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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问题虽有其独特性，但形成这一问题的根源—— 现代化的跳跃式发展，却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面对的难题
4月13日是泰国新年——宋干节（泼水节）庆典的第一天。但是，原本应当充满喜悦与祥和的曼谷街头，今年却充斥着动荡、紧张、沮丧的负面情绪，甚至还弥漫着难以拭去的硝烟与血腥。
从4月8日起，到4月14日止，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支持者所组成的“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发动了名为“红遍天下”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集会，并迅速演化为街头暴力，攻占内政部，围攻总理座车，甚至冲击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会场，最终导致峰会被迫取消。
尽管从目前来看，红衫军已偃旗息鼓，部分领导人也已投案自首，但是，泰国政坛的火药味却浓烈依旧，实在难以令人相信政局将会就此平息。
从2006年的军事政变，到2008年的“人民民主联盟”（黄衫军）攻占国际机场，再到2009年的红衫军破坏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泰国在历时3年的政治动荡之中，不仅失去了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而且也毁弃了多年以来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反复动荡的根源何在?
实际上，动荡反复，但政治公式却是不变的：要想在泰国执政，首先需要取得三方势力——传统王权、军人集团、地方政客——的政治背书，否则势必难以维系稳定的政局。这在三位前总理他信、沙玛、颂猜相继被迫下台的经历之中，已然得到反复的印证，而现总理阿披实，显然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泰王：来自小乘佛教的权威不可挑战
尽管在1932年的民主革命之后，曾是前现代社会唯一政治权威的传统王权已丧失了独尊地位，而且在随后的近30年间，一直受到来自军人集团的政治压制。陆军元帅披汶·颂堪在其长达15年的总理执政（1938年～1944年第一任期，1948年～1957年第二任期）期间，始终奉行对传统王权与保皇派的打压策略。
这位曾亲自指挥1933年平定保皇派武装叛乱之战的军方强人，甚至公开宣称，“日本人有天皇作为他们明确的指导原则，我们没有。我们拥有的是国家、宗教、国王与宪法。国家依然是一个理想；宗教未被虔诚地奉行；国王还是个孩子，只能在画面上见到；宪法只是一纸文件。当国家处于危急状况之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因此，我要求你们追随总理。”
不过，随着陆军元帅沙立·他纳叻于1959年出任总理后，军人集团对于传统王权的态度，从压制转向扶持。民主革命前的立国三原则“国家、宗教、国王”，再次成为政府的行动指针，年轻的拉玛九世也随之成为泰国的象征，传统王权焕发生机，重新成为泰国政治权威的重要一方。
值得留意的是，60年代以来依托军人集团的支持而复兴的传统王权，其政治权威的来源，并不完全是阿育陀耶王朝（1349年～1767年）所盛行的婆罗门教“神王思想”，而更多的是素可泰王朝（1238年～1350年）所盛行的小乘佛教“法王思想”。前者强调国王血统的高贵和生而具有的神性，属于“君权神授”范畴；后者强调国王的德才兼备，行为切合佛法正道的义理，属于“贤人治国”范畴。
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1927年）国王，以其贤明的才干和仁慈的品行，充分诠释了“法王”的概念，从而赢得了泰国民众的真心拥戴。这位足迹曾遍布泰国各处边远山区和贫困农村的“农民国王”，至今在老一辈中下层民众中依然拥有无可亵渎的尊荣。正是这种崇高的个人威望，使得拉玛九世能够在1973年、1992年以及2006年的政治动荡中，超越宪法框架，发挥关键性作用，平息紧张事态。
尽管“法王”权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性，既难以让度，也无法承传，随着下一任国王的继任，传统王权的政治权威或许就将步入历史的尘埃，但从目前来看，拉玛九世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不容任何人挑战。
军人集团：将“枪杆子”牢牢握在手中
泰国军人集团的政治权威，最初源于1932年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君主的功勋。随后，通过30年代对文官左派和保皇派的镇压，二战期间与日军的妥协，以及冷战期间与美军的合作，军人集团的政治权威逐渐上升，甚至一度凌驾于宪法框架之上。越战期间，沙立·他纳叻元帅（1959年～1963年执政）及其后继者他侬·吉滴卡宗元帅（1963年～1973年执政），以维护传统、防范共产主义以及推动国家发展为由，取缔政党，废除选举，推行所谓的“泰式民主”，将传统王权的神圣性与军人集团的暴力性相结合，构成了二元一体的政治权威，从而排斥了民选国会的政治权威。
对此，沙立曾将“要东方的仁慈家长专制，不要西方的无效民主”观点，形象地比喻道，“让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主就像一棵植物一样深深扎根在泰国的土壤之中。它应该在风吹雨打中成长，应该结出香蕉、芒果、红毛丹、山竹果和榴莲，而不是苹果、葡萄、海枣、李子或栗子。”
