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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的负担,还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我们想了解一下王总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
王国庆:丹尼尔确定了自己的企业精神:“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丹尼尔的大厅里面,就铭刻着这样的一句话。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我个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在中国现阶段,抛开群众的、社会的、每一种道德的、道义上的要求于不顾,唯利是图,这个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这是第一;第二,在13亿人口的中国,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我们陕西,“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就是说企业时刻想到最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这就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商场是穷人的商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丹尼尔的房产是穷人的住房,是比经济适用房还“经济”的住房。其实,反过来我们看,企业一旦完成了原始积累,就要可持续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十年没有拿过银行的贷款。这单凭着一种情结,一种抱负,显然是不行的,丹尼尔为什么有办法呢?所以,我们说为祖国立业,首先确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赚钱盈利不是丹尼尔企业的全部,是它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们确立了、研究了、总结了一个系统操作的这么个办法,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就是存量的理论。我们继而发现在偌大的中国、偌大的西部,亏损的企业、搁浅的企业、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才比比皆是,我们能不能做一只丛林的秃鹰?专吃腐肉,秉着管理会计的一个核心思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让这些资源得到最优化的科学的配置。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在这种理论的武装下,丹尼尔由当年的三千块钱的启动资金,发展成二三十亿元净资产的大企业;由过去的单一的项目,到上百万平方米房地产批量的开发,成为丹尼尔企业的一个龙头,拉动丹尼尔这个经济之舟在高歌猛进中前进;同时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基石:康复路市场有几千个商户,每年有二三十亿元的营业额,有好几千万元的纯收入,成为丹尼尔企业大厦永远屹立坚固的基石。
以重组作为一个手段,从城市到农村,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黑河古道都有了丹尼尔的身影,在这个基础上,丹尼尔确立并提出了“三百工程”,建一百所希望小学,开发一百个产业项目,带领一百万民众脱贫。到今天为止,已兴建了43所希望小学,兼并了三个中型国有企业,为两千名职工补贴六千万元解决了住房。
我觉得,要说谈企业,首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我们确定了这种思想,同时要有方法,要培育,要凝聚一批人,不再庸俗的为了高薪,而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为了能够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中国商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开发是个大投入,大产出,同时也是大风险的行业,但为什么丹尼尔企业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呢?而且,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存量经营理论。这方面,请王总谈谈存量经营的经验和体会。
王国庆:1993年,丹尼尔在房地产开发市场中还是一个新兵,凭着一种直觉,接收了中山门里83亩地的一个安置项目,其实在这个项目之前,首先接的是108亩的东西窑坊,这两个项目可以互补,为什么要重温这段历史呢?
以我们当年的论证,重组这个项目一千八百万的银行贷款,接受了城外的东西窑坊,有可能获取数千万的巨额利润,但是没想到项目的启动资金,因为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同时处置的这个要求,更多的老百姓选择了货币安置,资金缺口三千万人民币。一个企业尽管有相应的自筹资金,但对这三千万元的缺口来说,还是杯水车薪,怎么办?这时,我觉得我已经走到了地狱的门口,银行不可能急你所急,给你救死扶伤,给你出上这笔钱,那么自有资金又不足。生死关头,我们选择了担当重大的社会责任。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
就是城里占地83亩的中山门项目,只要为某个金融机构拆迁一个23亩的土地项目,银行立刻拨给你三千万,我们当时一测算,项目不赢利,为了缓解资金压力我们就定下了这个项目。我们万万想不到,因为安置政策的调整,因为古城城墙对附近建筑的限高,导致原来摸底的790户,增加到安置2290户,所有的中山门地区拆迁完、安置完直接亏损1.07亿,所有的建筑已经不够安置老百姓的住房。这就是天塌了。这个印象就是“生命不息,印象永存”,那么怎么办?
