题材内容上和雕塑形式上都起了变化。中国在宋元以后寺庙建筑有了很大的发展，即所谓“淫祠”“淫祀 ”的兴盛。所有寺庙都塑有偶像，并且多数是因袭佛、道造像传统。那么就一般人众而言，总以集群性中的热闹为主，由此艺术效果就非常重要，从平面到立体到空间，艺术手法不更新就失去观者，就无法产生互动耦合，自然就不存在宗教功能。
1.3.2政治功能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政治功能是这两个系统协同而产生的安定社会的功效。公元前后佛教由西域传到中国内地，由于印度佛教文化和儒道文化是两种异质文化，所以它们的接触先从外部开始。佛教来华之初，人们把这种外来宗教看做是中国神仙方术的一种，佛教开始借着国人的认识借附于黄老之术（与道家联手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强势，有官方背景）。到了魏晋时代，神仙道术衰微，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佛教也摆脱神仙方术，在依傍玄学又补充玄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流传。从汉代佛教与黄老并称、与神仙道术并列，进而到魏晋时候，佛教摆脱了神仙道术，开始与老庄玄学互相唱和，说明佛教的传播策略一直在调整。从文化的功能性来说，儒家文化有礼仪性但没有逻辑上的解释关系，也没有道家的自由精神，三者找到了互补并建立了协同关系。
中国社会的政治因素一直影响着佛教庙宇文化的兴衰。中国历代政府对宗教具有一种“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认识。历代政府统治者可能信奉某一种或多种宗教，但不允许宗教对王权的逾越。中国政府很早就有掌管宗教的机构：唐设蕃坊，元设宣政院，清设理蕃院等。历代宗教政策特点：对宗教信仰宽容，对宗教活动严格管制。中国宗教依附政权，依靠政权，具有“政主教从”的特点。
1.3.3民俗功能 就民俗学而言，集群性是在人类潜意识中最早最重要的集体人格，这种交互方式是通过肢体的碰撞获得最初始的愉悦（早先的人类就已经发现集体活动的重要性）来认识到生命是统一体，集群性是集市—人群在特定之时日（节期）相互拥堵和相互认同形成之内因。由此可见，将民俗作为设计研究的参考文献是非常有价值的。
佛教中因果报应之说随着佛教传播逐渐中国化和世俗化，并与百姓生活相融，成为底层大众信仰佛教的重要因素。而大众信仰也推动着那些与因果报应有关的古代小说文本的创作与传播。既然大众偏重因果报应，就注意收集这方面的素材，再加以润色，使其成为传奇，并为戏本作家提供了原型：怀春的少女、不第的才子、冷酷的官吏、与欲望对抗的僧侣等都在庙宇空间的话本历史中存在。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驻足之处好像改变了这些物质材料的特征，使得物质具备人性乃中国人之追求。中国文化所有的元素：戏曲、小说、绘本、雕塑、壁画都是佛教文化与市井文化交互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学如果抽去佛教元素，则逊色甚多。所以，无论是想达到所谓的“惩恶扬善”的教化目的还是迎合读者喜好来增加小说的销量，都借因果报应来吸引受众（《三言》、《二拍》中，大量故事涉及到因果报应，这些就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民俗在历史语境下交互耦合的佐证）。
1.3.4经济功能
佛教与艺术在庙宇空间交互界面产生物质交换并产生经济价值，因而进一步推动存在于佛教建筑这种宗教活动场所特定空间内进行的经济活动，是以寺庙作为节点连接宗教文化与其信仰群体结合的一种复合活动。那么寺庙空间内部与信仰有关，以及虽然与信仰无关却为寺庙服务，或隶属于寺庙的一切物质互动方式就构成佛教庙宇的经济活动。庙宇空间历来是佛道文化与市井民俗交融互动的场所。中国文化强调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与多神论的佛教较为有缘。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是恨恶偶像的一神宗教，因而与中国人圆融随和的性格有差异。有调查显示，2000年，全世界佛教徒有3.59亿人，主要分布于亚洲。