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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走过十个年头的观念摄影，仍处在起步的迷茫阶段
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近两三年内的水涨船高，本来无人注意的观念摄影一时风生水起，以颇为“壮观”的身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这种在10年前以“新摄影”的名义出现在中国的实验艺术品种，现在俨然成了收藏家和投资者心中的又一块蛋糕。
可事实上，这块蛋糕并没有想象的可口。
一定有记录以外的影像
中国的观念摄影从时间上划分，大致走过了十个年头，从对于行为艺术的记录到把影像本身作为一个表达自己观念的载体，这些在这十个年头中逐渐转变着。
提到观念摄影，有一个人一定得提，他就是《新摄影》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一位中国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刘铮。从他这十几年摄影的经历，能管窥出中国观念摄影从起步到刚刚上路的激情与迷乱。
十多年前，刘铮的身份还是《工人日报》的摄影记者。因为喜欢摄影而费尽心思进了报社，之后每天抱着相机游走在大街小巷拍摄车祸现场，或者被接待单位灌得酩酊大醉。曾经对于摄影的热情一点点地被这样的生活磨砺。
“那时候摄影就是一个记录功能。自己喜欢的摄影根本没人理，我当时觉得实在是太压抑了。”刘铮回忆说。工作之外，他拼命地寻找自己心中想象的摄影形式，觉得应该有一种形式是游离在记录之外，是表达自身观念的。--
可是那时候资讯极不发达，几乎什么都接触不到。为数不多的能见到的国外作品“都是从各个地方翻拍了多少遍的，像小人书~4大小的图片。”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召集认识的摄影师“开会”。直到现在，刘铮对当时“开会”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每周大伙聚在一块吵一次架，打三个电话所有人都到。王文澜、解海龙都在屋里，大伙蹲在墙角抽着烟争论，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
刘铮说，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他认为一定应该有一种表达自我观念的摄影存在，而决不只是像中国这样只有记录的摄影。惹得大伙都愁眉苦脸地问，“你说的那种摄影在哪呢?”刘铮不言语，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等着吧。”
很多影像都是超现实的
慢慢地，刘铮对于这样只停留在探讨层面的会议感到了厌烦，1997年，他决定辞职。自己去找答案。
离开报社前，刘铮已经在尝试自己的“摄影新思维”，所以刚离开时，刘铮觉得自己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了，但所有的探索都还没有确定的眉目，随之而来的是更迷茫。“我那时每天没事就坐在十字路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眼泪哗哗地流，根本不知道去哪。心里还想开不开口找我妈要钱。”
1994年，刘铮就开始尝试自己后来的成名作《国人》系列。为了拍摄《国人》，他几乎走遍中国。镜头覆盖了农民、僧侣、流浪者、囚犯、富人、乞丐、戏子、舞女、诗人、未亡人、残疾人、变性人、死尸、干尸及蜡像人物、雕塑人物。
“这些‘国人’们往往以怪诞、荒谬、阴冷、愚昧、丑陋、无奈、笨拙甚至是凶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在悚然之余感到阵阵现实的错愕。”摄影家、学者顾铮如此描述刘铮的作品。
开始的时候，刘铮还是从纪实摄影的角度出发，“只是想做一点记录，拍拍周围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各种各样的活法。后来我逐渐开始关注各个群落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后来对生存状态也不太关注了，开始对一些终极问题进行思考。我觉得每个拍摄对象都是一面镜子，它们身上都映着我的影子。所以很多影像都是超现实的。这样的风格是在拍摄中一点一点形成的。”
刘铮说，7年的记者经历，使他对于现实有着特殊的关照；而生于传统的中国之家，加上从小对历史的兴趣，使他深悟中国传统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这些都影响着他创作的内容和形式。
摄影兼评论家李江树评价刘铮的作品，包含了“国人”担负着的沉重历史，“死亡和战争的阴影，情欲、渴望、感情的误置，深刻的无聊，岁月的创痛，浅薄的世俗享乐和现代人的精神贫困。”
