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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军，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校长。全国优秀校长，首期齐鲁名校长，首届山东省十大教育科研名校长，首届山东省十佳创新校长。教育部第二期名校长领航班广东省中小学校长培训基地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齐鲁师范学院基地导师，山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曾在《人民教育》《中小学校长》《中国教育报》等各级教育报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答案。在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校长孙正军看来，在符合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这一前提下，新时代的人才一定要富有个性，因为个性是创造性的前提，而未来时代最需要的恰恰是创造性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培养这种富有个性的人。
个性教育并不是孙正军的专利，许多学校对此也多有实践。值得称道的是，孙正军校长对个性教育的坚持不仅在切己的认知，更在扎实的践行，可以说在个性教育上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所谓的个性教育，就是尊重学生的自然存在，激活学生的个性特长，促成学生的个性发展。”多年的教育实践，让孙正军对个性教育有简要而精到的见解。
基于差异，定位教育出发点
个性，即生命个体的独特性，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象。对于个性，孙正军喜欢用哲学思辨的方式进行理解。他说：“每一个自然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身体表征;每一个社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质特征。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1988年，孙正军大学毕业，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工作的第一站是一所职业高中。谈起这段往事，他说，自己对个性教育最初的感性认识就来自那里。“职业高中的学生在学业上并不紧迫，学生的成长环境相对宽松。也恰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与我自己读高中时的‘苦难’有所不同。”
这是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孙正军庆幸自己走过了高考“独木桥”;另一方面，甫登讲台的他已经认识到，教育不应只是苦读备考，而“应是对每一个生命的真挚关怀”。
在他看来，对每一个学生而言，受教育都只是其生命的一段历程，最终他还是要回归到生活之中，而生活之于每一个人都极具丰富性和差异性。因此，如果教育忽视了这种差异，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效果可想而知。
1991年，孙正军调任临淄区教育局。期间，他仔细研究了不同学段的教育教学特点，同时利用工作之便了解了本地学校总体的教育现状。他感叹于多数教师的墨守成规，也无奈于大环境下的“被动教育”。
二十来岁，正是“指点江山”的时节。他也因此常放“狂言”：若我执掌一方学校，定当如何如何。这个如何如何，在十年后真真正正地摆在了他的面前——在一次面向全市的招聘中，他因为“对教育有独特见解，富于教育理想与活力”，被任命为临淄区实验中学校长。
那时他暗自立志，要把自己的一腔热情都付诸实践。同时他也坦言：“理想与实践总有差距。谈理想时往往热情高论，实践时却需要冷静与理性。”
实验中学是一所初中，面对的都是正处于向青春期过渡的十来岁的孩子。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特点，孙正军用了八个字来形容：“混沌初开，刁顽未成。”孙正军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关键时期。“青春期是一个人自我意识萌动、思维活跃、人格形成、奠定品格的关键时期，人与人的差异在这一时期开始清晰地显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一生。”
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孙正军认为，个性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尊重、保护学生的差异性。为此他提出了“课堂包容、课程促进、评价激励”的个性教育措施。
课堂包容，就是教师要允许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学习与表现自己，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思想创见，避免“一刀切”式的对待与要求，孙正军强调老师们要时刻保持一颗发现学生闪光点的眼睛和一双聆听学生个性创见的耳朵。