数学里面负负得正。不得已而为之,把这个项目中间40%左右的、30亩地上居住的老百姓异地安置到城外的项目,无意当中利用了级差地租。一个月完成了拆迁安置,一个月将中山门的地价由300万元降到80万元。那么30多亩地,一亩地200多万元的差价,使我们在一个月内弥补了6000万元的巨额亏损,同时,自己施工,自己组织,到1998年底之前,尽最大的努力,不是我一个人,在所有丹尼尔员工的努力之下出现了奇迹,弥补了1.07亿元的的巨额亏损。
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这些生产资料,在咱们企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其实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经济王国的“歌德巴赫”猜想。我们把城外二环路上有252名职工的纺织器材厂全部并购,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职工干了一辈子,大家希望能够安居而乐业。按道理讲这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并购重组本身有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是却之不恭的。我们就提出个要求,一个理念: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你的权益,而不是你的义务。我们也万万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收入现金1200万元,职工交的差价款。那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没有了,我们送给了职工。显然按照正常的思路,正常的开发,这个项目是亏损的。如果是为了盈利最大化,任何人不会选择这样去做,企业不是政府,也不是民政局。
但是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极差地租,这就是个巨大的存量资源,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城市发展,让丹尼尔也能赚到足够的钱,各得其所。丹尼尔的实践证明这个不仅有,而且完全存在。所以,我们又把城里解放路上的500万元一亩土地的、寸土寸金的地方,30亩地上的老百姓,这样一个项目拆迁安置完。我要说明的是这仍然是搁浅的、没人愿意开发的项目,直接拆迁安置,企业凶多吉少。我们把它接过来,把这里的群众异地安置到城外的纺织器材厂,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证,如愿地搬进了新居。你会发现,丹尼尔这极差地租一夜之间置换了1.5亿元的纯利润,那就意味着存量重组大有可为。
丹尼尔已经在改变房地产发展的历史,你更会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所有人的概念当中大投入、大风险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无投入,负投入,没有风险。老百姓得到了安置,城市建设得到了发展。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应的流动资金,我们欣慰的是竟然未动分文,企业获得了爆炸性的资产发展、财富积累,实际上这就实现了经济学的一句很经典的、实际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经典的话,今天变成了丹尼尔的金融观,“用最小的资本博得最大的资本量”。所以继而形成了丹尼尔的经营思想,“少投入,多产出”,以尽量少的精力、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永远考虑尽量大范围的、经济的、社会的效益产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歌德巴赫”猜想,所以,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我记得《左传》有言,人生有三立,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
我讲立言。生产尽可能多的物美价廉的物质、精神产品,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也尽可能尝试这么去做,安置尽可能多的下岗职工,足额地交纳税款,都是责任。但我更想做的是,要立言。我感觉到我们很多的企业、企业家们在陕西这个特殊的土地上,他们也想有所作为,他们很多的时候豪情万丈地去开发一个力不从心的大项目,却已经是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喜庆的典礼也许就是他未来葬礼的序曲。我们怎么样通过自己的经验的总结,教训的汲取,以及其他的企业的成败,把它总结出来,让更多的人避免这种挫折的过程,尽快地找到一条径直的通道,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我就有了想法,用了一千个不眠之夜,写了《商法》,我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
《中国商人》:现在很多企业,包括一些知名大企业,或着企业家也有一些困惑,就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一定的层次,出现原地踏步,或徘徊不前,或倒退的局面,面临突破,突破口在那里,有人形象地提出一个拐点问题,丹尼尔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呢?
王国庆:我已经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但是高处不胜寒,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想这个拐点在哪里?第一个到今天为止,丹尼尔发展的历史,是王国庆的英雄奋斗史,我自认为比较优秀,要从优秀到卓越,卓越大敌就是优秀,就是你自己,能不能不要满足于自己当英雄,竭尽全力打造一片英雄诞生的土壤。
第二个,不要再把朴素的个人的情怀、感性的举动和我们千变万化、危机四伏的市场简单地划个等号,那么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完善已经确立的丹尼尔企业宪章,丹尼尔的基本法,丹尼尔的员工权益法等等,这么一来,还要面临一个新的转折,就是要赋予劳动一个全新的概念,那就是不要满足于工资薪金的所得,要开创一个劳动所有制的时代,让有能力的人,有资历的人享有这个项目带来的直接收益,对他量化股权,所以这些东西需要严格的、严谨的、法律的条款来约束。
