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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天生,隔三尺远能辨真假,审其双瞳,确与常人异也”。
2006年秋,我在旧金山拜访旧上海古钱收藏大家——张叔驯哲嗣张南琛时,偶然发现他家存有上世纪四十年代杨成麒先生亲自拓制的一册《古泉集拓》,我顿时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因为近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有关杨成麒先生的史料,但几乎是收效甚微。幸亏《古泉集拓》的发现,使我掌握了杨先生早年的一些情况,终于能够比较完整地写出杨成麒经营、鉴定钱币的一生了。
这本由杨成麒早年经手和鉴定的99枚古钱的珍贵拓本,是他唯一存世的一本专辑拓本,其封面是钱币收藏鉴赏家张伯先生题签。除当年沪上一些藏家的珍钱拓本外,还有罗伯昭、张伯、郑家相、蒋伯勋、孙鼎以及家父马定祥的手迹,更显得弥足珍贵。
家父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元旦曾为同好杨成麒《古泉集拓》题签,他是这样写的:“小杨道兄慧眼天生,隔三尺远能辨真假,审其双瞳,确与常人异也……”
杨成麒先生于1940年在上海广东路古玩市场内开设麒麟钱币社,经营古钱、金银币、铜元以及古瓷、玉器等买卖。当年他是一个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地收购钱币的“积极分子”,家父曾与他一起去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地征集钱币。正如张伯先生所写的那样:“杨子成麒英年颖敏,于鉴别一道,早得其门而入,旋往返南北,所见既多,学识更进。”
杨成麒先生经手的珍罕古钱、金银铜币很多,他是陈仁涛、罗伯昭、张伯、沈子槎、孙鼎以及施嘉干、秦子帏、吴诗锦和许小鹤等古钱和金银铜币收藏大家的主要供货者。杨成麒还擅长青铜器、古钱作拓。当年他与张叔驯的助手杨廷康并列为泉界最佳拓技手。1940年11月,罗伯昭先生四十寿辰之际,曾以其珍藏的40枚佳品印行的《沐园四十泉拓》纪念册子,即是请杨成麒拓制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家父大力培养其助手方鹤林拓制钱币工作,自此之后,泉界始认为方鹤林才是“泉拓之王”。杨成麒自认不如,他对方鹤林的技能和泉拓效果也佩服至极。
郑家相先生在《古泉集拓》中写道:“杨君手拓之装订成帙,蔚为巨观,各泉图多属珍稀,而拓墨更为精致。令人有百看不厌之妙观。”并称册内所拓之钱皆为“海内藏家之奇珍也。”
在《古泉集拓》中,杨成麒1940年初经手的那枚北宋“建国通宝”篆书小平钱泉拓尤为珍贵。它不仅是稀世孤品,而且有其特殊的文物历史价值,它填补了中国货币史之缺。
据家父告诉我,“建国通宝”篆书小平钱是由杨成麒推荐给罗伯昭先生收藏的。这枚钱,罗先生当年是以四百大洋巨价购入。一枚小小的古钱出这种价格非同寻常!罗伯昭在“建国通宝”的拓片上盖上了一颗“伯昭铭心绝品”之印章,视此钱为稀世珍宝。
张伯先生在此钱的拓页上也加盖了“伯心赏”及“伯过目”两颗印章。他甚至在拓页的上端写了一段话:“伯昭视为铭心绝品,吾亦云。然此钱又有真书者,张氏钱志新编载之。家相云,亦尝得之,果然剑合延津,何快如之。伯附志。”
1945年冬,在抗战胜利后,著名钱币收藏家蒋伯勋在“拜观”杨成麒的珍贵的“建国通宝”钱拓时,即兴挥笔题了“抗战已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当时一群收藏家对此钱的推崇及他们的喜悦之心情。
罗伯昭于中华民国卅二年(1943年),在杨成麒这本《古泉集拓》的首页中是这样写的:
……杨君为多君精鉴有独到之处,如建国钱一品,申友以其文字类建炎多疑之,钱遂北走津门,殆余观其拓片,君力赞之,曰使此钱湮没,因其泉之不幸,亦泉界之耻也。遂委君以巨值收回。今皆视为珍品矣。然非杨君之力荐,几失之交臂焉。近以所集泉拓嘱题。
