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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和共和国同龄的张承志，丰富的个人经历是其创作的动因，红卫兵和知青两个身份让他既拥有时代赋予的狂热和激情，又收获了自然的馈赠和地域文化的熏陶。以1984年作为分界线，张承志创作划分为前后期。张承志在前期创作中深情书写风情与人情交织的自然浪漫图式，小说整体呈现浓浓的浪漫精神。这份浪漫精神以日常苦难为背景，以诗化语言为依托，是张承志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指示，成为张承志创作生涯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同时为知青文学吹入清新之风，慰藉被时代大雨淋湿的失落的灵魂。
关键词：张承志 浪漫精神 红卫兵身份 草原文化 知青文学
张承志在1978年凭借蒙文诗歌《做人民之子》和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进入中国文坛，并获得大众的关注。关于张承志前后期小说划分，学界并没有确定的标准，本文以1984年作为张承志小说创作前后期的分界线，这一年是张承志个人经历产生巨大转变时期，由此也成为部分学者对其作品阶段性划分的共同标准。在前期小说中，除了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张承志创作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都以动人的笔触描绘自然的风情，深情呼喊人与自然的互动，小说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浓浓的浪漫精神。这种浪漫精神是作家前期特殊经历的情怀输出，也是眷恋自然、尊重自然的草原文化的渗透结果，属于张承志本人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特征，为其后期的创作奠定了风格基础。在同时期以及后来的知青文学夸张化、苦难化的创作倾向里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为其注入了新的风尚。
一.浪漫图示：风情与人情交织
广义上的浪漫，意为纵情，富有诗意，充满幻想;狭义上的浪漫来源于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末诞生于西欧的浪漫主义，特指对现实世界感到不满，对未来充满期望和追求。有学者评价：“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思潮中，最具有浪漫气质、作品的浪漫主义特点最为鲜明的是张承志。”[1]他前期小说以独特的地域风情和细腻温柔的人情，创造了高贵、温暖的文学氛围，从而铸就了属于自己的浪漫世界。
西北地区在张承志的文学作品里不再是人们印象中荒凉而偏僻的地域，而是一片自然灵动、波澜壮阔的景象。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无论是西北的大草原还是大江大河，抑或是沉淀历史的地域文化，都充满着浪漫色彩，共同构造了浪漫世界的整体。小说《黑骏马》以流行在草原上的一首古歌串联结构故事，展示了草原地区的神奇景观与蒙古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让读者看到大草原博大吞吐的包容力。《黑骏马》中，蒙古草原传统的生产劳动，朴素激昂的蒙古族古歌长调，流传已久的传说，以及沿袭久远的民族习性，都有草原气息浓郁，浪漫的氛围。再看《北方的河》，文中的黄河抑或是湟水，都赋予读者以想象的空间，在开篇第一句便称是“闪闪发光的河”，后文描述的河流更让人觉得璀璨。“他看见在那巨大的峡谷之底，一条微微闪着白亮的浩浩荡荡的大河正在天尽头蜿蜒而来”，“大河深在谷底，但又朦胧辽阔，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为它折腰膜拜的大自然”[2]。张承志笔下的大河和大草原，在浪漫的气氛中静静的流淌着。
