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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东陵；陵园格局；孝庄文皇后；“卑不动尊”说
【摘要】 清承明制，清东陵最初规划的陵园格局完全仿明十三陵，并按规划进行了首批陵寝建设。但在孝庄文皇后“卑不动尊”说的影响下，清东陵的陵园格局逐步发生改变，先后建立了皇后陵、妃园寝以及东西陵分葬的兆域制度。
清东陵是清王朝入关后建立的第一处皇家陵园。清承明制，清皇陵与明皇陵建筑相似点很多，但清皇陵中帝陵、后陵和妃园寝所组成的完整陵寝体系以及东西陵分葬的兆域制度，与明十三陵明显不同。这种陵园格局是在孝庄文皇后 “卑不动尊”说的影响下逐步演变而成的。
一、清东陵最初规划的陵园格局
清东陵最早所规划的陵园格局，虽然至今没有找到确切的规划文稿和图纸，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通过有关文献记载和清东陵早期墓葬安排的综合分析，可知其大端。
1、有关清东陵陵址预定的文献梳理
陵址预定是陵区规划的先决条件。对有关文献按时间梳理如下。
《孝陵神功圣德碑》立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碑文称：“世祖章皇帝……葬孝陵，陵豫定于昌瑞山。”这是最早表明位于昌瑞山的孝陵陵址为事先预定的。
康熙六年七月，朝廷议苏克萨哈十大罪状时，谕旨中引用了苏克萨哈的一段话：“世祖皇帝卜地时，蒙谕：‘朕万岁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我即叩谢：‘若得如此，幸甚！’……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齐叩谢。”按此，顺治曾带领苏克萨哈、索尼、遏必隆等大臣一起卜阅过陵地，并对近臣陪侍在侧作了规划，这是最早出现相陵细节的记载。
乾隆的御文中也多次提到孝陵陵址为顺治亲定。如“桥山亲指顾，殿永精虔 ”，诗文加注称：“相传孝陵乃顺治年间世祖行围至此，亲指定。”[2]这是最早提及此事的乾隆御制诗，当时的他大约也不能确信有此事，所以用“相传”二字。由此可见，乾隆时宫中文献就不见记载。后来又有“卜世千秋永，朝天万国宗”，注称：“孝陵乃我世祖行围至此，自卜吉地用兆万年。” 以及“松柏守宫阙，星辰侍礼仪。鼎湖亲卜吉，昌瑞万年基”，注称：“昌瑞山乃我世祖行围至此亲定者，初未用堪舆家也。”[4]而在约写于1786年的《重修葛山隆福寺碑记》中，乾隆皇帝写道：“夫此山陵乃我世祖行狩于田，亲临所相度也。” 我们可以看到，在后来的这些御制文中，乾隆一改先前的犹疑，语气已变得确信不疑了。
道光朝礼亲王昭在《啸亭杂录》中说：“章皇帝尝校猎遵化，至今孝陵处，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非常，可以为朕寿宫。’因自取佩掷之，谕侍臣曰：‘落处定为佳穴，即可因此起工。’后有善青乌者，视丘惊曰：‘虽命我辈足遍海内求之，不克得此吉壤也！’此所以奠我国家万年之业也。”清亡后遗老赵尔巽所著《清史稿》也沿用此说，只是稍加变通：“先是，世祖校猎于此，停辔四顾曰：‘此山王气葱郁，可以为朕寿宫。’因自取佩掷之， 谕侍臣曰：‘落处定为穴。’至是陵成，皆惊为吉壤。”
此说在民间流传最广，具传奇色彩，实为荒诞不经。首先，相度陵址在封建社会是何等重要的大事，顺治断不至采取如此轻率的行为来决定此事。其次，据笔者实地考证，昌瑞山呈东西走向，南向散发出若干支脉，其中主峰往南平行延伸一脉2公里余，脉止处即为孝陵所在。在昌瑞山之巅往下扔佩，无论如何扔不到穴址处；即使在孝陵后山扔下小小佩，一入林海草窠，犹如仓海一粟，万难找见。其三，顺治如有相度陵址一事，乾隆朝都不能确信，很难相信约100年后的道光朝能知道得更清晰详尽。
世祖顺治生前有几次遵化之行，在文献中都留有逐日的行踪记录，却未曾提及相度陵地一事。即使如所传是一次打猎过程中的偶然行为（打猎是日常小事，完全可能没有负责记录的相关人员跟随），但如相度陵址这种在封建社会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怎会不补留记录？