另外,罗伯昭先生在1941年第7期的《泉币》杂志上又发表了《建国通宝钱考》研究学术文章,对该钱作了介绍:
“(建国通宝钱)乃小江北房良君收自外埠。人以其为离奇,或竟疑为建炎改刻者,钱遂北走津沽。比余至沪,获其拓片,文字精神,叹为未有。乃谋之杨君成麒,会杨君北游,后持以归余。”
罗先生还指出:
“此钱轮廓风气,酷肖政和、宣和,亦迫近美制大字圣宋,其为北宋官铸钱无疑。”由此可见罗先生对此钱的研究和重视。
我十几岁时,就认识了杨成麒先生。他个子矮小,他那双充满慧黠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与众不同。据家父告诉我,因为杨成麒是回族人,所以会这样。杨成麒的父亲是古董商,精鉴古瓷。在其父的熏陶下,杨成麒自十五六时,就喜爱收集研究中国历代古钱。早年他曾得益于家父的恩师——张季量先生的指导。他与家父都是1940年成立的中国泉币学社的创始成员。那时,他们在学社里最年轻,其他同好皆称他们为“小杨”、“小马”,是小字辈人物。家父叫我称他为“小杨伯伯”。直至他晚年我再遇到他时,仍旧这样称呼他。
“小杨伯伯”常来家父店里(祥和泉币社)坐坐,也常在我家店堂的楼上吃饭聊天。每当他留下吃饭时,似乎会嫌炒锅“不干净”,要求我母亲把锅子再洗洗,去掉猪油味,而母亲也常常为他特地烧一大碗红焖牛肉。有时家父和他去连云路新城隍庙旁边的“洪长兴”餐馆吃涮羊肉。
他们即使在吃饭时,说话的主题都是一些有关钱币的事情,常常为一枚古钱的真假争吵到几乎面红耳赤。“小杨伯伯”经常用这样的口气说:“定祥,这枚古钱怎么会假呢?你看它的红绿锈多好啊!”
家父主要是通过对钱币的文字气息、制作风格、铜质色泽等综合因素来鉴定真假的。我认为,他们两人鉴定钱币的方法有所不同,所以常常会有很多争执。他们在某些钱币上有不同见解而争论,但丝毫无损于彼此之间的友情,他们的泉谊保持了四十多年。
杨成麒除精于鉴别古钱外,对中国银币、铜元也造诣极深。他经常将一些最新得到的珍稀银币、铜元,如福建官造局一元币、吉林库平一两、陕西光绪元宝一元币等,特地拿来给家父一同欣赏。
据家父告诉我,上世纪四十年代,杨成麒曾拿来了一枚十分稀罕的“工部局上海壹两”银币,这枚银币精美无比,币面闪闪发亮,如同刚从造币厂打制出来的。
家父看了这枚银币是十分喜欢的,他拿在手中,感到太美了!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他十分渴望能获得此枚珍贵银币。杨成麒索价“一根大条”(十两黄金),并限时一天之内交割。
父母为此东拼西凑,四处借钱,终因时间太短,价格太高无法凑齐而未能获得。父亲将此枚精美的钱币拿到兰心照相馆拍了正反面两张照片,作为存念,然后摩挲再三,依依不舍将“工部局上海壹两”银币退还给了杨成麒。家父生前曾与我多次谈及此币往事,不胜感叹。
1946年,杨成麒拿来了一张银币墨拓,给家父欣赏。家父一看,原来是一枚从来未见过的光绪戊申年吉林省造大清银币(后称其为“吉字戊申一两”银币)。该币中间镌有一个“吉”字,因为它与家父名字中的“祥”字正好“配对”,成为“吉祥”二字,家父极感兴趣。
当家父问其来源时,杨成麒却卖关子道:“这是一个朋友的,人家不肯卖……”然后就转身而去。
家父当时感觉这枚银币的拓片很熟悉,经反复回忆、思考,他认定此枚银币为南京泉友张伟英所拓,应是张先生最近所得的银币(从拓本中看钱币真假、从拓本中看为何人所拓制,这是家父的“绝技”)。于是求母亲马上借贷凑钱,当晚即与他表兄方荣春连夜赶往南京。
那枚“吉字戊申一两”银币果为老友张伟英最新所获之品,经家父恳求,张伟英同意割爱。过了几天杨成麒再到南京,但为时已晚矣。家父视这枚银币为掌上明珠,遂自取“吉斋”为号。后来,杨成麒不无遗憾地说:“定祥,你真厉害,这么好的东西被你先‘抢’去了!”他哪里知道家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在1953年至1954年之间的某一天,杨成麒来到我家,他说:“定祥,我给你看看这枚‘辛亥大汉’铜币。”
家父接过这枚铜币一看,说:“这是假的,好像是你们做的东西。”(注:平玉麟与杨成麒两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仿制了一些稀见的银币、铜元,这些赝品当时铸量极为有限,现在也是十分难得一见的,此枚“辛亥江西省造十文大汉”铜币是其中之一。)