课程促进，即学校要尽可能开设多样化课程（社团），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特长的发展。为此，哪怕只有三两个志同道合者，孙正军也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兴趣社团。比如，学校里最小的社团就是由三个学生组成的“火龙果社团”，别看他们人少，开展起活动来一点都不含糊——从购买火龙果幼苗，栽种在温室里，到栽培、观察、记录等，他们没有省却一个步骤，而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收获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
评价激励，就是学校要对各个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以赏识与表扬，让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充满自信。为了给学生以更科学的评价，孙正军主持编写了《成长的脚印》学生手册，由老师、同学、家长共同见证每一个学生的生活、学习变化，用充满期待与欣赏的语言激励学生的点滴进步。在不同的场合，孙正军多次提及清末思想家龚自珍《乙亥杂诗》中的诗句“不拘一格降人才”，并向老师们解释说，一方面社会的发展需要多层次的人才，一方面人的發展也存在着多种选择，教育者就是要在遵循社会发展这一共性要求的同时，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不同需求。
2009年，孙正军校长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粹炼成教育专著《个性发展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张志勇欣然为此书作序，并称“希望孙正军同志继续潜下心来探索，静下心来研究……我愿意为此做一块有用的‘垫脚石’。”
立于自主，把握教育着力点
长期的教育思考与研究让孙正军认识到，实施个性教育，除了学校、教师要给予课堂、课程及评价以及时科学的引导，更主要的是还要触动学生自身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他说：“个性差异，是客观的必然;自主教育，是主观的觉醒。只有唤醒‘沉睡’在学生心底处的自我发展意识，促使其自觉主动地寻求改变，才能符合教育的本质。这是我对陶行知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另一种领悟。”
孙正军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他笑言自己并没有因为传统文化而变得迂腐呆板，反而变得性情温厚、思想灵变。
2013年，孙正军调任临淄区第一中学校长，迎来了教育生命的又一个蜕变期。 临淄区第一中学是一所城区老校，因为建校时间早，校舍规模小且老旧。也因为建校时间早，学校因循思想重，改革难度大。如何让老师们接受自己的个性教育思想？孙正军开始了新的探索。
他把学校的报告厅命名为“稷下学宫”，一则因为学校地处齐国故都临淄，本当以继承、颂扬齐文化为己任;二则他崇尚“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文化气象，他希望办一所具有如此气象的学校。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四年后，他让这所外观陈旧的学校有了齐文化的味道，有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这一番探索也让孙正军明白了一个教育道理——自主成就个性。为了把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科学的思维和教育的现实，孙正军申报了“中学生自主互助学习生活方式的策略研究”省级重点课题，提出了“生活自理、学习自信、做事自律、做人自强”的培养机制。
这是一个容纳着学校、家庭、社会及学生个人的“大教育”场景。
孙正军极为赞赏新基础教育“四个还给”的观点：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的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为了做到“四个还给”，他要求老师给自己松绑，且在“课堂教学上、班级管理里、师生交往中都要给自己‘松绑’，给学生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感受学习、成长中的各种境遇，增强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
为此，学校积极建立各级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并推动校级、级部、班级的自主管理委员会分工合作，實现了学校管理无死角、时时处处有人管、人人都做主人翁的管理态势。各级学生管理委员会“权力”很大，“可以和学校各个科室甚至校长平等对话”。从此，学校的重大活动都交由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承包”。比如体育节上，坐在主席台上的甚至清一色全是学生，孙正军和他的管理班子则坐在台下一侧安心观赏。
因为立足自主，“做自己生命发展的主人”，孙正军让全校两千余名师生都做“个人发展规划”，从人生理想到学段追求，再到学期目标和“日省自身”，发展规划既要有引领作用，又要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之中;既要有“仰望星空”的高远视野，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如此引导师生真正立足当下，心怀理想，做一个自立自主的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新人。
成于互助，找准教育共鸣点