张承志前期小说中的浪漫精神，并不单纯指作品中的抒情、想象、传奇这些浪漫主义的基本因素，也不仅仅局限于边地自然风光的特殊呈现，更重要的是依赖于自然的人本身迸发出的智性和感性精神，包括宽容苦难、相信未来的精神价值取向，在风光旖旎的大自然包围圈里演绎着人的信仰以及对生命庄严的坚守。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张承志深入描写白毛风的侵害是为了展示灾难之下所蕴含的精神气质，那种在草原恶劣的自然灾害之下蒙古族人民坚韧不屈的生活意志，还有草原母亲额吉在灾害面前对“我”献出的大爱精神。在《黑骏马》中，当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心爱的姑娘索米娅被人玷污之后又怀孕，草原上的额吉和索米娅以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包容心接受了这个本不被祝福的小生命，同时也用如草原般宽宏的力量阻止他为索米娅报仇。这些被草原孕育的女性们以博大的胸怀化解不耻的遭遇，這种对生命尊严的捍卫以及对生命庄严的坚守是大草原之上最高尚的人的情怀。《北方的河》的“我”只有投身于自然的乡土文化环境中，才可能保持完美、独立的人格，才可能展示自己豪放、孤傲、浪漫的精神本相，于是“我”才会带着巨大的热情两次跃进心爱的黄河，而当“我”站在岸上大声疾呼“父亲”之时，浪漫精神于理想主义也在这一刻迸发。
张承志在表现自然与人的互动关系时，既用动人的笔触生动展现自然风情，又在具体情境中突显人的独立、庄严的理想化浪漫精神，人在依赖自然、欣赏自然中很好地完成了互动关系。张承志小说中的草原人民和外来人民都在整体结构上和大自然即地域文化保持着内在气韵，以至于其构建的乡土文化环境成为人物独立、自然、理想的精神气质的最佳表现空间。只有这样浪漫的大自然背景才使人的自我情感和生命意识通过一种浪漫的方式得到渲泄和表现，从而实现自我生命本体的丰富化和浪漫化。因此，人的浪漫精神气质与大自然风情在内在结构上保持了同构关系。
二.浪漫灵感：身份苏醒和文化体悟
有学者评价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性格最鲜明，立场最坚定，风格最极端的作家”[3]，而影响他性格、立场、创作风格的因素和他进行创作活动之前最重要的两段经历有关，一是极其特殊的红卫兵经历，二是早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乌珠穆沁大草原插队的知青经历。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无形中让张承志接受着来自边地风情和人情的熏陶，从而促使产生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于反复思索中在创作前期生发无限浪漫精神。
张承志作为红卫兵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和红卫兵这一名词的命名者，他对于这段历史，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既没有想可以逃避这个事实也没有站在道德的最高点大肆批判。即使他只是短暂地参与过红卫兵运动，但红卫兵狂欢的热情其实早已对张承志的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形中融入了其创作活动。张承志曾坦言，《北方的河》中的主人公跟他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早年对革命的向往是一种来自青年人的“浪漫的情绪”，可以说是一种青春的激情。张承志化身于小说的“我”，纵身跃入伟大的河流，展现了狂热于激情，文中曾呼喊道：“那时你崇拜勇敢自由的生活，渴望获得击水三千里地经历。你深信着自己正在脱胎换骨，茁壮成长，你热切地期望着将由你担承的革命大任。那时你偏执而且自信，你用你的标准划分人类并强烈地对他们或爱或憎”[4]。确实，张承志怀着年轻时的激情理想，为自己的前期小说注入了浪漫的气质。 整个红卫兵运动中，张承志的经历实际上是简单的并且短暂的，而在草原当知青的那段经历才是其前期小说浪漫精神存在的主要源头。张承志在草原上生活了四年，草原特殊的生活区域与价值观念都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张承志，草原的美丽是震撼人心的，即使是草原上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最终都将被草原独特的包容力所接纳，如此以往，涤荡在草原的风情里，诗意的美梦终将变成张承志前期小说里浪漫的文字。张承志对于草原也始终怀着一种感恩之情，因为是草原上的一切赋予漂泊的知青以“家”的感觉，也是草原教会了他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伟大的精神追求。牧民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张承志的世界观，草原的额吉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正是草原母亲填补了知青亲生母亲缺席的遗憾。