杨成麒急忙说:“请侬(你)勿要讲穿(揭露)。明天我们要去罗(伯昭)先生家,可能我要卖给他……”
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是杨成麒的大买家,也是家父的大客户。当年罗先生每买一枚钱币,都要请人代为过目。买家父的钱币时,他要请杨成麒和戴葆庭代为鉴定;买杨成麒的钱币,则要请戴先生和家父代他把关。这不仅是罗先生的习惯,也是当年大多数钱币收藏家的惯例。
杨成麒提出这个“勿要讲穿”的要求,使家父很是为难,因为家父是一个从不会说谎的人。但他考虑到,自1950年代后,杨成麒的钱币生意十分清淡,家庭负担重,经济比较拮据,出此一策,可能这也是杨成麒的无奈之举吧。
为此,一向热衷于参加泉币活动的家父,借故不去参加第二天在罗宅举行的泉友聚会。
经过“三反”、“五反”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大多数收藏家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失去了往日收藏的热情,上海的钱币买卖生意日趋萎缩。杨成麒开设的麒麟钱币社是钱币行业中最早歇业的。1956年,上海古玩市场有些歇业人员,大多被安置到甘肃去支援大西北建设,杨成麒也在其中。
罗伯昭、沈子槎和孙鼎三人知道此事后,认为这样的安排很不妥当,于是他们联名“上书”,向上海市政府反映情况。他们说,杨成麒在鉴别古钱币方面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在我国这种身怀绝技的钱币人才已成凤毛麟角了,应当留在上海,继续发挥其特长。他们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利于国家的文物工作。
罗、沈、孙三位都是当时上海工商界很有身份的人,分别是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实业家,他们的反映受到了重视,有关部门立即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时上海《新闻日报》为此发表了《这样做是对的!》的评论,另附该报记者蔡汝廉《和古钱为伴二十年》一篇短文,专门介绍杨成麒先生经营、研究古钱的能力,文章说“杨成麒从支持甘肃从事一般的商业工作的队伍中被抽调回来,这样做是对的。”记得我父亲看到了这篇报道后,曾对我说过,“罗先生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1956年8月14日,杨成麒被正式派往上海市文化局文物仓库工作,参加抢救文物。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基础建设,从地下挖出来的文物数不胜数,堆在上海冶炼厂等待熔炼。据说青铜器、历代古钱、清末民初铜币等各种文物甚多,往往来不及遴选,就进了冶炼炉。杨成麒在大堆成吨的“废铜烂铁”之中,以他的慧眼和经验,抢救出许多珍贵文物,其中除青铜器外,有些历代古钱、清末民初铜币的稀少品种也经他之手抢救出来,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铸造的“义记金钱·震忠团练”这枚古钱,就是杨成麒发现挑拣出来的,它是首次发现的,属国家一级文物的稀世孤品,现藏上海博物馆。
解放初,我国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铸的货币备受关注,尤其太平天国时期的各种文物特别受到重视,被称为“革命文物”,因此当时太平天国文物造假的也层出不穷。那时突然冒出一枚“天国四年壹串文正”钱,这枚从未见过的钱币立即引起了钱币界、史学界的关注,家父那时虽然喜爱集藏太平天国钱币,藏品甚多,珍品不少,却无此枚“天国四年”之钱币,也深感遗憾。时隔多年,杨成麒有一次对家父讲,那枚曾轰动一时的“天国四年壹串文正”钱,是他当年的“杰作”。原来他将一枚“民国四年壹串文正”地方代用钱币的“民”字改刻成了“天”字!从这件事中,我感到杨成麒的脑子非同一般人!
