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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摄影界的大师级人物，在他的身上，却没有任何人们想象中的艺术家的生活习惯。他更像个古代的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本分地对待着摄影这门技艺与艺术
阮义忠在北京的落脚地是一所租赁来的公寓，位于东四环边的寻常小区中，布置简单，除了一部摆放在柜子上的老式相机，几乎没有任何显露个人特性的摆设。
他说，自己在频繁的出差中厌恶了酒店，住在公寓里，让他有家的感觉。
这次阮义忠来北京，除了授课，还要参加两个活动。一个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关于古建筑摄影的讲座，另外一个，是在某潮流文艺书店推介自己再版的书籍：《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大师》。
一面是古建筑所蕴藏的恋恋乡土，带着永不再来的温情与乡愁；另一面是扑面而来的现实世界，与外来的思潮构建起紧密的联系。
这似乎是阮义忠的两面。
在采访结束后，他与妻子下楼散步，走在北京初夏的浓荫下，他们十指紧扣，就像是任何一对凡俗的夫妻，阮义忠说，“我们俩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
阮义忠是土生土长的宜兰县头城镇人，与那些被时代的风吹落到这个岛屿上的外省人相比，他从骨子里就带着些天生天养、浑然天成的味道。
宜兰位于台湾东部，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用久居城市的目光打量这里，这是个到处都是翠绿的农田，整年中有数月笼罩在绵绵雨雾中的边城乡村。但对于少年的阮义忠来说，这是一个容易让人生出“生活在别处”念头的地方，“我小时候，一心想离开，到大城市去，当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父亲是木匠，寡言少语的手艺人，靠着一门手艺和一块菜地维持着家里的生计，所以阮义忠童年与少年的大部分时光，除了上学，都消耗在那一块由河边砂砾地改成的菜园中。
大风大雨，烈日暴晒，守着一块贫瘠的土地，少年的心里全是叛逆。
他渴望逃离，在一个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晚上很早就熄灯的乡间，阮义忠能够想到的方式就是阅读，他抓来一切与课本无关的书籍。第一次看《战争与和平》，他形容自己仿佛“陷入了泥淖中”，完全被吸引，一点点下沉而毫不自知，那仿佛是一个新的世界，充满了金戈铁马与英雄美人，与生活中惯常的一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他渴望拥有独处的精神空间，因为与学校的美术老师一言不和，他便翻墙逃学，待在学校隔壁的砖窑里，一边看烧窑，一边在心里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初二那年，因为旷课太多，阮义忠不得不退学，对于一个骄傲的少年来说，这是一件太丢脸的事情，在跟随父亲做了半年木工之后，他被叔叔带到宜兰另一边的东山乡重读初二。
在东山乡，阮义忠改变了叛逆的方式，他开始认真读书，只因为要永远地脱离土地。他继续阅读那些关于文学与哲学的典籍，听西方古典音乐，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沉重而激烈的“噔噔噔噔”仿佛重锤一般，砸在了心里；他也开始喜欢斯特拉文斯基，那个有着古怪曲风，并一生叛逆漂泊的俄国人，让他充满了戚戚焉之心。
他在学校里认真地画画，甚至在其余科目的课堂上，他也拿著钢笔一点一点描画着那些“怪小孩的抽象画”，天马行空的线条里，全是海阔天空的想象，看不到一点关于土地与农人的讯息。
