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两代伟人的治国睿智
　　看到“枫桥”二字，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是古城姑苏的枫桥。
　　其实，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1989年改为诸暨市）也有一个枫桥，在当代中国，诸暨枫桥远比姑苏的枫桥更受关注，它是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两代伟人的目光聚焦地，是事关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成败和建设“平安中国”的试验田、试金石。
　　让我们的目光穿越60年的风风雨雨，回到1959年8月21日。那天下午4点，时任诸暨县委书记孙子甫突然接到金华地委负责人打来的紧急电话，中央领导的专列将于当晚8点沿浙赣线由金华到诸暨，让他做好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的准备。“中央领导”是什么人？孙子甫不能问。但他知道，有资格乘坐专列的中央领导屈指可数，有幸亲眼见到这种级别的中央领导，还要当面汇报工作，孙子甫的激动难以言表。
　　孙子甫很早就来到站台上等候，站在他身边的几位当地主要领导显得有些紧张。专列在诸暨车站停稳，警卫人员引领孙子甫等人上了列车。走进车厢的那一刻，孙子甫惊呆了。专列里面的中央领导，竟然是他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
　　看到孙子甫等人，毛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诸暨是个出名人的地方，美女西施和画家王冕都出在这里。”
　　美女西施，中国人都知晓。毛主席提到的王冕是元朝画家，诸暨县枫桥镇人，诗、书、画、印样样精通。2017年10月25日，新当选的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就引用了王冕《墨梅》的诗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两代伟人都对枫桥的历史文化名人王冕情有独钟，是巧合，也是必然。
　　毛主席在跟孙子甫的谈话中，详细询问了诸暨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当时在思考什么？这次听取了孙子甫的汇报，诸暨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多少印痕？我们无法揣测。但四年之后，毛主席再次把目光投到了诸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大笔一挥，树立起“枫桥经验”的旗帜，为正在摸索中成长的新中国指明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方向，奠定了治国根基。
　　自1959年到1961年，新中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举步维艰。而世界局势风云变幻，苏联不断对中国施压；美国不仅保持其在台湾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印度趁机强占中国藏南地区，妄图造成既成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当局似乎看到了“反攻大陆”的良机，于1962年春成立了“反攻大陆行动委员会”，下达了“征兵动员令”，拉出了随时发动进攻的架势。国内的反动残余势力死灰复燃，散布反革命谣言，成立反动组织进行颠覆活动，与台湾遥相呼应，做起了“变天”美梦。一时间，黑云压城，群魔乱舞……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到底该走向何方？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共产党能否坐稳江山，关键在于稳定基层社会，巩固基层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63年1月9日，毛主席写下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5月，他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起草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稳固基层政权，要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让他们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中共浙江省委一马当先，选择了诸暨、萧山、上虞等县开展“社教”运动试点。1963年6月，浙江省委“社教”工作队在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的率领下进驻诸暨。在这个工作队中，最为亮眼的是省委枫桥工作队政法组和省公安厅工作组，他们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在枫桥区（现枫桥镇）的七个公社，针对那些被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必须逮捕的对象开展说理斗争，不费“一枪一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此期间，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在开展“社教”运动试点时，采取了跟枫桥完全相反的做法，动不动就抓人。到底哪一种做法更有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争论非常激烈。
　　同年10月29日至11月9日，毛主席再次来到杭州视察工作，陪同毛主席视察的公安部领导汇报了诸暨枫桥试点中“依靠群众，就地改造地富反坏分子，没有捕人”的做法，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公安部要好好总结这个经验。
　　“矛盾不上交”这句话内涵丰富。
　　毫无疑问，就地解决矛盾，是稳定基层政权最理想、最有效的办法。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浙江省委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带队进驻枫桥，全面总结“社教”运动试点经验。公安部由凌云副部长带队深入枫桥实地调研考察，主持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11月21日，公安部领导把一篇题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依靠群众，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这篇文章就是根据诸暨县枫桥区的那份调查报告写成的，准备作为全国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毛主席当时说，我没有意见，可以去讲。