个性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个性教育是不是只为了培养人的独特性？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孙正军看来，个性教育是指在尊重、保护学生个性的基础上，通过有目的的引导，促使其形成符合共性要求的优良品质的教育。对个性教育成效的“试金石”，就是把学生放置于群体之中，让他们展示、表现自我的价值，让人与人之间彼此有益，和谐共生。这，就需要互助。
“人的价值在于奉献。如果我们实施个性教育、培养个性学生，造就的只是一个封闭、自利的自我，显然是与初衷相悖的。”在谈到个性教育的目的时，孙正军如此说。
在临淄一中校园醒目的位置，写着这样两句话：“让自主互助成为师生学习生活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唯一方式——帮助别人”。正是鉴于互助的重要性，孙正军把立于自主的个性与互助联系在一起，使个性达成于互助。
关于自助，孙正军这样解读：勤于自助，善于求助，学会施助，乐于助人。他进一步解释说：一个能够给他人帮助的人，前提是不麻烦他人，自助是助人的能力和资本;学习、生活中总有自己一时解决不了的难题，要善于正确地求助，正如西方教育中的一句话，“你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别人就无法帮助你”;施助的本质是爱心，是对他人的同情、关注和给予，不是施舍、怜悯，更不是相互利用以求回报，施助要真诚，尊重受助者，让人有尊严感;施以援手，脱人困惑，如春雨润物，如暖风袭人，也会感动于他人的感动，温暖于他人的温暖。
临淄一中十分重视学生团队建设，并努力让课堂的学习小组与课外的志愿服务相得益彰，让学生做好自己，不忘他人。
“观察学生的课堂学习状况，一个在‘得’，一个在‘惑’。有所得，可以帮助同学;有所惑，可以求助于同学。”孙正军一直强调学习小组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现在与未来的各项事业，团队意识与协作能力都是一个人得以立足与自我实现的重要品质。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将来作准备。
这些年来，学校积极倡导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把志愿服务纳入评价体系之中，作为评优树先的重要依据，甚至“具有一票否决的‘威力’”。对此，孙正军解释说：“志愿服务不是苛刻的要求，更不是很难的事情，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群体互助意识，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能力。”
互助为学生的个性风采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并调整、丰满着鲜活的个性。
“古往今来，凡是做出重大成就的人，无一不具有良好个性，无一不有益于社会群体。我们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他们的成长与创造，就是个性发展的最佳写照。”孙正军对于个性教育的追求，让他在看问题时总能找到独特的视角。
无疑，未来社会将更加丰富，文化将更加多元。教育的容量与能量，必将体现在对个性教育的态度上。个性教育并不能保证人人成才，但可以保证成为最真实而丰富的自己。
“个性教育，就是要成就这样的可能性。”对万物的包容理解，对社会的多元思辨，让孙正军对教育的效能有了新的认识。
在孙正军的办学理念中，个性发展强调的是学生个体的成长，同时，他深深意识到，现在和未来更加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仅包括和睦相处，更包括合作共赢。为了引导学生培养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他在学校开创性地开展了“学长团”和“协作组”活动。
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学校积极推行“学长制”，在“尊重差异，引领需求;主动参与，倡导多元;自主选择，发展潜能;团队共创，创造未来”的原则下，经多方联系邀请了102位往届毕业生、杰出校友及在校的高年级优秀学生组建了“学长团”，以多种形式帮助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制定发展规划，选择社团和特色课程，参加学校的各种竞选，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等，使他们实现生存与生活的自理、学习与服务的自觉、理想与人生的自主，进而实现自我管理和共同成长。 每个学期，孙正军都会组织有关部门联系在外求学或创业成功的往届学长，邀请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回到母校开展演讲。这些已经走出校门的“学长”对在校学生而言既是一种新奇的“刺激”，也是一种无言的榜样，因此这种同伴榜样的教育效果往往令人惊喜。
正是缘由这一独特的教育作用，学校多次举办往届学长报告会，通过网络、视频、电话等平台，使学生借助学长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例如：目前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长王宇枭曾经以“追逐梦想”为题，在报告中讲述了他为实现梦想一步步刻苦努力最终走向成功的经历。报告会后，许多学生自发组成了“宇枭团”主动与王宇枭联系，并将他作为自己的人生“领路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学生不仅从王宇枭追逐梦想的精神中获益，而且开始确立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努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增强了自我学习、自我反思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今，像这样的“粉丝团”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校园里。