同时据统计，中国在寺庙烧香拜佛的有近1亿人次。近些年，中国基督徒剧增，但佛教徒总体占优。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于从原生性祭祀空间到次生性公共空间衍变过程中信众和游客通过祭拜和其他宗教活动催生出的经济交换价值。譬如为祈愿购买香烛或购买带有宗教意味的各种材料的饰件等等。当然就其单件利润较低，但假如人群需求量大，其效益也颇为可观。例如在无锡南禅寺，香烛店的生意就远比其他行业要兴盛。那么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还有更潜在的经济价值，即它通过安定人心，鼓励勤劳节俭（因果效应），使得社会经济和人性自身的发展相协调，这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的宗教、政治、民俗、经济功能主要建立在佛教艺术渲染力能在社会人群中起一定的视觉—心理作用的基础之上的，从昏暗的早期僧侣苦修的石窟的神秘主义色彩到庙宇建筑中由佛教设像与观众特殊的尺度与比例（起到震慑作用），再通过大量的佛教经文印刷（佛教版画）在阅读中重复宗教体验，又通过大量的市井文学，在世情中宣传因果报应等佛道思想，以加固宗教信仰，从而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的社会功能才能实现。
1.4结论
通过分析佛教与艺术历史语境之互动耦合的起因、形式与功能，可以看出早先宗教创始者都经历从世俗世界退出，并忍受苦行炼历，在极低的物质条件下参悟生命之真谛。早先僧侣修行的石窟照明一般显得阴暗，苦行僧侣需要用隔绝世界的方式完成弃欲绝智的佛教实践，那么这种方式直接与印度僧侣的苦行有密切的关系，既然苦行脱离了世俗世界，所以对普通民众来讲就有超凡脱俗的精神价值。这也符合汤因比关于群众对创造者的追随和模仿的理论。因而僧侣带有神圣先知的特质，早先修行的遗址就成仿效的对象。既然当时没有影像，那么语言作为传播方式有不确定性，同时也可以从西域敦煌的石窟历史中看到由政府上层地方乡愿主导，百姓随从而形成之盛世繁荣。那么互动耦合产生了积极的社會功效。
佛教与艺术交互与耦合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具备宗教功能、艺术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民俗功能、经济功能。由以上三节可以看出佛教在历史语境下，与中国政治、文化、艺术交互耦合过程中的变化与起伏。同时，其交互耦合拥有一个共同的物质交互界面——以庙宇空间为节点、以外场集市为区域的有序界面，从而庙宇文化中的佛道寺院可以作为研究民俗活动、商业活动、佛教文化、公共艺术的重要范本。
中国艺术本身是纯粹艺术（具备精神性特征）与民间艺术（具备民俗性特征）的混合体，也就是说其自身具有多种发展趋势的可能性。早先统治阶级正是看上了视觉艺术的可视性特点而加以利用和发展——达到宣教的功能。
1.1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形式
佛教需要传播是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的起因，佛教艺术是其互动耦合的形式， 佛教文化也造就了中国的雕塑艺术；宗教因为艺术获得了有“世俗意味”的生动的形象，而艺术又因宗教获得了内在的灵魂。
佛教在中国特有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在发展过程中，佛教将中原文化与佛教义理契合之处提取出来，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与中国文化相冲突的地方则加以改良，重新阐释或废除一些不适合国情的教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民族排外心理，使得佛教传播途径更加顺畅。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自身农耕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自身及外在世界的認识，利用耕作滋养生命，所以需要稳定与秩序；耕种之余又通过儒道文化来超越个体之生命极限。人们可以同时信佛又可以拜孔，使各种神灵观念相互交融，有公共性、功能性、包容性及多元合一的特征。