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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余比我早两年搬进热电厂的213号宿舍。我搬进去不久，就发现了一些微妙的情形，陈余跟其他舍友都比较冷淡，独对我十分热情。他叫我兄弟，叫的时候还用力拍打我的肩膀。乍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有人对自己友好，我觉得很幸运。那年我分配的单位在同学中很不理想，但因为陈余的关系，我不再那么懊丧。
进厂头三个月在车间实习，这是当时厂里的统一规定，三个月后重新安排。所以一开始我跟陈余都在动力车间的运行工段，三班倒，但跟他班次不同，每三周只有一周能同步作息。这样晚饭后我俩会到工厂外的田地间溜达。企业在城郊，出了厂门口就是一条省级公路，再往两边去是大片的田野，茂密的玉米棵刀剑林立。可能我刚离开校园的缘故，他一再问我对学校生活的感受，并饱含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感叹那才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一再感叹现在再也回不去了。我没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对他的话只能漠然应和。
当时陈余正在追附近养鱼场的一个姑娘。陈余问我对女孩的看法。养鱼场是热电厂的自力更生单位，养罗非鱼一类的热带鱼，水边几丛芦苇秀秀亭亭，走过那里的时候我曾看到两个女孩在柳树下聊天。我不晓得陈余说的究竟是哪一个。陈余说，就是那个小个子的。我说她们当时坐地上，我看不出高矮。陈余说，星期天我打算约她一起去看电影。从无恋爱经历的我听了，有点羡慕也有点孤单感。
周末的晚上我回到宿舍，发现陈余哪里也没去，另外两个人也在，我问他：“怎么没去看电影啊？”我没有问他怎么不去约会，是代为保密的意思。陈余心领神会，对我眨眨眼睛，却朗声道，改成下周了，晓珍这周没空。旁边的张谦问，晓珍？哪个晓珍？隋晓珍吗？陈余说，难道你还认识另一个晓珍？看来他很乐意大家知道他和隋晓珍的事。
但下周到来的时候，陈余还是没去约会隋晓珍，看电影是叫我一起去的，我问他你的女朋友呢？他说晓珍有事，来不了了。电影是《霸王别姬》，直到出了电影院往回走的路上，我还在为电影中的人物和故事莫名糾结。忽然听得陈余说，兄弟啊，为兄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社会太复杂了，人生在世不容易啊，我们只有通盘去考虑这人生的道路，才能逐渐靠近自己的目标，比如说我，除了自己，一无所有，你知道这有多么艰难吗？他说的时候语重心长，掺杂一些书面语言，像背话剧台词似的。我说大家还不是一样，他说当然不一样，你是大学生，有文凭。
陈余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让独生子走进工厂做一个正式工成为他们的目标。陈余高中读了五年，最后还是没考上，于是家里交钱让他读了一个技校。那时只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才能上技校，农村的要上，得多交五千块钱。五千块钱在当时无疑一笔巨款，要知道九十年代初一个普通正式职工月工资只有一二百元。
三个月的实习期，说慢很慢，说快也很快，三个月后我如愿以偿调到了技术科，再不用三班倒。那阵子厂里效益很好，安排加班多，跟陈余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偶尔不加班，傍晚陈余会专门等着我一起去食堂吃饭，饭后他说咱出去溜达溜达吧。已经过了中秋，田里的玉米棵都被放倒，层层郁绿变成了大片灰褐色，放眼望去，田野间一片破败狼藉的景象。陈余说，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想跟隋晓珍分手。我问为什么。他说那女孩不怎么懂事，眼光也不行，我不打算和她谈了。
那时我已听说隋晓珍是我们一个副厂长的女儿，身材矮小，瘦巴巴的一张小脸像没有长开，跟她爸模样很像。而陈余算得上一个帅小伙。有人问过隋晓珍，她却根本不承认跟陈余之间有过什么牵连。
陈余这一批技校毕业的，一次分来厂里十多个，男的全放到了车间运行工段。所以在别人眼里，陈余追隋晓珍，无疑是想做第一个走出车间、进入科室，或进入车间管理层的人。
后来我在县城的中心大街上遇见陈余，他身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白皮肤的姑娘。他过来拍拍我的肩，指着姑娘对我说，这是你嫂子。姑娘不知是难堪还是反感，斜着眼瞪他。陈余装看不见，并试图让我也相信这一点。我颇不自在，就找个理由别过了。后来他对我说姑娘是西关村的，农村人，但家里已给买了城镇户口，暂时还没工作，不过她父亲是村支书，总有办法可想。最后陈余又重复了一遍，村支书，不是别村的，是西关村的村支书。
当时西关村是个城中村，有一个全国有名的蔬菜批发市场，带动这个村庄很快富起来，是全县第一个集体住上小洋楼的村庄。所以西关村只是一个村，却又是个非同一般的村。
