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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家庭教养方式及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的关系进行分析。方法：选择本院于2013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52例，作为观察组，同期选择52例正常青少年作为对照组，采用自制的信息调查表以及EMLU（家庭教养方式）、HAMD（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对两组青少年各方面资料进行调查统计，并探讨家庭因素与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的关系。结果：两组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及生活事件比较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家庭教养方式不合理、发生重大生活事件，容易导致青少年发生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结论：家庭教养方式及生活事件与青少年郁郁症发病有明显关系，临床应该提高重视，在治疗同期加强与患者家庭的沟通，以提高治疗效果。
关键词：家庭教养方式；生活事件；青少年抑郁症
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多与家庭因素、重大生活事件、较重的学业压力、个人性格因素等有关，若青少年在抑郁症早期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将会表现出反抗父母、发育不良、似病非病的现象，严重者还有可能出现自杀倾向。作为家长，必须提高对青少年抑郁症的重视，在家庭干预与临床治疗的共同配合下，及时治愈疾病，改善青少年的自我状态与社会功能，为健康成长打好基础。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于2013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52例，作为观察组，在接受本次研究前均经临床相关检查确诊为中晚期抑郁症，男女比例30：22；年龄在14—22岁之间，平均年龄（19±2.46）岁；病程在1个月—2年之间，平均病程（15±6.17）个月；抑郁症中期27例，晚期25例。同期在医院门诊或中学、大学选择HAMD 17项测评总分≤7分的健康青少年52例，作为对照组，男女比例为28：24；年龄在14—22岁之间，平均年龄（18±2.73）岁。两组青少年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且两组青少年在接受本次研究前，均已排除有父母亲任何一方死亡或父母双亡者。
1.2方法
⑴基本信息调查表。本院自制基本信息调查表，对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家庭收入以及与父母的关系、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等资料进行调查与统计。⑵家庭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采用中国医科大学心理学教研室岳冬梅等人共同修订的一套问卷调查表（原表为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Perris etal共同编制），对研究者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调查统计。教养方式调查为：母亲5个因子共57个条目，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MF1）、过度干涉保护（MF2）、拒绝否认（MF3）、惩罚严厉（MF4）、偏爱被试（MF5）因子；父母6个因子共58个条目，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FF1）、惩罚严厉（FF2）、过分干涉（FF3）、偏爱被试（FF4）、拒绝否认（FF5）、过度干涉（FF6）因子。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HAMD选择用17项版本，由专业人员通过交谈、询问、观察的方式，对两组青少年的心理状况进行测评（最高分为24分，表示有严重抑郁、焦虑症状）。⑷生活事件量表。采用刘贤臣等人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对两组的生理心理特点、社会角色进行评价，共有6个维度27个条目，包括学习压力、受惩罚、人际关系、丧失、健康适应、其他6个维度（5分为严重影响，1分为不影响，以此类推）[1-2]。
1.3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8.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与处理，计量资料以（ ±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在P＜0.05的情况下，表示两者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基本信息及HAMD评分对照
通过对两组基本信息统计对比发现，观察组抑郁症青少年父母亲文化程度偏低比率、父母亲无业率、与父母关系不融洽率均要高于对照组的健康青少年，且观察组HAMD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所示。
表1两组基本信息及HAMD评分对照[n（%）]
组别 例数（n） 父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 母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 父亲无业 母亲无业 与父母关系不融洽 HAMD评分
（ ±s，分）
对照组 52 5（9.62） 8（15.38） 2（3.85） 7（13.46） 9（17.31） 5.2±1.4
观察组 52 16（30.77） 19（36.54） 5（9.62） 13（25.00） 33（63.46） 17±3.11
2.2两组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各因子的评分对照