1992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之后，军人集团被迫退出政坛，但是，其政治权威却并未随之消散，而是试图以间接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一方面，不少军方高层离开军队组建政党，利用军人集团的社会资源（包括陆军电台和银行等）和人脉，参与选举竞争。差瓦立·永猜裕将军（1996年～1997年执政）领导的军方背景的新希望党，更是一度牵头组阁。另一方面，包括前总理炳·廷素拉暖将军（1980年～1988年执政）在内的不少军方高层，则加入拉玛九世的顾问机构——枢密院，成为联结军人集团与传统王权的牢固纽带，发挥着“1 1＞2”的政治作用。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军人集团始终坚守军队的独立地位，无论是人事权还是财权，都排斥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从而将“枪杆子”牢牢握在手中，使得国家暴力机器成为军人集团借以维系政治权威的质押物。
无论是2006年发动军事政变，还是2008年放任黄衫军封锁国际机场，抑或是2009年威慑红衫军运动，都充分体现了军人集团在政坛的决定性影响力。
不过，也要看到，随着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民主意识的传播，军人集团直接干政的政治权威已远不如前。《1992年宪法修正案》增补的有关“总理必须来自民选议员”的规定，更是深入民心，从而彻底阻断了军方通过政变实现长期执政的可能。2006年的军事政变后，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压力来看，限期“还政于民”都成为军方唯一的可行选择。
地方政客：更多是“钱主”而非“民主”
地方政客的政治影响力是在1932年民主革命之后，随着民选政治制度的建立而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不过，直到50年代末，地方政客都未能成为独立的政治权威，而是长期依附于占主导地位的军人集团。60年代，地方政客的影响力，更是随着民主选举的停止而陷入谷底。
1973年“十·十四”民主运动之后，伴随着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民选体制的地位得到巩固，地方政客也由此独立成为泰国政治权威的重要一方。90年代以来，地方政客更是取代军人集团，成为泰国政坛的主导力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客的政治权威虽然源于民选制度，但从本质来看，其所体现的更多是“钱主”，而不是“民主”。
长期以来，贿选问题一直是泰国社会所深恶痛绝但却屡禁不止的顽症。虽然自《1997年宪法》以来，泰国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并成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公正选举的监督，但是，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泰国农村的自然经济体系不瓦解，那么传统的村社权威就依然能够一如既往地扮演“票头”的角色。
20年前，曾有泰国学者如此描述：“竞选时要分区负责，要找到那些有影响的村长、区长、住持。其中住持最重要，学校的老师也很重要。要能跟住持及僧人拉上关系最有把握。比如住持可以召集寺庙管理委员会开会，他只要说：某某要来帮助翻修寺庙的屋顶，为了寺庙的事，拜托各位了。如此这般，委员们便会分头为其拉选票。”
时至今日，情况依旧，所不同的仅在于贿选的手法更加隐蔽，更具有技巧性。2008年，他信派系的人民力量党被宪法法院判决取缔，尽管存在明显的政治斗争因素，但其旗下议员的贿选问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于传统王权和军人集团，地方政客从来都不是具有内聚力的整体概念，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从大土地所有者，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团，再到新兴（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集团，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甚至尖锐对立。
由于缺乏广泛的共同利益，泰国的政党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亲缘、学缘、地缘为基点，依托传统庇护制网络构建的地方政客松散联合体。其常见范式是“政党主席－民选议员－地方票头－选票”的多层级庇护制链状结构，任何利益分配的变动，都有可能引起层级结构中庇护制链条的断裂，从而导致政党的瓦解与衰亡。
对此，泰国学者曾讽刺说，“政客就像栖息在一棵大树上的鸟，这棵大树好比一个政党。当这棵树上结满了果子如大量的金钱和特权时，国会议员们就会纷纷离开他们原来的政党，前来投靠它。”这也正是80年代以来，泰国政坛始终难以摆脱小党林立格局的根本原因。
值得留意的是，“电信大亨”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泰国第一大党，其原因就在于他尝试了一条不同于以往庇护制政党的发展道路。
通过“草根经济”的扶贫政策和媒体网络的轰炸宣传，他信试图缩短原有的多层级庇护制链条，构建“政党主席－选票”的扁平化结构，从而巩固政党的稳定性。实践证明，他信的计划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在2005年的大选中，使得泰爱泰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民选国会简单多数席位的政党，而且也使自己成为泰国第一位成功连任的民选总理。
但是，作为新兴产业集团的代表，他信派系的迅速扩张，已严重冲击了原有格局之下的各派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代表其他社会势力的地方政客派系，还是传统王权与军人集团，都面临边缘化的威胁。于是，从2006年起，围绕他信派系去留的政治斗争也就随之展开。
城乡严重分化，泰国陷入“缪尔达尔困境”
反他信的黄衫军与挺他信的红衫军，都已通过街头暴力的方式，充分印证了自身对政治局势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那么，被普遍认为代表曼谷城市中产阶级的黄衫军，与代表外府农村地区民众的红衫军，为何会在他信问题上存在如此针锋相对的观念?