这种发展结果使得中国佛教具有强大的融汇性，这种融汇性又使得佛教艺术的表现方式也具备丰富的多元性，形成佛教艺术的丰度。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文化表现形式（无非是语言文字等一切可视可听的手段），佛教文化母题主要有六个：悲苦母题、色空母题、轮回母题、果报母题、涅槃母题、精进母题，因而与文学、音乐、舞蹈、雕塑、书法、建筑等文化与艺术系统存在着宽泛的互动关系。这种宗教与艺术的互动与耦合使得宗教之精神内核愈见其深刻，其外在物质成就愈显其丰富。人类舞蹈、哑剧、戏剧艺术来源于最原始的各类宗教仪式。宗教是艺术的源泉，在洞穴——人类早期栖居地，原始人用原始矿物颜料绘制壁画，这些画面记录了人类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猎物的内心诉求。收获的季节又通过音乐——对拉紧的琴弦的拨弄、对绷紧兽皮的敲打和对芦笛的吹奏感谢帮助他们的神灵。立柱、安置神像、设置帷幕、建立圣所都是便利人们与至高权力者——神交流的形式。宗教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历史时间与空间的任何维度皆可寻觅其踪迹。
就此佛教与艺术的内在耦合是建立于其宗教核心理念必须与其民族自身在其特定地域的生存方式相契合的基础之上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在接受外来宗教之时必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农耕社会需要安定和秩序，以便于耕作与收获，确保人口繁衍。游牧社会更取决于气候因素，变化因素强，经常因为气候变迁而形成民族迁移，由此而与其他民族产生冲突；阿拉伯世界各民族便是游牧社会之典范，其宗教有极强的战斗性。由此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一神论内核是保证其民族生存之基础与前提。这也是佛教在西域曾一度盛行，而其后为伊斯兰教取代之真实缘由。相比而言，农耕社会更易于接受佛教，是因为其核心价值有利于社会安定，古代中国社会便是典型案例。祖先崇拜与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社会的秩序，佛教则安定人心，从此佛教之传播自汉代至今逾千年之久本身证明其内核与中国文化具有耦合性。以上段落乃浅析佛教与艺术耦合之内在形式，这种耦合的内在形式是精神性关联，有别于外在可见形式。在互动耦合的因素中，宗教性是核心理念，艺术性是外在形式。
1.2佛教与艺术互动之外在形式
佛教与艺术互动之外在物质形态由壁画、雕塑、寺庙建筑及次生性公共空间等可视性物理实体组成。这些外在形式形成佛教祭祀空间， 即供奉佛像和进行佛教礼仪活动的空间，同时因人群的定期聚散形成次生性公共空间。
1.2.1艺术性
A，壁画，古代中国壁画基本位于佛教祭祀空间内部。在我国古代，壁画多施于洞窟、寺院及墓室，其功能主要服务于宗教，伴随着宗教的兴盛而发展。B，雕塑，中国造型艺术门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件就是雕塑。中国佛教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像教传统，用石窟形式雕凿了大量佛像，用观像坐禅法来悟道。佛教通过雕塑把神灵的可视形象运用艺术表现出来。这些雕塑往往以巨大的形体来体现神的崇高和人的渺小，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加深人的恐惧感和敬畏感。中国佛教造像身上的线纹都像绘画线条一样，是经过高度推敲与概括提炼而形成的，而且相当注重色彩的对比性与协调性，有突出的个性张扬。如关帝庙的关公像，枣红色的脸膛衬现着关羽的忠义之气，釉彩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还有大同下华严寺巨塑菩萨、平遥双林寺彩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作品。中国既塑又彩的这种艺术形式在历代相传中承袭下来，极大地展示了中国古代雕塑的绘画性。但因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中国古代缺失表达纯粹艺术家个人意志的雕塑作品。