综上，有关顺治亲定陵址的传说虽然一直不绝于史，但确实存在无法令人信服的缺环。
2、清东陵陵区预先规划的依据
康熙十五年（1676年），郑侨生纂《遵化州志》中载：“先是，世祖章皇帝驻跸兹土，敕诸臣相度成规。”“相度成规”既可以解释为按已有“成规”进行相度，也可以解释为对陵地的相度行为已经很成熟，形成规划了。不管按何种理解，均可以肯定当时陵区的格局已经有所规划。
清东陵陵区最先入葬的并不是孝陵，而是陵区东西两侧的几个陪葬墓。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的奶妈奉圣夫人朴氏的丈夫、二等阿达哈哈番恭襄哈喇葬于马兰河东村东南约0.5公里处；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最为宠爱的董鄂妃所生皇四子夭亡，被追封为和硕荣亲王，顺治为其亲卜兆域，在清东陵陵区西侧的黄花山建园寝，于八月入葬；同年，宫中一位待年妃子不幸病死，被追封为悼妃，当年九月在清东陵陵区西侧的黄花山南、大杏山西为其建悼妃陵。康熙朝初期，在悼妃陵邻近地区还先后建了顺治的珍妃墓、恪妃墓[6]。
清入主中原后，为表明正统，各种典章制度极力模仿明朝，陵寝也是这样。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近郊，陵区整体规划明晰：帝陵占据中心陵区，东井、西井、万贵妃墓、郑贵妃墓、神宗四妃墓、世宗妃太子墓、世宗三妃墓等陪葬墓区位于陵区东西两侧，陪侍在旁。至清初，顺治把奶公陪葬在清东陵陵区东边，把爱子、爱妃陪葬在清东陵陵区西边，唯独留出区域的中心位置，几乎就是明十三陵陵区格局的翻版。明十三陵并没在帝陵旁建后陵及妃园寝，顺治当初应该也无此规划，所以才在黄花山建悼妃陵，康熙接着续建了珍妃墓和恪妃墓。否则，这些妃子墓当时就直接建在陵区内了。
虽然文献还存在缺环，早期陪葬墓的安置则表明，清东陵陵区是预定好的，而且初期规划的格局是完全仿明十三陵，即帝后合葬，占据陵区中心位置，妃子及近臣陪葬在陵区东西两侧。 二、孝庄文皇后的“卑不动尊”说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初八日，1625年嫁给皇太极，立为侧福晋。1643年皇太极薨，其子福临继位，改元顺治，母凭子贵，被封为皇太后。1661年顺治薨，8岁的康熙继位后，她被尊为太皇太后。顺治、康熙两位幼主早年均得孝庄的辅佐，为清初的繁荣和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文皇后病逝，享年75岁。
据记载，孝庄太后曾遗言康熙：“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 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7]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己酉，雍正又谕：“……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慈驭升遐。先期再三面谕我圣祖仁皇帝曰：‘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茔域，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离，只于遵化州陵茔近处安厝，我心无憾矣！’……”[8]此谕旨中，雍正把前谕中的“不可为我轻动”改成“卑不动尊”，此即孝庄文皇后“卑不动尊”说之由来。
无论明朝还是清朝祖制，如果皇帝先亡，皇后死于地宫掩闭之后，都需再次打开地宫安奉皇后。明朝的历任皇后不论崩于皇帝之前还是之后，均与夫皇合葬；清初关外三陵，诸后也均与自己的夫皇合葬。可见，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俗并不存在“不可为我轻动”或“卑不动尊”一说，相反，按明清惯例，孝庄文皇后百年后应当入葬沈阳昭陵，所以，清东陵在规划之初就没有给孝庄文皇后预留陵位。而顺治早亡，清廷自然按既有规划在陵区主位上为他建立孝陵，而且直到建孝陵前夕，孝庄文皇后应该也没有不回沈阳与皇太极合葬昭陵的打算，否则陵寝动工前不会不考虑这一点。
