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法国人文科学之家的邀请，笔者今年四、五月份在巴黎进行学术访问。承蒙人文科学之家主任莫里斯·艾玛尔先生的热心安排，我有幸与法兰西公学教授、《社会科学研究丛刊》主编皮埃尔·布迪厄先生会面，这位勤奋、多产的学界名人，不但就他在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回答了我请教的几个问题，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介绍了《苦难众生》(塞伊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的主要内容。
　　笔者是翻译匠，曾译过几本历史书，对社会学实在不甚了了，于是就临时抱佛脚，从朋友那里随手抄了布迪厄先生的几大本近著，以便事先做点准备。谁想到，刚一上手，在阅读《帕斯卡沉思》(塞伊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四月版)时就遇到了拦路虎：许多生僻的概念和复杂的推理使我如堕十里云雾，勉强啃了一段又一段，结果还是抓不住中心思想。既然是要向人请教，那就抱着“不以强不知以为知”的诚实态度，仔细去听这位社会学大师开讲吧！
　　在法兰西公学的办公室里，布迪厄教授首先对布罗代尔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表示祝贺。他说：值得我深深敬仰的，不仅是这位学界前辈的大手笔，而且是他那扶掖新进的宽大胸怀。社会学和历史学像是一对冤家兄弟，在布罗代尔那时，几乎论战不断。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争论，但不应忘记，布罗代尔的兼收并蓄和破格拔擢，有利于一代新人的成长。布迪厄激动地补充说，他本人为此受益匪浅，在社会学界，还有福柯……
　　谈到翻译工作的艰辛，布迪厄立即把它同社会学行当的“个案调查”(enquêtedecas)联系起来。就像调查人和被调查人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一样，他说，译者和作者要有所交流，有所沟通，甚至达成一定的默契，翻译时方能把粗暴交流(communicationviolente，这里指译者因吃不透作者的意图对原文作生硬的理解和翻译)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这个要求未免太苛刻了一点：在实际生活里，至少目前还不能办到。但有一个希望可以提出，动笔以前通读全书乃至作者的主要著作。讲完这段话后，他当场开列书单，答应随后邮寄北京。笔者表示，已有几位中国同行在译布迪厄先生的书，寄赠的书当可供轮流阅读。译者之间互相切磋，或许对提高译文质量会有好处。
　　“布迪厄先生的著述浩如烟海，究竟从哪里着手为好？”关于这个问题，他略加思索后回答道：从六十至七十年代出的书开始译起恐怕不好，这会缺少新鲜感。《苦难众生》是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还算是本新书。这是我主持的一次社会调查得出的集体成果，调查历时三年，有关的谈话笔录和社会学分析由二十多人分头撰写。这本书在报界曾引起过争议，但我执着地坚持这里表达的基本观点。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应该说有几条比较实际的理由。首先是要让广大读者喜欢。全书包括六十多份访谈笔录，每一份笔录都可以当作精彩的短篇小说来读。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些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其中有工人、教师、警察、职员、失业者、外籍移民等。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无奈、困惑、忧虑和愤慨，讲述各人的苦难生活，可以使社会学家发掘出被众所周知的社会现象掩盖着的某些不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与此同时，广大读者也能明白，现存社会的深层次弊端究竟在哪里。这比概括、抽象的思辨更有说服力。比如说，为什么今天许多法国工人投国民阵线(极右派)的票？单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很难讲得通，仔细读读我们书里的一篇笔录，恐怕就清楚多了。再说，中国人对普通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或许会感到好奇。这里提供的素材，不敢保证完全准确，其真实性总比旅游者浮光掠影的观感强百倍。正因为如此，先从“个案调查”开始让中国读者认识法国社会学是顺理成章的。
　　其实，十分重要的是，起源于法国的社会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证主义传统，“个案调查”更是我们的基本功。社会学确实在美国取得了普及和发展，但大西洋彼岸的社会学偏重于人类学研究，往往制造一些笼统的定理，很少对具体社会实在作多元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适用于一切的归纳性原则，实际上对任何具体事物都并不完全适用。当然，社会学家不能不进行哲学思考，布迪厄接着说，我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也从事理论创作，新近发表的《帕斯卡沉思》就是其中之一。暂时读不懂也不要紧，要先易后难，从具体着手，抽象的困难便可迎刃而解。一些理论概念怎么译？作者不懂中文，只能听天由命，但愿读者不被一些“玄而又玄”的生硬概念吓跑。