1980年,杨成麒在南京泉友金宏武处获得了一枚稀世珍品——“大元国宝”铅质素背样钱。它与所见的背有龙纹“大元国宝”开炉钱不同,是一枚仅见的元代雕母钱。杨成麒与家父都鉴定为真品无疑。他晚年获此钱,颇为得意。次年,他提出了要将这枚钱放在家父的《泉币大观》集拓里,与家父收藏的另一枚背有龙纹的“大元国宝”钱,合在一起。拓图上还写了:“定祥道友惠存 一九八○年冬得于金陵 一九八一年五月赠”,并盖上“杨成麒印”章。
杨成麒在1983年《中国钱币》创刊号发表了《大元国宝铅质雕母样钱》一文介绍此钱,原文摘录如下:
元代“大元国宝”当十光背铅质雕母样钱,直径4.6厘米,重53.3克(见图)。此钱是继承前朝金代的“泰和重宝”当十钱雕刻。如文字粗细、制作格式、大小厚薄完全一样,刻成后准备铸铜钱流通。后恐因铸“国宝”二字不适合作货币,故未见带“国宝”二字铜钱。后改铸铜质“大元通宝”当十,钱文用八思巴文。此钱过去只见有背面一条龙戏珠的一种,它不是流通货币,而是开炉钱,却很少见。
雕母样钱又称祖钱,有铜雕母、铅雕母、象牙雕母、木雕母、石雕母等。清代以铜雕母较多,如“宣统通宝”、“光绪通宝”、“同治通宝”、“咸丰通宝”和重宝等;“乾隆通宝”、“康熙通宝”就较少。明代只有万历、天启、崇祯等数品。铅雕母只见“光绪通宝”宝苏、宝浙等,其他未见。像牙雕母只见光绪和咸丰钱,其他尚未见。像这枚元代“大元国宝”当十雕母祖钱还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可称雕母钱之中的国宝也。它是研究元代铸钱极为重要的佐证史料。
杨成麒是一位不擅长写作的钱币专家,纵观其一生,从1940年至1983年,其40余年中,仅撰写了4篇泉学短文,总数未达700字,故此篇380字的文章是杨成麒留给后人难能可贵的文字资料。遗憾的是,此文发表前,他已猝然辞世,而成为真正的“绝唱”!
杨成麒于1960年转至上海博物馆工作,直至1979年2月退休。“文革”结束后,1978年家父从上海市文物商店总店调到上海博物馆钱币部门工作,专司钱币研究,他与杨成麒成为同事。直到家父于1981年退休,两位老友在上海博物馆钱币组共事了一段时间。
1982年6月26日,中国钱币学会在北京成立。会议前夕家父曾被通知为上海地区代表,为解放后钱币界的首次大会的召开,父亲作了发言和捐献的准备。不料,上海代表的名单临时又突然“变更”,改由杨成麒代替家父参加会议。那天,当杨成麒得知他被“突击”定为上海代表时,感到非常惊讶,特地跑到我家问:“定祥,本来是你,怎么现在突然改为我了?到底怎么回事?”
家父其实早就了然于心,他平坦地对杨成麒说:“你我两人之中只要有一人能参加就好了……”
他们当时谈话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两位老人为了钱币事业,不计个人得失,使我深深感动。
1983年2月12日(即农历除夕),晚上,杨成麒因睡觉前洗足,脑溢血发作不幸倒地,终未再站起来,终年六十九岁。
杨成麒的追悼会由上海博物馆主持,家父参加了老友追悼会。回家后他不胜感叹,立即写了一篇悼文:
“杨老一生精于鉴别钱币,尤擅辨色,故以慧眼著称,并长拓技。故其谢世,实为钱币界一大损失。哀哉!”