康熙不愿违背祖母遗言，必须把孝庄文皇后安置在清东陵陵区内。但清东陵主位已经被孝陵所占，而孝庄辈分比顺治高，其陵址选在风水墙内任何一处都不合适；而陵区东西两侧均是臣位，更不适合安置。因此康熙并没有正式为孝庄文皇后建陵，只在大红门外的东侧建暂安奉殿，让其在此暂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孝庄文皇后的暂安奉殿虽不是正式陵位，但从形式上已打乱了清东陵的原有格局，而且为后续一系列陵区格局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三、“卑不动尊”说对清东陵
陵园格局的影响
“卑不动尊”说对清东陵陵园格局的走向起了重要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1、开清朝单建皇后陵之先河
“卑不动尊”说以及暂安奉殿的建立，为帝陵地宫关闭后不再开启提供了成例，自此，凡是死于皇帝之后的皇后，势必要另建陵寝。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初四，世祖章皇帝安奉地宫，地宫石门掩闭。遵循孝庄文皇后的“卑不动尊”说，康熙在孝惠章皇后生前就为她建立了孝东陵，首开清朝在皇帝陵左右建皇后陵的制度。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开始着手解决孝庄文皇后的陵寝问题：“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刈安，子孙蕃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遗命谆谆，圣祖仁皇帝遵奉三十余年。今朕身任付托之重，山陵典礼理宜斟酌尽善，以垂万世者莫大于此。”决定暂安奉殿原地改建，正式建成昭西陵（图二）。自此，清东陵陵区形成了风水墙外建有皇后陵的特例。
此后，清东陵的普祥峪定东陵和普陀峪定东陵等皇后陵的诞生和模式更是与昭西陵息息相关，比如神道碑亭的建立就是直接仿自昭西陵。
2、促成在帝陵左右建妃园寝
清东陵的第一个正式皇后陵——孝东陵建成后，孝惠章皇后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安奉地宫。当时，康熙还作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决定，把葬在黄花山的顺治三位妃子的棺椁重新起出，一并移入孝东陵，陪葬在孝惠章皇后明楼前的东西两侧。随后，顺治的其他25位妃子相继葬入孝东陵，在孝惠章皇后明楼前的东西两侧共建起4列小宝顶，形成后妃共院的陵寝形式，从而使妃子墓从陵区外围走进中心，改变了清东陵陵区的初期格局。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皇后陵的建立，没有孝东陵就不会有后来妃子墓位置发生变化的机会。
康熙二十年（1681年），景陵地宫建成，孝诚皇后、孝昭皇后入葬；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孝懿皇后入葬；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初一日，康熙皇帝、孝恭皇后及敬敏皇贵妃最后葬入地宫，地宫石门掩闭。至此，康熙的所有皇后均与其合葬在景陵地宫，显然不需要另建皇后陵了，这样导致单独的妃园寝诞生。景陵在其东侧所建的妃园寝和皇贵妃园寝都是独立的妃园寝形式，后来的裕陵皇贵妃园寝、定陵妃园寝和惠陵妃园寝都直接仿自景陵妃园寝。