　　隔了一天，11月22日，毛主席就在这篇发言稿上作了重要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①
　　同一天，毛主席同公安部副部長汪东兴谈话时说：“你们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如巩固边防的工作，搞一些特大案件，投靠外国使领馆的案件，重大的刑事案件，等等，这是经常要做的，还要研究情况，提出一个时期的政策。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比如说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监督、教育、改造工作，应通过群众来做。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减少反革命案件，减少刑事犯罪案件。”② 　　在这段谈话中，毛主席反复强调的是“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使得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脱离群众就无法生存。
　　接下来，毛主席又说：“我们的公安工作，历来是与苏联不同的。诸暨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一下，整理一个千把字的材料發下去，回答两个问题：（一）群众是怎么懂得这样做的；（二）依靠群众办事是个好办法。材料要短一点，长了没有人看，短了就有人看。你们要经常蹲点，做这种工作。”③
　　著名的“枫桥经验”就此诞生。“枫桥经验”的旗帜是毛主席一手树立起来的。
　　自然，公安队伍成为“枫桥经验”的先行者、推动者和主导者。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并且转发了“枫桥经验”，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和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1964年2月，公安部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研究部署在全国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很快大见成效。
　　自“枫桥经验”诞生以来，枫桥的干部群众在公安政法机关的指导下，遵照毛主席“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指示，成功地将“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全国率先给所有“四类分子”摘帽，巩固了基层人民政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也相伴而生。枫桥镇政府和公安政法机关依靠群众预防化解矛盾，不断完善和发展“枫桥经验”，总结出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工作原则，为新时期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
　　进入21世纪，“枫桥经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习近平同志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专门到枫桥考察，高度肯定了“平安枫桥”的做法，并在2003年纪念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暨创新“枫桥经验”的大会上，发表了《创新“枫桥经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讲话，指出要根据新形势下维护社会稳定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把学习推广“枫桥经验”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抓手，以基层安全文明创建系列活动为载体，抓基层、打基础，建机制、架网络，明责任、强保障，使“枫桥经验”在全省城乡基层单位全面推开，并贯彻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有效维护全省社会稳定。④
　　2004年5月10日，浙江省委在十一届六次全会上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的决定》，提出要通过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不断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这一决策部署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完全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也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平安浙江”，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同志把“枫桥经验”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2006年2月9日，针对浙江省实施的“八八战略”，习近平同志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采访，进一步阐释了“平安浙江”的内涵，道出了他对“枫桥经验”的深层次思考。他说，浙江经济发展走在前列，同时也有一些矛盾和问题在全国早发先发。为此，省委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要求出发，强调从“大平安”的角度统筹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对社会和谐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主政期间，先后有21次强调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足见他对“枫桥经验”的重视。他曾告诫全党，一旦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从“平安枫桥”到“平安浙江”，再到后来党的十八大上明确提出建设“平安中国”……可以这样说，当年是毛泽东思想诞生了“枫桥经验”，今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孕育、发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2013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紧紧抓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⑤