因此可以从张承志的很多小说中看到额吉的形象，比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额吉对待外来的知青一视同仁，夏天教“我”赶羊群、识牧草，冬天帮“我”掖被窝、补毡袜，甚至在白毛风中为了救“我”而导致下肢截瘫。《黑骏马》中的额吉也是慈祥的母亲形象，主人公巴音宝力格认为额吉是他最亲爱的人。这些额吉是草原女性的一个缩影，是张承志曾经遇到过的额吉的文本呈现，他书写的大爱也是他曾经所真实感受过的。张承志有意将额吉的大爱概括成一种“额吉精神”，既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面对生命的大爱，也是一种理想人性的表达。
怀揣着年轻的热情，1978年成为历史语言系研究生的张承志终于将自己几年来作为知青时的所见所闻化成纸上的文字。张承志的红卫兵身份给予了他以激进狂热的征服热情和追求理想的勇气，因而在其创作的小说里有了憧憬未来、勇敢奔赴远方的热血青年。知青身份之下的张承志获得了自然风景和地域文化的滋养，同时也懂得了“被爱”的感觉，因此他的小说中不乏自然的呈现和草原生命哲学，在浪漫萦绕的同时也透露着温情脉脉。
三.浪漫余韵：自我塑造和知青新风
张承志前期小说以自己创作前的经历作为写作对象和灵感来源，无论是其不同身份的转变还是外在因素的陶染，张承志专注于“返乡”书写，用富有风情和人情交织的故事传达出不同于80年代狂飙激进的时代风尚，显示出沉静、浪漫的精神气质。作家无意识地给予作品以浪漫气息，而反过来，正是这样独特的精神成为张承志创作生涯一个重要的标识，造就着作家本人，同时为整个知青文学注入新鲜血液，为其作品在知青文学争得一席之地。
张承志的浪漫精神主要以清新自然的语言作为依托，作品中自然穿插美丽古朴的民间歌谣，因此，他作品里的语言整体呈现“诗化”的风格。可以看出，在遣词造句上，张承志投入了大量的热情，他喜欢将人和自然置于传统古歌的氛围下，在朴素浪漫的曲调中谱写人的浪漫感受，比如在小说《黑骏马》中有让他魂牵梦萦的古歌《黑骏马》在辽阔的草原飘扬。他说：“我仍然认为，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生活毕竟给过我一个那样难忘的开始。我将永远回忆那绚美难再的朝霞和那颤动着从大地尽头一跃而出的太阳……”[5]他像一个诗人站在崇山峻岭之间吟咏，以诗化的语言给自己的创作风格印了一个专属章。诗化的语言是浪漫精神的外在表现，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诗化”的层面看待张承志的前期创作就无法深入发掘隐藏在清新浪漫之下的思考。张承志的浪漫从来不是花前月下的享乐人生，也不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而是一种“艰苦的浪漫”。《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有两个北京女知青灭火时被烧伤，草原人民遭遇白毛风;《青草》描述了一个年轻马倌乔玛在一场暴风雪为寻找马群牺牲的故事;《黑骏马》中年轻的索米娅被草原上的混子侮辱;《北方的河》里“我”在準备考研的过程中总是碰壁……这些作品都不在描述开心畅快的故事。剥开浪漫的外衣，张承志在回望的同时没有忽视过去的不幸，生活的苦难、人生的波折随处可见，只是他仁慈地把它们浪漫化了，聊以慰藉在难以如意的人生道路奔走的人们。张承志深刻地认识到生活的不幸不可能避免，他大方地铺陈这些酸甜苦辣，比起苦难，他更想表现苦难中表现人的顽强和端庄，在不幸中发现浓墨重彩的美丽。所以他更看重《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草原额吉的仁爱;《青草》里着重突出时代追逐马群的刚健雄壮;《黑骏马》中面对额吉极力阻止白音宝力格为索米娅报仇以及索米娅生下仇人的孩子，张承志表现了从不解再到真正理解生命的价值的心路历程;《北方的河》中“我”屡次碰壁，但“我”从来不曾有过一刻想放弃的念头，那便是生命的激情。张承志在思考、在探寻，浪漫精神之下，一种生命的哲思扑面而来。