3、是促成东西陵兆域制度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雍正在易县另辟西陵，对此史家有种种说法，其中之一说是雍正对吉地的要求过于严格。他即位后，派人遍寻吉地，一度选中了九凤朝阳山，并兴土动工，最终因“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而废弃。又派出堪舆家在北京附近另行选择，最后才确定了易县泰宁山太平峪，在此建立了泰陵。不可否认，雍正对吉地的过高要求是另辟西陵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考察清东陵陵区格局，吉位总数不足可能也是雍正另觅兆域的未言之因。清东陵当初规划完全仿明十三陵，孝陵葬于主位之后，嗣皇帝子随父葬，后继之君都应在其左右择吉而建，形成统一的陵区。康熙景陵正是遵循这一制度，建在孝陵之东。但统一陵区存在两个严重缺陷：其一，吉地一代不如一代；其二，穴位总有穷尽时。这两个缺陷在明十三陵表现得十分明显，以至于后来陵位已不能按严格顺序的昭穆制度来选择，也不能与原来诸陵保持在一条大致直线上，有的曲而折向西南，有的曲而折向东南。甚至到了明末，“烈皇帝即位，欲卜山陵，天寿更无可卜，有别营遵化之议。”
清东陵堂局总体不如明十三陵开阔，适于建陵的吉位总数不会超过明十三陵；而清东陵的格局又发生了规划外的变化，增建了后陵和妃园寝，大大增加了吉位总数的需求，清东陵陵区不可能满足相信能万万代延续下去的清王朝的皇陵吉位需求。事实上，即使雍正开辟了西陵，大大减少了东陵的吉位需求压力，到后来东陵的吉位还是难寻，最后惠陵就不得不将就着安葬在存在严重风水缺陷的双山峪，不但后宝山龙脉先天不足，而且其位折向东南，与诸陵大致方位已不能统一了。
明十三陵陵区吉位上的缺陷、清东陵陵区风水总体情况以及扩大的总吉位数的需求，不可能不对雍正产生影响。可以明确地说，“卑不动尊”之说增加的吉位数，是促使雍正开辟西陵的重要原因之一。
乾隆即位后，在选择自己的万年吉地时，反复权衡，终因祖孙情深，选择了东陵。在其退位后，于嘉庆元年（1796年）下了一道谕旨：“……我朝景运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11]自此从制度上规定了按一东一西的昭穆顺序来安排后代嗣君的陵寝葬地。虽然后来道光的慕陵及同治的惠陵破坏了这种制度，但东陵陵区的总格局还是大体按照这种制度形成的。
[1]《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2]《恭谒孝陵》，载《乾隆御制诗全文》诗四集卷19。
[3]《恭谒孝陵》，载同[2]，诗五集卷29。
[4]《御制恭谒孝陵五律》，《昌瑞山万年统志》上函，卷4。
[5] 《重修葛山隆福寺碑记》，见晏子有：《清东西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6]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7]同[1]，卷120。
[8] [9]《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6，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10]清宫档案《内务府来文·礼仪》，第79包。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上谕档》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成彩虹〕
【摘要】 清承明制，清东陵最初规划的陵园格局完全仿明十三陵，并按规划进行了首批陵寝建设。但在孝庄文皇后“卑不动尊”说的影响下，清东陵的陵园格局逐步发生改变，先后建立了皇后陵、妃园寝以及东西陵分葬的兆域制度。
清东陵是清王朝入关后建立的第一处皇家陵园。清承明制，清皇陵与明皇陵建筑相似点很多，但清皇陵中帝陵、后陵和妃园寝所组成的完整陵寝体系以及东西陵分葬的兆域制度，与明十三陵明显不同。这种陵园格局是在孝庄文皇后 “卑不动尊”说的影响下逐步演变而成的。
一、清东陵最初规划的陵园格局
清东陵最早所规划的陵园格局，虽然至今没有找到确切的规划文稿和图纸，但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通过有关文献记载和清东陵早期墓葬安排的综合分析，可知其大端。
1、有关清东陵陵址预定的文献梳理
陵址预定是陵区规划的先决条件。对有关文献按时间梳理如下。