　　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指引下，枫桥干部群众又总结、创造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毛泽东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枫桥经验”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两代伟人的治国睿智，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依靠和发动群众，抓早、抓小、抓苗头、抓源头，化解矛盾纠纷，消除风险隐患，做好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现社会和谐平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梦，首先是平安梦；小康社会，首先是平安社会。
　　55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枫桥经验”是党和政府跟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是人民群众通往平安幸福的桥梁，是中华民族通向伟大复兴的桥梁！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枫桥经验”必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创新发展，使中国基层社会稳如磐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新的篇章。
　　“枫桥经验”永放光芒！
　　二、枫桥，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枫桥的干部群众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如此长盛不衰的“枫桥经验”？
　　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金伯中的《论“枫桥经验”的文化底蕴》一文认为：枫桥的山水文化，记录和承载了辉煌而厚重的枫桥文化；枫桥的耕读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历史文化名人和诗文书画大家；枫桥的理学文化，孕育和滋养了“枫桥经验”说理斗争的基本内涵和人文精神。他的观点非常精辟。 　　为了避免尴尬，我假装没看见，低头翻弄陈友堂的那些老照片，等他心情平静一些了，才小心翼翼地问：“你也恨父亲吗？”
　　“原来恨过，现在理解了，那时候他也不容易，不恨了。”
　　陈伯云对父亲的恨，主要是父亲整天忙大队的事情，不管母亲不顾家。哥哥当兵走后，刚满十五岁的陈伯云就挑起了家庭重担。他最怕拉车子，因为吃不饱饭，肚子空空的，没力气。有一次累得受不住了，跟父亲吵。可那也没用，父亲还是我行我素，家里头的事不管不顾，对于集体的事情却很用心。他给大队建了几个鱼塘，养鱼卖钱，还开荒种茶，把一片荒山变成了茶山，每年能采200担茶叶，都卖给国家。我问这片茶山还在吗？陈伯云说早没了，先是被个人承包，后来为了挖沙卖钱，茶山就被挖掉了。
　　“我父亲如果不当村干部，家里早就富起来了。他脑子聪明，会搞经营会做生意。1951年，他曾经当学徒的杭州永丰丝绸厂写信给他，请他回厂里当技师。公社干部得知后找他谈话，说组织培养一个人不容易，他就留下了。”
　　1950年，陈友堂担任枫溪大队的治保主任，1955年，担任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
　　“那时候省里面的工作队在枫桥，应该经常有人到你家里，你见过吗？”
　　“见过。到我家里，给我饼干和糖。在我们村住了十几个，大多是公安，住了三年，‘文革’时走了。那些人真好，跟我们一起干活儿，就住在农民家，村里人都喜欢他们。”
　　“文革”期间，陈友堂被定为“走资派”、“四类分子”的保护伞，免去党支部书记职务，到处游街，吃了很多苦头。我问陈伯云：“你父亲挨批斗的时候，你见过吗？”
　　陈伯云点点头：“前几次说是斗灵魂，我没到现场，后来我听说让他跪在玻璃碴子上，急了，赶去一看，父亲胸前挂着一块几十斤重的木牌子，是用整块门板做的。这是成心整人呀！我冲上去摘掉木牌子，要挂到革委会主任的脖子上，让他试试有多重。我那年十八岁，天不怕地不怕，我冲革委会主任喊，谁再敢这样，我跟他拼命！”
　　据统计，枫桥和檀溪两个公社，被“造反派”批斗后自杀的共产党员和农村干部有8人，被殴打致伤致残的有511人，被直接打死的有23人。不过陈友堂骨头很硬，让他跟“四类分子”一起劳动的时候，他还不忘叮嘱“四类分子”要遵纪守法，不要跟着有些人起哄。在最艰难的岁月，枫桥的干部、群众依旧没有放弃“枫桥经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默默坚守着。
　　“文革”结束，陈友堂恢复了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的职务，还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按说在当地有点儿影响力，给陈伯云找个好工作不难，怎么他还待在农村呢？我问陈伯云，他反应很激烈：“我们家里的人，跟他没得一点儿好处。别人怕上战场，他就把哥哥送去了。我想出去工作，他不答应，却把村里好几个人送出去了，现在人家工资都挺高。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读书少了，十五岁他就让我下来干活儿……”
　　我跟陈伯云聊天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厨房忙活，其实一直关注着我们这边的动静。这会儿她插话了：“别提了，不但没沾光，还跟着倒霉了！你知道我两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一个叫群群，一个叫众众，群众！被批斗批怕了，我发誓不让孩子当干部，当群众最好。”
　　陈伯云的妻子也被划到“四类分子”堆里，跟他们一起劳动。她跟我诉苦，说自己是被陈家骗来的，当初是想嫁过来过好日子的，没想到反而受了欺负。
　　“你跟陈伯云怎么认识的？”
　　“我们村的民兵到枫溪村演练，那时候我是民兵副连长，被我公爹看上了，发动人做我的工作。”
　　“发动群众是你公爹的强项。”我笑着说。
　　陈伯云那时候是民兵排长，比妻子低一级。两人结婚，没办酒席，连一块糖都没发，那天他家里的饭桌上，就多了一双筷子，多了一碗菜。而且，当时妻子的娘家并不同意这门婚事，觉得陈家太穷了。
　　“是我自己同意的。”陈伯云的妻子说。
　　我看看陈伯云，他已经悄悄走开了，站在远处朝我笑。不用问，一切都是真实的。我问陈伯云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她犹豫一下：“骆丽英。”