与在家乡头城不同，这里的美术老师非常欣赏他。阮义忠交上去的美术作业常常能获得全校最高的分数，并且，他在毕业时与老师道别的时候，走进老师的宿舍，这才发现，那个简陋的宿舍墙上，贴满了他的画。这是阮义忠人生中第一次获得认可，他至今仍能体味到自己当时心里的震撼，虽然老师的面目已经在记忆中模糊，他只记得老师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在1949年落户台湾。
高中毕业后，阮义忠凭借他所积累的大量阅读与对古典音乐的熟悉，还有那一手看上去与国际上最流行的现代艺术相比，也似乎毫不逊色的抽象画，进入了在台湾有着“老字号、金招牌”之称的文学杂志《幼狮文艺》工作。似乎就在一瞬之间，阮义忠变得炙手可热起来，这个来自宜兰乡下，也没有念过大学，甚至没踏出过岛屿一步的年轻人，凭借着天赋、想象，抑或是从小积攒并喷薄而出的反叛，一下子与国际潮流接上了轨。在1970年代的台湾，他是不折不扣的“弄潮儿”，画插画，写文艺评论，用通信的方式采访旅居海外的台湾画家们，他似乎开始过上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生活，把土地、烈日与汗水永远抛在了过去。
转机来自于几年之后，阮义忠服完了兵役，没能回到《幼狮文艺》，而是来到了另外一本向外国人介绍台湾本土文化的英文杂志，在那里，他拿起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
今天看来，那并不是一份太有趣的工作，常常需要拍摄一些宣传所用的照片，四平八稳，略带俗气，而且大部分的时间，他的相机是经常用来“拷贝”景物，而并非创作。但那一部老式相机还是给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透过取景框看人间，仿佛周遭的一切都变得不同，那滋味让他觉得新鲜，同时还有一点恐慌。
“我要拍什么？为什么要拍？他们与我的关系是什么？”阮义忠开始不停地向自己发问，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太过于沉溺在个人的精神世界当中，“是摄影把我拉回了现实。”往常那些在街头擦身而过的人们，突然变成了镜头中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必须要让自己的目光专注在他们上身，连缀起每一个对象的前世今生，“当你透过取景框，问自己为什么，并且与他们建立起联系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理解人生的方向。”阮义忠说。
整个1980年代，是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但对于阮义忠来说，那十几年，却是他脱离圈子、逆流而上，背着相机走遍台湾乡间的每一个角落的“还乡之旅”。 在经历了之前杂志与电视领域工作的繁冗嘈杂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土地与乡村，可能才是真正赋予自己力量的源泉，他开始背着一部35mm的小相机，重新回到乡间，去寻找那些曾经被自己抛弃与遗忘的瞬间。
陈丹青曾经描述阮义忠，说他是一个“单独行进”的人，但对于阮义忠自己来说，他只是必须要在某一段岁月内，只专注着一件事情，而其余的繁华热闹抑或喧哗骚动，都与自己无关。
在阮义忠拍摄台湾乡间的年月，“旅行”还是一件不折不扣的苦差事，也没有任何“攻略”或者“指南”可以借助。阮义忠唯一拥有的是手中一本《台湾客运车价目表》，这本册子上记录了台湾公路局所开辟的各种线路图以及各县停靠站。他脖子上挂着相机，背囊里揣着“价目表”，一个人跋山涉水，走遍了台湾岛大大小小的角落。
一切都是未知数。
有时候，他会仅仅凭借一个名字，随机选择着下一个目的地。