(责编:丁丑)
2006年秋,我在旧金山拜访旧上海古钱收藏大家——张叔驯哲嗣张南琛时,偶然发现他家存有上世纪四十年代杨成麒先生亲自拓制的一册《古泉集拓》,我顿时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因为近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有关杨成麒先生的史料,但几乎是收效甚微。幸亏《古泉集拓》的发现,使我掌握了杨先生早年的一些情况,终于能够比较完整地写出杨成麒经营、鉴定钱币的一生了。
这本由杨成麒早年经手和鉴定的99枚古钱的珍贵拓本,是他唯一存世的一本专辑拓本,其封面是钱币收藏鉴赏家张伯先生题签。除当年沪上一些藏家的珍钱拓本外,还有罗伯昭、张伯、郑家相、蒋伯勋、孙鼎以及家父马定祥的手迹,更显得弥足珍贵。
家父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元旦曾为同好杨成麒《古泉集拓》题签,他是这样写的:“小杨道兄慧眼天生,隔三尺远能辨真假,审其双瞳,确与常人异也……”
杨成麒先生于1940年在上海广东路古玩市场内开设麒麟钱币社,经营古钱、金银币、铜元以及古瓷、玉器等买卖。当年他是一个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地收购钱币的“积极分子”,家父曾与他一起去北京、天津、南京和杭州等地征集钱币。正如张伯先生所写的那样:“杨子成麒英年颖敏,于鉴别一道,早得其门而入,旋往返南北,所见既多,学识更进。”
杨成麒先生经手的珍罕古钱、金银铜币很多,他是陈仁涛、罗伯昭、张伯、沈子槎、孙鼎以及施嘉干、秦子帏、吴诗锦和许小鹤等古钱和金银铜币收藏大家的主要供货者。杨成麒还擅长青铜器、古钱作拓。当年他与张叔驯的助手杨廷康并列为泉界最佳拓技手。1940年11月,罗伯昭先生四十寿辰之际,曾以其珍藏的40枚佳品印行的《沐园四十泉拓》纪念册子,即是请杨成麒拓制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家父大力培养其助手方鹤林拓制钱币工作,自此之后,泉界始认为方鹤林才是“泉拓之王”。杨成麒自认不如,他对方鹤林的技能和泉拓效果也佩服至极。
郑家相先生在《古泉集拓》中写道:“杨君手拓之装订成帙,蔚为巨观,各泉图多属珍稀,而拓墨更为精致。令人有百看不厌之妙观。”并称册内所拓之钱皆为“海内藏家之奇珍也。”
在《古泉集拓》中,杨成麒1940年初经手的那枚北宋“建国通宝”篆书小平钱泉拓尤为珍贵。它不仅是稀世孤品,而且有其特殊的文物历史价值,它填补了中国货币史之缺。
据家父告诉我,“建国通宝”篆书小平钱是由杨成麒推荐给罗伯昭先生收藏的。这枚钱,罗先生当年是以四百大洋巨价购入。一枚小小的古钱出这种价格非同寻常!罗伯昭在“建国通宝”的拓片上盖上了一颗“伯昭铭心绝品”之印章,视此钱为稀世珍宝。
张伯先生在此钱的拓页上也加盖了“伯心赏”及“伯过目”两颗印章。他甚至在拓页的上端写了一段话:“伯昭视为铭心绝品,吾亦云。然此钱又有真书者,张氏钱志新编载之。家相云,亦尝得之,果然剑合延津,何快如之。伯附志。”
1945年冬,在抗战胜利后,著名钱币收藏家蒋伯勋在“拜观”杨成麒的珍贵的“建国通宝”钱拓时,即兴挥笔题了“抗战已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当时一群收藏家对此钱的推崇及他们的喜悦之心情。
罗伯昭于中华民国卅二年(1943年),在杨成麒这本《古泉集拓》的首页中是这样写的:
……杨君为多君精鉴有独到之处,如建国钱一品,申友以其文字类建炎多疑之,钱遂北走津门,殆余观其拓片,君力赞之,曰使此钱湮没,因其泉之不幸,亦泉界之耻也。遂委君以巨值收回。今皆视为珍品矣。然非杨君之力荐,几失之交臂焉。近以所集泉拓嘱题。
另外,罗伯昭先生在1941年第7期的《泉币》杂志上又发表了《建国通宝钱考》研究学术文章,对该钱作了介绍:
