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算起，180年的中国近现代化史，所有改革、革命和建设，都在回应两个问题：挨打和挨饿。
　　“站起来”和“富起来”，就是中国式的回应话语。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国民革命，都是力图摆脱“挨打”处境。每一个阶段的精英分子都承担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但都使命未达，国家一直被列强操纵，在帝国主义角力中维持虚假的主权独立。
　　没有主权独立，就无法进行自主的建设，换句话说，无法解决挨打问题，挨饿就不可避免。
　　真正的希望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一年开始出现。主权独立，不挨打，继而不挨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弹一星”，让中国基本告别了挨打的危险；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致力于让人民不挨饿。今天处于攻坚阶段的“全面小康”，正力图让举国告别绝对贫困，让所有中国人远离贫寒。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所归纳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远接180年的历史幽邃。这是人民的期待与要求，也是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它深深镶嵌于国家、民族近代以来的命运历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先了解初心与使命从何而来。

逢战必败的根源

　　毛泽东主席凝练地概括过从1840年到1945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结束）这105年的历史。
　　他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两次鸦片战争中，除了1842年的镇江保卫战和1859年的大沽口保卫战，清朝面对不远万里而来的少股敌人，几乎没有其他像样的胜仗。而这两次英勇抵抗，也无法影响战争失败的整体结局。

共产党人的结论和前人及同时代人不一样，他们看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无法组织和动员人民，因而也就无法依靠人民。这一状态，有深远的历史源流。

　　中法战争，中国军民奋勇还击，最后也是在战争局面有利的情况下丧权辱国。
　　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英勇作战，也无法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结果，30余年的自强运动灰飞烟灭，中国向历来瞧不起的日本割地赔款。
　　热血抗敌是少见的，多数时候，清军的表现都是“一触即溃”。皇权中央除了战和不定、立场飘忽之外，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逃跑，跑到承德，跑到西安，然后派人投降、议和。
　　对于清朝的“逃跑主义”特色，有学者一本正經地分析说，这是因为清朝皇室本就是游牧民族出身，打不过就跑是由他们的基因决定的。这和美国人凡勃仑对长颅金发的西方人热爱草坪的解释如出一辙—他们的祖先是畜牧民族，对肥美的草地的钟爱无法抑制。
　　这是一种以进化论包装起来的玩笑。历代中国精英，对失败原因的严肃探究从未停止。
　　包括技不如人，所以有洋务运动的唯武器论，以及引进西方阵式、战法。
　　包括制度落后，如将甲午战败归因于李鸿章“一人敌一国”，所以戊戌维新试图进行制度变革。
　　包括思想文化有问题，如五四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改造我们的文化。
　　中国共产党人当然了解这种“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段论—陈独秀深受康梁影响，而毛泽东本身就在五四运动潮流中浮沉。但共产党人的结论和前人及同时代人不一样，他们看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无法组织和动员人民，因而也就无法依靠人民。
　　这一状态，有深远的历史源流。
　　从西魏到唐朝，都实行府兵制，兵农合一，耕战合一，保卫国家，就是保卫生活，《木兰辞》里的英雄主义，就是府兵制的典型呈现。但到了宋朝，一切都改变了，有鉴于唐朝藩镇坐大的历史教训，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去不返，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兵源主要是流民、饥民、罪犯和应急时抓来的壮丁。一入兵籍，终生从军，为了防止逃跑，每个军人都要在脸上或身上刺字。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可以想象。民国史学家吕思勉说：“宋朝是养兵百万而不可以一战的，募兵的制度，达于极弊。”
　　与活跃的商品贸易和金融交易所描绘的“清明上河图”般的浮华世相相伴的是，宋朝腐败横行，在政治、军事上不断受挫，疆域不断压缩。
　　也就是从宋朝开始，当兵成了一件可鄙的事情：“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清末，鲁迅先生入学南京水师学堂，因为隶属军队，“辱没祖先”，就被长辈勒令改名，从周樟寿变为周树人。
　　近代中国的衰败，事实上是从宋朝埋下祸根的。兵源只是表象，实质性的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皇权不下县”“帝力于我何有哉”日甚一日，国家无法组织基层，基层治理交给并非公务员的、没有“任期”限制的乡绅、胥吏群体，导致封建制度在郡县时代的基层回归。“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国家不直接服务于人民，人民也就不对国家负担责任。毛泽东20岁时就十分犀利地指出过这一问题：“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狱讼、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在相对独立的“天下体系”里，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割裂关系，尚可以继续维持。到了晚清，帝国主义闯入之后，基层社会关系彻底重构，人民就渐渐被推到国家的对立面。
　　来自西方的机器产品击溃了手工产品，农民的生活来源完全收缩到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上，变得异常拮据，自然经济原有的自循环功能被破坏；地主搬到了城市，收租工作交给代理人打理，代理人与佃户之间不再有人情顾虑，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丧失了伦理润滑，剥削变得冷酷无情；一次次的战争赔款，不断增加农民负担，胥吏和乡绅的严苛催逼，使得国家与作为人民的主要构成部分的农民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原本受人尊敬的乡村士绅，成了闻者切齿的“土豪劣绅”。 　　加之，任何战争受害者都是百姓。官兵、匪兵、洋鬼子，烧杀抢掠并无二致，这些角色，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都是同一种人—敌人。
　　国家政权是人民的敌人，这才是中国在近代逢战必败的根源。

