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速的经济与停滞的社会，是当下中国的两个鲜明特征，于是，一个必然出现的局面就是，各种矛盾无法通过正规渠道化解，上访、维稳争锋相对。在这种对峙中，弱势一方通常是依靠道德力量来召唤社会舆论的围观。但是，当围观者稍微冷静下来，仔细审视弱势一方时，往往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些自私、怯懦，甚至唯利是图的道德瑕疵。
　　湖南瓜农邓正加在与城管的冲突中倒地身亡后，邓正加女儿开通微博，强烈质疑政府相关部门。但随后，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在得到高额赔偿的许诺后，邓正加女儿的态度由激烈转为“感谢政府”，“逝者已去”，“不希望外界打扰”。
　　围观为弱者带来了力量，但邓家女儿却不为父亲讨一个公道，在得到政府赔偿89万的许诺后，就匆匆下葬，既无公义、也未尽孝道。这让围观者五味陈杂，感到失望、沮丧，甚至愤懑，觉得维权者在压力与诱惑之下的退让，突破了底线，辜负了网友。
　　应该说，这种观点确有道理。但是，围观者需要想清楚的是：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围观一个不公、不平之事，无非是想帮助当事人获得一个更加公正的结果。虽然，凶手伏法，官员下台，符合围观者的预期，最能激起围观者的胜利感。但是，人毕竟生活在现实之中，身在乡土，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这往往令正义迟到，令人们折中放弃。
　　逝者已矣，活着的却还要面对艰难时势，让一个农户去跟地方权力部门对抗，其艰难不言而喻。而且，巨额的赔偿对于瓜农家庭，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即便她父亲英灵不远，也许也愿意自己的儿女就此生活得更好。其实，这或许就已是一种正义—在围观的力量的逼迫下，赔偿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某种意义上看，正义已实现。虽然，有些人觉得这种正义是算计的正义，是扭曲的正义，令真正纯粹的正义蒙尘，但是，谁能否认扭曲的正义仍是正义？
　　退一步看，实现更大的正义也并不一定需要假借瓜农女儿之手。外力致死，事情已经超出了私人范畴，成为了一个需要当地执法机关介入的案件，已经是一个公共事件。而当地政府的巨额赔偿，来源何处，理由是什么，也是一个公共事件。所以，虽然瓜农女儿是聚集公共关注的最佳人选，但任何一个不满意事件结局的公民，都可以亲自站出来，进行呼吁，聚集公共关注。
　　向瓜农女儿施压，要求她做什么，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人去履行自己的公共意愿，甚至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简单发泄。但是，这种集体压迫所赋予的义务并不一定正确。再纯粹的正义，个人也有不合作的自由，也有回避，甚至委曲求全的自由。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正义的基石呢？
　　在几十年前，人们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在一个宏大的命题下，人们必须服从集体的意愿。这个宏大命题可以是祖国的荣誉，可以是民族的独立，可以是集体的财产，甚至可以是一尊瓷像。值得一提的是，瓜农的女儿并不能和前段时间充满争议的柳传志相比。后者是著名企业家，更是肩负政治义务的人大代表，而前者，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儿。
　　所以，退让、唯利是图、懦弱，世间百态虽不完美，但在以个人为原则的基石之上，兼容并包维权者的妥协与自私，本身就是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意。
　　同样的道理，唐慧在维权过程中的那些自私、唯利是图、谎言与欺骗，虽也让围观者大跌眼镜，觉得受到了欺骗与误导，但唐慧无须满足人们的道德诉求，也无妨价值观的自洽。
　　不过，价值观所能兼容并包的退让、妥协、懦弱，一般仅仅是通过纳税人为政府错误买单，或损害形式上的法治，来达成自己的私利，并没有伤害到具体第三人的权益。这时，这些妥协、退让、唯利是图都可以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折中。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打算装外宾，然后纸上谈兵地谈法治的损害。
　　但是，在另一方面，必须强调的是，唐慧维权的过程中，地方司法系统是否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来满足唐慧的要求，进而达到维稳的目的，却是任何价值观都无法折中、兼容并包的问题。毕竟，犯下罪行的人的权利也仍然是价值观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