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反腐领域热议的话题。两者之间有关系吗，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曾做过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职的各国外交官——这些外交官来自拥有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家，他们的行为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这两位教授从纽约市政厅获得了所有外交官的违章停车信息。在纽约，尤其是繁华的曼哈顿（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停车，是件很困难的事。外交官在违章停车上有一个便利，即外交豁免权，他们违章会被记录，却不用交罚款。
　　面对这样一个制度“特权”，各国外交官的违章情况却有天壤之别。来自北欧的外交官相当自律，十年间的违章记录为零；而来自中东某国家的外交官一年违章超过400次，平均算起来，就是每天至少有一次违章。
　　该研究发现，一名外交官违章停车的次数与其所在国家的腐败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可见，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文化对个体行为有重要影响。
　　既然腐败也算是一个文化问题，那么反腐败亦如此。制度会给社会行为增加成本，因此每当一项制度出台，个体就有绕开制度而行动的倾向。如果不断地强化制度，社会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永无尽头。这时就需要文化力量来打开这个无限循环。
　　具体到我国当下的反腐败形势，目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缺乏“零容忍”的廉政文化。
　　尽管痛恨腐败的言论比比皆是，但在解决腐败问题的时候，总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症结——面对抽象的腐败行为，大家都持抵制和反对的态度；但当面临具体情境时，其实并没有一个对腐败“零容忍”的政治文化。
　　换句话说，我们很难完全跳出自身利益，在公与私之间画出清晰的界线。
　　而塑造“零容忍”的政治文化，是根治腐败的必要条件之一。为此，至少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得更好。
　　首先是更深入人心的廉政文化宣传。在这方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来进行了积极探索。继播放廉政电视剧之后，该网站从7月22日起推出“聆听大家”系列访谈，实录中外大家谈人生、谈历史、谈文化、谈反腐。
　　其次要从小抓起，培养孩子公私分明的观念。在这方面我们的初等教育亟待反思，有没有高度重视培养孩子公私分明的廉政观念？有没有树立公私分明、廉洁奉公的净土环境？现实是，有些家长为求孩子能得到特殊关照，给学校、给教师送的“礼物”早已超出人情交往的正常范围，甚至还有教师索贿的情况出现，这给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孩子留下非常消极的印象。
　　再其次，要对涉及公共权力的行业进行系统的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这应该是持续的和专业的相关教育，香港警察的职业道德教育可以作为借鉴的样本之一。
　　总而言之，在坚持打“老虎”、拍“苍蝇”的同时，推进积极的廉政文化建设，倡导各种形式的反腐文化创新，是抗击腐败的法宝之一。塑造零容忍的反腐败文化，树立清廉的社会风气，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相关的教育、制度、监督等合力推进，相互配合，才能告别运动式反腐，形成一套腐败难以生存的生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