即追求个人精神、意志自由的人文传统和中国社会文化、哲学及宗教的理论与实践不存在任何节点。因此，中国古代艺术家就把一生的才华都投注到民间工艺美术中去，就是当代国内艺术家在雕塑技艺上也难于与之匹敌。在岁月磨砺中艺术家便在礼品与祭器上精工细琢，并逐渐形成了既富有装饰美感又有实用功能的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艺术作品。C，寺庙建筑及次生性公共空间，那么佛教文化与公共艺术在什么样的物质空间进行互动和耦合呢？佛教文化与艺术的交互界面——佛教庙宇及次生性公共空间。
由上可见，宗教艺术家通过平面性的绘画、立体性的造像雕塑及占有巨大空间体量的寺庙建筑群落有序地营造了佛教的祭祀空间。这种祭祀空间的有序性， 雕塑与绘画产生的视觉效果使得观者与神圣空间的互动成为可能。 1.2.2民俗性
民俗就文化人类学的范畴而言，主要探讨民间习俗之成因、性质与功能，一般称民俗学。民俗文化的核心是饮食和繁殖——与商业经济切切相关。早期宗教通过仪式强调严肃神圣，如祭祀中的宗教舞蹈与音乐，以及信徒们为答谢神灵所作的表演等都有一定的程序。而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受众，则加入娱乐性元素。戏曲、舞蹈、游艺等带有娱乐性的活动（最早形式的宗教、民俗交互耦合）就在寺庙内外空间展开。寺庙除了宗教方面的职能外，同时也是重要的娱乐活动中心。庙会之时，也是戏台说唱活动最热闹的时候。戏台说唱的祭祀性功能，引导了戏曲和寺庙的结合，同时寺庙的繁荣促进了戏台说唱的发展和进步，在庙宇空间也孕育了以信仰为特色的经济活动、求签、算卦等等。在每年特定节期，例如在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等举行隆重的祀神大会。人们在拜祭同时举办庙会，其间寺庙日夜演戏，商贾们则在寺庙附近竞相设立店铺，逐渐形成了土特产品、风味小吃市场。同时星相卜卦、测字算命、各种摊贩、杂耍、魔术等各类民俗活动纷纷展开，成为现实中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戏曲与话本艺术家汲取创造作品原型的灵感源泉。随着佛教传播，围绕着佛教寺庙这种新的信仰和宗教中心，就形成了庙宇文化。
寺庙对中国社会中的不同文化和人们的活动具有极大包容性，这从寺庙的历史过程以及功能的多样性中就有所体现。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城市中的寺庙有了更多的次生性社会功能。寺庙的原生性功能——祭祀已經成为历史记忆，而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各种次生性功能成为了寺庙主要的发展模式。
由此，人们在寺庙中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缩影，这些世俗故事又以“因果报应"为主线，使得看者获得各种心理慰藉。在有人类的历史中，人们一直利用或创造神的生辰寿诞加以延长成为节日。要是只看见古希腊雕塑之端庄肃穆，实难想象阿里斯托芬戏剧之淫秽，也难想象雅典妇女手举阳具游行之浪荡。既然人类生活已如法国作家加缪所言——整天把石头从山上滚下来，又在山下把石头推上去之无聊繁琐，那么在世俗生活中，男女老幼摩肩接踵而赴庙祈求鬼神之助则成为出门寻乐之正当理由。节日期间人们尽情欢娱、放纵情感，做点“出格”之事（如男子借看花灯摸女子小脚等），这些事实都可以见诸于各类明清小说和戏本之中。
佛教与艺术在历史语境中互动耦合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艺术技艺，从石窟壁画到雕塑再到寺庙空间，对观者形成特殊的视觉——心理场域。以视觉方式优先，营建了宗教祭祀空间所孕育的宗教氛围有仪式性、神秘性等视觉特征。
1.3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功能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宗教功能是宗教传播信仰的路径与艺术表现的内涵共同作用于受众而产生的功效作用。佛教作为一种信仰系统，以特定的道德说教方式，对信徒进行教化与约束，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种教化与约束是非强制性的。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宗教功能是宗教通过艺术形式唤醒和强化信众的宗教情结，以达致协调身心之功效。这种宗教功能对人群而言有熏陶、规范、改造、评估、凝聚作用。宗教功能在社会建制中起着非正式制度的润滑作用。