丹尼尔走了十几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丹尼尔永远研究的都是普遍规律,永远没有跟别人,联系哪个银行、利用哪个关系,都是在别人认为是包袱里面发现了黄金。数学里面有个大数法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政府的理念现在也是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增量货币的投入,招商引资,存量闲置资产的统筹配置都是要结合起来。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丹尼尔是房地产公司,开发了一百多万平方米。还有一百多万平方米正在开发;有人说,丹尼尔是商贸公司,有西安最大的康复路批发市场,那是旺铺的“爷爷奶奶”,也不是;有人说,丹尼尔搞了个“天锡楼”,重振了民族产品的辉煌,它仍然不是产业。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是越来越多的丹尼尔人的追求。丹尼尔就是培养人才,兼而开发房地产,我们这就把人才的理念提高到一个尽可能高的高度,因为,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所有财富的源泉,但是,它需要制度,体系去保障,需要一个导向氛围。
王国庆:丹尼尔确定了自己的企业精神:“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丹尼尔的大厅里面,就铭刻着这样的一句话。
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我个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在中国现阶段,抛开群众的、社会的、每一种道德的、道义上的要求于不顾,唯利是图,这个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这是第一;第二,在13亿人口的中国,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我们陕西,“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就是说企业时刻想到最大多数人的需求,所以这就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商场是穷人的商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丹尼尔的房产是穷人的住房,是比经济适用房还“经济”的住房。其实,反过来我们看,企业一旦完成了原始积累,就要可持续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在任何时候都要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十年没有拿过银行的贷款。这单凭着一种情结,一种抱负,显然是不行的,丹尼尔为什么有办法呢?所以,我们说为祖国立业,首先确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赚钱盈利不是丹尼尔企业的全部,是它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们确立了、研究了、总结了一个系统操作的这么个办法,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就是存量的理论。我们继而发现在偌大的中国、偌大的西部,亏损的企业、搁浅的企业、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才比比皆是,我们能不能做一只丛林的秃鹰?专吃腐肉,秉着管理会计的一个核心思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让这些资源得到最优化的科学的配置。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在这种理论的武装下,丹尼尔由当年的三千块钱的启动资金,发展成二三十亿元净资产的大企业;由过去的单一的项目,到上百万平方米房地产批量的开发,成为丹尼尔企业的一个龙头,拉动丹尼尔这个经济之舟在高歌猛进中前进;同时形成了丹尼尔企业的基石:康复路市场有几千个商户,每年有二三十亿元的营业额,有好几千万元的纯收入,成为丹尼尔企业大厦永远屹立坚固的基石。
以重组作为一个手段,从城市到农村,从繁华的都市到偏僻的黑河古道都有了丹尼尔的身影,在这个基础上,丹尼尔确立并提出了“三百工程”,建一百所希望小学,开发一百个产业项目,带领一百万民众脱贫。到今天为止,已兴建了43所希望小学,兼并了三个中型国有企业,为两千名职工补贴六千万元解决了住房。
我觉得,要说谈企业,首先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我们确定了这种思想,同时要有方法,要培育,要凝聚一批人,不再庸俗的为了高薪,而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为了能够无愧于我们所处的时代。
《中国商人》:我们都知道,房地产开发是个大投入,大产出,同时也是大风险的行业,但为什么丹尼尔企业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呢?而且,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存量经营理论。这方面,请王总谈谈存量经营的经验和体会。
王国庆:1993年,丹尼尔在房地产开发市场中还是一个新兵,凭着一种直觉,接收了中山门里83亩地的一个安置项目,其实在这个项目之前,首先接的是108亩的东西窑坊,这两个项目可以互补,为什么要重温这段历史呢?
以我们当年的论证,重组这个项目一千八百万的银行贷款,接受了城外的东西窑坊,有可能获取数千万的巨额利润,但是没想到项目的启动资金,因为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同时处置的这个要求,更多的老百姓选择了货币安置,资金缺口三千万人民币。一个企业尽管有相应的自筹资金,但对这三千万元的缺口来说,还是杯水车薪,怎么办?这时,我觉得我已经走到了地狱的门口,银行不可能急你所急,给你救死扶伤,给你出上这笔钱,那么自有资金又不足。生死关头,我们选择了担当重大的社会责任。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奇迹,什么奇迹呢?
就是城里占地83亩的中山门项目,只要为某个金融机构拆迁一个23亩的土地项目,银行立刻拨给你三千万,我们当时一测算,项目不赢利,为了缓解资金压力我们就定下了这个项目。我们万万想不到,因为安置政策的调整,因为古城城墙对附近建筑的限高,导致原来摸底的790户,增加到安置2290户,所有的中山门地区拆迁完、安置完直接亏损1.07亿,所有的建筑已经不够安置老百姓的住房。这就是天塌了。这个印象就是“生命不息,印象永存”,那么怎么办?