孙正军还把“学长”们的演讲稿搜集起来，将他们的成长故事按照“自己讲述”“教师评点”“同学评点”“家长评点”四个系列，编辑出版了《成长的声音》励志丛书，为每一位在校生提供了自主成长的鲜活“样本”。
基于个性教育思想，孙正军充分发挥不同水平、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差异资源优势，在全校学生之间开展“导师制”活动，通过学生“一对一”、班级“一对一”、年级“一对一”等形式，让高年级学生担当起更多的责任，给低年级学生担任“导师”，对低年级学生的理想信念、学习观念、思维方式、日常行为方式、人际关系、待人接物、衣着饮食、合理消费等给予正确的帮助和引导。在“导师”的传、帮、带过程中，学生们学会了更好地与他人共处，学会了对他人和自己负责，培养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美好品质及成为“重要他人”的美德。
为了让学生体会合作的重要性，孙正军鼓励孩子们打破年级、班级界限，自主组建志同道合的“协作组”，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学习中，共同开展学习和研究。当然，为了避免小组之间差别过大，辅导教师会依据学生认知水平、性格爱好、学习能力、管理与组织能力等综合表现，对部分小组进行适当调整。这样，在每门课程的学习中，各小组均包括拔尖者、实力均衡者和新加入的成员，以此保证各个小组之间总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组建‘协作组’的目的是让他们在合作中学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不仅对自己负责，还对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和整個团队负责。”孙正军说。
这样，从培养合作品质的目的出发，学校以“每个学生都能进步”作为评价小组合作学习的最终目标和尺度，将小组总体成绩作为奖励或认可的依据，使整个评价的重心由鼓励个人竞争达标转向互助合作达标，形成“组内合作，组际竞争”的新格局。“协作组”组长负责对小组成员各方面表现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记录在《成长档案》中;每周评选“最佳答疑者”“最佳倾听者”“最佳合作者”及优秀小组等，并在每周一次的班会、每月一次的级部会、半学期一次的全校师生会上进行表彰，通过树立身边的榜样，激励学生成长。
“协作组”活动让个性教育和共性教育熔于一炉，让个性教育有了更深厚的发展根基和更广阔的施展舞台。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多年的个性教育实践让孙正军校长越来越认识到，教育是一项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系统工程。
他相信，个性成就个人，合作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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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答案。在淄博市临淄区第一中学校长孙正军看来，在符合社会与时代发展要求这一前提下，新时代的人才一定要富有个性，因为个性是创造性的前提，而未来时代最需要的恰恰是创造性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培养这种富有个性的人。
个性教育并不是孙正军的专利，许多学校对此也多有实践。值得称道的是，孙正军校长对个性教育的坚持不仅在切己的认知，更在扎实的践行，可以说在个性教育上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所谓的个性教育，就是尊重学生的自然存在，激活学生的个性特长，促成学生的个性发展。”多年的教育实践，让孙正军对个性教育有简要而精到的见解。
基于差异，定位教育出发点
个性，即生命个体的独特性，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象。对于个性，孙正军喜欢用哲学思辨的方式进行理解。他说：“每一个自然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身体表征;每一个社会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品质特征。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1988年，孙正军大学毕业，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工作的第一站是一所职业高中。谈起这段往事，他说，自己对个性教育最初的感性认识就来自那里。“职业高中的学生在学业上并不紧迫，学生的成长环境相对宽松。也恰恰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与我自己读高中时的‘苦难’有所不同。”
这是一种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孙正军庆幸自己走过了高考“独木桥”;另一方面，甫登讲台的他已经认识到，教育不应只是苦读备考，而“应是对每一个生命的真挚关怀”。