“(建国通宝钱)乃小江北房良君收自外埠。人以其为离奇,或竟疑为建炎改刻者,钱遂北走津沽。比余至沪,获其拓片,文字精神,叹为未有。乃谋之杨君成麒,会杨君北游,后持以归余。”
罗先生还指出:
“此钱轮廓风气,酷肖政和、宣和,亦迫近美制大字圣宋,其为北宋官铸钱无疑。”由此可见罗先生对此钱的研究和重视。
我十几岁时,就认识了杨成麒先生。他个子矮小,他那双充满慧黠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与众不同。据家父告诉我,因为杨成麒是回族人,所以会这样。杨成麒的父亲是古董商,精鉴古瓷。在其父的熏陶下,杨成麒自十五六时,就喜爱收集研究中国历代古钱。早年他曾得益于家父的恩师——张季量先生的指导。他与家父都是1940年成立的中国泉币学社的创始成员。那时,他们在学社里最年轻,其他同好皆称他们为“小杨”、“小马”,是小字辈人物。家父叫我称他为“小杨伯伯”。直至他晚年我再遇到他时,仍旧这样称呼他。
“小杨伯伯”常来家父店里(祥和泉币社)坐坐,也常在我家店堂的楼上吃饭聊天。每当他留下吃饭时,似乎会嫌炒锅“不干净”,要求我母亲把锅子再洗洗,去掉猪油味,而母亲也常常为他特地烧一大碗红焖牛肉。有时家父和他去连云路新城隍庙旁边的“洪长兴”餐馆吃涮羊肉。
他们即使在吃饭时,说话的主题都是一些有关钱币的事情,常常为一枚古钱的真假争吵到几乎面红耳赤。“小杨伯伯”经常用这样的口气说:“定祥,这枚古钱怎么会假呢?你看它的红绿锈多好啊!”
家父主要是通过对钱币的文字气息、制作风格、铜质色泽等综合因素来鉴定真假的。我认为,他们两人鉴定钱币的方法有所不同,所以常常会有很多争执。他们在某些钱币上有不同见解而争论,但丝毫无损于彼此之间的友情,他们的泉谊保持了四十多年。
杨成麒除精于鉴别古钱外,对中国银币、铜元也造诣极深。他经常将一些最新得到的珍稀银币、铜元,如福建官造局一元币、吉林库平一两、陕西光绪元宝一元币等,特地拿来给家父一同欣赏。
据家父告诉我,上世纪四十年代,杨成麒曾拿来了一枚十分稀罕的“工部局上海壹两”银币,这枚银币精美无比,币面闪闪发亮,如同刚从造币厂打制出来的。
家父看了这枚银币是十分喜欢的,他拿在手中,感到太美了!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当时他十分渴望能获得此枚珍贵银币。杨成麒索价“一根大条”(十两黄金),并限时一天之内交割。
父母为此东拼西凑,四处借钱,终因时间太短,价格太高无法凑齐而未能获得。父亲将此枚精美的钱币拿到兰心照相馆拍了正反面两张照片,作为存念,然后摩挲再三,依依不舍将“工部局上海壹两”银币退还给了杨成麒。家父生前曾与我多次谈及此币往事,不胜感叹。
1946年,杨成麒拿来了一张银币墨拓,给家父欣赏。家父一看,原来是一枚从来未见过的光绪戊申年吉林省造大清银币(后称其为“吉字戊申一两”银币)。该币中间镌有一个“吉”字,因为它与家父名字中的“祥”字正好“配对”,成为“吉祥”二字,家父极感兴趣。
当家父问其来源时,杨成麒却卖关子道:“这是一个朋友的,人家不肯卖……”然后就转身而去。
家父当时感觉这枚银币的拓片很熟悉,经反复回忆、思考,他认定此枚银币为南京泉友张伟英所拓,应是张先生最近所得的银币(从拓本中看钱币真假、从拓本中看为何人所拓制,这是家父的“绝技”)。于是求母亲马上借贷凑钱,当晚即与他表兄方荣春连夜赶往南京。
那枚“吉字戊申一两”银币果为老友张伟英最新所获之品,经家父恳求,张伟英同意割爱。过了几天杨成麒再到南京,但为时已晚矣。家父视这枚银币为掌上明珠,遂自取“吉斋”为号。后来,杨成麒不无遗憾地说:“定祥,你真厉害,这么好的东西被你先‘抢’去了!”他哪里知道家父为此所付出的代价。
在1953年至1954年之间的某一天,杨成麒来到我家,他说:“定祥,我给你看看这枚‘辛亥大汉’铜币。”
家父接过这枚铜币一看,说:“这是假的,好像是你们做的东西。”(注:平玉麟与杨成麒两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仿制了一些稀见的银币、铜元,这些赝品当时铸量极为有限,现在也是十分难得一见的,此枚“辛亥江西省造十文大汉”铜币是其中之一。)
