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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自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
在高考30年这场季候性的怀旧里，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有些迟钝。从2004年开始，年年都是各种主题的教育纪念年，老是别着脖颈回望，难免僵硬酸痛。所以“还不如想想怎么改”，作为一个浸淫教育研究26年的学者，他更希望大家能够认清前面的路。
他主持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一个从事教育研究的NGO）经过几年的调研，即将推出民间版的《中国教改方案》，其中不乏对高考历史沿革和现状的梳理，更有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胆构想。
高考三十年几经周折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30年前恢复高考这件大事？
杨东平：我称它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它只是恢复了常识：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但没有思考面向未来的、新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
80年代教育界有个术语叫“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到90年代变成“应试教育”这个称谓。事实上，围绕着高考产生的一整套应试教育，今天已经成为被批判、被声讨的对象， 高考制度的改革也已经成为核心话题。
人物周刊：如果给这30年划分一下段落，您会怎么分？
杨东平：77、78年到80年代初是恢复整顿期，还学校以原有的秩序。
1985年是个分水岭。85－89年，整个国家的主题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也随之启动。当时有200多所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实行党政分开，深圳大学提出党的工作业余化、兼职化，党支部开会不能占用工作时间。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真正的教育家，像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朱九思、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这四个人最突出。
1989-1992年是休眠期，极左、保守势力抬头，教育又回到高度政治化的轨道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情况发生变化。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越来越受市场经济影响，逐渐走上了一条后来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道路。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和大幅度提高学费。有人测算过，十年里大学学费是原先的10倍，我不知道这数据是否准确，但可以参考。
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2000年，一批研究型大学被定为副部级，高校官本位、行政化变本加厉，达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地步。高考制度也陷入伤痕累累、欲改不能的矛盾状态。
高考制度如何改革
人物周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考制度进行了许多次初衷良好的改革，但现在，高考的公正性仍然受到质疑。
杨东平：高考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考试制度，一是招生制度。考试制度主要是考试科目的改革，3 1、3 2、3 文综、理综之类。但社会上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招生制度这一块。
首先是对配额制不满，也就是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倾向，从1999年起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像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招生300多人（占新生的20%左右），但在外省，有的只招二三十人。
三是特殊政策，比如各种加分、保送生，这个口子很大，是个黑洞，只有少数权势人物才能操纵，一般的人都搞不清。“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些人面前变成一句空话。
四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舞弊。现在已经发展到集团化操纵，有些还很微妙地跟地方当局达成默契，前者是为经济利益，后者当然迫于升学率的压力，这种情况在2002-2004年比较严重，现在教育部查得严，情况稍好些。
人物周刊：教育部有没有拿出一个改革高考制度的方案呢？
杨东平：2005年，前教育部长何东昌就应试教育问题向胡锦涛主席上书之后，教育部成立了庞大的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关于高考改革，但现在还没有拿出结果，可见其谨慎和艰难。
人物周刊：你们研究院即将出炉的民间版《中国教改方案》里，是怎么构想高考制度改革的呢？
杨东平：今年有四个省：江苏、广东、海南、山东实行新的高考方案引起较大争议。尤其是江苏省，实行了高中会考跟高考相结合的录取方式。其初衷是减缓“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性，但这个政策在现实中，形成“将会考变成小高考”。这样从高一到高三，学生会比以往更严重地处于高考的压力中。许多政策都是这样，会引发始料不及的变异，没有办法，人们太看重高考分数了。
我们的想法首先是“隔离”，设置两道“防火墙”。一是阻隔高考压力向初中、小学传递；主要是取消所有的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缓解小学和初中的择校竞争。第二道“防火墙”是用“会考”评价高中教育，而不用高考录取率评价学校，从而给高中学校减负。
人物周刊：给高中学校减负怎么可能？
杨东平：高中毕业生以自然人的身份参加高考，上街道报名，然后采用社会化录取，通知书寄到你家里而不是学校。这样一来，想比较学校之间的录取率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学校长势必大大松口气，那学生的负担自然就能减轻一部分。北京前两年试过，有校长对我说，他赞同这种做法。
而高考科目改革，我们设想采用多轨制，按照不同类型高校甚至学科，设置不同组合的多套考卷，例如报考研究型大学的与读高职、技校的是不同的考卷，这样后者就不必“陪绑”。
应试教育的底子在50年代就打下了
人物周刊：高考恢复后，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基本倾向于“回到50年代”，是不是真有过一个教育的黄金年代？
杨东平：50年代初，一方面学习、移植的是苏联模式，将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取消了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实行国家包办教育，民间办学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另一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至上的年代，运动一个接一个，对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尊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都不存在了。
而传统教育中那些最坏的东西，比如理论脱离实际、死记硬背、考试至上、僵硬刻板，在建国后的学校教育中悄悄保留下来，并跟当时苏联教学模式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暗合，建立了微妙的联系。所以，50年代的那套教育制度和价值体系也完全是应试教育式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等现象在50年代就已经存在，这个底子，实际上在50年代就打下了。
人物周刊：这套应试教育的模式在当时就已经很严重了么？