　　我要在采访本上写下她的名字，这个举动引起了她的警觉，似乎意识到自己说多了，站起来要走开，被我拦住了。“你结婚的时候，有什么值钱的嫁妆没有？”
　　她哼了一声：“什么也没有，他家里的房梁都快掉下来了。别的东西我不要，就想要台缝纫机。我公爹说，好，你先来，明年给你买。我就嫁过来了，可缝纫机一直没买。”
　　“当时缝纫机多少钱一台？”
　　“一百多块钱……讲话不算数，到现在还欠我一台缝纫机！”
　　我忍不住笑了。陈友堂死了二十年了，她还想着那台缝纫机。“你们家里一直没有缝纫机吗？”
　　“分家后我自己买了一台。说是分家，其实哪有什么可分的？我当时还怀着孕就说分家，让我们出去住别人的房子……”
　　“陈友堂对你怎么样？你们关系不好吗？”
　　她停顿了一下，想了想，认真地说：“其实，他对我很好。我刚嫁过来那天，他对我说，你能到我家来，我很开心。他确实很高兴。我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在医院生完孩子，他用担架把我抬回家。后来我又生了个儿子，他对村里人说，我这个儿媳妇好，先开花后结果。”
　　說着，骆丽英笑了。气呼呼说了半天话，她还是第一次笑。
　　“他对自己的孙子孙女怎么样？”
　　“好。那年到北京开会，临走前专门把孙子叫来，用手比画着孙子的头，回来给孙子买了一顶军帽，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军帽……”
　　我感叹：“真没想到，大队书记家里会是这样。”
　　听了我的话，她又生气了：“他就是太革命了，从来不给自己家里人找好处。记得村里有个人到家里找他批地基盖房子，提了一盒香糕，两个孩子馋得围着香糕看，刚拿起来就被他一把夺过去。他答应给人家批地基，可还是逼着人家把香糕带回去了。俩孩子当时那样子，真可怜……还有，别人家的孩子能入党，我家孩子不能，到现在我儿子都不是党员。他把‘四类分子’的孩子送部队当兵，我让他帮两个孩子找工作，他却说，别人家的孩子能在家里劳动，你们为什么不能？” 　　陈友堂送“四类分子”子女当兵的事，我在资料里看到过。“当兵的人叫什么？还能找到吗？”
　　“叫崔伯康，搬到新村了。”
　　枫溪村现在寸土寸金，为保持古村原貌，政府不让盖房子，在附近划了一个新村。枫溪村的土地几乎都被征用了，农民现在没地种，陈伯云的两个儿子又没有工作，待在家里闲着。骆丽英说：“我公爹就对养女好，给养女在外面找了工作。”
　　“就是从路边捡来的女孩儿？”
　　“不是捡来的，是别人养不活了，他怕女孩儿饿死，就抱回家了。”骆丽英说，养女的亲生父母跟她是一个村的，她没嫁给陈伯云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养女，只是没想到能跟养女成一家人。养女叫陈仙茶。
　　告别陈伯云的时候，我帮他收拾了桌子上的荣誉证书和照片。他小心翼翼地装在塑料袋里，这是父亲留给他的唯一财富。
　　三天后，我在诸暨市给陈仙茶打通电话，听说了我的来意，在电话里她就哭了。
　　我们约好在附近公园的亭子里见面，看上去她的身体不好，很瘦。见面刚说了两句，她又哭了：“我父亲这人，太善良了。”
　　陈仙茶上面有四个哥哥，父母生下她后，实在养不起了。陈友堂跟她的生父很熟悉，有一次两个人聊天，生父告诉陈友堂，刚生下的女儿快饿死了，准备找个地方扔掉。陈友堂忙说：“千万别扔了，给我吧，我老婆刚奶大了一个儿子，还有奶，再奶你女儿吧。”
　　就这样，陈仙茶被陈友堂抱回了家，当时还不满一个月。
　　“没有我爸我妈，我早就死了。”看得出来，她对陈友堂夫妻很有感情。
　　三个孩子中，陈友堂对这个养女最好，或许因为不是亲生的，生怕陈仙茶受委屈。他给陈仙茶安排了工作，最初在诸暨丝厂，后来单位不好关门了，他破例求了一次人帮陈仙茶换个工作。陈仙茶被调到了印刷厂，一直干到退休。
　　“我爸爸一生只求了一次上边的人，就是为我。”说着，陈仙茶的眼泪又流出来了。
　　陈仙茶对父母很感恩，上班后每月挣十七块钱，她拿出五块钱寄给陈友堂。她一直不找婆家，想一辈子留在父母身边。陈友堂当然不答应了，逼着她找男朋友，即便这样，她也是到了三十九岁才嫁人。在那个年代，三十九岁嫁人是一件大新闻。
　　“我这辈子，只有一件事情没听父亲的，就是嫁人。他希望我嫁给一个部队干部，可我不喜欢那个人，没听话。现在真后悔，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一定要骂我……”
　　我问陈仙茶：“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抱养的？”
　　“十岁那年，我上学拿户口本，发现户口本上写着养女……我当时挺害怕的。”
　　“你问过父亲吗？”
　　“没有。我没跟任何人说，不过父亲肯定看出我知道了。他一直对我很好，比亲生的都好。那时候父亲压力很大，在家里脾气不好，母亲给他端洗脚水，他不知为什么就踢翻了洗脚盆。家里穷，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父亲心里很压抑，吃饭的时候会突然掀翻饭桌。但是对我，他很少發火。”
　　陈友堂成了典型后，背负着很多舆论压力。他对待“四类分子”的做法跟别处不一样，就招来很多议论。他让“四类分子”的儿子崔伯康去当兵，有些人就不理解，背后骂他。不过，还是说他好的人多。陈仙茶说：“我回村里，那些‘四类分子’的子女看到我，都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让我到他们家里去说话。父亲不喜欢出风头，就是凭良心做事，在村里威信很高。”
　　“听说在宁波的大哥，刚结婚就被你父亲送去当兵了，对父亲一直有意见。”
　　陈仙茶有些犹豫，似乎不知道该不该说，半晌才叹了口气：“其实不是当兵的事。让他去当兵，转业回来有份好工作，许多人都求之不得呢。哥哥对父亲有意见，主要是结婚后想盖新房子，父亲却不给批地基。现在枫溪村的房子，地皮也值上百万，要是当年给哥哥批了……去年清明，我去坟地看父亲，发现坟头塌了，想给父亲重修一下，立块石碑，大哥却不同意，说坟头不能随便动。”说着，陈仙茶无奈地摇摇头，“大哥一直没有原谅父亲，父亲死的时候他都没在场。”
　　陈友堂生病住院期间，陈仙茶的女儿刚好满月，她带着女儿去医院看望陈友堂。尽管病得很重，看到陈仙茶和外孙女，陈友堂还是很高兴，把外孙女放在胸口上逗她玩。外孙女百天的时候，陈友堂也到了弥留之际，一直不肯闭眼。老伴陈亚芳凑到他耳边，问他等老大？他摇头。问他等仙茶？点头。后来听到院外有拖拉机的声音，老伴说仙茶来了，他点点头。可等到陈仙茶进屋，他已经闭上了眼睛。
　　陈仙茶边哭边说：“别人都说生完孩子不能哭，可我忍不住，哭了好几天，就把眼睛哭坏了。”
　　我仔细看了陈仙茶的眼睛，确实像是有眼病，忙劝她别哭了。我说：“他知道你赶过去了，安心闭上了眼睛。你没有遗憾，你父亲也没有遗憾。”
　　她有些激动：“不，父亲有一个遗憾，我心里最清楚，只是别人不知道。”
　　“什么遗憾？”
　　“父亲见过很多领导，市里省里不说，还有不少都是北京的。但父亲住院的时候，没有一个领导去看他。他一直在等……”
　　这就是枫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友堂的故事。我耳边突然响起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片头曲：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不觉间，我的眼中盈满了泪水。还好，外面太阳很毒，一会儿就将我的泪水晒干了。