姑娘终于办理招工，单位在县联社，具体上班在乡镇，只是乡镇有点远，离县城一百多里。陈余却很高兴，每周姑娘来回，他都去车站接送。谁知两个月过去，姑娘就跟先前一样，天天呆在家里了。陈余问她怎么不去上班，姑娘说不想去。村支书老两口也当着陈余的面抱怨闺女不懂事，找一个工作容易吗你说？咋能说不去就不去了呢！姑娘说，光上班，不发工资，还浪费路费钱，你说图啥呢？原来那几年县联社已不同以往，工资越来越低，而且长期拖欠，上不上班已无多大意义。
陈余变得犹豫不决，他觉得姑娘家庭条件可以，在“四关城里”，工作却“不太理想”。他去约会姑娘的次数渐渐稀少。姑娘的父亲，也就是那个西关村的支书，有一次直接来找陈余，说他打听到县联社才调来的一把手，老家就是陈余一个村里的，他的主意是让陈余出面找人，先调进城，只要进了城，再设法从甲单位调到乙单位。有工作身份的人，跟初次招工不一样，最难的是初次招工。
那段时间我们动不动就接到“红色罚款单”。有几个是陈余一批进厂的同学，先后结婚了，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渐渐的陈余有点沉不住气，他本来就比别人大几岁，按他的想法，再不结婚，简直愧不如人了。在陈余的概念里，事情得一件一件来，跟别人同步，至少不能落太多。接下来他晚上经常外出，往县联社主任那里去活动，九十年代县联社在社会上地位一落千丈，但系统内调动个人还是问题不大的。
陈余忙着送礼请客吃饭，钱花了若干，事情也终于有了点眉目。就在这时，陈余提出先跟姑娘登记，他说这样的话调动办起来更名正言顺。私下他分析给我听：女孩进了城，万一再发生什么变化，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当时太年轻，不大理解他的想法，都要跟一个女人结婚了，怎么还对她充满防备呢。 好在陈余终于跟那个姑娘订婚了，他在我们厂外的沿街酒楼上摆了两桌，请来了车间主任、厂办副主任、车间工段长、统计员，还有办公室和财务的两个人，以及女方的几个亲戚。我发现舍友只来了我一个，陈余同车间的工人一个没来，我是饭吃到一半才忽然留意到这一点，却猜不出是陈余没请他们，还是他们恰好有事都来不了。
陈余在厂附近的村里租了一间平房，让姑娘住在那里，不上夜班的时候陈余也到那里去。他脸上渐渐有了安稳泰然的样子。上下班路上遇见了，说家里老人催得急，再过两个月就结婚，让我一定到场。
谁知世事难料。一天下午我身体不舒服，回宿舍找药片，还没进门就听到屋里发出什么响动。这个时间宿舍里不应该有人，联想到不久前宿舍楼发生过一次失窃，我的心脏提到了嗓子眼。我迟疑地掏出钥匙，才要开锁，门却一碰就开了，只见陈余正坐在宿舍的地面上，脚边或立或倒着一堆酒瓶，屋里酒气弥漫，他已喝得酩酊大醉。原来他班也没上，一个人在宿舍里喝酒、恸哭呢。
那段时间他已经不大回宿舍这边来了，此刻一看我回来，就不由分说拉着我“出去走走”，也不管我是否还要回去上班。但他刚站起来，身体已失去平衡，人失去重心，左右摇晃，两脚变成马扎腿，互相交叉磕绊。我只好用力扶着他，从北边的小门出了厂区。
时值夏天，新一茬的玉米又青翠如林了，坐在工厂西边的玉米地堰子上，听着风丝穿过玉米叶的唰唰声，看着身边的陈余一边哭一边说，你嫂子她对不起我，人家都说，我还不信，昨天上完夜班回去，你猜怎么着？门从里面关着，怎么敲都不开，我叫，玲！玲！你为什么不开门？她就是不开。一开始我看到灯是亮的，敲门的时候才忽然灭了，我就觉得不对。我找来一块砖头砸门，用力砸，门终于开了，床沿上坐着两个人，另一个是个小胡子，一个根本不像个人样儿的小胡子——兄弟你说说，我哪里对不起她？啊？钱，也花了，工作，我为自己都没这么操心过，都给她解决了，兄弟你说说，我哪里对不起她？她憑什么啊！陈余一边说一边哭，嘴里含糊不清，颠三倒四，我是从这些颠三倒四的话里自己捋出这么一个大概。
陈余又搬回宿舍来住。搬回来的头几天，夜里睡梦中我隐隐约约被什么惊醒，那阵子改进一套设备，一张图纸总是画不对，压力大，晚上怎么都睡不好，好不容易睡着，一点风吹草动又醒了。醒了的我听到上铺窸窸窣窣的声响，是穿衣服的声音，然后陈余蹬着床边的铁栅爬下来，坐在我的床沿上。
也不知几点了，我看看窗户，离天明还早，但窗外透进晴夜的微光，勾出他身影的轮廓。我不知他要干什么，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还那么坐着。我刚要合眼，只见他转过身向我身上趴过来，两手撑着床扶手，脑袋低俯在我的面孔上方，黑暗中我感到一双眼睛在近距离地盯视，还感到了他喷过来的温热呼吸。我连气都不敢喘，浑身绷紧，后来渐渐吃力，就装作梦呓翻了个身。
刹那间，我想起同宿舍的张谦说过，陈余有梦游症。我一直不大相信，因为从未见过。梦游症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传说，是跟聊斋故事、美人鱼、海市蜃楼差不多的一个词汇。身边的熟人有梦游症？真让人难以置信。可是此刻我从半闭的眼睛看着陈余，我想这也许是真的。黑暗中，我忽然感到一阵惊惧。
接下来一连好几天情形大同小异。那天他上白班，我也加班到很晚，回宿舍的时候已经10：30了。我上床前先攀到上头看了下陈余的睡相，看他是否真睡着了，直到听见他均匀的鼾声，我才躺倒入睡。谁知接下来他老调重弹，我刚睡着，就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只见他又从上铺爬下，正襟危坐地在我床边，后来又滑坐地上，背靠着我的床沿席地而坐，就像那天他在宿舍喝酒哭泣时一样。我躺在床上，只看到他的后脑勺。他就那么坐了半天，又忽然起身往上爬，我屏息听着，听到他终于和衣躺下，但不久又爬起来……黑暗中我想，也许他不是梦游，只是失眠。但因为听说过梦游症的种种离奇之处，无论如何我也不敢亲身试验下自己的想法是否属实。