对两组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各因素的评分对照发现，观察组母亲过度干涉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和父亲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干涉等因子评分要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所示。
表2两组教养方式问卷各因子的评分对照（ ±s）
母亲教养方式各因子
组别 例数（n） MF1 MF2 MF3 MF4 MF5 -
对照组 52 46±9.42 31±5.67 12±6.40 10±2.67 7±2.72 -
观察组 52 45±8.15 38±6.34 17±4.71 15±2.62 10±2.56 -
父亲教养方式各因子
组别 例数（n） FF1 FF2 FF3 FF4 FF5 FF6
对照组 52 43±10.16 14±3.37 18±3.45 8±2.26 8±2.47 9±2.48
观察组 52 42±9.31 19±5.63 22±4.07 10±2.69 11±2.84 11±2.93
2.3两组生活事件对照
根据资料统计比较显示，观察组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受学习压力、被惩罚、人际关系、丧失、健康适应以及其他生活事件方面的影响较大，与对照组健康青少年相比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所示。
表3两组生活事件对照（ ±s）
组别 例数（n） 学习压力 被惩罚 人际关系 丧失 健康适应 其他
对照组 52 2±0.58 1±0.33 2±1.17 1±0.54 1±1.15 2±0.92
观察组 52 4±0.16 3±1.05 4±0.52 3±1.26 4±0.83 4±0.16
3.讨论
目前针对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已有诸多方法，但大量临床实践资料表明，单凭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所获得的治疗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因此临床也一直在寻求其他辅助治疗方法。通过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临床资料的分析发现，大多数患者发生抑郁症与家庭教养方式不合理、生活事件影响有着很大关系，例如，父母粗暴式的教育、过度溺爱、干涉其生活与学习、缺乏有效沟通以及青少年学习压力过大、受到严重处罚、人际关系差等因素，均有可能诱发抑郁症。这也提示出，为能进一步的提高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效果、改善青少年负面心理，必须将家庭疗法作为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辅助方式[3]。
综上所述，家庭教养方式及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症发病有着明显的关系，家长理应提高重视，采用正确的教养方式或应对策略，结合心理与药物治疗，减少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作。
参考文献：
[1]岳云玲，等.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依恋模式及家庭环境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3，5（5）：126-127
[2]肖开提•苏理旦.68例青少年抑郁症临床早期特征分析[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3，13（3）：181-182
[3]谢艳红，等.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家庭影响因素及干预效果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12）：612-613
关键词：家庭教养方式；生活事件；青少年抑郁症
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多与家庭因素、重大生活事件、较重的学业压力、个人性格因素等有关，若青少年在抑郁症早期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将会表现出反抗父母、发育不良、似病非病的现象，严重者还有可能出现自杀倾向。作为家长，必须提高对青少年抑郁症的重视，在家庭干预与临床治疗的共同配合下，及时治愈疾病，改善青少年的自我状态与社会功能，为健康成长打好基础。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于2013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52例，作为观察组，在接受本次研究前均经临床相关检查确诊为中晚期抑郁症，男女比例30：22；年龄在14—22岁之间，平均年龄（19±2.46）岁；病程在1个月—2年之间，平均病程（15±6.17）个月；抑郁症中期27例，晚期25例。同期在医院门诊或中学、大学选择HAMD 17项测评总分≤7分的健康青少年52例，作为对照组，男女比例为28：24；年龄在14—22岁之间，平均年龄（18±2.73）岁。两组青少年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且两组青少年在接受本次研究前，均已排除有父母亲任何一方死亡或父母双亡者。
1.2方法