或许，从泰国严重的城乡分化现象中，不难得到答案。
依托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泰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迅速实现了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国内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30.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而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15美元增长到3720美元，增长了30多倍。
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担忧的，简单地追随西方工业化的脚步，将很难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最终可能人为地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鸿沟。因为，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升级，制造业产品中所需劳动力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使得城市中有机会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劳动者的福利提高，而农村中未能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劳动者的福利则会相对甚至绝对下降。由此，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村民众，就将被城市的现代化拒之门外，长期徘徊在农村自然经济的困境之中。
现今的泰国，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正是缪尔达尔所担忧的发展困境。多达七成的农村民众，长期无法分享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红利。这也就是广大中下层民众会给予他信坚定支持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信提出并切实兑现了有利于农村发展的“草根经济”政策。事实上，红衫军在“红遍天下”运动中的重要政治诉求之一，就是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他信支持者对于他信在农村地区选民支持率的充分自信。
虽然他信的农村发展政策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作为发展中国家，泰国所拥有的发展资源并不充裕，因此在增加农村地区投入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与投入。早在他信执政的第一任期，就曾试图削减曼谷的地铁建设项目投资，但后来迫于压力而放弃。面对国家发展资源的分配难题，他信的基本策略倾向是“放弃城市，固守农村”，试图借助新兴产业资本集团（资金优势）与农村民众（选票优势）的联盟，利用民选政治的多数决原则，通过国会的选举掌握国家权力。
不过，事实证明，他信还是误判了政治形势，过于信任宪政框架下民选国会的政治权威，而低估了在多元政治权威之下，城市中产阶级的街头政治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于是乎，从2008年黄衫军围攻国际机场，最终导致人民力量党下台之后。他信派系的政治斗争也走向了国会斗争（为泰党）与街头斗争（红衫军）相结合的道路，结果使得泰国政局陷入进一步的动荡之中。
根源：现代化的跳跃式发展问题如何解决
泰国的政治动荡，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泰国政治从威权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多元政治权威的并存。这就使得各方都有动摇政府根基的能力，政治僵局难以通过单一途径——威权体制下的军事政变，或是民主体制下的民主选举——得到化解，唯有诉诸长期的各方博弈与妥协。
其次是城乡差距所造成的政治诉求对立，使得政府在有限的国家发展资源分配方面陷入两难。阿披实执政后，试图通过赤字财政的方式，一方面确保农村民众继续享有他信时期的福利补贴，另一方面提高城市福利以安抚曼谷中产阶级，但问题在于，面对全球经济的萧条，外向型的泰国经济的衰退似乎难以避免，那么，即使阿披实顺利度过此次的他信“绝地反击”，未来如何协调已被他信挑起的“政治化”了的城乡矛盾，依然是无可回避的难题。
泰国的问题虽有其独特性，但形成这一问题的根源——现代化的跳跃式发展，却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面对的难题。相比之下，由于政治现代化快速演进而导致的多元政治权威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统权威人士的过世，或许还较为容易化解；而由于经济现代化跨越式升级所遗留的城乡差距问题，则至今依然看不到化解的途径。
日本与韩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开放，通过工业化外溢效应，有效地化解了城乡差距问题，但包括泰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再复制这一过程。那么，未来现代化之路何去何从?或许不仅是已经陷入困局的泰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学者）
4月13日是泰国新年——宋干节（泼水节）庆典的第一天。但是，原本应当充满喜悦与祥和的曼谷街头，今年却充斥着动荡、紧张、沮丧的负面情绪，甚至还弥漫着难以拭去的硝烟与血腥。
从4月8日起，到4月14日止，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支持者所组成的“反独裁民主联盟”（红衫军），发动了名为“红遍天下”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集会，并迅速演化为街头暴力，攻占内政部，围攻总理座车，甚至冲击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会场，最终导致峰会被迫取消。
尽管从目前来看，红衫军已偃旗息鼓，部分领导人也已投案自首，但是，泰国政坛的火药味却浓烈依旧，实在难以令人相信政局将会就此平息。
从2006年的军事政变，到2008年的“人民民主联盟”（黄衫军）攻占国际机场，再到2009年的红衫军破坏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泰国在历时3年的政治动荡之中，不仅失去了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而且也毁弃了多年以来树立的良好国际形象。反复动荡的根源何在?