接下来的那些日子，他每到夜里十一二点就起来，从上铺下来又上去，上去又下来，就像一个人为什么事情着急又无计可施的样子。
王海波和张谦偶尔在宿舍开小灶，所以做饭用的电炉、锅、刀、板，一应俱全。但这些东西平时都藏在一只大纸箱子里，上面盖着报纸、书本和衣物，然后塞进床底，以防厂里突击检查。厂里有明文规定，禁用大功率电器，查到会罚款。那几天，张谦听了我说的情况，“万一真像人家说的，晚上起来切西瓜，”说到这里张谦哈哈大笑，但他还是在睡前悄悄把刀子挂在后窗外，用一根铁丝拴好了。
这天晚上，陈余爬上爬下几次后，竟然真的走到张谦床边，从下面轻轻拖出那个大纸箱，他先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腰去箱子里翻动。王海波上夜班还没回来，张谦睡得死沉。张谦被我们称作“睡神”，只要歇班，他能一睡一圈儿（一昼夜）；还睡得特别沉，有次一个同事不知怎么招惹来一个女人，半夜里女的带着几个人闯进来闹，就在隔壁的隔壁，木门踹得山响，午夜里听来惊心动魄，整座楼的人都起来看故事，张谦却一动未动。第二天我问他，他对午夜惊魂的一幕竟然一无所知，要知道平时他是最爱看热闹的。
我却相反，一有动静就醒，这样屋里睁着眼的就只有我和陈余了，而且我还无法判断睁着眼的陈余到底算睡着还是醒着。我脑子不断在构想，一旦他找到那把刀，我是该去夺他的刀，还是往室外跑？跑的话我又该以怎样的动作快速拉开那扇拴着的门。
当然，我不确定他当时是否真的在找一把刀，因为黑暗中的他转了一圈，挨个看看宿舍里已入睡的人，最后过来看了看我，又爬上了他自己的床，我听见他翻了几次身后也睡着了。黑夜里，在我的上面不足一米的地方终于传来了他沉稳的鼾声，就像个在外面跑完闹完终于累了的孩童，回到家心无二事倒头就睡的样子。
陈余梦游症发作后不到一个月，张谦设法搬到了别的宿舍。我也开始有意躲避他。我承认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更重要的，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谁略微和他不对，他就说，这个人为人不行，你得注意；谁附和他，他就说，张三这个人还是可靠的，你可以跟他多交往。很像组织部的人下来考察干部，又像革命年代的人在鉴定好分子坏分子。 也许我本来就不喜欢他，只不过当时初来乍到，他又对我格外热心。我早已发现，事实上不是陈余远着别人，而是别人都远着陈余，但一开始他试图让我以为，是他对别人不屑一顾。在这样一种无声的群体默认的氛围里，我慢慢受到大家的影响，对陈余的印象逐渐还原为一个不可理喻的应当疏远的怪人。
也不光和陈余，我们这一帮年纪相仿、进厂时间差不多的人，都由一开始的亲热慢慢变得不大来往，尤其后来大家都结了婚，过起自己的日子。再后来，十年一晃过去了，二十年也过去了，张谦成了工段长，另一个舍友成了车间主任，还有几个当年的熟人离开企业不知去向，听说有一个发了的，成了大老板，天天到潍坊一个高档场所游泳打球，公司的事交给助手，他只遥控指挥，逍遥超脱得像个神仙。但更多的人还是多年如一日，比如我，比如陈余，在原来的岗位上不断重复着，二十年如一日。当然陈余也结婚了，妻子在邮电局上班，那时邮电局还是很好的单位。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到城西邮电所往老家寄发邮件，或取几笔小稿费，就会看到陈余的妻子，肥大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还是有点紧，饱满的胸部像要胀开的棉桃，人又长得白，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白棉花、白馒头之类热气腾腾的事物。
他们有一个女儿。我住单位家属院的时候，吃过晚饭，和妻子下楼逛游曾遇见他们，孩子夹在两个大人的中间，嘻嘻哈哈的，看上去也一副天伦之乐图。我留意到陈余的妻子有一只脚是跛的，走起来会有节奏地一摇晃，又一摇晃。这是在路上，当她在邮电所的柜台内坐着，倒是半点看不出异常。
陈余见了我不再叫兄弟，而是叫领导，只要遇见，他都打一个不大像样的敬礼，说领导好，领导同志辛苦了。或者说，领导亲自去吃饭呀，领导亲自来解手？我根本不是什么领导，只不过多年熬下来，挂了个技术部的副部长，当时企业已改制，技术部隔三差五有人跳槽，我的理解是老板的怀柔之计，给忠心耿耿的老技术员一点心理上的抚慰。
我纠正陈余，我不是领导，但是没用，下一次他还是一见面就嘻嘻哈哈地打敬礼，说领导好，领导同志辛苦了，领导亲自回家吃饭呀，让你不知如何应对。后来我也只能像别人一样，置身事外地看着他笑，摆明了压根儿不拿他当成一个正常人，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只是心照不宣，并希望他自己也能感受到。
再后来陈余有了酗酒的毛病，见酒必喝，喝酒必醉。有天晚上我加班，他来到技术部，我问他上夜班？他顾自坐在椅子上，说班上不上的什么要紧，我一看就是喝醉了。喝醉了的陈余仍很注重自己的举止，他在椅子上端坐，头有点撑不住，就仰靠在椅子后的墙上，但从衬衣的领扣到脚上的鞋袜仍一丝不苟。他说领导，不，兄弟，甭管兄弟你还看不看得起你哥，我是一直把你当亲兄弟的。