有一次，阮义忠在那本翻卷了边儿的册子上发现了一个地名，叫做“水长东”，“哗，看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好浪漫，你知道，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啊，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啊，全部都涌到脑子里来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于是，他开始去寻找“水长东”，在经过漫长的艰辛旅途过后，他发现，终点站“水长东”不过是一片荒芜，并且有着荷枪实弹的士兵所把守。在当时台湾戒严的年月，军事管制区比比皆是，并且绝大部分散布在阮义忠需要经常涉足深入的山间与海岸。懊丧过后，他只好踏上归程，却在回城的路途中，于公车上见到一处绝佳的风景，于是临时下车，终于所有收获。
阮义忠的摄影旅途，仿佛总像是一种人生的隐喻，期间充满了庞大的未知、艰辛的跋涉，但却总在不经意间收获着柳暗花明的瞬间。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够捕捉到一缕恋恋的乡愁，在消逝的瞬间，被他定格在自己的快门中。
一个赤足少年，站在颓败的九份山城，对着相机回头一瞥，目光中带着一点懵懂与怅惘；一个农妇，在自家门前的竹榻上歇午，旁若无人又安闲舒适；一个信女，在拜会妈祖的仪式中，双膝跪地，匍匐于铺满了厚厚鞭炮屑的泥泞中，但这一切都被她无视，那一刻，她只管自己虔诚地伏地下去。
阮义忠的乡愁是黑白色的，他坚持摒弃彩色，不裁切，珍惜每一次按动快门的机会。对于他来说，那十几年遍布台湾乡间的行走，是为了在工业时代大风暴来临之前，最后记录下那些他曾经厌弃的、后来却觉得珍贵无比的朴素民间。
他知道一切都将快速消逝，就像烈日下的冰块一样，再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他曾在台南的乡村，见到了这样的场景：一边是传统耕作的农田，而另外一边，却是一幅巨大的、望上使人触目惊心的可口可乐广告，虽然目前相处安好，但他意识到，后者终将吞噬前者，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在吞噬之前，按下快门，记录下来。
阮义忠并不是一个刻意怀旧的人，但对于他曾经拍摄过的村落与风景，他拒绝再次重游，因为怕自己接受不了那些风景与人的改变，“我选择替台湾的农业社会留下深情的一瞥，因为我明白，一切都会快速地消失。对我来说，乡愁意味着失去、缅怀、反省，让我对过去充满感恩，对未来怀抱信心。如果我能永远保有这种心境，那么，我所回忆的一切过往就都会是永远的乡愁。”阮义忠说。
唯有一次例外。
就在阮义忠专注于记录那些处于消逝状态风景的岁月，他有一次回老家探访。依旧是那个多风多雨的宜兰，但童年记忆中那片仿佛一眼望不到边的巨大菜园，用他如今成年人的目光打量上去，原来却只有那可怜的一点点大。
故园早已废弃，父母去世后，他更是切断了与故乡的最后一缕联系。最后一次故地重游，阮义忠发现，那片瓦砾之上的菜园彻底消失了，在那片土地之上，盖了一所“慈济环保教育站”。
那一刻，阮义忠似乎是完成了一个仪式，在宜兰铺天盖地的绵绵雨丝中，他站在那里，彻底完成了自己与父辈、与土地的和解。
在如今这个数码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阮义忠是为数不多依旧坚持着使用胶片的摄影家。
在采访中，他频頻提起一个今天的人们听起来似乎陌生的名词：暗房。
暗房，是阮义忠做梦的地方。
在台北的家中，暗房，是他最经常独处的地方，那些雪白的相纸，身上隐匿着丰盛的秘密，就在阮义忠如旧时代匠人般娴熟、谦恭又虔诚的操作中，相纸身上的秘密在不断显现，那些山川河流、寻常巷陌、故人眉目，都一点点清晰了起来，那是阮义忠在时代飞速变迁中，始终执拗保留的世界，不存在于虚拟的数码之上，只存在于古典的暗房之中。
对于他来说，这样屏息凝神的操作，是一种带有宗教情怀的仪式，“数码技术普及之后，技术的门槛仿佛非常容易跨过，原来我们按动快门的时候非常珍惜，但现在，按快门反正也不要钱，很多时候，大家就变得不尊重、不珍惜了。”
对于阮义忠来说，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摄影艺术里人文精神的日益稀薄才是他真正担忧的问题。