实际上，动荡反复，但政治公式却是不变的：要想在泰国执政，首先需要取得三方势力——传统王权、军人集团、地方政客——的政治背书，否则势必难以维系稳定的政局。这在三位前总理他信、沙玛、颂猜相继被迫下台的经历之中，已然得到反复的印证，而现总理阿披实，显然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泰王：来自小乘佛教的权威不可挑战
尽管在1932年的民主革命之后，曾是前现代社会唯一政治权威的传统王权已丧失了独尊地位，而且在随后的近30年间，一直受到来自军人集团的政治压制。陆军元帅披汶·颂堪在其长达15年的总理执政（1938年～1944年第一任期，1948年～1957年第二任期）期间，始终奉行对传统王权与保皇派的打压策略。
这位曾亲自指挥1933年平定保皇派武装叛乱之战的军方强人，甚至公开宣称，“日本人有天皇作为他们明确的指导原则，我们没有。我们拥有的是国家、宗教、国王与宪法。国家依然是一个理想；宗教未被虔诚地奉行；国王还是个孩子，只能在画面上见到；宪法只是一纸文件。当国家处于危急状况之下，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因此，我要求你们追随总理。”
不过，随着陆军元帅沙立·他纳叻于1959年出任总理后，军人集团对于传统王权的态度，从压制转向扶持。民主革命前的立国三原则“国家、宗教、国王”，再次成为政府的行动指针，年轻的拉玛九世也随之成为泰国的象征，传统王权焕发生机，重新成为泰国政治权威的重要一方。
值得留意的是，60年代以来依托军人集团的支持而复兴的传统王权，其政治权威的来源，并不完全是阿育陀耶王朝（1349年～1767年）所盛行的婆罗门教“神王思想”，而更多的是素可泰王朝（1238年～1350年）所盛行的小乘佛教“法王思想”。前者强调国王血统的高贵和生而具有的神性，属于“君权神授”范畴；后者强调国王的德才兼备，行为切合佛法正道的义理，属于“贤人治国”范畴。
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1927年）国王，以其贤明的才干和仁慈的品行，充分诠释了“法王”的概念，从而赢得了泰国民众的真心拥戴。这位足迹曾遍布泰国各处边远山区和贫困农村的“农民国王”，至今在老一辈中下层民众中依然拥有无可亵渎的尊荣。正是这种崇高的个人威望，使得拉玛九世能够在1973年、1992年以及2006年的政治动荡中，超越宪法框架，发挥关键性作用，平息紧张事态。
尽管“法王”权威具有鲜明的个人特性，既难以让度，也无法承传，随着下一任国王的继任，传统王权的政治权威或许就将步入历史的尘埃，但从目前来看，拉玛九世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不容任何人挑战。
军人集团：将“枪杆子”牢牢握在手中
泰国军人集团的政治权威，最初源于1932年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君主的功勋。随后，通过30年代对文官左派和保皇派的镇压，二战期间与日军的妥协，以及冷战期间与美军的合作，军人集团的政治权威逐渐上升，甚至一度凌驾于宪法框架之上。越战期间，沙立·他纳叻元帅（1959年～1963年执政）及其后继者他侬·吉滴卡宗元帅（1963年～1973年执政），以维护传统、防范共产主义以及推动国家发展为由，取缔政党，废除选举，推行所谓的“泰式民主”，将传统王权的神圣性与军人集团的暴力性相结合，构成了二元一体的政治权威，从而排斥了民选国会的政治权威。
对此，沙立曾将“要东方的仁慈家长专制，不要西方的无效民主”观点，形象地比喻道，“让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主就像一棵植物一样深深扎根在泰国的土壤之中。它应该在风吹雨打中成长，应该结出香蕉、芒果、红毛丹、山竹果和榴莲，而不是苹果、葡萄、海枣、李子或栗子。”
1992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之后，军人集团被迫退出政坛，但是，其政治权威却并未随之消散，而是试图以间接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一方面，不少军方高层离开军队组建政党，利用军人集团的社会资源（包括陆军电台和银行等）和人脉，参与选举竞争。差瓦立·永猜裕将军（1996年～1997年执政）领导的军方背景的新希望党，更是一度牵头组阁。另一方面，包括前总理炳·廷素拉暖将军（1980年～1988年执政）在内的不少军方高层，则加入拉玛九世的顾问机构——枢密院，成为联结军人集团与传统王权的牢固纽带，发挥着“1 1＞2”的政治作用。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军人集团始终坚守军队的独立地位，无论是人事权还是财权，都排斥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从而将“枪杆子”牢牢握在手中，使得国家暴力机器成为军人集团借以维系政治权威的质押物。
无论是2006年发动军事政变，还是2008年放任黄衫军封锁国际机场，抑或是2009年威慑红衫军运动，都充分体现了军人集团在政坛的决定性影响力。