杨成麒急忙说:“请侬(你)勿要讲穿(揭露)。明天我们要去罗(伯昭)先生家,可能我要卖给他……”
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是杨成麒的大买家,也是家父的大客户。当年罗先生每买一枚钱币,都要请人代为过目。买家父的钱币时,他要请杨成麒和戴葆庭代为鉴定;买杨成麒的钱币,则要请戴先生和家父代他把关。这不仅是罗先生的习惯,也是当年大多数钱币收藏家的惯例。
杨成麒提出这个“勿要讲穿”的要求,使家父很是为难,因为家父是一个从不会说谎的人。但他考虑到,自1950年代后,杨成麒的钱币生意十分清淡,家庭负担重,经济比较拮据,出此一策,可能这也是杨成麒的无奈之举吧。
为此,一向热衷于参加泉币活动的家父,借故不去参加第二天在罗宅举行的泉友聚会。
经过“三反”、“五反”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后,大多数收藏家的经济状况已大不如前,失去了往日收藏的热情,上海的钱币买卖生意日趋萎缩。杨成麒开设的麒麟钱币社是钱币行业中最早歇业的。1956年,上海古玩市场有些歇业人员,大多被安置到甘肃去支援大西北建设,杨成麒也在其中。
罗伯昭、沈子槎和孙鼎三人知道此事后,认为这样的安排很不妥当,于是他们联名“上书”,向上海市政府反映情况。他们说,杨成麒在鉴别古钱币方面是有特殊才能的人,在我国这种身怀绝技的钱币人才已成凤毛麟角了,应当留在上海,继续发挥其特长。他们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有利于国家的文物工作。
罗、沈、孙三位都是当时上海工商界很有身份的人,分别是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实业家,他们的反映受到了重视,有关部门立即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当时上海《新闻日报》为此发表了《这样做是对的!》的评论,另附该报记者蔡汝廉《和古钱为伴二十年》一篇短文,专门介绍杨成麒先生经营、研究古钱的能力,文章说“杨成麒从支持甘肃从事一般的商业工作的队伍中被抽调回来,这样做是对的。”记得我父亲看到了这篇报道后,曾对我说过,“罗先生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1956年8月14日,杨成麒被正式派往上海市文化局文物仓库工作,参加抢救文物。当时全国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基础建设,从地下挖出来的文物数不胜数,堆在上海冶炼厂等待熔炼。据说青铜器、历代古钱、清末民初铜币等各种文物甚多,往往来不及遴选,就进了冶炼炉。杨成麒在大堆成吨的“废铜烂铁”之中,以他的慧眼和经验,抢救出许多珍贵文物,其中除青铜器外,有些历代古钱、清末民初铜币的稀少品种也经他之手抢救出来,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太平天国时期天地会铸造的“义记金钱·震忠团练”这枚古钱,就是杨成麒发现挑拣出来的,它是首次发现的,属国家一级文物的稀世孤品,现藏上海博物馆。
解放初,我国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铸的货币备受关注,尤其太平天国时期的各种文物特别受到重视,被称为“革命文物”,因此当时太平天国文物造假的也层出不穷。那时突然冒出一枚“天国四年壹串文正”钱,这枚从未见过的钱币立即引起了钱币界、史学界的关注,家父那时虽然喜爱集藏太平天国钱币,藏品甚多,珍品不少,却无此枚“天国四年”之钱币,也深感遗憾。时隔多年,杨成麒有一次对家父讲,那枚曾轰动一时的“天国四年壹串文正”钱,是他当年的“杰作”。原来他将一枚“民国四年壹串文正”地方代用钱币的“民”字改刻成了“天”字!从这件事中,我感到杨成麒的脑子非同一般人!