人们都仿佛变得很酷，追求着一种无视传统，甚至越没有人看得懂就越发显得高深的理念，而那些人人都读得懂并且有所触动的东西，反而显得不够高级。
这是阮义忠不能够理解的事情。
二十几天前，阮义忠再次探访了他曾在近二十年前去过的亚美尼亚。那个历经战乱洗礼的欧亚小国，却带给了阮义忠难能可贵的生命体验。
对于一个生活在岛屿之上，却也饱尝着时代变迁所带来改变的现代人，亚美尼亚的一切都让他觉得陌生而又熟悉。他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依旧住在几百年前祖先留下的老房子中，讲着几百年来口音从未改变的语言，而那些口口相传的宗教与音乐，更是单纯而又清晰，仿佛那些政治与战争，从未给它们点染上一点阴霾。
在近期这次亚美尼亚的造访中，阮义忠经历了生命中至为感动的一刻。
他走在路上，远方传来一阵歌声，他循着声音走进一座教堂，一个黑衣人在歌唱，而后来他才知道，歌者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亚美尼亚人，而是因为政治因素，祖先流亡到别国后才产生的后代。
那也是他第一次回到故土，第一次在祖先的教堂里唱起那支祖辈们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旧日歌谣。
在阮义忠的记忆里，那支歌充满了至悲与极乐的交织，就像是人人在生命中都经历过的一切。
除了外出游历与到大陆授课讲学，阮义忠大部分时间依然生活在台北。
在他的身上，并没有任何人们臆想出来的艺术家的生活习惯，比如那些不分昼夜，日日笙歌的桥段，都不会与他有关。
阮义忠的作息更像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农夫，在清晨的薄亮中起身，洗漱过后，到附近碧谭的溪水边散步，听着啾啾鸟鸣，与邻里乡亲寒暄招呼。
然后回家吃早饭，他会经常帮太太干家务，而事实上，在散步或者扫地的时候，是阮义忠思维最活跃的时候，很多灵感与想法，都在那时候迸发。
他也依旧在思考着初入摄影领域，就一直缭绕脑海中的问题，在他每次授课或者在暗房中放大照片的时候，伴随着台下年轻人渴望的目光与显影液中渐渐显露出的秘密，他也会悄悄问自己，“我有没有变啊？有没有坚持摄影里最重要的那些东西？”
阮义忠在北京的落脚地是一所租赁来的公寓，位于东四环边的寻常小区中，布置简单，除了一部摆放在柜子上的老式相机，几乎没有任何显露个人特性的摆设。
他说，自己在频繁的出差中厌恶了酒店，住在公寓里，让他有家的感觉。
这次阮义忠来北京，除了授课，还要参加两个活动。一个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关于古建筑摄影的讲座，另外一个，是在某潮流文艺书店推介自己再版的书籍：《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大师》。
一面是古建筑所蕴藏的恋恋乡土，带着永不再来的温情与乡愁；另一面是扑面而来的现实世界，与外来的思潮构建起紧密的联系。
这似乎是阮义忠的两面。
在采访结束后，他与妻子下楼散步，走在北京初夏的浓荫下，他们十指紧扣，就像是任何一对凡俗的夫妻，阮义忠说，“我们俩在一起的地方，就是家。”
我的叛逆来得比他们都早
阮义忠是土生土长的宜兰县头城镇人，与那些被时代的风吹落到这个岛屿上的外省人相比，他从骨子里就带着些天生天养、浑然天成的味道。
宜兰位于台湾东部，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用久居城市的目光打量这里，这是个到处都是翠绿的农田，整年中有数月笼罩在绵绵雨雾中的边城乡村。但对于少年的阮义忠来说，这是一个容易让人生出“生活在别处”念头的地方，“我小时候，一心想离开，到大城市去，当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父亲是木匠，寡言少语的手艺人，靠着一门手艺和一块菜地维持着家里的生计，所以阮义忠童年与少年的大部分时光，除了上学，都消耗在那一块由河边砂砾地改成的菜园中。