在他看来，对每一个学生而言，受教育都只是其生命的一段历程，最终他还是要回归到生活之中，而生活之于每一个人都极具丰富性和差异性。因此，如果教育忽视了这种差异，就会显得苍白无力，效果可想而知。
1991年，孙正军调任临淄区教育局。期间，他仔细研究了不同学段的教育教学特点，同时利用工作之便了解了本地学校总体的教育现状。他感叹于多数教师的墨守成规，也无奈于大环境下的“被动教育”。
二十来岁，正是“指点江山”的时节。他也因此常放“狂言”：若我执掌一方学校，定当如何如何。这个如何如何，在十年后真真正正地摆在了他的面前——在一次面向全市的招聘中，他因为“对教育有独特见解，富于教育理想与活力”，被任命为临淄区实验中学校长。
那时他暗自立志，要把自己的一腔热情都付诸实践。同时他也坦言：“理想与实践总有差距。谈理想时往往热情高论，实践时却需要冷静与理性。”
实验中学是一所初中，面对的都是正处于向青春期过渡的十来岁的孩子。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特点，孙正军用了八个字来形容：“混沌初开，刁顽未成。”孙正军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关键时期。“青春期是一个人自我意识萌动、思维活跃、人格形成、奠定品格的关键时期，人与人的差异在这一时期开始清晰地显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一生。”
正是出于这一认识，孙正军认为，个性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尊重、保护学生的差异性。为此他提出了“课堂包容、课程促进、评价激励”的个性教育措施。
课堂包容，就是教师要允许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学习与表现自己，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思想创见，避免“一刀切”式的对待与要求，孙正军强调老师们要时刻保持一颗发现学生闪光点的眼睛和一双聆听学生个性创见的耳朵。
课程促进，即学校要尽可能开设多样化课程（社团），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特长的发展。为此，哪怕只有三两个志同道合者，孙正军也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兴趣社团。比如，学校里最小的社团就是由三个学生组成的“火龙果社团”，别看他们人少，开展起活动来一点都不含糊——从购买火龙果幼苗，栽种在温室里，到栽培、观察、记录等，他们没有省却一个步骤，而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收获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
评价激励，就是学校要对各个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以赏识与表扬，让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充满自信。为了给学生以更科学的评价，孙正军主持编写了《成长的脚印》学生手册，由老师、同学、家长共同见证每一个学生的生活、学习变化，用充满期待与欣赏的语言激励学生的点滴进步。在不同的场合，孙正军多次提及清末思想家龚自珍《乙亥杂诗》中的诗句“不拘一格降人才”，并向老师们解释说，一方面社会的发展需要多层次的人才，一方面人的發展也存在着多种选择，教育者就是要在遵循社会发展这一共性要求的同时，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不同需求。
2009年，孙正军校长把自己多年的思考与实践粹炼成教育专著《个性发展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张志勇欣然为此书作序，并称“希望孙正军同志继续潜下心来探索，静下心来研究……我愿意为此做一块有用的‘垫脚石’。”
立于自主，把握教育着力点
长期的教育思考与研究让孙正军认识到，实施个性教育，除了学校、教师要给予课堂、课程及评价以及时科学的引导，更主要的是还要触动学生自身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他说：“个性差异，是客观的必然;自主教育，是主观的觉醒。只有唤醒‘沉睡’在学生心底处的自我发展意识，促使其自觉主动地寻求改变，才能符合教育的本质。这是我对陶行知先生‘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另一种领悟。”
孙正军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他笑言自己并没有因为传统文化而变得迂腐呆板，反而变得性情温厚、思想灵变。
2013年，孙正军调任临淄区第一中学校长，迎来了教育生命的又一个蜕变期。 临淄区第一中学是一所城区老校，因为建校时间早，校舍规模小且老旧。也因为建校时间早，学校因循思想重，改革难度大。如何让老师们接受自己的个性教育思想？孙正军开始了新的探索。
他把学校的报告厅命名为“稷下学宫”，一则因为学校地处齐国故都临淄，本当以继承、颂扬齐文化为己任;二则他崇尚“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文化气象，他希望办一所具有如此气象的学校。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四年后，他让这所外观陈旧的学校有了齐文化的味道，有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这一番探索也让孙正军明白了一个教育道理——自主成就个性。为了把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科学的思维和教育的现实，孙正军申报了“中学生自主互助学习生活方式的策略研究”省级重点课题，提出了“生活自理、学习自信、做事自律、做人自强”的培养机制。