“最初是想记录中国人的心灵状态，后来却成了对我自身心灵的剖析，这是我当初未曾预料的。”刘铮说，摄影对他来说如同一个发泄的渠道，没有它他将无可想象自己的生活。“我的孤独在社会中很难被容忍，我的摄影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我是孤独地存在着。”
国外买家开创了市场
所幸，后来他孤独的身影边有了荣荣，再后来有了庄辉、洪磊等等一批和他有相似想法的摄影家。
荣荣早年学画，考美院落榜之后，偶然在照相馆接触到了相机，由此喜欢上摄影。攒了三年钱后，荣荣揣着一笔“巨款”来到北京“追寻理想”。
刘铮还记得下大雪的时候，他和荣荣一起出去拍照片，拍完了，两个人穷到买一张大饼，一人一半。时隔约十年，他们每个人的作品都卖到了一张十几万元。
因苦于自己拍的照片无处发表，他们想到自己办一份杂志，就是让圈子内的人能互相看到作品。1996年，刘铮和荣荣凑钱策划并创办了《新摄影》杂志。在杂志的前言中，刘铮写道，“一旦观念进入影像，我们面前的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没想，这本当初每期只有几十份的杂志，真让这些盲流艺术家“豁然开朗”了。杂志办不久，有人把杂志带到国外，于是国外的策展人和收藏家来到了他们面前。
“他们都很惊讶，中国还有人拍这样的照片。”荣荣回忆说。
于是著名的策展人汉斯策划了一个展览，囊括了他们这一批中国最早的观念摄影家，从此，外国的艺术市场知道，“原来中国还真的有人在做这个。”
从那之后，刘铮他们这些人的称呼从盲流变成了艺术家。
大约在90年代末期，这些人的照片有了买主，开始基本都是外国人。每张照片约几千元人民币。荣荣记得自己卖了第一张照片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辆自行车——为了出去拍片子方便一点。
刘铮说，“我卖第一张的时候真没觉得激动，因为付出太多。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觉得有人认可了。”
被商业裹挟着起步并混乱
“中国的当代艺术和外国人是根本分不开的，这是事实。当初一个外国人花几百块钱也就相当于他们在本国好的餐厅的一道主菜。最重要的是，这些穷困的艺术家里如果来了一个外国人看作品，他们会觉得这是在和世界交流。”著名的影像评论家鲍昆评价外国买家之于中国这些摄影师的影响和意义。
其实，从迷茫到收获市场高价，这10年来，中国观念摄影仍只处于蹒跚起步阶段。更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起步时，它就立刻被裹挟到了商业的牢笼之中。
第一批观念摄影家被发现之后，那些拥有资本的人马上看到了这块市场。“观念摄影不像绘画，没有多年的工夫在技术上就难以过关。这让资本操作者更容易操作。”影像收藏在西方起于70年代。开始时，大师照片有的也只有两三百美金，而后一路攀升。这30年的历史当中，平均回报率达到了30％。尤其近两年，上升幅度速度不断加大。2005～2006年一年间，纽约苏富比拍卖影象作品成交量就上升了40％。
西方市场的这种火热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刚刚起步的摄影市场。而由于刚起步时的价格相对于油画十分便宜，且一张照片平均能制作十或数十版，所以很多国内投资家把国内的观念摄影作品当作“原始股”去购买。造成摄影作品市场在国内异常躁热。尤其是应国际潮流的观念摄影，许多都达到了每张20万元左右，而一般纪实类的老照片也就几千元。
鲍昆说，在目前国内的观念摄影市场中已出现极大的混乱和急功近利行为，“说白了，现在中国的观念摄影在资本操作者那里就是一种可以迅速赚钱的新型号产品。这和制作一款新手机没什么区别。现在这些做拍卖的人拼命地谈学术，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这个产品有一个好的包装。”
在鲍昆看来，现在，有些观念摄影家不是没有创新和突破就是已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符号。“比如说王庆松，他现在越来越像好莱坞大片导演。他自己已经不拍照了，有了一个想法，比如说要拍拆迁，就找个搞设计的按照他说的设计个草图，再找工程队把场景做出来，找副导演去北影门口找一帮北漂。到现场，他指挥一下，有摄影师对监视器看，最后王庆松定了，摄影师按快门就是。”
“有的艺术家为了让别人模仿不了，就用超投入的方式，做作品自己先投20万。但是这已经不是门槛了。别人看到商机可以先投50万。这样不行的。”鲍昆说。
他说，现在中国观念摄影甚至没有一个评判作品好坏的标准。“评论家和理论家应该去探讨，比如技术、语言、色彩等等，这些都是多少年来评判艺术作品的一些标准，而现在在观念摄影中间是缺乏的。”
刘铮的作品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没有进入国内市场，一直由国外画廊代理，稳定地卖着。他觉得，现在国内的这些观念摄影家一直都还在模仿外国的大师，是到了最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刘铮说，他现在开始怀念当初每周大家在一起抽烟开会吵架的时候。