1.3.1宗教功能
佛教与艺术之互动耦合主要是建立在可视性及可听性形象上的。就造像的宗教精神性而言，唐代雕塑与秦汉时期的质朴含蓄以及南北朝时期健壮、装饰性强的雕塑艺术相比则各具特色。在隋唐（五代十国事中、晚唐的因袭和继承）的石窟或寺庙造像中，虽然仍是一些佛、菩萨或天王、力士，但已明显地反映了当时生活的真实以及人间现实的美好形象。唐代佛教造像从总的方向来看，其宗教性明显削弱，而艺术性和真实性，尤其是现实主义精神则更加凸显。对于佛教信仰层面由出世转为入世，由依附于神的幻想来表现人间生活，也就成了这阶段佛教造像倾向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缘由。中国古代雕塑到了隋唐，已达到宗教创作的巅峰。不论是宗教雕像、陵墓雕塑还是装饰雕塑，都带有民族特色的线刻手法，特别是在雕塑中占主要因素的人的刻画，为古典雕塑艺术创造了典范。由元初到清末，由于政治保守，社会意识形态日趋黯淡，形象艺术则变得纤巧，雕像也不例外。对于佛教文化已找不到新的表现手法，上层阶级注重于物质享受，并且利用儒、道思想以教化百姓。佛教雕塑造像也随之衰落，并且在题材内容上和雕塑形式上都起了变化。中国在宋元以后寺庙建筑有了很大的发展，即所谓“淫祠”“淫祀 ”的兴盛。所有寺庙都塑有偶像，并且多数是因袭佛、道造像传统。那么就一般人众而言，总以集群性中的热闹为主，由此艺术效果就非常重要，从平面到立体到空间，艺术手法不更新就失去观者，就无法产生互动耦合，自然就不存在宗教功能。
1.3.2政治功能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政治功能是这两个系统协同而产生的安定社会的功效。公元前后佛教由西域传到中国内地，由于印度佛教文化和儒道文化是两种异质文化，所以它们的接触先从外部开始。佛教来华之初，人们把这种外来宗教看做是中国神仙方术的一种，佛教开始借着国人的认识借附于黄老之术（与道家联手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强势，有官方背景）。到了魏晋时代，神仙道术衰微，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佛教也摆脱神仙方术，在依傍玄学又补充玄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流传。从汉代佛教与黄老并称、与神仙道术并列，进而到魏晋时候，佛教摆脱了神仙道术，开始与老庄玄学互相唱和，说明佛教的传播策略一直在调整。从文化的功能性来说，儒家文化有礼仪性但没有逻辑上的解释关系，也没有道家的自由精神，三者找到了互补并建立了协同关系。
中国社会的政治因素一直影响着佛教庙宇文化的兴衰。中国历代政府对宗教具有一种“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认识。历代政府统治者可能信奉某一种或多种宗教，但不允许宗教对王权的逾越。中国政府很早就有掌管宗教的机构：唐设蕃坊，元设宣政院，清设理蕃院等。历代宗教政策特点：对宗教信仰宽容，对宗教活动严格管制。中国宗教依附政权，依靠政权，具有“政主教从”的特点。
1.3.3民俗功能 就民俗学而言，集群性是在人类潜意识中最早最重要的集体人格，这种交互方式是通过肢体的碰撞获得最初始的愉悦（早先的人类就已经发现集体活动的重要性）来认识到生命是统一体，集群性是集市—人群在特定之时日（节期）相互拥堵和相互认同形成之内因。由此可见，将民俗作为设计研究的参考文献是非常有价值的。