　　是晒干的！
　　二、打起背包去枫桥
　　关于55年前“枫桥经验”诞生的细节，很多人的讲述并不准确，甚至南辕北辙。想知道真实情况，只有追根溯源，寻找55年前参与“枫桥经验”调研的人。不过这挺难的。
　　在北京，我见到了一百零三岁高龄的林乎加，当年他是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最早率领省委工作队进驻枫桥区调研，可惜年事已高，无法跟我交流了；时任省公安厅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吕剑光，后来升任公安部副部长，他当时担任省委工作队政法组长，于2012年底去世；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党组成员、厅办公室主任杨永恒也于十年前去世了。 　　公安部这边，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凌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带领公安工作组蹲点枫桥，全面调查了解枫桥在“社教”运动中的具体做法，并主持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不用说，他最了解“枫桥经验”诞生的过程。遗憾的是，2018年3月中旬，一百零一岁的凌云部长平静地走了；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办公厅主任刘复之，曾参与修改《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初稿，于2013年8月去世；时任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副局长赵明也于前几年去世……
　　万幸，我听说八十九岁的徐贤辅老人健在，当年他在浙江省公安厅办公室担任研究科副科长，是蹲点枫桥工作队材料组的，参与了“枫桥经验”所有的调研和调研报告起草工作。
　　时不我待，我立即赶到杭州随园嘉树老年公寓拜访徐贤辅。老年公寓环境幽雅，很多设施挺人性化，楼下有健身场地，还有专门会客的茶室。徐贤辅老人执意在自己家中接待我，还特意招呼比他小一岁的老伴出来给我泡茶。他俩的身体都很硬朗。他笑着告诉我，这套公寓他们预付了15年的租金，“预算15年，能不能活满预算期，还不清楚呢。”
　　我的心情放松了很多。不用问，他是一个开朗幽默的人，我不用担心问错话了。端起泡好的绿茶，我看着他，他也在看我，我们同时会心一笑，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忽然间，我觉得他似乎一直在等我，等了几十年，今天终于相见了。他把一个笔记本端放在桌子上，似乎是他采访我，其实，这是多年养成的记录习惯。
　　我们的话题很快就回到了1963年6月。他告诉我：“省委工作队进驻枫桥才几天，发现人手不够，我是被补充进去的。后来，上边下来的部长、副部长去枫桥考察调研，我几乎都陪同过。”
　　我终于采到富矿了！
　　下雨了，雨挺急，雨雾也很重，对面的楼房模模糊糊，只看到雨水在玻璃上欢畅地流淌。在这颇具诗意的氛围中，追溯五十多年前的故事，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徐贤辅临时接到去枫桥报到的通知后，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一顶小蚊帐和一张草席，打起背包上路了，同行的有研究科科员顾民生和公安厅办公室主任杨永恒。他们三人坐火车于中午时分赶到诸暨。从诸暨去枫桥的公共汽车下午才有，他们没有打搅诸暨县公安局，就在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铺吃了碗面，沿着县城旁的浦阳江边走了走，几个人的心情像旅游一般轻松。那时候他们经常下基层调研，谁都没想到，这一次的经历将写入历史，成为他们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
　　徐贤辅老人思维敏捷，记忆力很好，甚至能把时间精确到小时。下午三点，他们登上了一辆开往枫桥的客车。傍晚时分，到枫桥镇派出所报到。公安厅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吕剑光就住在派出所，他是省委工作隊政法组的组长。当晚，杨永恒被任命为省委工作队枫桥公社工作组政法组长，徐贤辅被分到材料组，他们都住在农民家中。
　　“在农民家怎么个睡法？”打断徐贤辅流畅的讲述，我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可没办法，我这个人就喜欢知道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农民家几口人，女主人长得好不好看。
　　“我们住在楼上，条件还算不错。有些蹲点干部打地铺睡，也有睡在马棚里的。”
　　在枫桥派出所，徐贤辅遇见了跟着吕剑光下来调研的周长康。他突然问我：“周长康健在，你见到了？我有好多年没见他了。”
　　“还没见，但一定要见的。”周长康当时担任省公安厅机要科科长，后来调到公安部，因不习惯北京的生活，又主动要求回到浙江省公安厅，担任过治安处处长。他比徐贤辅年岁还大，已经九十一了，也是我采访名单上的重点人物。
　　当时中央决定，在“社教”运动中，除去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投毒等民愤极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立即逮捕法办之外，对于其他“四类分子”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应该说，“社教”运动最初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从“枫桥经验”的内容来看，也确实体现了这一点。我很想知道，工作队下去的本意是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怎么搞出了“枫桥经验”？最先抛砖引玉的是谁？
　　徐贤辅在材料组，每天穿村走街，了解的情况比较多。我问他，工作组下到村子里怎么开展对敌斗争？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他说，对敌斗争就是要改造“地富反坏”分子。我们白天跟老百姓一样，在生产队下地劳动，边劳动边聊天。晚上组织群众开会讨论“四类分子”的教育改造方式。不要说普通干部了，我多次看到林乎加书记和农民一起劳动。他的一条腿有伤残，劳动时很吃力。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看到汗水淋漓的公安干部。有一次我去枫溪大队，刚进村就看到公安厅治安处科员朱增荣挑着一担大粪送到田间，见到我，挥挥手打个招呼，又干他的活去了。大家都很忙，都很有干劲。
　　我感叹说：“那时的干部下乡干活儿，动真格的，而且都是行家。”
　　“就是。我在乡下蹲点的时候经常听农民说，国民党的县长老爷坐轿子过马路，共产党的县长同志脱掉鞋袜下田头。”