《孝陵神功圣德碑》立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碑文称：“世祖章皇帝……葬孝陵，陵豫定于昌瑞山。”这是最早表明位于昌瑞山的孝陵陵址为事先预定的。
康熙六年七月，朝廷议苏克萨哈十大罪状时，谕旨中引用了苏克萨哈的一段话：“世祖皇帝卜地时，蒙谕：‘朕万岁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我即叩谢：‘若得如此，幸甚！’……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齐叩谢。”按此，顺治曾带领苏克萨哈、索尼、遏必隆等大臣一起卜阅过陵地，并对近臣陪侍在侧作了规划，这是最早出现相陵细节的记载。
乾隆的御文中也多次提到孝陵陵址为顺治亲定。如“桥山亲指顾，
道光朝礼亲王昭
此说在民间流传最广，具传奇色彩，实为荒诞不经。首先，相度陵址在封建社会是何等重要的大事，顺治断不至采取如此轻率的行为来决定此事。其次，据笔者实地考证，昌瑞山呈东西走向，南向散发出若干支脉，其中主峰往南平行延伸一脉2公里余，脉止处即为孝陵所在。在昌瑞山之巅往下扔佩
世祖顺治生前有几次遵化之行，在文献中都留有逐日的行踪记录，却未曾提及相度陵地一事。即使如所传是一次打猎过程中的偶然行为（打猎是日常小事，完全可能没有负责记录的相关人员跟随），但如相度陵址这种在封建社会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怎会不补留记录？
综上，有关顺治亲定陵址的传说虽然一直不绝于史，但确实存在无法令人信服的缺环。
2、清东陵陵区预先规划的依据
康熙十五年（1676年），郑侨生纂《遵化州志》中载：“先是，世祖章皇帝驻跸兹土，敕诸臣相度成规。”“相度成规”既可以解释为按已有“成规”进行相度，也可以解释为对陵地的相度行为已经很成熟，形成规划了。不管按何种理解，均可以肯定当时陵区的格局已经有所规划。
清东陵陵区最先入葬的并不是孝陵，而是陵区东西两侧的几个陪葬墓。顺治十二年（1655年），顺治的奶妈奉圣夫人朴氏的丈夫、二等阿达哈哈番恭襄哈喇葬于马兰河东村东南约0.5公里处；顺治十五年（1658年），顺治最为宠爱的董鄂妃所生皇四子夭亡，被追封为和硕荣亲王，顺治为其亲卜兆域，在清东陵陵区西侧的黄花山建园寝，于八月入葬；同年，宫中一位待年妃子不幸病死，被追封为悼妃，当年九月在清东陵陵区西侧的黄花山南、大杏山西为其建悼妃陵。康熙朝初期，在悼妃陵邻近地区还先后建了顺治的珍妃墓、恪妃墓[6]。
清入主中原后，为表明正统，各种典章制度极力模仿明朝，陵寝也是这样。明十三陵位于北京近郊，陵区整体规划明晰：帝陵占据中心陵区，东井、西井、万贵妃墓、郑贵妃墓、神宗四妃墓、世宗妃太子墓、世宗三妃墓等陪葬墓区位于陵区东西两侧，陪侍在旁。至清初，顺治把奶公陪葬在清东陵陵区东边，把爱子、爱妃陪葬在清东陵陵区西边，唯独留出区域的中心位置，几乎就是明十三陵陵区格局的翻版。明十三陵并没在帝陵旁建后陵及妃园寝，顺治当初应该也无此规划，所以才在黄花山建悼妃陵，康熙接着续建了珍妃墓和恪妃墓。否则，这些妃子墓当时就直接建在陵区内了。
虽然文献还存在缺环，早期陪葬墓的安置则表明，清东陵陵区是预定好的，而且初期规划的格局是完全仿明十三陵，即帝后合葬，占据陵区中心位置，妃子及近臣陪葬在陵区东西两侧。 二、孝庄文皇后的“卑不动尊”说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初八日，1625年嫁给皇太极，立为侧福晋。1643年皇太极薨，其子福临继位，改元顺治，母凭子贵，被封为皇太后。1661年顺治薨，8岁的康熙继位后，她被尊为太皇太后。顺治、康熙两位幼主早年均得孝庄的辅佐，为清初的繁荣和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文皇后病逝，享年75岁。