大风大雨，烈日暴晒，守着一块贫瘠的土地，少年的心里全是叛逆。
他渴望逃离，在一个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晚上很早就熄灯的乡间，阮义忠能够想到的方式就是阅读，他抓来一切与课本无关的书籍。第一次看《战争与和平》，他形容自己仿佛“陷入了泥淖中”，完全被吸引，一点点下沉而毫不自知，那仿佛是一个新的世界，充满了金戈铁马与英雄美人，与生活中惯常的一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他渴望拥有独处的精神空间，因为与学校的美术老师一言不和，他便翻墙逃学，待在学校隔壁的砖窑里，一边看烧窑，一边在心里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初二那年，因为旷课太多，阮义忠不得不退学，对于一个骄傲的少年来说，这是一件太丢脸的事情，在跟随父亲做了半年木工之后，他被叔叔带到宜兰另一边的东山乡重读初二。
在东山乡，阮义忠改变了叛逆的方式，他开始认真读书，只因为要永远地脱离土地。他继续阅读那些关于文学与哲学的典籍，听西方古典音乐，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沉重而激烈的“噔噔噔噔”仿佛重锤一般，砸在了心里；他也开始喜欢斯特拉文斯基，那个有着古怪曲风，并一生叛逆漂泊的俄国人，让他充满了戚戚焉之心。
他在学校里认真地画画，甚至在其余科目的课堂上，他也拿著钢笔一点一点描画着那些“怪小孩的抽象画”，天马行空的线条里，全是海阔天空的想象，看不到一点关于土地与农人的讯息。
与在家乡头城不同，这里的美术老师非常欣赏他。阮义忠交上去的美术作业常常能获得全校最高的分数，并且，他在毕业时与老师道别的时候，走进老师的宿舍，这才发现，那个简陋的宿舍墙上，贴满了他的画。这是阮义忠人生中第一次获得认可，他至今仍能体味到自己当时心里的震撼，虽然老师的面目已经在记忆中模糊，他只记得老师毕业于国立杭州艺专，在1949年落户台湾。
高中毕业后，阮义忠凭借他所积累的大量阅读与对古典音乐的熟悉，还有那一手看上去与国际上最流行的现代艺术相比，也似乎毫不逊色的抽象画，进入了在台湾有着“老字号、金招牌”之称的文学杂志《幼狮文艺》工作。似乎就在一瞬之间，阮义忠变得炙手可热起来，这个来自宜兰乡下，也没有念过大学，甚至没踏出过岛屿一步的年轻人，凭借着天赋、想象，抑或是从小积攒并喷薄而出的反叛，一下子与国际潮流接上了轨。在1970年代的台湾，他是不折不扣的“弄潮儿”，画插画，写文艺评论，用通信的方式采访旅居海外的台湾画家们，他似乎开始过上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生活，把土地、烈日与汗水永远抛在了过去。
转机来自于几年之后，阮义忠服完了兵役，没能回到《幼狮文艺》，而是来到了另外一本向外国人介绍台湾本土文化的英文杂志，在那里，他拿起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相机。
今天看来，那并不是一份太有趣的工作，常常需要拍摄一些宣传所用的照片，四平八稳，略带俗气，而且大部分的时间，他的相机是经常用来“拷贝”景物，而并非创作。但那一部老式相机还是给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透过取景框看人间，仿佛周遭的一切都变得不同，那滋味让他觉得新鲜，同时还有一点恐慌。
“我要拍什么？为什么要拍？他们与我的关系是什么？”阮义忠开始不停地向自己发问，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太过于沉溺在个人的精神世界当中，“是摄影把我拉回了现实。”往常那些在街头擦身而过的人们，突然变成了镜头中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必须要让自己的目光专注在他们上身，连缀起每一个对象的前世今生，“当你透过取景框，问自己为什么，并且与他们建立起联系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理解人生的方向。”阮义忠说。