杨东平：当时它还没有恶化到今天的程度，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这个强有力的反对者。他反对私塾式教育，也反对前苏联那套正规化教育，他主张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学校、社会、生活要相结合，提倡学农的要下农村，学工的要进工厂，等等。在1964年的春节谈话中，毛泽东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归纳起来有两方面，一个是强烈的政治诉求，就是要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二就是反对科举教育的传统、反对应试教育，这一点现在看来跟现代教育的理念是合拍的。
为生活的教育
人物周刊：高考说到底是选拔人才，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一种方式。有人说，一百多年前的科举制度比今天的高考制度要公平，它对作弊者的处罚也比今天厉害得多。杨东平：在眼下传统文化正热的背景下，对科举制的评价比较复杂，不像过去完全是批判的、否定的。我个人认为，从文化的意义上可以给它很高的评价，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从而保持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
但是，科举制度下的求学跟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导致了人们读书为“升官发财”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态度，造成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的匮乏。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八股考试，助长了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读书人手脑分离等等严重的弊端。
面对今天全社会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弊端，我觉得对“为科举正名”、“建立科举学”之类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人物周刊：说到科举，让人想到书院。今天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都想恢复当年的书院。
杨东平：书院制度在今天值得特别地去认识它。中国传统教育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官学，还有源远流长的私学。“学在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家教育的缺失。
书院制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克服读书为猎取功名的弊端，讲学术以正人心，发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的、近似于西方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性的求知精神。
书院采用的讨论式、启发式、重视自学的方法，自由讲学和宽松的学术空气等等，对当今学校教育的改革，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人物周刊：未来应该淡化高考这个概念吗？素质教育怎样实现呢？
杨东平：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以各种观念来丰富儿童的心灵，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完美的道德品格的人。杜威说教育是“为生活作准备”。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自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现实中就很可能迷失方向，沦为没有灵魂、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晏阳初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倡导过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黄炎培搞过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将现代教育乡土化、民族化的尝试，虽然终告无效，但都是有益的探索。我认为，五四以后新教育运动中产生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是一个可以指导现实、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哲学。
在50年代和80年代，教育界讨论过“全面发展”这样一个极其美好的理想，但它走偏为“平均发展”的普遍现实，恐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被隔断过，这一课始终没有补上，所以我说它（包括高考在内）还需要一次新的启蒙，一次深刻的变革。
在高考30年这场季候性的怀旧里，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有些迟钝。从2004年开始，年年都是各种主题的教育纪念年，老是别着脖颈回望，难免僵硬酸痛。所以“还不如想想怎么改”，作为一个浸淫教育研究26年的学者，他更希望大家能够认清前面的路。
他主持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一个从事教育研究的NGO）经过几年的调研，即将推出民间版的《中国教改方案》，其中不乏对高考历史沿革和现状的梳理，更有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胆构想。
高考三十年几经周折
人物周刊：您怎么评价30年前恢复高考这件大事？
杨东平：我称它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它只是恢复了常识：要重视教育、发展教育，但没有思考面向未来的、新的、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
80年代教育界有个术语叫“片追”（片面追求升学率），到90年代变成“应试教育”这个称谓。事实上，围绕着高考产生的一整套应试教育，今天已经成为被批判、被声讨的对象， 高考制度的改革也已经成为核心话题。
人物周刊：如果给这30年划分一下段落，您会怎么分？
杨东平：77、78年到80年代初是恢复整顿期，还学校以原有的秩序。
1985年是个分水岭。85－89年，整个国家的主题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也随之启动。当时有200多所高校试行校长负责制，实行党政分开，深圳大学提出党的工作业余化、兼职化，党支部开会不能占用工作时间。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真正的教育家，像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朱九思、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这四个人最突出。
1989-1992年是休眠期，极左、保守势力抬头，教育又回到高度政治化的轨道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情况发生变化。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越来越受市场经济影响，逐渐走上了一条后来被称为“教育产业化”的道路。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和大幅度提高学费。有人测算过，十年里大学学费是原先的10倍，我不知道这数据是否准确，但可以参考。
1998年，《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公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2000年，一批研究型大学被定为副部级，高校官本位、行政化变本加厉，达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地步。高考制度也陷入伤痕累累、欲改不能的矛盾状态。
高考制度如何改革
人物周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教育主管部门对高考制度进行了许多次初衷良好的改革，但现在，高考的公正性仍然受到质疑。
杨东平：高考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考试制度，一是招生制度。考试制度主要是考试科目的改革，3 1、3 2、3 文综、理综之类。但社会上意见比较大的主要是招生制度这一块。
首先是对配额制不满，也就是地域性不均衡。二是本地化倾向，从1999年起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像清华、北大每年在北京招生300多人（占新生的20%左右），但在外省，有的只招二三十人。
三是特殊政策，比如各种加分、保送生，这个口子很大，是个黑洞，只有少数权势人物才能操纵，一般的人都搞不清。“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些人面前变成一句空话。