作为知青小说的一部分，张承志在前期小说显露的浪漫精神给知青文学拓出了另一片土地，注入了不一样的新鲜风气，极大影响了后来一部分知青作家的创作。孟繁华这样评价知青群体：“他们年轻的阅历决定了他们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角，特别是被灌输的“理想”在“文革”中幻灭，‘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孤寂无援，不明和模糊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彷徨的心境和寻找的焦虑。”[6]因此，知青作家提笔写下过去的经历，不免那流露出自怜的倾向，大肆书写遭遇的苦难。80年代初，知青文学书写苦难呈现模式化状态，当大批刺痛人心的苦难向读者袭来，当人们窒息于知青的苦难人生，当后人对这场运动一边倒批判的时候，张承志带着他的从容踱步而来，像一阵清风拂过整座知青文坛。绕过下乡知青插队的日常劳苦，张承志对人民和土地的倚重，以及对古老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更令人动容。知青作家秦晖曾概括知青文学两种类型，一是青春无悔型，一是苦大仇深型。很明显，张承志的创作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正如王蒙所评价的那样：“这几年时兴的小说写法是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描写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然而张承志并没有随波逐流，不论一些作品怎样用不亚于炼狱的惨状的暴露代替了当年的慷慨激越的‘理想之歌’，张承志在严峻的真实里仍然肯定着上山下乡当中、与劳动人民结合当中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一切具有理想主义光彩的东西。”[7]与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张承志对于知青运动的评价是正面的，他认为年轻人可以从这场运动中学会成长。对于他这样的看法可以不予置评，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人素来缺少浪漫精神，张承志却以真实经历作为参考系，努力寻找隐匿于生活磨难之下的“甜味”，深情款款地创造浪漫，为模式化的知青文学确实注入了新味。
在新时期文学中，张承志可以说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他经历过特殊而轰动的大历史，其身份从红卫兵到知青再到北大精英知识分子不断变化，从中他一路观察一路成长，收获了自然的馈赠和地域文化的熏陶，而这一切自然而然就成了张承志创作的动因。在张承志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前期作品诗意的浪漫是其不可忽视的风格特征，立足于人情与风情交织的浪漫图式，张承志开启了人生价值的热切追求，他直面生活的困境，接受曾无法理解的草原生存规则，尊重古老土地的传统，带着这份深情在往后余生一次次离开城市返回记忆中的边地，书写着生命的庄严和古老的信仰。放宽视野，这样浪漫的张承志是知青文坛珍贵的宝藏，为一片带着伤痕的知青书写吹入了一阵清风，足以慰藉被时代大雨淋湿的失落的灵魂。
参考文献
[1]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98.
[2]张承志.北方的河[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28.
[3]旷新年，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J].读书，2006：11.
[4]张承志.北方的河[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40.
[5]张承志.黑骏马[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43.
[6]孟繁华.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知青文学四十年[J].文艺争鸣，2018：12.
[7]王蒙.读〈绿夜〉[J].上海文学，1982：07.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张承志 浪漫精神 红卫兵身份 草原文化 知青文学