这是一个容纳着学校、家庭、社会及学生个人的“大教育”场景。
孙正军极为赞赏新基础教育“四个还给”的观点：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的挑战;把精神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为了做到“四个还给”，他要求老师给自己松绑，且在“课堂教学上、班级管理里、师生交往中都要给自己‘松绑’，给学生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感受学习、成长中的各种境遇，增强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
为此，学校积极建立各级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并推动校级、级部、班级的自主管理委员会分工合作，實现了学校管理无死角、时时处处有人管、人人都做主人翁的管理态势。各级学生管理委员会“权力”很大，“可以和学校各个科室甚至校长平等对话”。从此，学校的重大活动都交由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承包”。比如体育节上，坐在主席台上的甚至清一色全是学生，孙正军和他的管理班子则坐在台下一侧安心观赏。
因为立足自主，“做自己生命发展的主人”，孙正军让全校两千余名师生都做“个人发展规划”，从人生理想到学段追求，再到学期目标和“日省自身”，发展规划既要有引领作用，又要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之中;既要有“仰望星空”的高远视野，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如此引导师生真正立足当下，心怀理想，做一个自立自主的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新人。
成于互助，找准教育共鸣点
个性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个性教育是不是只为了培养人的独特性？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孙正军看来，个性教育是指在尊重、保护学生个性的基础上，通过有目的的引导，促使其形成符合共性要求的优良品质的教育。对个性教育成效的“试金石”，就是把学生放置于群体之中，让他们展示、表现自我的价值，让人与人之间彼此有益，和谐共生。这，就需要互助。
“人的价值在于奉献。如果我们实施个性教育、培养个性学生，造就的只是一个封闭、自利的自我，显然是与初衷相悖的。”在谈到个性教育的目的时，孙正军如此说。
在临淄一中校园醒目的位置，写着这样两句话：“让自主互助成为师生学习生活的方式”，“帮助自己的唯一方式——帮助别人”。正是鉴于互助的重要性，孙正军把立于自主的个性与互助联系在一起，使个性达成于互助。
关于自助，孙正军这样解读：勤于自助，善于求助，学会施助，乐于助人。他进一步解释说：一个能够给他人帮助的人，前提是不麻烦他人，自助是助人的能力和资本;学习、生活中总有自己一时解决不了的难题，要善于正确地求助，正如西方教育中的一句话，“你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别人就无法帮助你”;施助的本质是爱心，是对他人的同情、关注和给予，不是施舍、怜悯，更不是相互利用以求回报，施助要真诚，尊重受助者，让人有尊严感;施以援手，脱人困惑，如春雨润物，如暖风袭人，也会感动于他人的感动，温暖于他人的温暖。
临淄一中十分重视学生团队建设，并努力让课堂的学习小组与课外的志愿服务相得益彰，让学生做好自己，不忘他人。
“观察学生的课堂学习状况，一个在‘得’，一个在‘惑’。有所得，可以帮助同学;有所惑，可以求助于同学。”孙正军一直强调学习小组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现在与未来的各项事业，团队意识与协作能力都是一个人得以立足与自我实现的重要品质。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将来作准备。
这些年来，学校积极倡导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把志愿服务纳入评价体系之中，作为评优树先的重要依据，甚至“具有一票否决的‘威力’”。对此，孙正军解释说：“志愿服务不是苛刻的要求，更不是很难的事情，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群体互助意识，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能力。”
互助为学生的个性风采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并调整、丰满着鲜活的个性。
“古往今来，凡是做出重大成就的人，无一不具有良好个性，无一不有益于社会群体。我们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他们的成长与创造，就是个性发展的最佳写照。”孙正军对于个性教育的追求，让他在看问题时总能找到独特的视角。
无疑，未来社会将更加丰富，文化将更加多元。教育的容量与能量，必将体现在对个性教育的态度上。个性教育并不能保证人人成才，但可以保证成为最真实而丰富的自己。
“个性教育，就是要成就这样的可能性。”对万物的包容理解，对社会的多元思辨，让孙正军对教育的效能有了新的认识。
