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同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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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清晨,90岁的郭兴业比平时早起了1个多小时。“昨天一夜没睡好,”泪水在老人眼角闪光。
  每年4月,有一群老人会从世界各地汇聚到这里——未名湖畔的燕园,20多年来,已经成为传统。这里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它消失在57年前,当年最后一届毕业的学生,今天也已是耄耋老人了。
  今年是燕京大学建立90周年,燕京校友再次重聚。这是盛况空前的一次聚会,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同学聚会。
  郭兴业是坐着轮椅来的,同样坐着轮椅来的,还有她的同班同学王荣。老人们汇聚在贝公楼,这是他们在燕京大学求学时的名称,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办公楼。这座宫殿式的建筑建成于1926年,飞檐筒瓦,红柱白墙,二楼是大礼堂,80多年的时光,没有改变这里的样貌,而出现在这里的人,却已白发苍苍,步履蹒跚。
  从美国回来的校友杨富森,92岁;从法国回来的校友池元元,89岁……许多人在担心,还能不能登上贝公楼二楼的大礼堂,能不能再站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重唱那首熟悉的校歌: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他们相扶相搀,再次站到贝公楼礼堂的穹顶下,音乐响起,700多位燕京校友,精神抖擞,神追当年。
  
  司徒雷登张口叫出新生名字
  
  1990年,在北京大学未名湖西北岸的草坪上,一块汉白玉石碑悄然伫立,这是北京市政府将“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而颁发的石碑。
  燕京大学诞生于1919年,前身是两所基督教学校——北京汇文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教会学校本是培育教徒子女及教会工作人员的,但一位特殊的人物改变了这一切。
  这个人就是司徒雷登,许多人知道他,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但3年美国驻华大使生涯在司徒雷登的人生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经历,从1919年到1946年,司徒雷登是和燕京大学联系在一起的。
  87岁的燕大校友蔡公期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和司徒雷登见面的情景。1941年,他进入燕大读书,在迎新仪式上,65岁的校长司徒雷登来到同学中间,躬身和每个新生热情握手、问候,校长握着他的手说,“蔡公期,你好。”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年轻人,没想到一位美国老人能叫出我的名字,而且叫得这样亲切、真诚、自然。”
  1919年,43岁的司徒雷登受命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坚决实行教学与宗教分离,废除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的旧例,确立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校训,主张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和服务,“以中国为根基……将中西学识融于一炉,采其所长,为中国国家和社会培养各种高质量人才的综合大学”。
  燕大建校之初,本部校址位于北京东城的盔甲厂,当时的办学环境十分简陋。司徒雷登寻遍北京四郊,最终看中了西郊篓斗桥明代米万钟家勺园的旧址。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司徒雷登请来美国建筑师墨菲进行规划设计。几年后,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主体的湖光塔影始成。
  燕园落成,司徒雷登广延中外名师任教,并和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仅仅10年,燕京大学就以优越的环境、自由的氛围、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成为诸多学子魂系梦萦的理想学府。
  
  精英教育
  
  人头攒动的贝公楼礼堂,几十位白发苍苍的校友正缓慢而有序地登上舞台,他们要为远道而来的同学们献唱几首歌曲。就在这个舞台上,燕京大学著名的“弥赛亚”合唱会曾经传出过美妙的歌声。今天他们又要重新唱起“光明赞”,60多年前,青年学生正是唱着这首歌和反动派抗争的……
  台下,郭兴业和王荣坐着轮椅一前一后紧挨着,不时轻声交流,已经见到好几位老同学了,她们难掩激动的心情,听说最亲密的同学茅爱立也从美国回来了,但还没有见到,她们的目光不时在人群中寻觅。
  1937年,郭兴业和王荣一起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住进女生宿舍。女生宿舍为4个二层楼的三合院,朱红的门楼,短墙上爬满紫藤,庭幽院静,每院专有一间餐厅,餐桌为仿古花梨木大圆台,用餐时,每10人一桌,就像大家庭式围坐。宿舍窗户一律向南,室内光线充足,不分系别,两人或者3人共住一间,一年开放一次,欢迎来宾和男士参观。每逢参观日前,女生们都要精心整理布置房间,务必给男士们留下美好的印象。女生们的旗袍雅致清新,穿系带的高跟鞋,烫时髦的大波浪卷,总是腋下夹着几本书,踏着轻快的脚步,呼朋唤友,欢声笑语去上课。
  