张承志在1978年凭借蒙文诗歌《做人民之子》和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进入中国文坛，并获得大众的关注。关于张承志前后期小说划分，学界并没有确定的标准，本文以1984年作为张承志小说创作前后期的分界线，这一年是张承志个人经历产生巨大转变时期，由此也成为部分学者对其作品阶段性划分的共同标准。在前期小说中，除了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张承志创作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都以动人的笔触描绘自然的风情，深情呼喊人与自然的互动，小说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浓浓的浪漫精神。这种浪漫精神是作家前期特殊经历的情怀输出，也是眷恋自然、尊重自然的草原文化的渗透结果，属于张承志本人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特征，为其后期的创作奠定了风格基础。在同时期以及后来的知青文学夸张化、苦难化的创作倾向里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为其注入了新的风尚。
一.浪漫图示：风情与人情交织
广义上的浪漫，意为纵情，富有诗意，充满幻想;狭义上的浪漫来源于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末诞生于西欧的浪漫主义，特指对现实世界感到不满，对未来充满期望和追求。有学者评价：“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思潮中，最具有浪漫气质、作品的浪漫主义特点最为鲜明的是张承志。”[1]他前期小说以独特的地域风情和细腻温柔的人情，创造了高贵、温暖的文学氛围，从而铸就了属于自己的浪漫世界。
西北地区在张承志的文学作品里不再是人们印象中荒凉而偏僻的地域，而是一片自然灵动、波澜壮阔的景象。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无论是西北的大草原还是大江大河，抑或是沉淀历史的地域文化，都充满着浪漫色彩，共同构造了浪漫世界的整体。小说《黑骏马》以流行在草原上的一首古歌串联结构故事，展示了草原地区的神奇景观与蒙古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让读者看到大草原博大吞吐的包容力。《黑骏马》中，蒙古草原传统的生产劳动，朴素激昂的蒙古族古歌长调，流传已久的传说，以及沿袭久远的民族习性，都有草原气息浓郁，浪漫的氛围。再看《北方的河》，文中的黄河抑或是湟水，都赋予读者以想象的空间，在开篇第一句便称是“闪闪发光的河”，后文描述的河流更让人觉得璀璨。“他看见在那巨大的峡谷之底，一条微微闪着白亮的浩浩荡荡的大河正在天尽头蜿蜒而来”，“大河深在谷底，但又朦胧辽阔，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为它折腰膜拜的大自然”[2]。张承志笔下的大河和大草原，在浪漫的气氛中静静的流淌着。
张承志前期小说中的浪漫精神，并不单纯指作品中的抒情、想象、传奇这些浪漫主义的基本因素，也不仅仅局限于边地自然风光的特殊呈现，更重要的是依赖于自然的人本身迸发出的智性和感性精神，包括宽容苦难、相信未来的精神价值取向，在风光旖旎的大自然包围圈里演绎着人的信仰以及对生命庄严的坚守。在《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张承志深入描写白毛风的侵害是为了展示灾难之下所蕴含的精神气质，那种在草原恶劣的自然灾害之下蒙古族人民坚韧不屈的生活意志，还有草原母亲额吉在灾害面前对“我”献出的大爱精神。在《黑骏马》中，当男主人公白音宝力格心爱的姑娘索米娅被人玷污之后又怀孕，草原上的额吉和索米娅以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包容心接受了这个本不被祝福的小生命，同时也用如草原般宽宏的力量阻止他为索米娅报仇。这些被草原孕育的女性们以博大的胸怀化解不耻的遭遇，這种对生命尊严的捍卫以及对生命庄严的坚守是大草原之上最高尚的人的情怀。《北方的河》的“我”只有投身于自然的乡土文化环境中，才可能保持完美、独立的人格，才可能展示自己豪放、孤傲、浪漫的精神本相，于是“我”才会带着巨大的热情两次跃进心爱的黄河，而当“我”站在岸上大声疾呼“父亲”之时，浪漫精神于理想主义也在这一刻迸发。
张承志在表现自然与人的互动关系时，既用动人的笔触生动展现自然风情，又在具体情境中突显人的独立、庄严的理想化浪漫精神，人在依赖自然、欣赏自然中很好地完成了互动关系。张承志小说中的草原人民和外来人民都在整体结构上和大自然即地域文化保持着内在气韵，以至于其构建的乡土文化环境成为人物独立、自然、理想的精神气质的最佳表现空间。只有这样浪漫的大自然背景才使人的自我情感和生命意识通过一种浪漫的方式得到渲泄和表现，从而实现自我生命本体的丰富化和浪漫化。因此，人的浪漫精神气质与大自然风情在内在结构上保持了同构关系。
二.浪漫灵感：身份苏醒和文化体悟
