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自选集《青春·念想》台北篇中第一篇小说，小说从“我”本身出发，逐渐剥离了家人、师长和同学的关系，孤独地在世界上存在着的状态。目前学界对白先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北人》等小说上。刘俊的《论白先勇小说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提及了《寂寞的十七岁》充当中景角色的唐爱丽和魏伯飏，然而却忽视了《寂寞的十七岁》“我”的形象。本文将从阐释“我”寂寞的原因与存在主义相关知识两方面解读《寂寞的十七岁》，并且呼吁读者多多关心身边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人。
　　一.难以自欺的寂寞
　　《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我”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寂寞少年形象。“我”最初并没有自觉到孤独，自己给自己写空的信封，在家里没人的时候打空电话，这都是在我主观上没有察觉到寂寞孤单时自发的举动，用以抒写内心的结郁。
　　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意识的存在是由于自己而存在的，因此是自己使自己存在的，并且因此是自我克服的。在这个意义下，意识永远地逃避着自我。任何相信都不是完全相信，人们永远不相信人们相信的东西。自欺的原始谋划只是由于意识而使用了这种自我解体。《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我”爱说谎，“常常我对自己都爱说哄话”，却不敢骗爸爸。“我”有两种自欺的行为：一种是给自己寄空信封，买各式各样的信封，上面写“杨云峰先生大展”、“杨云峰同学密启”、“杨云峰弟弟收”，贴了邮票寄出去，又等邮差送过来，关上房门又一封封拆开来，借此营造朋友甚多的假象；另外一种是打空电话，自言自语，假装打给魏伯飏诉说自己的烦恼和打算，也空打给已经失去联系的吴老师谎报自己的情况，潜意识里说自己很棒。“我”会自言自语拿着听筒讲个把钟头，以得到心灵上的满足。
　　然而，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却没有奏效。小说中前前后后出现了多次“不要笑我”、“不要笑话我”。“我”知道自己这么做很傻，但是“我”还能找到其他排遣寂寞的方法吗？“我”清楚地明白这种感受，只是希望用这种方法暂时忘记心里的寂寞滋味，以告诉自己“我”不寂寞，但是这种自欺没有成功。存在主义认为，自欺的原始谋划是一种根据相信的本性的自欺的决定。关键不在于深思熟虑及有意的决定，而在于我们的存在的自发的决定。换句话说，自欺的人是知道自己在自欺的，关键在于接不接受。“我”起初是接受的，也是从中得到过心理满足的，并且自言自语得“有滋有味”。但是当魏伯飏疏离我之后，这种空想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从来没有感到像那样寂寞过”。这张虚无意识的膜被戳破，寂寞便如同潮水般涌来，席卷“我”的全身。“我”没有家人的疼爱，没有老师的关心，没有伙伴的陪伴，到哪里都被讥笑、被看不起，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出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出家，即出走，曾经是封建家庭的压迫使得青年人被迫出走，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现在的压迫只是变换了形式，仍然逼得人要出走。出家也许比出走的结局更好一些，但是心灵上的寂寞和缺爱难道能用出家解决吗？
　　这样的寂寞绝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年龄段的。
　　二.“我”为什么孤独？
　　小说第一部分和结尾部分叙述当下的情景与心情，中间八个部分是我的回忆。开篇是我在天朦朦亮的时候才回到家，家里却“大门紧闭”，只有来福一条狗还醒着，连走廊里的灯都没有留。我，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一夜未归，竟然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更没有人出去寻找，简直到了爹不疼娘不爱的境地。而我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冷漠的对待，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到浴室里去照镜子”，而不是去与父母报个平安。照完镜子，走进冷冰冰的房间里自己回忆往事。第一部分暗示了我不被家里人所喜欢，连最基本的关心都没有，奠定了整篇小說寂寞孤单的基调。