四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舞弊。现在已经发展到集团化操纵，有些还很微妙地跟地方当局达成默契，前者是为经济利益，后者当然迫于升学率的压力，这种情况在2002-2004年比较严重，现在教育部查得严，情况稍好些。
人物周刊：教育部有没有拿出一个改革高考制度的方案呢？
杨东平：2005年，前教育部长何东昌就应试教育问题向胡锦涛主席上书之后，教育部成立了庞大的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关于高考改革，但现在还没有拿出结果，可见其谨慎和艰难。
人物周刊：你们研究院即将出炉的民间版《中国教改方案》里，是怎么构想高考制度改革的呢？
杨东平：今年有四个省：江苏、广东、海南、山东实行新的高考方案引起较大争议。尤其是江苏省，实行了高中会考跟高考相结合的录取方式。其初衷是减缓“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性，但这个政策在现实中，形成“将会考变成小高考”。这样从高一到高三，学生会比以往更严重地处于高考的压力中。许多政策都是这样，会引发始料不及的变异，没有办法，人们太看重高考分数了。
我们的想法首先是“隔离”，设置两道“防火墙”。一是阻隔高考压力向初中、小学传递；主要是取消所有的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缓解小学和初中的择校竞争。第二道“防火墙”是用“会考”评价高中教育，而不用高考录取率评价学校，从而给高中学校减负。
人物周刊：给高中学校减负怎么可能？
杨东平：高中毕业生以自然人的身份参加高考，上街道报名，然后采用社会化录取，通知书寄到你家里而不是学校。这样一来，想比较学校之间的录取率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学校长势必大大松口气，那学生的负担自然就能减轻一部分。北京前两年试过，有校长对我说，他赞同这种做法。
而高考科目改革，我们设想采用多轨制，按照不同类型高校甚至学科，设置不同组合的多套考卷，例如报考研究型大学的与读高职、技校的是不同的考卷，这样后者就不必“陪绑”。
应试教育的底子在50年代就打下了
人物周刊：高考恢复后，当时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基本倾向于“回到50年代”，是不是真有过一个教育的黄金年代？
杨东平：50年代初，一方面学习、移植的是苏联模式，将教育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取消了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实行国家包办教育，民间办学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另一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至上的年代，运动一个接一个，对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尊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都不存在了。
而传统教育中那些最坏的东西，比如理论脱离实际、死记硬背、考试至上、僵硬刻板，在建国后的学校教育中悄悄保留下来，并跟当时苏联教学模式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暗合，建立了微妙的联系。所以，50年代的那套教育制度和价值体系也完全是应试教育式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等等现象在50年代就已经存在，这个底子，实际上在50年代就打下了。
人物周刊：这套应试教育的模式在当时就已经很严重了么？
杨东平：当时它还没有恶化到今天的程度，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这个强有力的反对者。他反对私塾式教育，也反对前苏联那套正规化教育，他主张提高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学校、社会、生活要相结合，提倡学农的要下农村，学工的要进工厂，等等。在1964年的春节谈话中，毛泽东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得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归纳起来有两方面，一个是强烈的政治诉求，就是要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二就是反对科举教育的传统、反对应试教育，这一点现在看来跟现代教育的理念是合拍的。
为生活的教育
人物周刊：高考说到底是选拔人才，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一种方式。有人说，一百多年前的科举制度比今天的高考制度要公平，它对作弊者的处罚也比今天厉害得多。杨东平：在眼下传统文化正热的背景下，对科举制的评价比较复杂，不像过去完全是批判的、否定的。我个人认为，从文化的意义上可以给它很高的评价，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精英选拔机制，开辟了一个平等竞争、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从而保持了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
但是，科举制度下的求学跟功名利禄直接挂钩，导致了人们读书为“升官发财”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态度，造成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的匮乏。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八股考试，助长了教育与社会发展脱节、读书人手脑分离等等严重的弊端。
面对今天全社会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弊端，我觉得对“为科举正名”、“建立科举学”之类要保持必要的警惕。
人物周刊：说到科举，让人想到书院。今天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都想恢复当年的书院。
杨东平：书院制度在今天值得特别地去认识它。中国传统教育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官学，还有源远流长的私学。“学在民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家教育的缺失。
书院制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克服读书为猎取功名的弊端，讲学术以正人心，发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的、近似于西方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性的求知精神。
书院采用的讨论式、启发式、重视自学的方法，自由讲学和宽松的学术空气等等，对当今学校教育的改革，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人物周刊：未来应该淡化高考这个概念吗？素质教育怎样实现呢？
杨东平：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以各种观念来丰富儿童的心灵，把他们培养成具有完美的道德品格的人。杜威说教育是“为生活作准备”。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回答的，是中国自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价值目标，现实中就很可能迷失方向，沦为没有灵魂、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工厂”。
晏阳初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倡导过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黄炎培搞过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将现代教育乡土化、民族化的尝试，虽然终告无效，但都是有益的探索。我认为，五四以后新教育运动中产生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将西方现代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是一个可以指导现实、面向未来的新的教育哲学。
在50年代和80年代，教育界讨论过“全面发展”这样一个极其美好的理想，但它走偏为“平均发展”的普遍现实，恐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被隔断过，这一课始终没有补上，所以我说它（包括高考在内）还需要一次新的启蒙，一次深刻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