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先生走了。4月7日病逝于北京。艰难走过了81个春秋。把无尽追思留给后来的人。而鲁迅相依为命，生时精心呵护，去时留有遗嘱的两个人——爱妻与爱子都逝去了。
　　周海婴于1929年9月诞生于上海。这也是他名字的由来，即上海出生的婴儿。早在1919年，鲁迅曾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针对中国“亲权重”“父权重”的传统，表达了“解放”子女的态度。海婴出生后至鲁迅去世前，父子间生命重合的七年中，鲁迅这一想法贯穿始终，乃至后来影响到周海婴的一生。
　　鲁迅非常爱护这个迟来的孩子，海婴哮喘病发时，会想方设法为其治疗，有时还亲自动手，用芥末糊加毛巾热敷的方式，为他减轻痛苦。海婴关于父亲的回忆，多是温馨而甜蜜的，与平常人家的小孩子对父亲的记忆并无不同。
　　有一次，海婴听说要去看马戏，十分高兴，一直不睡觉等着。但父母担心有猛兽的表演会惊吓到他，所以将他留在家里，自己却悄悄从后门出去。海婴得知后哭闹不止，鲁迅后来只好答应另找机会，陪他去看一次。这才有了鲁迅于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
　　1936年10月19日，不幸降临，鲁迅病逝。此时的海婴才不过7岁。去世前，鲁迅曾经留下一份遗嘱，其中写道：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在许广平先生的精心抚育下，周海婴努力践行父亲的遗嘱。他不学文，从根上断绝了“空头”与否的瓜葛。1948年他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后到华北大学、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物理学。1960年9月，海婴先生进入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历任技术部副主任、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等职。一生自食其力。
　　周海婴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家庭，生活在一个时代巨大的光环中心。这个光环，即使他不借光也耀眼，又使他笼罩在光环中格外吸引各色人等的各种眼光。比如，在北大读书时的周海婴，待人接物处处都谨慎。当其他同学们玩乐时，海婴哪怕凑上去瞧一瞧，都会被人说三道四，说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
　　周海婴最看重也作出最多努力的，是传播鲁迅精神，整理鲁迅作品等工作。他曾经出版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并整理出版《许广平回忆录》等书籍。而我以为，促成建立鲁迅研究室，才是海婴先生对于鲁迅作出的最大贡献。
　　1975年10月28日，海婴先生致信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个建议。“关于鲁迅研究”，他建议“将1958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三天后，毛泽东于11月1日就作出批示，海婴先生的建议立即得到实现。
　　1976年2月27日，李何林先生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就任，宣布鲁迅研究室成立。我有幸在鲁迅研究室成立伊始，就忝列其中。报到不久，更蒙金涛先生引荐，海婴先生在他家里会见了我们，并且“赏饭”。这是屈指35年前的陈迹了。然而，我不能忘却。35年的交往，我略知海婴先生，敬佩海婴先生。
　　海婴先生是最关心鲁迅研究室的顾问。如今，他走了，鲁迅研究室的“室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他带走了一个历史性的标识，即海婴先生建议成立的鲁迅研究室，八大顾问，都走了。从此鲁迅研究室再也聘请不到像他们那样见过鲁迅，钦敬鲁迅，帮助过鲁迅的专家学者了。他们是：常惠，曹靖华，杨霁云，孙用，林辰，戈宝权，唐，周海婴诸位先生。
　　海婴先生和他母亲一道，全部无偿捐献鲁迅的手稿、藏书、故居等一切文物给国家。当鲁迅研究室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鲁迅与许广平由师生到恋人到伴侣的全部信件都保留着。这些信件对于研究鲁迅、许广平，都是极其重要的“档案”。可是，这些又都是个人最为秘密的“隐私”。“闺房有甚于画眉者”；“内言不出于阃”。怎么办？当年真是慎之又慎。当征询海婴先生的时候，他表示所有留下来的文物，都可以公开，供人们研究。
　　周海婴虽然享受着、沐浴着双亲的阳光，但同时，他要面对人们对他父母无数的质疑、批判，甚至谩骂与中伤；又要承受一个人暴露在父辈巨大的光环中，面对无数异样的目光。有些是挑剔的、苛酷的。有时候，即使是善意，也不尽近人情，不尽合理。
　　1985年，全国政协有提案要求影印出版鲁迅辑校古籍和石刻的手稿。许多专家希望海婴先生放弃稿酬。背后议论非常热烈，当面又不开口。另一方面，海婴先生不是更加为难吗！为版权，为稿酬，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有多少次和解，多少次对簿公堂！
　　海婴先生走了。每个人都要走的。海婴先生，我知道您有未了的遗愿。也有遗憾。但是，都过去了。您父亲说过：“一瞑之后，言行两亡”。请您慢走！
　　 作者为鲁迅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