不过，也要看到，随着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地区局势的缓和以及民主意识的传播，军人集团直接干政的政治权威已远不如前。《1992年宪法修正案》增补的有关“总理必须来自民选议员”的规定，更是深入民心，从而彻底阻断了军方通过政变实现长期执政的可能。2006年的军事政变后，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压力来看，限期“还政于民”都成为军方唯一的可行选择。
地方政客：更多是“钱主”而非“民主”
地方政客的政治影响力是在1932年民主革命之后，随着民选政治制度的建立而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不过，直到50年代末，地方政客都未能成为独立的政治权威，而是长期依附于占主导地位的军人集团。60年代，地方政客的影响力，更是随着民主选举的停止而陷入谷底。
1973年“十·十四”民主运动之后，伴随着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民选体制的地位得到巩固，地方政客也由此独立成为泰国政治权威的重要一方。90年代以来，地方政客更是取代军人集团，成为泰国政坛的主导力量。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客的政治权威虽然源于民选制度，但从本质来看，其所体现的更多是“钱主”，而不是“民主”。
长期以来，贿选问题一直是泰国社会所深恶痛绝但却屡禁不止的顽症。虽然自《1997年宪法》以来，泰国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并成立了独立的选举委员会，专门负责有关公正选举的监督，但是，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泰国农村的自然经济体系不瓦解，那么传统的村社权威就依然能够一如既往地扮演“票头”的角色。
20年前，曾有泰国学者如此描述：“竞选时要分区负责，要找到那些有影响的村长、区长、住持。其中住持最重要，学校的老师也很重要。要能跟住持及僧人拉上关系最有把握。比如住持可以召集寺庙管理委员会开会，他只要说：某某要来帮助翻修寺庙的屋顶，为了寺庙的事，拜托各位了。如此这般，委员们便会分头为其拉选票。”
时至今日，情况依旧，所不同的仅在于贿选的手法更加隐蔽，更具有技巧性。2008年，他信派系的人民力量党被宪法法院判决取缔，尽管存在明显的政治斗争因素，但其旗下议员的贿选问题，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于传统王权和军人集团，地方政客从来都不是具有内聚力的整体概念，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从大土地所有者，到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团，再到新兴（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集团，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千差万别，甚至尖锐对立。
由于缺乏广泛的共同利益，泰国的政党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亲缘、学缘、地缘为基点，依托传统庇护制网络构建的地方政客松散联合体。其常见范式是“政党主席－民选议员－地方票头－选票”的多层级庇护制链状结构，任何利益分配的变动，都有可能引起层级结构中庇护制链条的断裂，从而导致政党的瓦解与衰亡。
对此，泰国学者曾讽刺说，“政客就像栖息在一棵大树上的鸟，这棵大树好比一个政党。当这棵树上结满了果子如大量的金钱和特权时，国会议员们就会纷纷离开他们原来的政党，前来投靠它。”这也正是80年代以来，泰国政坛始终难以摆脱小党林立格局的根本原因。
值得留意的是，“电信大亨”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泰国第一大党，其原因就在于他尝试了一条不同于以往庇护制政党的发展道路。
通过“草根经济”的扶贫政策和媒体网络的轰炸宣传，他信试图缩短原有的多层级庇护制链条，构建“政党主席－选票”的扁平化结构，从而巩固政党的稳定性。实践证明，他信的计划是行之有效的，不仅在2005年的大选中，使得泰爱泰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民选国会简单多数席位的政党，而且也使自己成为泰国第一位成功连任的民选总理。
但是，作为新兴产业集团的代表，他信派系的迅速扩张，已严重冲击了原有格局之下的各派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代表其他社会势力的地方政客派系，还是传统王权与军人集团，都面临边缘化的威胁。于是，从2006年起，围绕他信派系去留的政治斗争也就随之展开。
城乡严重分化，泰国陷入“缪尔达尔困境”
反他信的黄衫军与挺他信的红衫军，都已通过街头暴力的方式，充分印证了自身对政治局势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那么，被普遍认为代表曼谷城市中产阶级的黄衫军，与代表外府农村地区民众的红衫军，为何会在他信问题上存在如此针锋相对的观念?