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在近两三年内的水涨船高，本来无人注意的观念摄影一时风生水起，以颇为“壮观”的身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这种在10年前以“新摄影”的名义出现在中国的实验艺术品种，现在俨然成了收藏家和投资者心中的又一块蛋糕。
可事实上，这块蛋糕并没有想象的可口。
一定有记录以外的影像
中国的观念摄影从时间上划分，大致走过了十个年头，从对于行为艺术的记录到把影像本身作为一个表达自己观念的载体，这些在这十个年头中逐渐转变着。
提到观念摄影，有一个人一定得提，他就是《新摄影》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一位中国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刘铮。从他这十几年摄影的经历，能管窥出中国观念摄影从起步到刚刚上路的激情与迷乱。
十多年前，刘铮的身份还是《工人日报》的摄影记者。因为喜欢摄影而费尽心思进了报社，之后每天抱着相机游走在大街小巷拍摄车祸现场，或者被接待单位灌得酩酊大醉。曾经对于摄影的热情一点点地被这样的生活磨砺。
“那时候摄影就是一个记录功能。自己喜欢的摄影根本没人理，我当时觉得实在是太压抑了。”刘铮回忆说。工作之外，他拼命地寻找自己心中想象的摄影形式，觉得应该有一种形式是游离在记录之外，是表达自身观念的。--
可是那时候资讯极不发达，几乎什么都接触不到。为数不多的能见到的国外作品“都是从各个地方翻拍了多少遍的，像小人书~4大小的图片。”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召集认识的摄影师“开会”。直到现在，刘铮对当时“开会”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每周大伙聚在一块吵一次架，打三个电话所有人都到。王文澜、解海龙都在屋里，大伙蹲在墙角抽着烟争论，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
刘铮说，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他认为一定应该有一种表达自我观念的摄影存在，而决不只是像中国这样只有记录的摄影。惹得大伙都愁眉苦脸地问，“你说的那种摄影在哪呢?”刘铮不言语，最后只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等着吧。”
很多影像都是超现实的
慢慢地，刘铮对于这样只停留在探讨层面的会议感到了厌烦，1997年，他决定辞职。自己去找答案。
离开报社前，刘铮已经在尝试自己的“摄影新思维”，所以刚离开时，刘铮觉得自己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近了，但所有的探索都还没有确定的眉目，随之而来的是更迷茫。“我那时每天没事就坐在十字路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眼泪哗哗地流，根本不知道去哪。心里还想开不开口找我妈要钱。”
1994年，刘铮就开始尝试自己后来的成名作《国人》系列。为了拍摄《国人》，他几乎走遍中国。镜头覆盖了农民、僧侣、流浪者、囚犯、富人、乞丐、戏子、舞女、诗人、未亡人、残疾人、变性人、死尸、干尸及蜡像人物、雕塑人物。
“这些‘国人’们往往以怪诞、荒谬、阴冷、愚昧、丑陋、无奈、笨拙甚至是凶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在悚然之余感到阵阵现实的错愕。”摄影家、学者顾铮如此描述刘铮的作品。
开始的时候，刘铮还是从纪实摄影的角度出发，“只是想做一点记录，拍拍周围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各种各样的活法。后来我逐渐开始关注各个群落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后来对生存状态也不太关注了，开始对一些终极问题进行思考。我觉得每个拍摄对象都是一面镜子，它们身上都映着我的影子。所以很多影像都是超现实的。这样的风格是在拍摄中一点一点形成的。”
刘铮说，7年的记者经历，使他对于现实有着特殊的关照；而生于传统的中国之家，加上从小对历史的兴趣，使他深悟中国传统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这些都影响着他创作的内容和形式。
摄影兼评论家李江树评价刘铮的作品，包含了“国人”担负着的沉重历史，“死亡和战争的阴影，情欲、渴望、感情的误置，深刻的无聊，岁月的创痛，浅薄的世俗享乐和现代人的精神贫困。”
“最初是想记录中国人的心灵状态，后来却成了对我自身心灵的剖析，这是我当初未曾预料的。”刘铮说，摄影对他来说如同一个发泄的渠道，没有它他将无可想象自己的生活。“我的孤独在社会中很难被容忍，我的摄影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因此我是孤独地存在着。”