佛教中因果报应之说随着佛教传播逐渐中国化和世俗化，并与百姓生活相融，成为底层大众信仰佛教的重要因素。而大众信仰也推动着那些与因果报应有关的古代小说文本的创作与传播。既然大众偏重因果报应，就注意收集这方面的素材，再加以润色，使其成为传奇，并为戏本作家提供了原型：怀春的少女、不第的才子、冷酷的官吏、与欲望对抗的僧侣等都在庙宇空间的话本历史中存在。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驻足之处好像改变了这些物质材料的特征，使得物质具备人性乃中国人之追求。中国文化所有的元素：戏曲、小说、绘本、雕塑、壁画都是佛教文化与市井文化交互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学如果抽去佛教元素，则逊色甚多。所以，无论是想达到所谓的“惩恶扬善”的教化目的还是迎合读者喜好来增加小说的销量，都借因果报应来吸引受众（《三言》、《二拍》中，大量故事涉及到因果报应，这些就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民俗在历史语境下交互耦合的佐证）。
1.3.4经济功能
佛教与艺术在庙宇空间交互界面产生物质交换并产生经济价值，因而进一步推动存在于佛教建筑这种宗教活动场所特定空间内进行的经济活动，是以寺庙作为节点连接宗教文化与其信仰群体结合的一种复合活动。那么寺庙空间内部与信仰有关，以及虽然与信仰无关却为寺庙服务，或隶属于寺庙的一切物质互动方式就构成佛教庙宇的经济活动。庙宇空间历来是佛道文化与市井民俗交融互动的场所。中国文化强调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与多神论的佛教较为有缘。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是恨恶偶像的一神宗教，因而与中国人圆融随和的性格有差异。有调查显示，2000年，全世界佛教徒有3.59亿人，主要分布于亚洲。同时据统计，中国在寺庙烧香拜佛的有近1亿人次。近些年，中国基督徒剧增，但佛教徒总体占优。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之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于从原生性祭祀空间到次生性公共空间衍变过程中信众和游客通过祭拜和其他宗教活动催生出的经济交换价值。譬如为祈愿购买香烛或购买带有宗教意味的各种材料的饰件等等。当然就其单件利润较低，但假如人群需求量大，其效益也颇为可观。例如在无锡南禅寺，香烛店的生意就远比其他行业要兴盛。那么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还有更潜在的经济价值，即它通过安定人心，鼓励勤劳节俭（因果效应），使得社会经济和人性自身的发展相协调，这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的宗教、政治、民俗、经济功能主要建立在佛教艺术渲染力能在社会人群中起一定的视觉—心理作用的基础之上的，从昏暗的早期僧侣苦修的石窟的神秘主义色彩到庙宇建筑中由佛教设像与观众特殊的尺度与比例（起到震慑作用），再通过大量的佛教经文印刷（佛教版画）在阅读中重复宗教体验，又通过大量的市井文学，在世情中宣传因果报应等佛道思想，以加固宗教信仰，从而佛教与艺术互动耦合的社会功能才能实现。
1.4结论
通过分析佛教与艺术历史语境之互动耦合的起因、形式与功能，可以看出早先宗教创始者都经历从世俗世界退出，并忍受苦行炼历，在极低的物质条件下参悟生命之真谛。早先僧侣修行的石窟照明一般显得阴暗，苦行僧侣需要用隔绝世界的方式完成弃欲绝智的佛教实践，那么这种方式直接与印度僧侣的苦行有密切的关系，既然苦行脱离了世俗世界，所以对普通民众来讲就有超凡脱俗的精神价值。这也符合汤因比关于群众对创造者的追随和模仿的理论。因而僧侣带有神圣先知的特质，早先修行的遗址就成仿效的对象。既然当时没有影像，那么语言作为传播方式有不确定性，同时也可以从西域敦煌的石窟历史中看到由政府上层地方乡愿主导，百姓随从而形成之盛世繁荣。那么互动耦合产生了积极的社會功效。
佛教与艺术交互与耦合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具备宗教功能、艺术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民俗功能、经济功能。由以上三节可以看出佛教在历史语境下，与中国政治、文化、艺术交互耦合过程中的变化与起伏。同时，其交互耦合拥有一个共同的物质交互界面——以庙宇空间为节点、以外场集市为区域的有序界面，从而庙宇文化中的佛道寺院可以作为研究民俗活动、商业活动、佛教文化、公共艺术的重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