必须在某一段岁月里，只专注一件事情
整个1980年代，是台湾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但对于阮义忠来说，那十几年，却是他脱离圈子、逆流而上，背着相机走遍台湾乡间的每一个角落的“还乡之旅”。 在经历了之前杂志与电视领域工作的繁冗嘈杂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土地与乡村，可能才是真正赋予自己力量的源泉，他开始背着一部35mm的小相机，重新回到乡间，去寻找那些曾经被自己抛弃与遗忘的瞬间。
陈丹青曾经描述阮义忠，说他是一个“单独行进”的人，但对于阮义忠自己来说，他只是必须要在某一段岁月内，只专注着一件事情，而其余的繁华热闹抑或喧哗骚动，都与自己无关。
在阮义忠拍摄台湾乡间的年月，“旅行”还是一件不折不扣的苦差事，也没有任何“攻略”或者“指南”可以借助。阮义忠唯一拥有的是手中一本《台湾客运车价目表》，这本册子上记录了台湾公路局所开辟的各种线路图以及各县停靠站。他脖子上挂着相机，背囊里揣着“价目表”，一个人跋山涉水，走遍了台湾岛大大小小的角落。
一切都是未知数。
有时候，他会仅仅凭借一个名字，随机选择着下一个目的地。
有一次，阮义忠在那本翻卷了边儿的册子上发现了一个地名，叫做“水长东”，“哗，看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好浪漫，你知道，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啊，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啊，全部都涌到脑子里来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于是，他开始去寻找“水长东”，在经过漫长的艰辛旅途过后，他发现，终点站“水长东”不过是一片荒芜，并且有着荷枪实弹的士兵所把守。在当时台湾戒严的年月，军事管制区比比皆是，并且绝大部分散布在阮义忠需要经常涉足深入的山间与海岸。懊丧过后，他只好踏上归程，却在回城的路途中，于公车上见到一处绝佳的风景，于是临时下车，终于所有收获。
阮义忠的摄影旅途，仿佛总像是一种人生的隐喻，期间充满了庞大的未知、艰辛的跋涉，但却总在不经意间收获着柳暗花明的瞬间。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够捕捉到一缕恋恋的乡愁，在消逝的瞬间，被他定格在自己的快门中。
一个赤足少年，站在颓败的九份山城，对着相机回头一瞥，目光中带着一点懵懂与怅惘；一个农妇，在自家门前的竹榻上歇午，旁若无人又安闲舒适；一个信女，在拜会妈祖的仪式中，双膝跪地，匍匐于铺满了厚厚鞭炮屑的泥泞中，但这一切都被她无视，那一刻，她只管自己虔诚地伏地下去。
阮义忠的乡愁是黑白色的，他坚持摒弃彩色，不裁切，珍惜每一次按动快门的机会。对于他来说，那十几年遍布台湾乡间的行走，是为了在工业时代大风暴来临之前，最后记录下那些他曾经厌弃的、后来却觉得珍贵无比的朴素民间。
他知道一切都将快速消逝，就像烈日下的冰块一样，再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他曾在台南的乡村，见到了这样的场景：一边是传统耕作的农田，而另外一边，却是一幅巨大的、望上使人触目惊心的可口可乐广告，虽然目前相处安好，但他意识到，后者终将吞噬前者，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在吞噬之前，按下快门，记录下来。
阮义忠并不是一个刻意怀旧的人，但对于他曾经拍摄过的村落与风景，他拒绝再次重游，因为怕自己接受不了那些风景与人的改变，“我选择替台湾的农业社会留下深情的一瞥，因为我明白，一切都会快速地消失。对我来说，乡愁意味着失去、缅怀、反省，让我对过去充满感恩，对未来怀抱信心。如果我能永远保有这种心境，那么，我所回忆的一切过往就都会是永远的乡愁。”阮义忠说。