国外买家开创了市场
所幸，后来他孤独的身影边有了荣荣，再后来有了庄辉、洪磊等等一批和他有相似想法的摄影家。
荣荣早年学画，考美院落榜之后，偶然在照相馆接触到了相机，由此喜欢上摄影。攒了三年钱后，荣荣揣着一笔“巨款”来到北京“追寻理想”。
刘铮还记得下大雪的时候，他和荣荣一起出去拍照片，拍完了，两个人穷到买一张大饼，一人一半。时隔约十年，他们每个人的作品都卖到了一张十几万元。
因苦于自己拍的照片无处发表，他们想到自己办一份杂志，就是让圈子内的人能互相看到作品。1996年，刘铮和荣荣凑钱策划并创办了《新摄影》杂志。在杂志的前言中，刘铮写道，“一旦观念进入影像，我们面前的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没想，这本当初每期只有几十份的杂志，真让这些盲流艺术家“豁然开朗”了。杂志办不久，有人把杂志带到国外，于是国外的策展人和收藏家来到了他们面前。
“他们都很惊讶，中国还有人拍这样的照片。”荣荣回忆说。
于是著名的策展人汉斯策划了一个展览，囊括了他们这一批中国最早的观念摄影家，从此，外国的艺术市场知道，“原来中国还真的有人在做这个。”
从那之后，刘铮他们这些人的称呼从盲流变成了艺术家。
大约在90年代末期，这些人的照片有了买主，开始基本都是外国人。每张照片约几千元人民币。荣荣记得自己卖了第一张照片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辆自行车——为了出去拍片子方便一点。
刘铮说，“我卖第一张的时候真没觉得激动，因为付出太多。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觉得有人认可了。”
被商业裹挟着起步并混乱
“中国的当代艺术和外国人是根本分不开的，这是事实。当初一个外国人花几百块钱也就相当于他们在本国好的餐厅的一道主菜。最重要的是，这些穷困的艺术家里如果来了一个外国人看作品，他们会觉得这是在和世界交流。”著名的影像评论家鲍昆评价外国买家之于中国这些摄影师的影响和意义。
其实，从迷茫到收获市场高价，这10年来，中国观念摄影仍只处于蹒跚起步阶段。更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起步时，它就立刻被裹挟到了商业的牢笼之中。
第一批观念摄影家被发现之后，那些拥有资本的人马上看到了这块市场。“观念摄影不像绘画，没有多年的工夫在技术上就难以过关。这让资本操作者更容易操作。”影像收藏在西方起于70年代。开始时，大师照片有的也只有两三百美金，而后一路攀升。这30年的历史当中，平均回报率达到了30％。尤其近两年，上升幅度速度不断加大。2005～2006年一年间，纽约苏富比拍卖影象作品成交量就上升了40％。
西方市场的这种火热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刚刚起步的摄影市场。而由于刚起步时的价格相对于油画十分便宜，且一张照片平均能制作十或数十版，所以很多国内投资家把国内的观念摄影作品当作“原始股”去购买。造成摄影作品市场在国内异常躁热。尤其是应国际潮流的观念摄影，许多都达到了每张20万元左右，而一般纪实类的老照片也就几千元。
鲍昆说，在目前国内的观念摄影市场中已出现极大的混乱和急功近利行为，“说白了，现在中国的观念摄影在资本操作者那里就是一种可以迅速赚钱的新型号产品。这和制作一款新手机没什么区别。现在这些做拍卖的人拼命地谈学术，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这个产品有一个好的包装。”
在鲍昆看来，现在，有些观念摄影家不是没有创新和突破就是已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符号。“比如说王庆松，他现在越来越像好莱坞大片导演。他自己已经不拍照了，有了一个想法，比如说要拍拆迁，就找个搞设计的按照他说的设计个草图，再找工程队把场景做出来，找副导演去北影门口找一帮北漂。到现场，他指挥一下，有摄影师对监视器看，最后王庆松定了，摄影师按快门就是。”
“有的艺术家为了让别人模仿不了，就用超投入的方式，做作品自己先投20万。但是这已经不是门槛了。别人看到商机可以先投50万。这样不行的。”鲍昆说。
他说，现在中国观念摄影甚至没有一个评判作品好坏的标准。“评论家和理论家应该去探讨，比如技术、语言、色彩等等，这些都是多少年来评判艺术作品的一些标准，而现在在观念摄影中间是缺乏的。”
刘铮的作品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没有进入国内市场，一直由国外画廊代理，稳定地卖着。他觉得，现在国内的这些观念摄影家一直都还在模仿外国的大师，是到了最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刘铮说，他现在开始怀念当初每周大家在一起抽烟开会吵架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