他这句醉话让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倒了一杯水给他，他有点感动似的，竟然站起来握了握我的手，又坐下去，说：兄弟，你年轻有为，前途光明，哥哥我不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现在已经看明白了，这就叫穷途末路。
我说大家都一样，人到中年，养家糊口而已。
这时陈余忽然问，兄弟，你有没有爱过？他上半身探过来，眼睛郑重而热切地看着我。他爱用书面语言，不这么说话就似乎失礼一般，就像衣服不洁净就出门会客一样，这种说话方式在我们这里叫转文。他一开口就转文，大家已经习惯了，甭管他转得合适不合适。但是他说爱，我还是觉得别扭。
——兄弟，也许你爱过，也许没有，但是你哥哥我，是真正爱过的。他叹了一口气，好像陷入了一个深沉而久远的、不为人知的所在。一个人，一辈子，到头来也许什么都不重要了，但至少要真心爱过一次。醉醺醺的陈余仰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自说自话。
我的好奇心终于被他勾了起来。
——她是我们的班花。那年我高四，也就是复读，插到他们班，玉梅十七八岁，多年轻！一次打扫卫生，我领来好几个笤帚拖把，她来向我要，我赶紧全放在地上。她看出我这个人正派，就笑个不停。很快就是元旦，她非要跟我合唱一首歌，我当然不，我们这代人都这样，放不开。唯独她不，她径直从讲台下来，硬把我从人堆里拽出来。
——大家都说玉梅疯，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我觉得她不仅不疯，还挺可爱。很快放寒假了，不知怎么，那个寒假我老觉得心神不属，心里有一个名字盘桓不去，直到后来拿起一支笔，我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我给玉梅写了一封信。我还收到了她的回信！至今我还记得从村大队办公室拿上她的信往家走时的那种心情——
我眼睛看着灯光下的陈余，感觉他的人是不在此处的，此刻他去了一个不为我所知的所在，一个人在那里春暖花开。我不由问后来呢？年轻时的事，一般都没有后来，对吧？陈余这才摇摇头，说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本来我也都忘了，但是前不久同学聚会，我又见到她，这一见到她，我就完了，以前的事全想起来了。
接下来陈余不再说话，他沉默着，神态凝重而深沉，——近来喝了酒，或心里不痛快，我就老想以前的事，一想以前的事，就特别想跟玉梅说点什么。隋晓珍算什么呢，那个西关村的白玲算什么呢。回头看，我这辈子，真正爱过的只有她，何玉梅。
陈余端起杯子开始喝水。水喝到一半，他又说，直到最近我才听说，玉梅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这么多年，她一直一个人过。说到这，陈余庄严地宣布了一个决定：这个年纪了，咱啥也不想了，今后我就把人家当成一个小妹妹，亲妹妹！
我觉得这一刻的陈余跟以往大不同，就像受到了天启，他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正大，磊落，热情，对生活有希望有信心。看上去，他已彻底跟那个每天醉醺醺的酒鬼告别。
时隔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一人在家。老婆跟着孩子去陪读了。百无聊赖中我打开电脑看电影，忽然看到陈余的QQ头像跳出来：兄弟出来唱歌吧？我说开什么玩笑。他说真的，我请客，在金帝，过来一起唱歌喝酒。我不打算去，但搁不住他热情似火。何况一人在家终归无聊，也自由，于是第一次，我深夜出门，去陪陈余这样一个人唱歌。
金帝离我家不远，十来分钟就到。走进包房，我看到陈余正仰头眯眼地唱着。他面前桌上一字排开七八罐青啤易拉罐，盖子全拉开了。沙发上还坐一个小个子男人。我说大半夜的怎么想起唱歌来？陈余一反微信里的热情，不闻不问，顾自投入地嚎着。是一首老歌，我不会，但听着耳熟。
之前我从未听陈余唱过歌，不知道他唱得这么难听，调子曲里拐弯的，根本不在原来那个调儿上，就像他自己重新创作的一般。唱完了，他又开始喝酒，喝完了，继续唱，反反复复唱的总是那一首。
我看了小个子一眼，小个子也看了我一眼。就在这时，陈余停下来，伸过一只胳膊搂住我肩膀，好兄弟，你是我的好兄弟，亲兄弟。他手掌用力地拍打着我的肩背，有点声情并茂。一只手松开我，又回头搂住小个子的肩膀，使劲摇着说，你也是我的好兄弟，咱们都是亲兄弟，好兄弟。只要有咱们兄弟在，全世界都塌了也没关系，是不是？是不是？他一身酒气熏人欲呕，手上却有熊一样的力量，让你挣脱无力。
我瞅小个子到洗手间的时候跟了过去，问他陈余怎么回事，请我们来唱歌，自己当麦霸。小个子说谁知道，一开始挺高兴的，非要请唱歌，谁知来了就这德性，早知道不来了。我说你们一起吃饭的？小个子说没，是在群里，前期我们同学聚会建了一个群，其实陈余几乎从不说话，今晚却特闹腾，还非要请唱歌。我说你们同学是不是有个叫玉梅的？小个子说怎么你也认识她？玉梅是今晚才加进来的……我说当初陈余跟那个玉梅是不是有点事来着？小个子说好像是。我说当初那样好怎么没走到一起呢？小个子说玉梅人在农村，去找过陈余几次，但听说那时候陈余正在追一个干部子女，就识趣地离开了。