　　徐贤辅也经常下田劳动，目的是能从农民嘴里听到真话，写材料更真实生动。有一次，他看到几位农民在耘田（拔掉水稻行间的杂草），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就主动下田帮忙。下田没多久，徐贤辅就腰酸背痛，满脸泥浆。这倒不算什么，最吓人的是水中的蚂蝗，吸血鬼似的叮在他的腿上，一拽掉鲜血就冒出来了。
　　“尽管累，但很值得，因为农民看我的眼神亲切多了。工作组的女同志坐在灶前，一边烧火一边和农民聊天，那场面让我想起战争年代鱼水般的军民关系。”说起这些往事，徐贤辅的眼神亮起来，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激情年代。
　　跟农民混熟了，农民就敢说真话。他们问工作队，土改运动斗地主，是为了分田地，这次“社教”运动斗地主，又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把蹲点的干部问住了。林乎加书记得知后，觉得农民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求工作队的省公安厅干部组织一次大讨论。 　　“林乎加自己也到处跑，征求农民意见，最终找到了答案：是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生产。这一点，全国社教运动很少提。”
　　当时浙江省内有“四类分子”30多万，枫桥区7个试点公社有911人，个别生产队的“四类分子”占了主要劳动力的半数。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从饥饿中走出来的农民迫切渴望发展生产，他们明白了对“四类分子”的斗争就是为了把他们改造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生产，觉得是件好事。
　　按照省委的要求，工作队首先对“四类分子”进行评审，把他们分成三类：正式社员、后备社员和改造社员。这三类人的政治待遇完全不同，达到正式社员标准的，可以正常跟村里的群众一起劳动，活动不受限制。后备社员要在群众监督下参加劳动，每月写一次思想汇报，离开本县区域，需要向村里请假。改造社员不但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还要经常被批斗，一个月写两三次思想汇报，离开村子都要请假。
　　虽然农民们都赞成改造“四类分子”，但是武斗好还是文斗好？争论很大。有人说，江山是打出来的，不是讲理讲出来的，敌人只有被打服的，没有被说服的。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个别村在斗争“四类分子”时，斗争的话还没说，拳脚就上来了。挨了打的“四类分子”表面服帖，心里能服气吗？越打抵触情绪越厉害。挨打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每次往台上一站，咬着牙闭着眼熬过去，早打完早回家。古唐大队有个富农分子，每次拉出去批斗，老婆就在家热一壶老酒，煎几个鸡蛋，等他挨打回来好好补补。反正是你打你的，我过我的。
　　徐贤辅给我讲了一个事例。西畴大队有个大地主叫陈荫林，过去家里有1400亩土地，生活富足，从小就有专门的老师教他读书，不但有文化，还会写诗。曾经当过十几年保长，还被国民党的“剿共绥靖指挥部”聘为咨询委员。土改后，他心怀不满，背后发牢骚，说当了一辈子地主，想让他参加劳动很困难。村干部派他去管理秧田，他拿一把靠椅躺在田头看书，麻雀糟蹋谷种也不管；叫他放牛，他把牛丢一边不理睬，摇头晃脑地自嘲“老来当牧童”。后来干部派他去捡拾猪牛粪积肥，他背着粪箕到处游荡，甚至坐上公交车去绍兴吃了一顿包子。他还给自己又小又窄的房子起了个名字，叫“容膝斋”，经常在“容膝斋”里写反动诗词。得知台湾那边准备“反攻大陆”，他比谁都兴奋。村里批斗了他很多次，甚至使用了“假枪毙”的手段，都拿他没办法，因此称他是“橡皮碉堡”。类似“橡皮碉堡”的“地富反坏”分子还有不少，群众要求将这种人枪毙了，不枪毙也要关进监狱。据统计，当时群众要求抓起来交给上级处理的“地富反坏”分子有45人。
　　“说真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到底能不能把‘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我们心里也有顾虑。”徐贤辅说。
　　少捕与多捕，文斗与武斗，成为困扰政法工作组的难题。
　　这时候，有一个农民干部站出来了，坚决反对武斗，他就是枫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兼治保主任陈友堂。“人心都是肉做的，你有情有理，他才口服心服。”他说，大多数“四类分子”这些年还是守规矩的，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枫溪大队的“地富反坏”分子并没有趁机作乱。陈友堂反对多捕、乱捕，如果把大队能够自己教育改造的“四类分子”送去劳改，一方面给国家增加了负担，而留在村里的老婆孩子要吃饭，又给大队增加了负担，太不划算了。他不但坚持认为“四类分子”是可以改造的，还说他们的子女是“门里边的人，不能将这些青年推到门外面去”。
　　在那个年代，能够把“四类分子”的子女当人看，而且敢说出这番话的人，绝不是等闲之辈，注定是要被写进历史的。徐贤辅特意给我介绍了陈友堂，他说的故事我大多已经知道，不过有一个细节对我很有触动。陈友堂去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特意理了发，穿了一件半新的中山装。诸暨县委书记带着干部、群众来到陈友堂家，给他送来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戴上了大红花。枫桥的群众敲锣打鼓，一直送到枫桥区委门口，诸暨县委的汽车在那里等候。陈友堂刚要上车，一个扎着长辫子的姑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把一套绒衣绒裤递给他。陈友堂对身边的徐贤辅自豪地说：“她就是我女儿。”
　　女儿担心北京天气冷，特地從诸暨县城赶回来送衣服。我仿佛又看到了陈仙茶的泪水。她的父亲并没有被遗忘，我想，我应该找个机会告诉她。
　　陈友堂的态度对工作队启发很大，他们决定在西畴大队试点，对“四类分子”进行评审，附近大队的工作组派干部现场观摩。
　　被称为“橡皮碉堡”的陈荫林就在西畴大队。评审之前，工作组特意组织干部、群众，针对少捕与多捕、武斗与文斗的问题开展辩论，还好，大多数人不赞成武斗和多捕人。徐贤辅注意到一个外号“猛张飞”的“武斗能手”坐在那里沉默不语，“觉得他不正常，担心他心里想不通，评审时闹事，散会后就找他单独谈话，他却说自己要下田了，转身走了。”
　　西畴大队村北边有一座大台子，像是开运动会的主席台，评审会就在那里举行。晚饭后，大队的干部、群众陆续来了，大台子上亮起了耀眼的汽灯，节日一般热闹，村里的小孩子最兴奋，绕着台子跑上跑下。徐贤辅到处寻找“猛张飞”，发现他坐在最后的长凳子上，忙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用意不言自明。评审开始，主持大会的是大队支部书记陈跃海，“他是土改时期的老干部，做事非常老练。”
　　第一个上台汇报思想的就是陈荫林，他故技重施，不紧不慢地读完了稿子，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等着批斗。群众揭发他的时候，他摇头晃脑的，仿佛事不关己。徐贤辅意识到要出事。果然，身边的“猛张飞”突然冲到台子上，揪住了陈荫林的头发。大队支部书记陈跃海一看不好，这是要武斗呀，立即叫停，宣布评审会结束，陈荫林今天没有老实交代，让他回去再考虑考虑。