1980年,杨成麒在南京泉友金宏武处获得了一枚稀世珍品——“大元国宝”铅质素背样钱。它与所见的背有龙纹“大元国宝”开炉钱不同,是一枚仅见的元代雕母钱。杨成麒与家父都鉴定为真品无疑。他晚年获此钱,颇为得意。次年,他提出了要将这枚钱放在家父的《泉币大观》集拓里,与家父收藏的另一枚背有龙纹的“大元国宝”钱,合在一起。拓图上还写了:“定祥道友惠存 一九八○年冬得于金陵 一九八一年五月赠”,并盖上“杨成麒印”章。
杨成麒在1983年《中国钱币》创刊号发表了《大元国宝铅质雕母样钱》一文介绍此钱,原文摘录如下:
元代“大元国宝”当十光背铅质雕母样钱,直径4.6厘米,重53.3克(见图)。此钱是继承前朝金代的“泰和重宝”当十钱雕刻。如文字粗细、制作格式、大小厚薄完全一样,刻成后准备铸铜钱流通。后恐因铸“国宝”二字不适合作货币,故未见带“国宝”二字铜钱。后改铸铜质“大元通宝”当十,钱文用八思巴文。此钱过去只见有背面一条龙戏珠的一种,它不是流通货币,而是开炉钱,却很少见。
雕母样钱又称祖钱,有铜雕母、铅雕母、象牙雕母、木雕母、石雕母等。清代以铜雕母较多,如“宣统通宝”、“光绪通宝”、“同治通宝”、“咸丰通宝”和重宝等;“乾隆通宝”、“康熙通宝”就较少。明代只有万历、天启、崇祯等数品。铅雕母只见“光绪通宝”宝苏、宝浙等,其他未见。像牙雕母只见光绪和咸丰钱,其他尚未见。像这枚元代“大元国宝”当十雕母祖钱还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可称雕母钱之中的国宝也。它是研究元代铸钱极为重要的佐证史料。
杨成麒是一位不擅长写作的钱币专家,纵观其一生,从1940年至1983年,其40余年中,仅撰写了4篇泉学短文,总数未达700字,故此篇380字的文章是杨成麒留给后人难能可贵的文字资料。遗憾的是,此文发表前,他已猝然辞世,而成为真正的“绝唱”!
杨成麒于1960年转至上海博物馆工作,直至1979年2月退休。“文革”结束后,1978年家父从上海市文物商店总店调到上海博物馆钱币部门工作,专司钱币研究,他与杨成麒成为同事。直到家父于1981年退休,两位老友在上海博物馆钱币组共事了一段时间。
1982年6月26日,中国钱币学会在北京成立。会议前夕家父曾被通知为上海地区代表,为解放后钱币界的首次大会的召开,父亲作了发言和捐献的准备。不料,上海代表的名单临时又突然“变更”,改由杨成麒代替家父参加会议。那天,当杨成麒得知他被“突击”定为上海代表时,感到非常惊讶,特地跑到我家问:“定祥,本来是你,怎么现在突然改为我了?到底怎么回事?”
家父其实早就了然于心,他平坦地对杨成麒说:“你我两人之中只要有一人能参加就好了……”
他们当时谈话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两位老人为了钱币事业,不计个人得失,使我深深感动。
1983年2月12日(即农历除夕),晚上,杨成麒因睡觉前洗足,脑溢血发作不幸倒地,终未再站起来,终年六十九岁。
杨成麒的追悼会由上海博物馆主持,家父参加了老友追悼会。回家后他不胜感叹,立即写了一篇悼文:
“杨老一生精于鉴别钱币,尤擅辨色,故以慧眼著称,并长拓技。故其谢世,实为钱币界一大损失。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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