小个子先回去的，我在洗手间里听着陈余的歌抽完手里的一根烟，然后回到房间。陈余还在那唱着：
……漫漫長路起伏不能由我
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
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
任多少真情独向寂寞……
昏暗迷离的灯光下，我看他眼里似乎闪动着泪光。
责任编辑：段玉芝
进厂头三个月在车间实习，这是当时厂里的统一规定，三个月后重新安排。所以一开始我跟陈余都在动力车间的运行工段，三班倒，但跟他班次不同，每三周只有一周能同步作息。这样晚饭后我俩会到工厂外的田地间溜达。企业在城郊，出了厂门口就是一条省级公路，再往两边去是大片的田野，茂密的玉米棵刀剑林立。可能我刚离开校园的缘故，他一再问我对学校生活的感受，并饱含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感叹那才是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一再感叹现在再也回不去了。我没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对他的话只能漠然应和。
当时陈余正在追附近养鱼场的一个姑娘。陈余问我对女孩的看法。养鱼场是热电厂的自力更生单位，养罗非鱼一类的热带鱼，水边几丛芦苇秀秀亭亭，走过那里的时候我曾看到两个女孩在柳树下聊天。我不晓得陈余说的究竟是哪一个。陈余说，就是那个小个子的。我说她们当时坐地上，我看不出高矮。陈余说，星期天我打算约她一起去看电影。从无恋爱经历的我听了，有点羡慕也有点孤单感。
周末的晚上我回到宿舍，发现陈余哪里也没去，另外两个人也在，我问他：“怎么没去看电影啊？”我没有问他怎么不去约会，是代为保密的意思。陈余心领神会，对我眨眨眼睛，却朗声道，改成下周了，晓珍这周没空。旁边的张谦问，晓珍？哪个晓珍？隋晓珍吗？陈余说，难道你还认识另一个晓珍？看来他很乐意大家知道他和隋晓珍的事。
但下周到来的时候，陈余还是没去约会隋晓珍，看电影是叫我一起去的，我问他你的女朋友呢？他说晓珍有事，来不了了。电影是《霸王别姬》，直到出了电影院往回走的路上，我还在为电影中的人物和故事莫名糾结。忽然听得陈余说，兄弟啊，为兄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社会太复杂了，人生在世不容易啊，我们只有通盘去考虑这人生的道路，才能逐渐靠近自己的目标，比如说我，除了自己，一无所有，你知道这有多么艰难吗？他说的时候语重心长，掺杂一些书面语言，像背话剧台词似的。我说大家还不是一样，他说当然不一样，你是大学生，有文凭。
陈余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让独生子走进工厂做一个正式工成为他们的目标。陈余高中读了五年，最后还是没考上，于是家里交钱让他读了一个技校。那时只有城镇户口的孩子才能上技校，农村的要上，得多交五千块钱。五千块钱在当时无疑一笔巨款，要知道九十年代初一个普通正式职工月工资只有一二百元。
三个月的实习期，说慢很慢，说快也很快，三个月后我如愿以偿调到了技术科，再不用三班倒。那阵子厂里效益很好，安排加班多，跟陈余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偶尔不加班，傍晚陈余会专门等着我一起去食堂吃饭，饭后他说咱出去溜达溜达吧。已经过了中秋，田里的玉米棵都被放倒，层层郁绿变成了大片灰褐色，放眼望去，田野间一片破败狼藉的景象。陈余说，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想跟隋晓珍分手。我问为什么。他说那女孩不怎么懂事，眼光也不行，我不打算和她谈了。
那时我已听说隋晓珍是我们一个副厂长的女儿，身材矮小，瘦巴巴的一张小脸像没有长开，跟她爸模样很像。而陈余算得上一个帅小伙。有人问过隋晓珍，她却根本不承认跟陈余之间有过什么牵连。
陈余这一批技校毕业的，一次分来厂里十多个，男的全放到了车间运行工段。所以在别人眼里，陈余追隋晓珍，无疑是想做第一个走出车间、进入科室，或进入车间管理层的人。
后来我在县城的中心大街上遇见陈余，他身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白皮肤的姑娘。他过来拍拍我的肩，指着姑娘对我说，这是你嫂子。姑娘不知是难堪还是反感，斜着眼瞪他。陈余装看不见，并试图让我也相信这一点。我颇不自在，就找个理由别过了。后来他对我说姑娘是西关村的，农村人，但家里已给买了城镇户口，暂时还没工作，不过她父亲是村支书，总有办法可想。最后陈余又重复了一遍，村支书，不是别村的，是西关村的村支书。
当时西关村是个城中村，有一个全国有名的蔬菜批发市场，带动这个村庄很快富起来，是全县第一个集体住上小洋楼的村庄。所以西关村只是一个村，却又是个非同一般的村。
姑娘终于办理招工，单位在县联社，具体上班在乡镇，只是乡镇有点远，离县城一百多里。陈余却很高兴，每周姑娘来回，他都去车站接送。谁知两个月过去，姑娘就跟先前一样，天天呆在家里了。陈余问她怎么不去上班，姑娘说不想去。村支书老两口也当着陈余的面抱怨闺女不懂事，找一个工作容易吗你说？咋能说不去就不去了呢！姑娘说，光上班，不发工资，还浪费路费钱，你说图啥呢？原来那几年县联社已不同以往，工资越来越低，而且长期拖欠，上不上班已无多大意义。