在孙正军的办学理念中，个性发展强调的是学生个体的成长，同时，他深深意识到，现在和未来更加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仅包括和睦相处，更包括合作共赢。为了引导学生培养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他在学校开创性地开展了“学长团”和“协作组”活动。
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学校积极推行“学长制”，在“尊重差异，引领需求;主动参与，倡导多元;自主选择，发展潜能;团队共创，创造未来”的原则下，经多方联系邀请了102位往届毕业生、杰出校友及在校的高年级优秀学生组建了“学长团”，以多种形式帮助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制定发展规划，选择社团和特色课程，参加学校的各种竞选，合理安排作息时间等，使他们实现生存与生活的自理、学习与服务的自觉、理想与人生的自主，进而实现自我管理和共同成长。 每个学期，孙正军都会组织有关部门联系在外求学或创业成功的往届学长，邀请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回到母校开展演讲。这些已经走出校门的“学长”对在校学生而言既是一种新奇的“刺激”，也是一种无言的榜样，因此这种同伴榜样的教育效果往往令人惊喜。
正是缘由这一独特的教育作用，学校多次举办往届学长报告会，通过网络、视频、电话等平台，使学生借助学长的眼睛看世界、看人生。例如：目前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长王宇枭曾经以“追逐梦想”为题，在报告中讲述了他为实现梦想一步步刻苦努力最终走向成功的经历。报告会后，许多学生自发组成了“宇枭团”主动与王宇枭联系，并将他作为自己的人生“领路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学生不仅从王宇枭追逐梦想的精神中获益，而且开始确立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努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增强了自我学习、自我反思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如今，像这样的“粉丝团”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校园里。
孙正军还把“学长”们的演讲稿搜集起来，将他们的成长故事按照“自己讲述”“教师评点”“同学评点”“家长评点”四个系列，编辑出版了《成长的声音》励志丛书，为每一位在校生提供了自主成长的鲜活“样本”。
基于个性教育思想，孙正军充分发挥不同水平、不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差异资源优势，在全校学生之间开展“导师制”活动，通过学生“一对一”、班级“一对一”、年级“一对一”等形式，让高年级学生担当起更多的责任，给低年级学生担任“导师”，对低年级学生的理想信念、学习观念、思维方式、日常行为方式、人际关系、待人接物、衣着饮食、合理消费等给予正确的帮助和引导。在“导师”的传、帮、带过程中，学生们学会了更好地与他人共处，学会了对他人和自己负责，培养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的美好品质及成为“重要他人”的美德。
为了让学生体会合作的重要性，孙正军鼓励孩子们打破年级、班级界限，自主组建志同道合的“协作组”，在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学习中，共同开展学习和研究。当然，为了避免小组之间差别过大，辅导教师会依据学生认知水平、性格爱好、学习能力、管理与组织能力等综合表现，对部分小组进行适当调整。这样，在每门课程的学习中，各小组均包括拔尖者、实力均衡者和新加入的成员，以此保证各个小组之间总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
“组建‘协作组’的目的是让他们在合作中学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不仅对自己负责，还对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和整個团队负责。”孙正军说。
这样，从培养合作品质的目的出发，学校以“每个学生都能进步”作为评价小组合作学习的最终目标和尺度，将小组总体成绩作为奖励或认可的依据，使整个评价的重心由鼓励个人竞争达标转向互助合作达标，形成“组内合作，组际竞争”的新格局。“协作组”组长负责对小组成员各方面表现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记录在《成长档案》中;每周评选“最佳答疑者”“最佳倾听者”“最佳合作者”及优秀小组等，并在每周一次的班会、每月一次的级部会、半学期一次的全校师生会上进行表彰，通过树立身边的榜样，激励学生成长。
“协作组”活动让个性教育和共性教育熔于一炉，让个性教育有了更深厚的发展根基和更广阔的施展舞台。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多年的个性教育实践让孙正军校长越来越认识到，教育是一项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系统工程。
他相信，个性成就个人，合作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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