“发现”人民

　　如果无法改变人民与政权之间的对立关系，国家无法依靠人民，那么反对帝国主义、谋求民族独立就注定是一句空话。而这一关系的改变，恰恰是从清朝到国民党都无能为力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舆论宽松，各种主义风起云涌，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不一而足。它们的一个共同问题是，思想内容都很美好，但缺乏可操作性。
　　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势力仍然左右着中国，直系、皖系、奉系、桂系、滇系、江浙系……各系军阀各有外部靠山，作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你争我夺。

共产党人历史性地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这正是初心之所起。

　　每一种主义都相信，国家强盛，最终要靠发展实业。而不受干扰地发展实业的前提，是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所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除，所有的革新思潮都是纸上谈兵。要“打倒列强除军阀”，就无法绕开暴力革命，而各种思潮对此或心怀恐惧，或兴致索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种除了“解释世界”，更强调“改变世界”的思想体系，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它的清晰明白的主张。
　　然而直到1919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信奉的主要还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向往社会自治、互助，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权威，希望通过观念上的“劝善”而不是暴力革命，让社会各阶级互相爱护、团结和谐，这样的思想取向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从小从母亲处获得的佛教思想熏陶相吻合。1919年，主编《湘江评论》时，他在第二号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对比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明显地倾向于后者的无政府主义，认为只要各个阶级能够联合“工作”，“助人而不害人”，就可以“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共臻盛世”。贵族、军阀、资本家、买办、工人、农民，都可以共同向善，建设一个公正团结的社会。
　　湖南军阀张敬尧，用黑洞洞的枪口和恶狠狠地打砸，查封了《湘江评论》。毛泽东的“共同向善”愿望落空了，他明白了掌握着枪杆子的人不会跟无权无势的人“和乐亲善”。张敬尧用行动启发了毛泽东。“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是马克思的话，“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后来（1937年）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1920年冬天，他读了三本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自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摧毁物质力量的物质力量从何而来？通过阶级分析法，毛泽东发现了农民—当时中国人民最大多数的代表者。从韶山冲的农村走出来的毛泽东，对亿万农民水深火熱的生活现状有着切身体会。“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在韶山冲里，我就没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
　　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及由这种教育造就的权力阶级、知识阶级，骨子里都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作为“劳心者”的士大夫与人民有着遥远的心理和现实距离。宋神宗用王安石，力行变法，皇帝认为“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著名政治家文彦博就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可见政治传统里的“民本”思想，主要具有的是装潢价值，面对外患时，国家无法与人民真正同心同德。

　　共产党人历史性地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这正是初心之所起。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在19世纪20年代，中国工人阶级只有300万人左右，农民则有数亿人，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谁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够组织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够动员和组织农民。”“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为了人民是革命的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要求，而依靠人民则是革命的现实需要和必由之路。人民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逐渐在思想里辩证统一起来。
　　后来他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1949年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势力可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100多年里，这是第一次实现。