  这是1941年前的燕京大学,推崇精英教育,学校设置了18个系,学生只有800人,有的系4个年级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人。心理学系一度教师数量比学生还多,老师助教4人,学生3人。抗战期间,为了给更多沦陷区青年提供学习机会,燕京大学一度扩大招生规模,但最高峰时的注册人数也不过千人,相比现在大学里动辄上万的人头喧嚣之状,燕京大学的培养模式如同在有机农庄培养特种蔬菜,追求少而精。
  在燕京大学的讲坛上,留下过许多著名学者的身影,曾在学校任教的两院院士达27人,各系均有大师,如顾颉刚、邓之诚、容庚、钱穆、郭绍虞、吴其昌、吴文藻等,都是名实兼备的专家。名师执教,同时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宋史专家聂崇岐教授告诉学生,考试如果只按老师所教的内容回答只给及格,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述清楚,抓住要害可得良,有创见才可以得优。
  燕大新闻系校友苏志中回忆,新闻系的骨干教师全部是著名报人,如张友渔、王芸生、成舍我等等,教学上特别强调实践出真知。1942年以后,新闻系主任由蒋荫恩担任,他曾任桂林《大公报》主笔、总编辑,蒋先生上课,很少讲空洞的理论,以报纸编辑为例,学生用当天的新闻稿自行编排,第二天再和公开出版的报纸进行比较,放手让学生在实习报纸《燕京新闻》中谈论政局、发表进步言论。这样做,学生很快就获得了新闻工作的真正经验。抗战期间,在世界各大都会由中央社派驻的记者,几乎清一色是燕大人。
  燕京大学的系科设置突出培养有用人才,倡导素质教育,虽然办学只有33年,注册学生仅9988人,但却培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4人兼两院院士)、学科奠基人88人(34人兼项)、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2人、发明家7人,共112人,占注册学生总数的1%以上,也就是说100个燕京学子中就有一个学术名人。
  
  命运多舛的燕大人
  
  舞台上,一曲精彩的钢琴四连奏正在进行,表演者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子弟,当年的吴姐姐方弟弟,已成吴婆婆方公公。在熟练的演奏者指下,一连串音符快速闪现、跳跃、消失,正如时光的飞逝,台下的听众心潮起伏,时针指向了11点半,燕京校友的同学聚会即将结束。
  “请茅爱立校友和池元元校友到台上来。”主持人宣布。两位校友都是燕京大学艺术教育的杰出代表,国际知名的歌唱家。
  郭兴业和王荣已经悄悄来到前排,和亲密的老同学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条战线需才孔殷,相当一部分燕京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没有修满4年课程,就被提前征调,走上工作岗位。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新政权建立后仅仅3年时间,在中美关系降到历史冰点的政治背景下,燕京大学被指责为“美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老校长司徒雷登1949年离开中国,在自己的祖国度过了凄凉的晚年。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华盛顿病故,留下了“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的遗愿。
  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政治风暴接踵而至,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受到迫害和冲击的燕大校友难以数计。
  蒋彦振记得,“文革”开始后,任天津大学教研室主任的同班同学王敦华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揪上街游斗。王敦华想不开,第二天含冤自杀。自杀前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家里,说自己得了重病;另一封给党委,请求组织暂不要将自杀的真相通知家属,半年以后再告诉家属自己病重去世,免得影响党的威信。
  此前更多人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矿场从事重体力劳动,短则1年,长的近20年。“文革”期间,燕大含冤而死的校友仅新闻系就有40多人。
  度尽劫波,在新的时代来临时,燕京校友已经老去。
  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中国,葬在出生地中国杭州半山安贤园,安眠于青山苍翠的怀抱之中。他的墓碑上只记载了一个身份: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如此盛大的校友会,以后可能没有精力再组织了,只希望燕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理念能有人传承下去。”这次同学会的组织者、燕大北京校友会会长蒋彦振说。
  最后一个节目,由两位歌唱家带领大家齐唱《友谊地久天长》。“地久天长”,是燕京人历经磨难后的祈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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