或许，从泰国严重的城乡分化现象中，不难得到答案。
依托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泰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迅速实现了从资源密集型产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国内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30.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而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15美元增长到3720美元，增长了30多倍。
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担忧的，简单地追随西方工业化的脚步，将很难实现国家的全面发展，最终可能人为地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鸿沟。因为，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升级，制造业产品中所需劳动力的比例将不断下降，使得城市中有机会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劳动者的福利提高，而农村中未能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劳动者的福利则会相对甚至绝对下降。由此，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农村民众，就将被城市的现代化拒之门外，长期徘徊在农村自然经济的困境之中。
现今的泰国，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正是缪尔达尔所担忧的发展困境。多达七成的农村民众，长期无法分享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红利。这也就是广大中下层民众会给予他信坚定支持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信提出并切实兑现了有利于农村发展的“草根经济”政策。事实上，红衫军在“红遍天下”运动中的重要政治诉求之一，就是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他信支持者对于他信在农村地区选民支持率的充分自信。
虽然他信的农村发展政策并无不妥，但问题在于，作为发展中国家，泰国所拥有的发展资源并不充裕，因此在增加农村地区投入的情况下，势必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与投入。早在他信执政的第一任期，就曾试图削减曼谷的地铁建设项目投资，但后来迫于压力而放弃。面对国家发展资源的分配难题，他信的基本策略倾向是“放弃城市，固守农村”，试图借助新兴产业资本集团（资金优势）与农村民众（选票优势）的联盟，利用民选政治的多数决原则，通过国会的选举掌握国家权力。
不过，事实证明，他信还是误判了政治形势，过于信任宪政框架下民选国会的政治权威，而低估了在多元政治权威之下，城市中产阶级的街头政治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于是乎，从2008年黄衫军围攻国际机场，最终导致人民力量党下台之后。他信派系的政治斗争也走向了国会斗争（为泰党）与街头斗争（红衫军）相结合的道路，结果使得泰国政局陷入进一步的动荡之中。
根源：现代化的跳跃式发展问题如何解决
泰国的政治动荡，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泰国政治从威权向民主转型过程中，多元政治权威的并存。这就使得各方都有动摇政府根基的能力，政治僵局难以通过单一途径——威权体制下的军事政变，或是民主体制下的民主选举——得到化解，唯有诉诸长期的各方博弈与妥协。
其次是城乡差距所造成的政治诉求对立，使得政府在有限的国家发展资源分配方面陷入两难。阿披实执政后，试图通过赤字财政的方式，一方面确保农村民众继续享有他信时期的福利补贴，另一方面提高城市福利以安抚曼谷中产阶级，但问题在于，面对全球经济的萧条，外向型的泰国经济的衰退似乎难以避免，那么，即使阿披实顺利度过此次的他信“绝地反击”，未来如何协调已被他信挑起的“政治化”了的城乡矛盾，依然是无可回避的难题。
泰国的问题虽有其独特性，但形成这一问题的根源——现代化的跳跃式发展，却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面对的难题。相比之下，由于政治现代化快速演进而导致的多元政治权威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统权威人士的过世，或许还较为容易化解；而由于经济现代化跨越式升级所遗留的城乡差距问题，则至今依然看不到化解的途径。
日本与韩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的开放，通过工业化外溢效应，有效地化解了城乡差距问题，但包括泰国在内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再复制这一过程。那么，未来现代化之路何去何从?或许不仅是已经陷入困局的泰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课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