人民的尊严

　　1945年，美国青年西德尼·里滕伯格来到中国，碰上了一件震撼心灵的“小事”。一名醉酒的美国士兵驾车撞死了一个叫李木仙的中国女孩，而法庭判决他只需赔偿26美元。女孩的父亲后来还退回了6美元，因为按照惯例，这是“法官老爷”应该收取的好处费。
　　里滕伯格说，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旧中国的法律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他的中文名叫李敦白，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毛泽东的朋友，以及一个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外国人。
　　女孩李木仙的生命仅值20美元，是因为三个原因：一、她是中国人；二、她是中国的穷人；三、撞死她的是外国人。
　　她的悲惨遭遇提醒人们，没有国家的独立，人民的尊严就一定无法实现。而争取国家的独立，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人民的力量。
　　如果不能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那么就不仅无法实现革命目标，自身的存续都将成为问题。1927年，当蒋介石发动政变时，由于没有掌握人民武装，中国共产党人就被血腥屠杀，失去了数万党员，折损了许多党内精英。 　　而那时的毛泽东，早已和农民融为一体，他主持的广州、武汉两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带动全国各地创办了数千个农会，启发了农民，宣传了革命，也为后来共产党人的东山再起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随后从城市转入农村，依靠农民的力量，“农村包围城市”。
　　除了让革命者们相信“劳动者是最干净的人”之外，毛泽东还彻底扭转了另一个传统观念—当兵可鄙。
　　马克思曾给小农打了一个比方：“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孙中山先生感慨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但没有找到改变局面的办法。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要终结“一袋马铃薯”“一片散沙”的状态，关键在于组织基层，其核心则在于组织农民。组织农民，关键是武装农民。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人民子弟兵，这样的军队来自人民，与人民血脉相连，他们战斗，是为了保卫父母兄弟，以及为自己及亲人谋求一个更好的社会。兵民一体以现代方式重归中国，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紧紧捆在了一起。
　　为亲人而战，为人民而战，是无上光荣的事情。直到今天，人民解放军仍然保留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传统。这是一支与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截然不同的队伍，正是这支军队，结束了中国人近代以来面对列强“逢战必败”的历史，在朝鲜战争中迫使武器精良、后勤充足而且占据海空绝对优势的西方军队退回三八线以南，签下停战协定。
　　李木仙被撞死之前两年，蒋介石出版了一本由陶希圣捉笔的著作—《中国之命运》，在书中，他宣称“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他认为自己的是“绅士的思想”，而毛泽东的是“暴民的思想”，然而“绅士的思想”，却无法给人们以尊严。马寅初先生就直白地指出，号称“天下为公”，实则“地上为私”。基层的土豪劣绅，支撑起上层的“四大家族”。
　　毛泽东把“四维八德”的陈旧说教和官僚主义一道“抛到粪缸里去”，把土地分给农民，让妇女参加生产，告诉人们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工农和达官贵人在人格上并无差别。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着这样的“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毛泽东说，太阳是人民群众，“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共产党人必须向人民学习，和人民融为一体。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用了28年时间，建立了独立自强的新中国。1949年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势力可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100多年里，这是第一次实现。
　　而这要归功于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初心与使命的继续

　　国家独立了，但挨打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实现了中国100多年来面对西方列强的第一次军事不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抗美援朝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同时也让中国人意识到自身的军事科技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是共产党人一贯的危机意识。相当程度上受朝鲜战争影响，中国在和平时代的建设一开始就走上了重工业化道路，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军事科技的进步勒紧了裤带。
　　直到六七十年代，中国在被封锁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两弹一星”，才真正彻底建立了预防挨打的坚强后盾。尽管历史进展受很多偶然因素制约，需要内外条件的配合，但从大的逻辑线索来看，解决了挨打问题，才有可能解决挨饿问题，下一阶段，中心工作自然就转到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去。

初心与使命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她必须能够经受时代的严峻考验和挑战，防止与人民疏远甚至脱离。

　　历史把新的重任交给了邓小平，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一以贯之：他说，自己是出来工作的，而不是出来当官的。
　　南怀瑾认为，共产党创造的奇迹之一，就是“干部与百姓共贫”。然而贫穷只是现实，而不是目的。李大钊先生很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邓小平则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在老人看来，因为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是一个基本态度，让整个社会不要陷入无谓的频繁争论、自我消耗中去。“是什么”，没有给出明确的描述，但“不是什么”，则是清晰无误的。最根本的一点是，经济繁荣的中国也是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中国。1987年，接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干部艾丰索·古耶拉时，邓小平说，如果中国全盘西化，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那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为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十亿人摆脱贫穷，并获得繁荣；如果在中国大陆实行资本主义，则可能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会致富，其余百分之九十多的人口仍将永远一贫如洗。
　　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说，“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以往闻所未闻的水平，而这是他们的父辈做梦也想不到的”，“鄧小平改变了一切”。
　　没有改变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而这正是初心与使命得以延续的前提。正因为在最根本的问题上从不动摇，中国才开创了一条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今天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国经验。
　　今天的中国来到了离百余年的民族复兴梦想最近的新时代，矛盾、问题也更加错综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提醒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初心与使命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她必须能够经受时代的严峻考验和挑战，防止与人民疏远甚至脱离。习近平说：“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要信仰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