　　第二天，西畴大队召开了干部会，再次讨论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问题。会上，大多数干部主张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武斗，大家对“猛张飞”提出了批评。
　　再次评审还在老地方，这一次安排陈荫林最后一个上台。前面两个“四类分子”的发言很诚恳，其中有一个是陈荫林的亲弟弟。群众都鼓励他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儿摘帽。陈荫林看到前面两个不但没挨打，还得到了表扬，他发言的时候态度好多了。不过，群众揭发他的时候，他还是遮遮掩掩的。有群众问他：“去年你到处造谣，说有13个国家要联合起来打中国，说过没有？” 　　他辩解说：“讲过，我是怕蒋介石打回来，心慌了。”
　　立即有群众反驳：“你哪里是心慌，那个时光，你走路神气活现的，你盼望蒋介石回来才是真。”
　　西畴大队一位小学老师拿出陈荫林的“容膝斋诗抄”念了起来：“偶尔不经心，遭此落井变。力腾身难离，禁锢终身拼。”还有一首，“大好春光似流水，穷居斗室不胜愁。风飘落瓣报春讯，坠向芸窗劝遨游。”
　　老师追问这些诗歌什么意思，陈荫林答不上来，只能承认：“我思想反动，是想变天，请求再宽大一次。”
　　这次评审会，陈荫林没挨打没挨骂，却让他冒了一头汗。评审会结束，他立即回家把保存了很久的蒋介石挂像拿出来上交了，劳动态度也变得积极了。不打不骂只说理，“橡皮碉堡”攻破了。
　　1963年9月，枫桥区七个公社的“社教”运动对敌斗争告一段落，吕剑光副厅长抽调了在枫桥蹲点的七八名省公安厅干部，组成一个写作班子，杨永恒是负责人，徐贤辅是组员。他们被安置在枫桥公社紫薇大队一家农户新盖的房子里，大多数人打地铺。公安厅专门派去了一名打字员，搬去了一台打字机。枫桥公社为了方便写作组晚上工作，想办法给他们扯上一根电线，在房间里安装上了电灯。10月8号，写作班子开始讨论写作思路，就在即将完成草稿的时候，毛主席再次来杭州考察，陪同的是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省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担负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他将枫桥的“社教”试点向汪东兴作了汇报。后来，公安部把诸暨县枫桥区“社教”运动中依靠群众教育“四类分子”，没有捕一个人的情况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很高兴，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同时，毛主席指示公安部要好好总结枫桥的经验。
　　经过31天奋战，写作班子完成了《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敌斗争总结（草稿）》。林乎加看后觉得很好，指示省公安厅立即上报公安部。初稿是杨永恒送到公安部的，由公安部副部长兼办公厅主任刘复之指导修改，最终由中共浙江省委和诸暨县委联合署名，于1963年12月5日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发至浙江各地、市、县委，并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
　　“枫桥经验”由此诞生。
　　“枫桥经验”诞生于枫桥、源于公安、根于群众，是公安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在后来“枫桥经验”的推动、发展和创新中，公安机关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并且将“枫桥经验”作为附件下发，指出“枫桥经验”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应作为教育干部的好材料。随后，杨永恒、徐贤辅冒着大雪，乘坐苏式“嘎斯”军车，经绍兴赶往枫桥区委，传达了中央指示的主要精神。徐贤辅回忆：“那天路很滑，非常危险，我们克服了很大困难才赶到枫桥。枫桥区委在枫桥雪逸中学召开全区治保主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社书记、公安员、大队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天气太冷，他们围坐在一起，用自带的棉被盖着腿和脚，焦急地等待我们。”
　　“枫桥经验”里最重要的事例，就是攻破了“橡皮碉堡”，几乎所有跟我介绍“枫桥经验”的人，都要搬出这个事例。我问徐贤辅：“你见过陈荫林没有？他还在吗？”
　　徐贤辅说：“死了很多年了。他有个女儿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定居在上海，从来没有回过枫桥。”
　　“你后来见过他吗？”
　　“见过，就是蹲点的第二年，又去枫桥收集资料，西畴大队的干部告诉我，已经对陈荫林落实了政策。”土改的时候，村里没收了陈荫林的家产，不过分给他家居住的房子比较大，但是几年后，生产队把他家的房子当仓库用了，让他搬进了他自喻为“容膝斋”的小屋子。省公安厅一位副厅长得知这个情况后，建议西畴大队将土改时分给陈荫林的大房子归还给他。
　　在西畴大队的墙报栏上，徐贤辅看到陈荫林的一篇学习心得，说“如果仍不觉悟，就是自取灭亡，必须好好表現，回头是岸”。为此，徐贤辅专门去看望了陈荫林。“他的书桌收拾得很干净，笔筒里还插了一束野杜鹃花。我问他还写不写诗了，他忙拿出去年修水利时写下的一首诗给我看。”
　　说真的，当我听说他的笔筒里插了一束杜鹃花时，心里软了一下：他应该是一个浪漫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陈荫林后来一直表现很好，1968年，大队建议给他摘掉地主帽子，但时值“文革”混乱时期，一直无法给他办理手续。也是这一年，他因病去世了。1978年，枫桥在全国率先给所有“四类分子”摘帽，尽管陈荫林已于十年前去世，但在枫桥蹲点的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副局长赵明说，“该摘帽的，死了也要摘！”就这样，经诸暨县人民政府批准，摘掉了陈荫林的地主帽子，并将通知书寄给了他在上海工作的女儿。
　　我无法联系到陈荫林的女儿，但我能猜想到她得知这个消息时的心情。后来，西畴大队收到了他女儿的一封感谢信，表达了对父亲摘帽的感激之情。的确，她应该感谢那些打着背包去枫桥的蹲点干部，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环境下，凭着跟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情感，做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选择。