数学里面负负得正。不得已而为之,把这个项目中间40%左右的、30亩地上居住的老百姓异地安置到城外的项目,无意当中利用了级差地租。一个月完成了拆迁安置,一个月将中山门的地价由300万元降到80万元。那么30多亩地,一亩地200多万元的差价,使我们在一个月内弥补了6000万元的巨额亏损,同时,自己施工,自己组织,到1998年底之前,尽最大的努力,不是我一个人,在所有丹尼尔员工的努力之下出现了奇迹,弥补了1.07亿元的的巨额亏损。
那么我就在想,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这些生产资料,在咱们企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其实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经济王国的“歌德巴赫”猜想。我们把城外二环路上有252名职工的纺织器材厂全部并购,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一种社会的责任。职工干了一辈子,大家希望能够安居而乐业。按道理讲这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并购重组本身有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是却之不恭的。我们就提出个要求,一个理念:一个职工一套住房,这是你的权益,而不是你的义务。我们也万万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收入现金1200万元,职工交的差价款。那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没有了,我们送给了职工。显然按照正常的思路,正常的开发,这个项目是亏损的。如果是为了盈利最大化,任何人不会选择这样去做,企业不是政府,也不是民政局。
但是我们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极差地租,这就是个巨大的存量资源,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让城市发展,让丹尼尔也能赚到足够的钱,各得其所。丹尼尔的实践证明这个不仅有,而且完全存在。所以,我们又把城里解放路上的500万元一亩土地的、寸土寸金的地方,30亩地上的老百姓,这样一个项目拆迁安置完。我要说明的是这仍然是搁浅的、没人愿意开发的项目,直接拆迁安置,企业凶多吉少。我们把它接过来,把这里的群众异地安置到城外的纺织器材厂,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证,如愿地搬进了新居。你会发现,丹尼尔这极差地租一夜之间置换了1.5亿元的纯利润,那就意味着存量重组大有可为。
丹尼尔已经在改变房地产发展的历史,你更会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所有人的概念当中大投入、大风险的房地产已经变成了无投入,负投入,没有风险。老百姓得到了安置,城市建设得到了发展。我们准备了一些相应的流动资金,我们欣慰的是竟然未动分文,企业获得了爆炸性的资产发展、财富积累,实际上这就实现了经济学的一句很经典的、实际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经典的话,今天变成了丹尼尔的金融观,“用最小的资本博得最大的资本量”。所以继而形成了丹尼尔的经营思想,“少投入,多产出”,以尽量少的精力、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永远考虑尽量大范围的、经济的、社会的效益产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歌德巴赫”猜想,所以,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我记得《左传》有言,人生有三立,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
我讲立言。生产尽可能多的物美价廉的物质、精神产品,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我也尽可能尝试这么去做,安置尽可能多的下岗职工,足额地交纳税款,都是责任。但我更想做的是,要立言。我感觉到我们很多的企业、企业家们在陕西这个特殊的土地上,他们也想有所作为,他们很多的时候豪情万丈地去开发一个力不从心的大项目,却已经是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喜庆的典礼也许就是他未来葬礼的序曲。我们怎么样通过自己的经验的总结,教训的汲取,以及其他的企业的成败,把它总结出来,让更多的人避免这种挫折的过程,尽快地找到一条径直的通道,这也是一种责任。所以说,我就有了想法,用了一千个不眠之夜,写了《商法》,我毫无保留的贡献出来。
《中国商人》:现在很多企业,包括一些知名大企业,或着企业家也有一些困惑,就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一定的层次,出现原地踏步,或徘徊不前,或倒退的局面,面临突破,突破口在那里,有人形象地提出一个拐点问题,丹尼尔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呢?
王国庆:我已经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但是高处不胜寒,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我想这个拐点在哪里?第一个到今天为止,丹尼尔发展的历史,是王国庆的英雄奋斗史,我自认为比较优秀,要从优秀到卓越,卓越大敌就是优秀,就是你自己,能不能不要满足于自己当英雄,竭尽全力打造一片英雄诞生的土壤。
第二个,不要再把朴素的个人的情怀、感性的举动和我们千变万化、危机四伏的市场简单地划个等号,那么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完善已经确立的丹尼尔企业宪章,丹尼尔的基本法,丹尼尔的员工权益法等等,这么一来,还要面临一个新的转折,就是要赋予劳动一个全新的概念,那就是不要满足于工资薪金的所得,要开创一个劳动所有制的时代,让有能力的人,有资历的人享有这个项目带来的直接收益,对他量化股权,所以这些东西需要严格的、严谨的、法律的条款来约束。
丹尼尔走了十几年,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丹尼尔永远研究的都是普遍规律,永远没有跟别人,联系哪个银行、利用哪个关系,都是在别人认为是包袱里面发现了黄金。数学里面有个大数法则。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政府的理念现在也是在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科学发展观?增量货币的投入,招商引资,存量闲置资产的统筹配置都是要结合起来。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有人说,丹尼尔是房地产公司,开发了一百多万平方米。还有一百多万平方米正在开发;有人说,丹尼尔是商贸公司,有西安最大的康复路批发市场,那是旺铺的“爷爷奶奶”,也不是;有人说,丹尼尔搞了个“天锡楼”,重振了民族产品的辉煌,它仍然不是产业。丹尼尔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是越来越多的丹尼尔人的追求。丹尼尔就是培养人才,兼而开发房地产,我们这就把人才的理念提高到一个尽可能高的高度,因为,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所有财富的源泉,但是,它需要制度,体系去保障,需要一个导向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