唯有一次例外。
就在阮义忠专注于记录那些处于消逝状态风景的岁月，他有一次回老家探访。依旧是那个多风多雨的宜兰，但童年记忆中那片仿佛一眼望不到边的巨大菜园，用他如今成年人的目光打量上去，原来却只有那可怜的一点点大。
故园早已废弃，父母去世后，他更是切断了与故乡的最后一缕联系。最后一次故地重游，阮义忠发现，那片瓦砾之上的菜园彻底消失了，在那片土地之上，盖了一所“慈济环保教育站”。
那一刻，阮义忠似乎是完成了一个仪式，在宜兰铺天盖地的绵绵雨丝中，他站在那里，彻底完成了自己与父辈、与土地的和解。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担扰日渐稀薄的人文精神
在如今这个数码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阮义忠是为数不多依旧坚持着使用胶片的摄影家。
在采访中，他频頻提起一个今天的人们听起来似乎陌生的名词：暗房。
暗房，是阮义忠做梦的地方。
在台北的家中，暗房，是他最经常独处的地方，那些雪白的相纸，身上隐匿着丰盛的秘密，就在阮义忠如旧时代匠人般娴熟、谦恭又虔诚的操作中，相纸身上的秘密在不断显现，那些山川河流、寻常巷陌、故人眉目，都一点点清晰了起来，那是阮义忠在时代飞速变迁中，始终执拗保留的世界，不存在于虚拟的数码之上，只存在于古典的暗房之中。
对于他来说，这样屏息凝神的操作，是一种带有宗教情怀的仪式，“数码技术普及之后，技术的门槛仿佛非常容易跨过，原来我们按动快门的时候非常珍惜，但现在，按快门反正也不要钱，很多时候，大家就变得不尊重、不珍惜了。”
对于阮义忠来说，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摄影艺术里人文精神的日益稀薄才是他真正担忧的问题。
人们都仿佛变得很酷，追求着一种无视传统，甚至越没有人看得懂就越发显得高深的理念，而那些人人都读得懂并且有所触动的东西，反而显得不够高级。
这是阮义忠不能够理解的事情。
二十几天前，阮义忠再次探访了他曾在近二十年前去过的亚美尼亚。那个历经战乱洗礼的欧亚小国，却带给了阮义忠难能可贵的生命体验。
对于一个生活在岛屿之上，却也饱尝着时代变迁所带来改变的现代人，亚美尼亚的一切都让他觉得陌生而又熟悉。他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依旧住在几百年前祖先留下的老房子中，讲着几百年来口音从未改变的语言，而那些口口相传的宗教与音乐，更是单纯而又清晰，仿佛那些政治与战争，从未给它们点染上一点阴霾。
在近期这次亚美尼亚的造访中，阮义忠经历了生命中至为感动的一刻。
他走在路上，远方传来一阵歌声，他循着声音走进一座教堂，一个黑衣人在歌唱，而后来他才知道，歌者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亚美尼亚人，而是因为政治因素，祖先流亡到别国后才产生的后代。
那也是他第一次回到故土，第一次在祖先的教堂里唱起那支祖辈们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旧日歌谣。
在阮义忠的记忆里，那支歌充满了至悲与极乐的交织，就像是人人在生命中都经历过的一切。
除了外出游历与到大陆授课讲学，阮义忠大部分时间依然生活在台北。
在他的身上，并没有任何人们臆想出来的艺术家的生活习惯，比如那些不分昼夜，日日笙歌的桥段，都不会与他有关。
阮义忠的作息更像是一个生活在中国古代的农夫，在清晨的薄亮中起身，洗漱过后，到附近碧谭的溪水边散步，听着啾啾鸟鸣，与邻里乡亲寒暄招呼。
然后回家吃早饭，他会经常帮太太干家务，而事实上，在散步或者扫地的时候，是阮义忠思维最活跃的时候，很多灵感与想法，都在那时候迸发。
他也依旧在思考着初入摄影领域，就一直缭绕脑海中的问题，在他每次授课或者在暗房中放大照片的时候，伴随着台下年轻人渴望的目光与显影液中渐渐显露出的秘密，他也会悄悄问自己，“我有没有变啊？有没有坚持摄影里最重要的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