　　外面的雨停了，薄雾散去，云缝中投下几道绚烂的阳光。我在采访本上画了一个句号，起身跟徐贤辅告别。他和老伴执意下楼送我，叮嘱我说，如果见到周长康，代问他好。看着他们相互搀扶的身影，我在心里默祝他们健康长寿。
　　“时光如水，总是无言。你若安好，便是晴天。”这句话说得真好。
　　三、传说中的江湖大盗
　　“枫桥经验”中有两个改造“四类分子”最典型的案例，一个是西畴大队被称为“橡皮碉堡”的陈荫林，还有一个是钟瑛大队（现合并为钟瑛村）被称为“破缸而逃”的江湖大盗骆尧松。
　　我原本要去采访周长康的，听说骆尧松也健在，临时决定先去跟“破缸而逃”的骆尧松聊聊。然而，枫桥派出所社区民警和钟瑛村的协警告诉我，骆尧松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以往几拨想采访他的人都吃了闭门羹，原因很简单，他不想让晚辈们知道那些不光彩的事。 　　我问驻村协警：“他有孩子吗？”
　　“有个女儿，在外地，不过外孙女从小跟着姥爷姥姥长大，现在还在他们身边。”
　　我能理解骆尧松的顾虑，如果是我，也会选择沉默。但现在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想跟他对话。钟瑛村距离枫桥派出所不远，听说村里过去的档案保存完好，我决定先去查一下骆尧松当年的档案记录。
　　仍旧是个雨天。我来到浙江后，感觉雨水没断过。下雨的天气，越发潮湿闷热，刚换上的衣服，一上午就被汗水浸透了，衣服洗过后两三天晾不干，随身携带的衣服不够周转了，只好赶紧网购。
　　钟瑛村委会还在一栋老旧的筒子楼上，六十多年没挪过地方，而且一直没有空调。据说村干部要跟群众保持一样的温度，不想待在舒适的空调房里，跟群众拉开距离。钟瑛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位很干练的女将，她手里拿着一堆材料，抱歉地说上午实在太忙了，让村里的协警陪我看档案。
　　协警抱来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堆档案，大约有五十多卷，我刚翻了几页，就肃然起敬。当年，不知是哪位大队书记作出了如此英明的决定，将所有的原始档案妥善保存，而且整理得有条有理。真是不可思议。我曾经在部队的档案室干过几天，对于档案的整理略知一二，钟瑛村档案的收集和管理，绝对是一流的。
　　没费多大工夫，我找到了骆尧松的原始档案。其实骆尧松原名骆娄松，不知什么原因，最终叫成了骆尧松。资料上说，骆尧松从小有偷窃的坏毛病，刚上小学时，因为偷了同学的铅笔，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训斥。然而，老师说了些什么，骆尧松根本没听进去，他的眼睛被搭在椅背上的一件上衣吸引住了，上衣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金星牌自来水钢笔。那个年代，拥有这么一支钢笔，对于每个孩子来说都是巨大的诱惑。骆尧松用身子挡住椅背，双手背在身后，腳步一点点后蹭，将金星牌钢笔顺手牵羊了。这件事，让学校对骆尧松彻底失望，开除了他的学籍。不上学的骆尧松更有时间偷窃了，搞得村里人很恼火。父亲怕他再惹祸，用一个大水缸扣住他，骆尧松竟然将水缸敲破逃走，从此浪迹江湖，开始了偷盗生涯。从1965年开始，钟瑛村发动群众对骆尧松进行教育改造，最终使他成为生产积极分子，当然，更重要的是成为“枫桥经验”的典型案例，骆尧松因此成名。
　　骆尧松是“枫桥经验”的一部分，而且他还活着，怎么可以不见他呢？无意中，我听说钟瑛村协警的父亲当年曾是村委会主任，我突然转过弯来，应该采访钟瑛村当年的村干部，通过他们了解骆尧松的改造过程，一定比材料里写的更详细。
　　我拜访了协警的父亲骆希年。他开了一个杂货铺，就在钟瑛村的街面上。杂货铺有两间屋子，是自己家的房子。骆希年当村委主任很多年，见证了钟瑛村最初的发展成长。说起“枫桥经验”，他的眼睛都亮了：“钟瑛村一直是‘枫桥经验’的典型，这经验实用，让钟瑛村最先富起来了。你看这条大街，‘枫桥经验’35周年的时候，村里人就在大街上盖起了100多间房子，比其他村发展快。”
　　钟瑛村的主街道很宽，街两侧的房子都是仿古建筑，上下两层，一楼做生意，二楼用来居住。我问骆希年，“枫桥经验”35周年的时候，他是否还当村委主任。他说：“还干。有件事印象最深，村口浇地的两个村民发生争吵，一个拿着锄头，一个拿着铁锹，要拼命。我知道后赶过去，当场解决了，双方握手言和，签了备忘录。赶巧那天有上边的领导，因为‘枫桥经验’35周年来钟瑛村考察，偷偷站在一边围观，看到问题解决得这么快这么好，夸赞‘枫桥经验’在钟瑛村已经根深叶茂了。你不知道，以前条件不好，现在的做法比过去先进多了，办法也创新了。”
　　他举了个例子，是自己当协警的儿子前几天处理的案子。村里古城改造，施工单位在道路上挖了很大的坑，村民马敏霞骑电动车经过，不慎摔到沟里，手臂摔断了，找到施工方的负责人讨说法。儿子知道后，叫上书记、村委主任和治保主任，一起去给双方做工作，最终协调成功，施工方赔偿马敏霞2600元的医疗费和误工费，双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我问骆希年：“村里有个叫骆尧松的，你认识吧？”
　　骆希年笑了：“哪能不认识，‘破缸而逃’是吧？”他接着告诉我，最熟悉骆尧松情况的是当年的支部书记俞善昌。
　　在协警的带领下，我又去拜访俞善昌。他已经八十九岁了，跟老伴住在一间没有后窗的屋子里。老伴就在他对面的椅子里坐着，看她的表情，应该是老年痴呆症。听说我是为了“枫桥经验”55周年下来采访的，他连说“枫桥经验”好，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社会稳定。
　　我直截了当问骆尧松的事情，俞善昌说：“他跟我关系很好。”
　　俞善昌给我讲了改造骆尧松的过程，跟我看的资料差不多。环顾他的房间，一切都很简陋，几乎没什么家具，一张桌子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房间里没有空调，老式电风扇吊在屋顶，却是静止的，屋内空气不流通，散发着一股霉味。干了一辈子支部书记，就是这种生活状况，不由得让我有些心酸。
　　“你过去给村里出了那么多力、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想想，不后悔吗？”
　　他笑了：“过去没吃亏，虽然吃苦，但很快乐。按照‘枫桥经验’去做，群众就尊敬你拥护你。如果我现在年轻，还愿意那么做。”
　　这就是一个老基层干部对“枫桥经验”的深厚情感，是一个老革命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我很想向老人表达我的敬意，一时却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就在这时候，俞善昌抬眼看了一下墙上的钟，又看了一眼老伴。老伴依旧是一副呆滞的表情。俞善昌紧张地站起来：“对不起，我要烧饭了。”
　　陪同我的民警章立佳问：“一直是你照顾她吗？”
　　俞善昌点点头：“她依赖我，按时按点吃饭睡觉。”
　　老革命为集体的事情奋斗了几十年，亏欠妻子太多，晚年开始弥补了。我突然想起同样干了一辈子支部书记的陈友堂，如果他和老伴还活着，我相信他一定会用心呵护妻子的。
　　离开俞善昌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今天晚饭后“突袭”骆尧松家，即便被轰出来，也要见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