　　布迪厄教授话题一转，便转到社会学家的使命问题上来。他说，不论今天明天，不论穷国富国，社会问题始终存在，只是表现形态有所不同而已。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一些人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财富增加了，其他问题都容易解决。法国是个发达国家，但我们今天却面临着空前深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家们构成几乎封闭的小圈子，他们忙于政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不能表达和理解选民们的期望和要求。政府处在一群技术官僚的包围和控制之下，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漠不关心。在商业竞争等一系列“看不见的新闻检查机制”的压迫下，新闻传媒(包括电视和报刊)对一些热点问题作出往往是匆忙的、哗众取宠的报导和分析，由此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因为他们控制着舆论工具。人们抱怨知识界的冷冷清清。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就住房政策、移民、劳动关系等问题发表议论，但由于种种原因，影响力不大。
　　在《苦难众生》的“访谈笔录”中，我们力求借受苦的被调查人之口，说出事实真相：人际关系紧张，失望情绪抬头，种族主义猖撅，国家推卸责任，犯罪行为增多。在布迪厄教授看来，真正的民主政治应该提供必要的手段，使人们得以摆脱企图包办一切——包括所有人的幸福在内，而不管别人是否愿意——的技术官僚统治，摆脱那种为哗众取宠而对所有要求一概照单全收的不负责任的许诺。社会科学一再指出，所谓“通过抽样调查测量民意”的技术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是“任何人为达到任何目的都可以利用的手段”。政治家为确保个人的成功，往往在表面上迁就各种要求，从而把政治当作普通的商业营销技术。
　　
　　社会学家的任务，不是为没有条件讲话的受苦人提供一个发泄的机会。借用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不哭不笑不恨，但要理解。”在进行“个案调查”时，要缩短调查人和被调查人之间因社会地位不同而存在的隔阂。要注重调查技术，循循善诱，力求做到“非粗暴交流”(communicationnonviolente)，也就是说，防止因对话人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产生误解误导。当然，所有的调查技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这里还要注意谈话进行时社会结构可能产生的场效应。因此，同个别被调查人的谈话甚至反复进行了几次，总算取得差不多满意的效果。关于社会空间的“场效应”这个从自然科学那儿借用的概念，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因为其含义已经有了引申，布迪厄先生要我参考《实践理性》一书的论述。
　　调查是社会学家的基本功，但社会学家必须辅以必要的分析和说明。哪怕把被调查人的言语、动作和心态“模仿得惟妙惟肖”，那也还是不够的。人们常把社会学同医学相比较。一名好医生并不停留于望闻问切，他要发现病人自己尚未意识到的，肌体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潜在病灶。一个现象往往掩盖另一个现象，如何透过表层现象去找出肉眼看不到的内在构造的原因，这才是社会学的高明之处。布迪厄先生认为，劳动和学校的市场化是当今社会出现众多弊病的根源之一。说到这里，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该是我告辞的时候了。
　　如《苦难众生》最后一章的小标题所说，从谈话转换到文字，要冒“写作的风险”(risque de l’écriture)。好在布迪厄先生的谈话主要是用简单的话语概括他在几部著作中表达的某些观点。虽然如此，由于笔者至今还没有把寄到的十厚本书全部浏览一遍，布迪厄先生的思想内涵对我来讲仍是深不可测的一口井。北京大学的桂裕芳教授在《自由交流》(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中为“象征”(symbolique)一词的译名和释义伤透了脑筋。当我结束本文时，我同样为“粗暴交流”和“非粗暴交流”的译名能否被读者接受而惴惴不安。在敞开国门的今天，在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我们在文化领域面临着介绍外国学术名家名著的任务。如何就许多一时难以找到相应表达方式的新概念展开讨论和达成共识，使读者不被一些“玄而又玄”的生硬表述吓跑，还有待于译界同仁们的齐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