据记载，孝庄太后曾遗言康熙：“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 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7]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己酉，雍正又谕：“……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慈驭升遐。先期再三面谕我圣祖仁皇帝曰：‘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茔域，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离，只于遵化州陵茔近处安厝，我心无憾矣！’……”[8]此谕旨中，雍正把前谕中的“不可为我轻动”改成“卑不动尊”，此即孝庄文皇后“卑不动尊”说之由来。
无论明朝还是清朝祖制，如果皇帝先亡，皇后死于地宫掩闭之后，都需再次打开地宫安奉皇后。明朝的历任皇后不论崩于皇帝之前还是之后，均与夫皇合葬；清初关外三陵，诸后也均与自己的夫皇合葬。可见，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俗并不存在“不可为我轻动”或“卑不动尊”一说，相反，按明清惯例，孝庄文皇后百年后应当入葬沈阳昭陵，所以，清东陵在规划之初就没有给孝庄文皇后预留陵位。而顺治早亡，清廷自然按既有规划在陵区主位上为他建立孝陵，而且直到建孝陵前夕，孝庄文皇后应该也没有不回沈阳与皇太极合葬昭陵的打算，否则陵寝动工前不会不考虑这一点。
康熙不愿违背祖母遗言，必须把孝庄文皇后安置在清东陵陵区内。但清东陵主位已经被孝陵所占，而孝庄辈分比顺治高，其陵址选在风水墙内任何一处都不合适；而陵区东西两侧均是臣位，更不适合安置。因此康熙并没有正式为孝庄文皇后建陵，只在大红门外的东侧建暂安奉殿，让其在此暂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孝庄文皇后的暂安奉殿虽不是正式陵位，但从形式上已打乱了清东陵的原有格局，而且为后续一系列陵区格局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三、“卑不动尊”说对清东陵
陵园格局的影响
“卑不动尊”说对清东陵陵园格局的走向起了重要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1、开清朝单建皇后陵之先河
“卑不动尊”说以及暂安奉殿的建立，为帝陵地宫关闭后不再开启提供了成例，自此，凡是死于皇帝之后的皇后，势必要另建陵寝。康熙二年（1663年）六月初四，世祖章皇帝安奉地宫，地宫石门掩闭。遵循孝庄文皇后的“卑不动尊”说，康熙在孝惠章皇后生前就为她建立了孝东陵，首开清朝在皇帝陵左右建皇后陵的制度。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开始着手解决孝庄文皇后的陵寝问题：“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刈安，子孙蕃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遗命谆谆，圣祖仁皇帝遵奉三十余年。今朕身任付托之重，山陵典礼理宜斟酌尽善，以垂万世者莫大于此。”决定暂安奉殿原地改建，正式建成昭西陵（图二）。自此，清东陵陵区形成了风水墙外建有皇后陵的特例。
此后，清东陵的普祥峪定东陵和普陀峪定东陵等皇后陵的诞生和模式更是与昭西陵息息相关，比如神道碑亭的建立就是直接仿自昭西陵。
2、促成在帝陵左右建妃园寝
清东陵的第一个正式皇后陵——孝东陵建成后，孝惠章皇后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安奉地宫。当时，康熙还作出了一个开创性的决定，把葬在黄花山的顺治三位妃子的棺椁重新起出，一并移入孝东陵，陪葬在孝惠章皇后明楼前的东西两侧。随后，顺治的其他25位妃子相继葬入孝东陵，在孝惠章皇后明楼前的东西两侧共建起4列小宝顶，形成后妃共院的陵寝形式，从而使妃子墓从陵区外围走进中心，改变了清东陵陵区的初期格局。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皇后陵的建立，没有孝东陵就不会有后来妃子墓位置发生变化的机会。