陈余变得犹豫不决，他觉得姑娘家庭条件可以，在“四关城里”，工作却“不太理想”。他去约会姑娘的次数渐渐稀少。姑娘的父亲，也就是那个西关村的支书，有一次直接来找陈余，说他打听到县联社才调来的一把手，老家就是陈余一个村里的，他的主意是让陈余出面找人，先调进城，只要进了城，再设法从甲单位调到乙单位。有工作身份的人，跟初次招工不一样，最难的是初次招工。
那段时间我们动不动就接到“红色罚款单”。有几个是陈余一批进厂的同学，先后结婚了，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渐渐的陈余有点沉不住气，他本来就比别人大几岁，按他的想法，再不结婚，简直愧不如人了。在陈余的概念里，事情得一件一件来，跟别人同步，至少不能落太多。接下来他晚上经常外出，往县联社主任那里去活动，九十年代县联社在社会上地位一落千丈，但系统内调动个人还是问题不大的。
陈余忙着送礼请客吃饭，钱花了若干，事情也终于有了点眉目。就在这时，陈余提出先跟姑娘登记，他说这样的话调动办起来更名正言顺。私下他分析给我听：女孩进了城，万一再发生什么变化，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当时太年轻，不大理解他的想法，都要跟一个女人结婚了，怎么还对她充满防备呢。 好在陈余终于跟那个姑娘订婚了，他在我们厂外的沿街酒楼上摆了两桌，请来了车间主任、厂办副主任、车间工段长、统计员，还有办公室和财务的两个人，以及女方的几个亲戚。我发现舍友只来了我一个，陈余同车间的工人一个没来，我是饭吃到一半才忽然留意到这一点，却猜不出是陈余没请他们，还是他们恰好有事都来不了。
陈余在厂附近的村里租了一间平房，让姑娘住在那里，不上夜班的时候陈余也到那里去。他脸上渐渐有了安稳泰然的样子。上下班路上遇见了，说家里老人催得急，再过两个月就结婚，让我一定到场。
谁知世事难料。一天下午我身体不舒服，回宿舍找药片，还没进门就听到屋里发出什么响动。这个时间宿舍里不应该有人，联想到不久前宿舍楼发生过一次失窃，我的心脏提到了嗓子眼。我迟疑地掏出钥匙，才要开锁，门却一碰就开了，只见陈余正坐在宿舍的地面上，脚边或立或倒着一堆酒瓶，屋里酒气弥漫，他已喝得酩酊大醉。原来他班也没上，一个人在宿舍里喝酒、恸哭呢。
那段时间他已经不大回宿舍这边来了，此刻一看我回来，就不由分说拉着我“出去走走”，也不管我是否还要回去上班。但他刚站起来，身体已失去平衡，人失去重心，左右摇晃，两脚变成马扎腿，互相交叉磕绊。我只好用力扶着他，从北边的小门出了厂区。
时值夏天，新一茬的玉米又青翠如林了，坐在工厂西边的玉米地堰子上，听着风丝穿过玉米叶的唰唰声，看着身边的陈余一边哭一边说，你嫂子她对不起我，人家都说，我还不信，昨天上完夜班回去，你猜怎么着？门从里面关着，怎么敲都不开，我叫，玲！玲！你为什么不开门？她就是不开。一开始我看到灯是亮的，敲门的时候才忽然灭了，我就觉得不对。我找来一块砖头砸门，用力砸，门终于开了，床沿上坐着两个人，另一个是个小胡子，一个根本不像个人样儿的小胡子——兄弟你说说，我哪里对不起她？啊？钱，也花了，工作，我为自己都没这么操心过，都给她解决了，兄弟你说说，我哪里对不起她？她憑什么啊！陈余一边说一边哭，嘴里含糊不清，颠三倒四，我是从这些颠三倒四的话里自己捋出这么一个大概。
陈余又搬回宿舍来住。搬回来的头几天，夜里睡梦中我隐隐约约被什么惊醒，那阵子改进一套设备，一张图纸总是画不对，压力大，晚上怎么都睡不好，好不容易睡着，一点风吹草动又醒了。醒了的我听到上铺窸窸窣窣的声响，是穿衣服的声音，然后陈余蹬着床边的铁栅爬下来，坐在我的床沿上。
也不知几点了，我看看窗户，离天明还早，但窗外透进晴夜的微光，勾出他身影的轮廓。我不知他要干什么，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还那么坐着。我刚要合眼，只见他转过身向我身上趴过来，两手撑着床扶手，脑袋低俯在我的面孔上方，黑暗中我感到一双眼睛在近距离地盯视，还感到了他喷过来的温热呼吸。我连气都不敢喘，浑身绷紧，后来渐渐吃力，就装作梦呓翻了个身。
刹那间，我想起同宿舍的张谦说过，陈余有梦游症。我一直不大相信，因为从未见过。梦游症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传说，是跟聊斋故事、美人鱼、海市蜃楼差不多的一个词汇。身边的熟人有梦游症？真让人难以置信。可是此刻我从半闭的眼睛看着陈余，我想这也许是真的。黑暗中，我忽然感到一阵惊惧。
接下来一连好几天情形大同小异。那天他上白班，我也加班到很晚，回宿舍的时候已经10：30了。我上床前先攀到上头看了下陈余的睡相，看他是否真睡着了，直到听见他均匀的鼾声，我才躺倒入睡。谁知接下来他老调重弹，我刚睡着，就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只见他又从上铺爬下，正襟危坐地在我床边，后来又滑坐地上，背靠着我的床沿席地而坐，就像那天他在宿舍喝酒哭泣时一样。我躺在床上，只看到他的后脑勺。他就那么坐了半天，又忽然起身往上爬，我屏息听着，听到他终于和衣躺下，但不久又爬起来……黑暗中我想，也许他不是梦游，只是失眠。但因为听说过梦游症的种种离奇之处，无论如何我也不敢亲身试验下自己的想法是否属实。