　　显然，我被家人所排斥，甚至被家人厌恶。首先，我和爸爸的关系很冷漠，从生下来时，我的八字就与爸爸“犯了冲”，“命中注定”处不好的父子关系。到后来，爸爸问及将来想做什么时，我说“什么也不想当”，惹火了爸爸，他“看死”了我没有出息。我排行老三，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排行。我上面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哥哥，下面有年年考第一的弟弟，唯独我成绩极差。爸爸是极要面子的人，而我因为成绩不好留级、差点毕不了业使父亲丢尽了面子，这将父子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除却学业上的教训，父亲几乎不与我说话，连眼神也懒得给。“从小我心中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小弟没有出世以前，我是妈妈最小的儿子，她对我耐性极好，“肯笑着听我胡诌”，还喂我吃“芙蓉蛋”。但是当小弟出生后，她的注意力就集中在小弟身上了，“妈妈有了他就不太理睬我了”。她开始将我和小弟进行比较，经常气哭，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带有“你爸爸——”开头的话骂我。我翻箱倒柜找手帕给她擦眼泪，“我觉得我蛮懂得体谅妈妈，可是妈妈老不大懂得人家”。曾经把我捧在手里疼的妈妈也走到了对立面，甚至还说出“只当没生过他就是了”这样伤人的话。两个哥哥都去了美国求学，“大哥二哥在家时从不理睬我”，得不到哥哥的关心；弟弟也看不起我，我在家里“没有一个人谈得来的”。家人关爱的缺失导致了我脾气“孤怪”，我从小就“爱躲人”。
　　家人对我的态度使我自卑，在学校与同龄人的相处“拘谨得厉害”，进而导致我在学校里也备受冷落和讥讽。“我找不到人做伴，一来我太爱扯谎；二来我这个人大概没有什么味道，什么玩意儿都不精通”。找不到玩伴，我无聊到自己写空信封到邮局给自己寄信，以自我聊慰，同时借此营造在学校大受欢迎的假象给母亲看。当父母和弟弟都出门的时候，我只能打空电话，自言自语，在心理上得到一种自欺的满足。打给唯一对“我”好的同学魏伯飏，跟他说如果出家不用剃头，“我”就出家了；打给唯一看得起“我”的吴老师，但她离开了台北，再也找不到了。补习老师是“爸爸派来的奸细”，和他没有真心话说。“我”对于家里的一切人是可有可无的，是一个多余的人。我只有和自己瞎聊，却 “真的说得有滋有味”。少年在家里只能用自言自语的方式来排遣寂寞，竟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不无悲凉。
　　而“我”在学校同样是孤独的。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都有绰号，数学老师余三角只关注好学生，英语老师王老虎完全不为学生考虑；赖老师没有“我”起的绰号，却因为足球篮球比赛要求打赤膊，使“我”被人笑话，又因为体能测试上的要求让“我”难堪。老师动不动就写通知给家长，爸爸原本对“我”就很失望了，这下连“眼角也没有扫我一下”。毫无疑问，老师从心底的关爱“我”也无福享受了。同学呢，好学生，“没的说头”，“我”不屑巴结他们；坏学生呢，“我”虽然羡慕他们，却“打不进他们的圈子”；班里的女生“都不大规矩似的”，“我”怕她们。独独班长魏伯飏对“我”好，但是“我猜不透他的心事”。就在“我觉得做人真麻烦”的时候，魏伯飏对“我”的关心，让“我”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在体能测试上受伤，魏伯飏陪“我”去医务室送“我”回家，又理解“我”。由于长久时间没有得到关心，“只要有人给我一句好话，我反而觉得难受”。“我不晓得哪儿来的一阵辛酸”，枕在魏伯飏的手腕里哭得有滋有味。从此，“我”对魏伯飏非常依赖，整天磨在一块，早上在车站等他一起上学，下午等他办完事一块回去，下课解小便都要和他一起去。但是，“我还是摸不清他的心事”。唯一一个愿意关心“我”的人，“我”和魏伯飏之间也存在着“厚障壁”。后来，在同学的闲言碎语中，魏伯飏也渐渐疏远了“我”。“我”又开始打空电话了，这回是“真的想出家当和尚，把头剃光算了”。身边关心“我”的人终于一个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感到像那样寂寞过”。好不容易期盼到的伙伴，得到又失去。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将“我”逼到了差点自杀的境地。唐爱丽在教室等杜志新，却等到了“我”。她并没有离开，反而强吻“我”，勾引“我”。唐爱丽是寂寞的，小小年纪就被男生玩。男生也是寂寞的，小小年纪就泡妞。背后所隐藏的普遍问题是家教的缺乏，即家人关爱的缺席。而“我”很敏感地体会到唐爱丽的寂寞，“很替她难受”。“我”很同情她，花了一天写信，限时专送还加挂号地寄给了她，却在第二天被贴在黑板上。“我”想与唐爱丽交心做朋友，告诉她“我”其实和她有一样的感受，但是同学们却深处寂寞之中毫不自知，又嘲笑别人所感的寂寞。而同样自觉到寂寞的唐爱丽却装着没有见到“我”，和人一起“笑得打来打去”。狂欢，真是一群人的孤独。“我”被杜志新欺負后，逃出了学校，没有参加大考。爸爸下的最后通牒，“我”是没有机会达成了。回到家里，爸爸打我巴掌，又骂了我半个多钟头，“我”在家里受不了，只能去找魏伯飏求安慰，而魏伯飏却和同学看电影去了。“我”在新公园里兜圈子，连公园栏杆都数得一清二楚。公园里的同性恋者与我搭讪，把我拉到树林子里去，还亲我的手，我慌张地逃出公园。想到爸妈和同学，我“简直厌烦得不想活了”，趴到铁轨上去，最后靠本能躲过了柴油快车的碾压。
　　无人理解的寂寞，真是要把我逼得出家了。然而寂寞的何止“我”一个？小说所反映的是青春期的寂寞，即使欢笑打闹，少年人的心灵终究是寂寞的。更何况，我的悲喜无人与共。
　　结语
　　《寂寞的十七岁》所反映的是青春期少年的敏感和缺爱，需要我们更深入去关心爱护，在当今自闭症蔓延的时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小说主人公“我”之所以寂寞的原因加以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不必要的心灵创伤。
　　参考文献：
　　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法）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