康熙二十年（1681年），景陵地宫建成，孝诚皇后、孝昭皇后入葬；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孝懿皇后入葬；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初一日，康熙皇帝、孝恭皇后及敬敏皇贵妃最后葬入地宫，地宫石门掩闭。至此，康熙的所有皇后均与其合葬在景陵地宫，显然不需要另建皇后陵了，这样导致单独的妃园寝诞生。景陵在其东侧所建的妃园寝和皇贵妃园寝都是独立的妃园寝形式，后来的裕陵皇贵妃园寝、定陵妃园寝和惠陵妃园寝都直接仿自景陵妃园寝。
3、是促成东西陵兆域制度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雍正在易县另辟西陵，对此史家有种种说法，其中之一说是雍正对吉地的要求过于严格。他即位后，派人遍寻吉地，一度选中了九凤朝阳山，并兴土动工，最终因“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而废弃。又派出堪舆家在北京附近另行选择，最后才确定了易县泰宁山太平峪，在此建立了泰陵。不可否认，雍正对吉地的过高要求是另辟西陵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考察清东陵陵区格局，吉位总数不足可能也是雍正另觅兆域的未言之因。清东陵当初规划完全仿明十三陵，孝陵葬于主位之后，嗣皇帝子随父葬，后继之君都应在其左右择吉而建，形成统一的陵区。康熙景陵正是遵循这一制度，建在孝陵之东。但统一陵区存在两个严重缺陷：其一，吉地一代不如一代；其二，穴位总有穷尽时。这两个缺陷在明十三陵表现得十分明显，以至于后来陵位已不能按严格顺序的昭穆制度来选择，也不能与原来诸陵保持在一条大致直线上，有的曲而折向西南，有的曲而折向东南。甚至到了明末，“烈皇帝即位，欲卜山陵，天寿更无可卜，有别营遵化之议。”
清东陵堂局总体不如明十三陵开阔，适于建陵的吉位总数不会超过明十三陵；而清东陵的格局又发生了规划外的变化，增建了后陵和妃园寝，大大增加了吉位总数的需求，清东陵陵区不可能满足相信能万万代延续下去的清王朝的皇陵吉位需求。事实上，即使雍正开辟了西陵，大大减少了东陵的吉位需求压力，到后来东陵的吉位还是难寻，最后惠陵就不得不将就着安葬在存在严重风水缺陷的双山峪，不但后宝山龙脉先天不足，而且其位折向东南，与诸陵大致方位已不能统一了。
明十三陵陵区吉位上的缺陷、清东陵陵区风水总体情况以及扩大的总吉位数的需求，不可能不对雍正产生影响。可以明确地说，“卑不动尊”之说增加的吉位数，是促使雍正开辟西陵的重要原因之一。
乾隆即位后，在选择自己的万年吉地时，反复权衡，终因祖孙情深，选择了东陵。在其退位后，于嘉庆元年（1796年）下了一道谕旨：“……我朝景运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11]自此从制度上规定了按一东一西的昭穆顺序来安排后代嗣君的陵寝葬地。虽然后来道光的慕陵及同治的惠陵破坏了这种制度，但东陵陵区的总格局还是大体按照这种制度形成的。
[1]《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2]《恭谒孝陵》，载《乾隆御制诗全文》诗四集卷19。
[3]《恭谒孝陵》，载同[2]，诗五集卷29。
[4]《御制恭谒孝陵五律》，《昌瑞山万年统志》上函，卷4。
[5] 《重修葛山隆福寺碑记》，见晏子有：《清东西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6] 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7]同[1]，卷120。
[8] [9]《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6，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10]清宫档案《内务府来文·礼仪》，第79包。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朝上谕档》第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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