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以外，阎锡山，这个现代中国的政要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记，但他的日记特点是多记理少记事。这本身也说明他的思考精进勇猛。“不慎于初，必悔于终”，“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转不由己”，“物质过乏则朽志，物质过量则放志”……
　　有人嘲笑他的做法是“用不同的語言来重复前人智慧”，却很少有人认可他“誓为人类抱不平”的情怀。他的爱国、爱省、爱乡，绝非出于权宜，而是有一种至诚在里面。他为乡村学校捐钱不遗余力；抗战爆发，他又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他还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使当时的山西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
　　跟民国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阎锡山显然是一个小字辈，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说他在袁世凯面前紧张得要命，他也确实一度对强权派俯首听命。但他风云际会，抓住了时势，也成全了时势。他的同学程潜说，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时成绩平常，土气十足。谁知回国后，瞬间驰名全国，是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在政坛上表现最为辉煌的人物”。
　　不仅如此，后来，阎锡山以一省之力敢跟蒋介石平起平坐。乃至在一些后世的论者看来，蒋介石能统一全国，阎锡山的“功劳”最大，因为他的互不得罪，使蒋赢得了各个击破的空间。事实上，阎锡山跟张学良一样明白，兵力再强，无政治理论也是不能成功的，蒋毕竟有孙中山传下来的“三民主义”，有现代革命精神。
　　因此，阎锡山不惧强人，反而有着难得的雅量。1934年，他给蒋介石写信，帮蒋出主意，说了很多个人感悟。对当时的“异端邪说”，如共产主义，阎锡山也能够吸收其长。他组织的理论研究会可以谈共产主义，成员可以看马列主义书籍，有的人甚至在家里翻译《资本论》。当时有两个研究者被指为“托派理论”代言人，对此，他则说得很干脆：“托派的说法，咱也听听。”
　　对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现代庸俗哲学，阎锡山的应对是平实的。他同意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日记中，他一直歌颂劳动，认为劳动创造收入。他的两个儿子阎志敏、阎志惠去美国创业，阎锡山告诫他们说：“我在山西时，你祖父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他送给两个儿子16个字：“轻财重义，讷言敏行，俭己厚人，恭己恕人。”
　　阎锡山受的是旧式教育，儒家传统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是一个局限，也未尝不是一笔财富。在列强环伺里能够自立自强，绝非昏庸浅陋的遗老遗少可以胜任。阎锡山确实有中国的根，他的讲话中随处可见四书五经的句子，他反复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他因此表达出一个中国本位的、进取的现代人格。（未完待续）
　　
　　编辑：王晶晶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