接下来的那些日子，他每到夜里十一二点就起来，从上铺下来又上去，上去又下来，就像一个人为什么事情着急又无计可施的样子。
王海波和张谦偶尔在宿舍开小灶，所以做饭用的电炉、锅、刀、板，一应俱全。但这些东西平时都藏在一只大纸箱子里，上面盖着报纸、书本和衣物，然后塞进床底，以防厂里突击检查。厂里有明文规定，禁用大功率电器，查到会罚款。那几天，张谦听了我说的情况，“万一真像人家说的，晚上起来切西瓜，”说到这里张谦哈哈大笑，但他还是在睡前悄悄把刀子挂在后窗外，用一根铁丝拴好了。
这天晚上，陈余爬上爬下几次后，竟然真的走到张谦床边，从下面轻轻拖出那个大纸箱，他先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腰去箱子里翻动。王海波上夜班还没回来，张谦睡得死沉。张谦被我们称作“睡神”，只要歇班，他能一睡一圈儿（一昼夜）；还睡得特别沉，有次一个同事不知怎么招惹来一个女人，半夜里女的带着几个人闯进来闹，就在隔壁的隔壁，木门踹得山响，午夜里听来惊心动魄，整座楼的人都起来看故事，张谦却一动未动。第二天我问他，他对午夜惊魂的一幕竟然一无所知，要知道平时他是最爱看热闹的。
我却相反，一有动静就醒，这样屋里睁着眼的就只有我和陈余了，而且我还无法判断睁着眼的陈余到底算睡着还是醒着。我脑子不断在构想，一旦他找到那把刀，我是该去夺他的刀，还是往室外跑？跑的话我又该以怎样的动作快速拉开那扇拴着的门。
当然，我不确定他当时是否真的在找一把刀，因为黑暗中的他转了一圈，挨个看看宿舍里已入睡的人，最后过来看了看我，又爬上了他自己的床，我听见他翻了几次身后也睡着了。黑夜里，在我的上面不足一米的地方终于传来了他沉稳的鼾声，就像个在外面跑完闹完终于累了的孩童，回到家心无二事倒头就睡的样子。
陈余梦游症发作后不到一个月，张谦设法搬到了别的宿舍。我也开始有意躲避他。我承认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更重要的，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谁略微和他不对，他就说，这个人为人不行，你得注意；谁附和他，他就说，张三这个人还是可靠的，你可以跟他多交往。很像组织部的人下来考察干部，又像革命年代的人在鉴定好分子坏分子。 也许我本来就不喜欢他，只不过当时初来乍到，他又对我格外热心。我早已发现，事实上不是陈余远着别人，而是别人都远着陈余，但一开始他试图让我以为，是他对别人不屑一顾。在这样一种无声的群体默认的氛围里，我慢慢受到大家的影响，对陈余的印象逐渐还原为一个不可理喻的应当疏远的怪人。
也不光和陈余，我们这一帮年纪相仿、进厂时间差不多的人，都由一开始的亲热慢慢变得不大来往，尤其后来大家都结了婚，过起自己的日子。再后来，十年一晃过去了，二十年也过去了，张谦成了工段长，另一个舍友成了车间主任，还有几个当年的熟人离开企业不知去向，听说有一个发了的，成了大老板，天天到潍坊一个高档场所游泳打球，公司的事交给助手，他只遥控指挥，逍遥超脱得像个神仙。但更多的人还是多年如一日，比如我，比如陈余，在原来的岗位上不断重复着，二十年如一日。当然陈余也结婚了，妻子在邮电局上班，那时邮电局还是很好的单位。我每隔一段时间会到城西邮电所往老家寄发邮件，或取几笔小稿费，就会看到陈余的妻子，肥大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还是有点紧，饱满的胸部像要胀开的棉桃，人又长得白，让人很容易联想到白棉花、白馒头之类热气腾腾的事物。
他们有一个女儿。我住单位家属院的时候，吃过晚饭，和妻子下楼逛游曾遇见他们，孩子夹在两个大人的中间，嘻嘻哈哈的，看上去也一副天伦之乐图。我留意到陈余的妻子有一只脚是跛的，走起来会有节奏地一摇晃，又一摇晃。这是在路上，当她在邮电所的柜台内坐着，倒是半点看不出异常。
陈余见了我不再叫兄弟，而是叫领导，只要遇见，他都打一个不大像样的敬礼，说领导好，领导同志辛苦了。或者说，领导亲自去吃饭呀，领导亲自来解手？我根本不是什么领导，只不过多年熬下来，挂了个技术部的副部长，当时企业已改制，技术部隔三差五有人跳槽，我的理解是老板的怀柔之计，给忠心耿耿的老技术员一点心理上的抚慰。
我纠正陈余，我不是领导，但是没用，下一次他还是一见面就嘻嘻哈哈地打敬礼，说领导好，领导同志辛苦了，领导亲自回家吃饭呀，让你不知如何应对。后来我也只能像别人一样，置身事外地看着他笑，摆明了压根儿不拿他当成一个正常人，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只是心照不宣，并希望他自己也能感受到。
再后来陈余有了酗酒的毛病，见酒必喝，喝酒必醉。有天晚上我加班，他来到技术部，我问他上夜班？他顾自坐在椅子上，说班上不上的什么要紧，我一看就是喝醉了。喝醉了的陈余仍很注重自己的举止，他在椅子上端坐，头有点撑不住，就仰靠在椅子后的墙上，但从衬衣的领扣到脚上的鞋袜仍一丝不苟。他说领导，不，兄弟，甭管兄弟你还看不看得起你哥，我是一直把你当亲兄弟的。
他这句醉话让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倒了一杯水给他，他有点感动似的，竟然站起来握了握我的手，又坐下去，说：兄弟，你年轻有为，前途光明，哥哥我不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现在已经看明白了，这就叫穷途末路。
