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2013年11月1-4日，“开放的传统，建构的经典”高层论坛暨2013年《文学评论》编委会在成都金河宾馆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大会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钟仕伦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陆建德、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健分别为本次大会致辞。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高建平、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11月1-4日，“开放的传统，建构的经典”高层论坛暨2013年《文学评论》编委会在成都金河宾馆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大会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钟仕伦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陆建德、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健分别为本次大会致辞。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高建平、
其他文献
章士钊的“逻辑文”不仅大量采用了新名词、新术语，而且还大胆地将西洋文法移用于古文的写作，从而创造了一些新的表述方式，达到了传统古文未曾企及的复杂而精密的程度。本文从词语、句法以及文体风格等方面来分析章士钊的“逻辑文”，并通过翻译实例的检讨，指出其作为一种革新的古文，仍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限度。
2017年10月10日上午，《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副院长到会祝贺并讲话。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伯江主持，所长刘跃进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各高等院校、
阿伦特称悲剧为“最优秀的政治艺术”,她的政治思想深受希腊悲剧智慧、语言和想象的浸染,对现代人处境的悲剧性有深刻认识。她的政治空间在形式上是一个隐喻性的雅典剧场,人们在其中以言说和行动来展示自己是“谁”,让有限的生命被剧场中的光芒激励和照耀;政治行动的展示性与戏剧表演共有非制作性的特点。阿伦特对行动之特性的论述深刻蕴含了悲剧情节所启示的自由与限度的智慧,她正是以此智慧来感受和洞察时代问题。
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对话早已有之,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在新的、变化着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出现了诸多迥异于前的新现象和新态势。2018年6月20日至22日,《文学评论》编辑部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成都召开“文学研究中的跨域对话”学术研讨会暨2018年度《文学评论》编委会。参会学者围绕“文学研究中的跨域对话”这一中心议题,就文学跨界的学术意义、现存问题和未来趋势等多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研讨。《文学评论》主编张江指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缺陷之一,而中国文艺理论界也普遍存在着用西方理论强制阐释
电影与文学是两个并行的艺术体。电影对文学原著的构述，忠实与否不再是可信标准，它可重可轻，这完全取决于此电影作品所要达到的艺术风格或市场目的。本文着重于电影对文学的“轻构述”（反之是“重构述”）的案例分析上：如何使文学作品“轻”起来，不仅是这两种不同的艺术体对话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是电影自身的需求，当然更是我们时代愿意“信以为真”（dechesthai，海德格尔）的现实存在之一。这固然不是现实存在的全部，但已经构成我们时代真实与重要的文化景观。
“夫妻模式”是1940年代延安秧歌剧的一个共同而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种内容变革。作为中共文艺组织形式的一种呈现，它有力地参与到延安乡村的政治动员之中。通过这一模式，延安文化政治从家庭到自然村的渗透、组织与动员机制得到了清晰的勾勒。中共借着对秧歌剧的创造性改造，逐渐在掠夺性经济形式占主体的延安乡村召唤出中国的革命主体，赋予农民以政治性。“夫妻模式”尤其突出地反映了村干部与军队干部在整个动员结构中的作用，表征了中共政治动员的动力机制。
辛亥前夕，诞生于武汉的《江汉日报》，无论其政治宗旨，还是其文学理论、文学作品，都闪耀着革命思想，是晚清上海、穗港和武汉三大革命报刊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反清反帝革命报刊。该报在创刊号以不同的文体形式昭示其主旨：作革命之“喉舌”，新闻之魁星；提出了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文学理论；刊登了许多革命社论、革命小说、革命杂文、革命诗词等形式多样的革命文学作品，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武昌首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堪称晚清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
近百年来《文心雕龙》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本文试图突破这一范式，以为《文心雕龙》主要面对和处理的是当时社会、文化及文学的分化问题。面对历代以来特别是齐粱时代“文”与社会政治、文教系统的分化、“文”的系统自身的分化、“文”的价值语义的分化，《文心雕龙》提出“逆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方案：不同于对文的分化激烈推进的“极度分化”，也不同于简单抨击与反对的“反分化”，而是尝试重新整合，重建（儒）道与文的一体关系。逆分化不仅是刘勰个人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价
20世纪50-60年代，张光年长期担任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主编，并参与不少重要文件、报告的讨论、起草，深受周扬的赏识。1969年2月他的《我和周扬的关系》，虽是他在成为“文艺黑线人物”时被迫撰写的“检讨书”，但也提供了了解五六十年代文艺界重要事件的一些线索：包括1957年的“鸣放”、反右运动，1958年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设想，和60年代初“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方针的提出。对张光年的这份“检讨书”，本文就相关背景作了注释，在注释中作了建立在不同时间、不同处境下同一和不同的人的对话
1947年，诗人冯至追述戊戌政变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关节点，称经过辛亥革命、“五四”、北伐，直至抗战，“几乎每过十年都有一次划时代的变化”，时代和个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个人的时代意识也渐趋强烈。“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即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据冯至观察，“人们爱用种种不同的名称称呼这个时代，用种种歧异的形容词刻画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