⑴基本信息调查表。本院自制基本信息调查表，对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家庭收入以及与父母的关系、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等资料进行调查与统计。⑵家庭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采用中国医科大学心理学教研室岳冬梅等人共同修订的一套问卷调查表（原表为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Perris etal共同编制），对研究者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调查统计。教养方式调查为：母亲5个因子共57个条目，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MF1）、过度干涉保护（MF2）、拒绝否认（MF3）、惩罚严厉（MF4）、偏爱被试（MF5）因子；父母6个因子共58个条目，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FF1）、惩罚严厉（FF2）、过分干涉（FF3）、偏爱被试（FF4）、拒绝否认（FF5）、过度干涉（FF6）因子。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HAMD选择用17项版本，由专业人员通过交谈、询问、观察的方式，对两组青少年的心理状况进行测评（最高分为24分，表示有严重抑郁、焦虑症状）。⑷生活事件量表。采用刘贤臣等人编制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对两组的生理心理特点、社会角色进行评价，共有6个维度27个条目，包括学习压力、受惩罚、人际关系、丧失、健康适应、其他6个维度（5分为严重影响，1分为不影响，以此类推）[1-2]。
1.3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8.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与处理，计量资料以（ ±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在P＜0.05的情况下，表示两者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基本信息及HAMD评分对照
通过对两组基本信息统计对比发现，观察组抑郁症青少年父母亲文化程度偏低比率、父母亲无业率、与父母关系不融洽率均要高于对照组的健康青少年，且观察组HAMD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所示。
表1两组基本信息及HAMD评分对照[n（%）]
组别 例数（n） 父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 母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 父亲无业 母亲无业 与父母关系不融洽 HAMD评分
（ ±s，分）
对照组 52 5（9.62） 8（15.38） 2（3.85） 7（13.46） 9（17.31） 5.2±1.4
观察组 52 16（30.77） 19（36.54） 5（9.62） 13（25.00） 33（63.46） 17±3.11
2.2两组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各因子的评分对照
对两组青少年的家庭教养方式问卷各因素的评分对照发现，观察组母亲过度干涉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和父亲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干涉等因子评分要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所示。
表2两组教养方式问卷各因子的评分对照（ ±s）
母亲教养方式各因子
组别 例数（n） MF1 MF2 MF3 MF4 MF5 -
对照组 52 46±9.42 31±5.67 12±6.40 10±2.67 7±2.72 -
观察组 52 45±8.15 38±6.34 17±4.71 15±2.62 10±2.56 -
父亲教养方式各因子
组别 例数（n） FF1 FF2 FF3 FF4 FF5 FF6
对照组 52 43±10.16 14±3.37 18±3.45 8±2.26 8±2.47 9±2.48
观察组 52 42±9.31 19±5.63 22±4.07 10±2.69 11±2.84 11±2.93
2.3两组生活事件对照
根据资料统计比较显示，观察组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受学习压力、被惩罚、人际关系、丧失、健康适应以及其他生活事件方面的影响较大，与对照组健康青少年相比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所示。
表3两组生活事件对照（ ±s）
组别 例数（n） 学习压力 被惩罚 人际关系 丧失 健康适应 其他
对照组 52 2±0.58 1±0.33 2±1.17 1±0.54 1±1.15 2±0.92
观察组 52 4±0.16 3±1.05 4±0.52 3±1.26 4±0.83 4±0.16
3.讨论
目前针对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已有诸多方法，但大量临床实践资料表明，单凭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所获得的治疗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因此临床也一直在寻求其他辅助治疗方法。通过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临床资料的分析发现，大多数患者发生抑郁症与家庭教养方式不合理、生活事件影响有着很大关系，例如，父母粗暴式的教育、过度溺爱、干涉其生活与学习、缺乏有效沟通以及青少年学习压力过大、受到严重处罚、人际关系差等因素，均有可能诱发抑郁症。这也提示出，为能进一步的提高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效果、改善青少年负面心理，必须将家庭疗法作为治疗青少年抑郁症的辅助方式[3]。
综上所述，家庭教养方式及生活事件与青少年抑郁症发病有着明显的关系，家长理应提高重视，采用正确的教养方式或应对策略，结合心理与药物治疗，减少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发作。
参考文献：
[1]岳云玲，等.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依恋模式及家庭环境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3，5（5）：126-127
[2]肖开提•苏理旦.68例青少年抑郁症临床早期特征分析[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3，13（3）：181-182
[3]谢艳红，等.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家庭影响因素及干预效果观察[J].中国医药指南，2013，11（12）：612-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