我说大家都一样，人到中年，养家糊口而已。
这时陈余忽然问，兄弟，你有没有爱过？他上半身探过来，眼睛郑重而热切地看着我。他爱用书面语言，不这么说话就似乎失礼一般，就像衣服不洁净就出门会客一样，这种说话方式在我们这里叫转文。他一开口就转文，大家已经习惯了，甭管他转得合适不合适。但是他说爱，我还是觉得别扭。
——兄弟，也许你爱过，也许没有，但是你哥哥我，是真正爱过的。他叹了一口气，好像陷入了一个深沉而久远的、不为人知的所在。一个人，一辈子，到头来也许什么都不重要了，但至少要真心爱过一次。醉醺醺的陈余仰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自说自话。
我的好奇心终于被他勾了起来。
——她是我们的班花。那年我高四，也就是复读，插到他们班，玉梅十七八岁，多年轻！一次打扫卫生，我领来好几个笤帚拖把，她来向我要，我赶紧全放在地上。她看出我这个人正派，就笑个不停。很快就是元旦，她非要跟我合唱一首歌，我当然不，我们这代人都这样，放不开。唯独她不，她径直从讲台下来，硬把我从人堆里拽出来。
——大家都说玉梅疯，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我觉得她不仅不疯，还挺可爱。很快放寒假了，不知怎么，那个寒假我老觉得心神不属，心里有一个名字盘桓不去，直到后来拿起一支笔，我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我给玉梅写了一封信。我还收到了她的回信！至今我还记得从村大队办公室拿上她的信往家走时的那种心情——
我眼睛看着灯光下的陈余，感觉他的人是不在此处的，此刻他去了一个不为我所知的所在，一个人在那里春暖花开。我不由问后来呢？年轻时的事，一般都没有后来，对吧？陈余这才摇摇头，说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本来我也都忘了，但是前不久同学聚会，我又见到她，这一见到她，我就完了，以前的事全想起来了。
接下来陈余不再说话，他沉默着，神态凝重而深沉，——近来喝了酒，或心里不痛快，我就老想以前的事，一想以前的事，就特别想跟玉梅说点什么。隋晓珍算什么呢，那个西关村的白玲算什么呢。回头看，我这辈子，真正爱过的只有她，何玉梅。
陈余端起杯子开始喝水。水喝到一半，他又说，直到最近我才听说，玉梅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这么多年，她一直一个人过。说到这，陈余庄严地宣布了一个决定：这个年纪了，咱啥也不想了，今后我就把人家当成一个小妹妹，亲妹妹！
我觉得这一刻的陈余跟以往大不同，就像受到了天启，他忽然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正大，磊落，热情，对生活有希望有信心。看上去，他已彻底跟那个每天醉醺醺的酒鬼告别。
时隔不久的一个晚上，我一人在家。老婆跟着孩子去陪读了。百无聊赖中我打开电脑看电影，忽然看到陈余的QQ头像跳出来：兄弟出来唱歌吧？我说开什么玩笑。他说真的，我请客，在金帝，过来一起唱歌喝酒。我不打算去，但搁不住他热情似火。何况一人在家终归无聊，也自由，于是第一次，我深夜出门，去陪陈余这样一个人唱歌。
金帝离我家不远，十来分钟就到。走进包房，我看到陈余正仰头眯眼地唱着。他面前桌上一字排开七八罐青啤易拉罐，盖子全拉开了。沙发上还坐一个小个子男人。我说大半夜的怎么想起唱歌来？陈余一反微信里的热情，不闻不问，顾自投入地嚎着。是一首老歌，我不会，但听着耳熟。
之前我从未听陈余唱过歌，不知道他唱得这么难听，调子曲里拐弯的，根本不在原来那个调儿上，就像他自己重新创作的一般。唱完了，他又开始喝酒，喝完了，继续唱，反反复复唱的总是那一首。
我看了小个子一眼，小个子也看了我一眼。就在这时，陈余停下来，伸过一只胳膊搂住我肩膀，好兄弟，你是我的好兄弟，亲兄弟。他手掌用力地拍打着我的肩背，有点声情并茂。一只手松开我，又回头搂住小个子的肩膀，使劲摇着说，你也是我的好兄弟，咱们都是亲兄弟，好兄弟。只要有咱们兄弟在，全世界都塌了也没关系，是不是？是不是？他一身酒气熏人欲呕，手上却有熊一样的力量，让你挣脱无力。
我瞅小个子到洗手间的时候跟了过去，问他陈余怎么回事，请我们来唱歌，自己当麦霸。小个子说谁知道，一开始挺高兴的，非要请唱歌，谁知来了就这德性，早知道不来了。我说你们一起吃饭的？小个子说没，是在群里，前期我们同学聚会建了一个群，其实陈余几乎从不说话，今晚却特闹腾，还非要请唱歌。我说你们同学是不是有个叫玉梅的？小个子说怎么你也认识她？玉梅是今晚才加进来的……我说当初陈余跟那个玉梅是不是有点事来着？小个子说好像是。我说当初那样好怎么没走到一起呢？小个子说玉梅人在农村，去找过陈余几次，但听说那时候陈余正在追一个干部子女，就识趣地离开了。
小个子先回去的，我在洗手间里听着陈余的歌抽完手里的一根烟，然后回到房间。陈余还在那唱着：
……漫漫長路起伏不能由我
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
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
任多少真情独向寂寞……
昏暗迷离的灯光下，我看他眼里似乎闪动着泪光。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