有学者评价张承志是中国当代“性格最鲜明，立场最坚定，风格最极端的作家”[3]，而影响他性格、立场、创作风格的因素和他进行创作活动之前最重要的两段经历有关，一是极其特殊的红卫兵经历，二是早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乌珠穆沁大草原插队的知青经历。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无形中让张承志接受着来自边地风情和人情的熏陶，从而促使产生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于反复思索中在创作前期生发无限浪漫精神。
张承志作为红卫兵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和红卫兵这一名词的命名者，他对于这段历史，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既没有想可以逃避这个事实也没有站在道德的最高点大肆批判。即使他只是短暂地参与过红卫兵运动，但红卫兵狂欢的热情其实早已对张承志的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形中融入了其创作活动。张承志曾坦言，《北方的河》中的主人公跟他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早年对革命的向往是一种来自青年人的“浪漫的情绪”，可以说是一种青春的激情。张承志化身于小说的“我”，纵身跃入伟大的河流，展现了狂热于激情，文中曾呼喊道：“那时你崇拜勇敢自由的生活，渴望获得击水三千里地经历。你深信着自己正在脱胎换骨，茁壮成长，你热切地期望着将由你担承的革命大任。那时你偏执而且自信，你用你的标准划分人类并强烈地对他们或爱或憎”[4]。确实，张承志怀着年轻时的激情理想，为自己的前期小说注入了浪漫的气质。 整个红卫兵运动中，张承志的经历实际上是简单的并且短暂的，而在草原当知青的那段经历才是其前期小说浪漫精神存在的主要源头。张承志在草原上生活了四年，草原特殊的生活区域与价值观念都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张承志，草原的美丽是震撼人心的，即使是草原上无法避免的自然灾害，最终都将被草原独特的包容力所接纳，如此以往，涤荡在草原的风情里，诗意的美梦终将变成张承志前期小说里浪漫的文字。张承志对于草原也始终怀着一种感恩之情，因为是草原上的一切赋予漂泊的知青以“家”的感觉，也是草原教会了他顽强的生命意志和伟大的精神追求。牧民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张承志的世界观，草原的额吉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正是草原母亲填补了知青亲生母亲缺席的遗憾。因此可以从张承志的很多小说中看到额吉的形象，比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额吉对待外来的知青一视同仁，夏天教“我”赶羊群、识牧草，冬天帮“我”掖被窝、补毡袜，甚至在白毛风中为了救“我”而导致下肢截瘫。《黑骏马》中的额吉也是慈祥的母亲形象，主人公巴音宝力格认为额吉是他最亲爱的人。这些额吉是草原女性的一个缩影，是张承志曾经遇到过的额吉的文本呈现，他书写的大爱也是他曾经所真实感受过的。张承志有意将额吉的大爱概括成一种“额吉精神”，既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和面对生命的大爱，也是一种理想人性的表达。
怀揣着年轻的热情，1978年成为历史语言系研究生的张承志终于将自己几年来作为知青时的所见所闻化成纸上的文字。张承志的红卫兵身份给予了他以激进狂热的征服热情和追求理想的勇气，因而在其创作的小说里有了憧憬未来、勇敢奔赴远方的热血青年。知青身份之下的张承志获得了自然风景和地域文化的滋养，同时也懂得了“被爱”的感觉，因此他的小说中不乏自然的呈现和草原生命哲学，在浪漫萦绕的同时也透露着温情脉脉。
三.浪漫余韵：自我塑造和知青新风
张承志前期小说以自己创作前的经历作为写作对象和灵感来源，无论是其不同身份的转变还是外在因素的陶染，张承志专注于“返乡”书写，用富有风情和人情交织的故事传达出不同于80年代狂飙激进的时代风尚，显示出沉静、浪漫的精神气质。作家无意识地给予作品以浪漫气息，而反过来，正是这样独特的精神成为张承志创作生涯一个重要的标识，造就着作家本人，同时为整个知青文学注入新鲜血液，为其作品在知青文学争得一席之地。
张承志的浪漫精神主要以清新自然的语言作为依托，作品中自然穿插美丽古朴的民间歌谣，因此，他作品里的语言整体呈现“诗化”的风格。可以看出，在遣词造句上，张承志投入了大量的热情，他喜欢将人和自然置于传统古歌的氛围下，在朴素浪漫的曲调中谱写人的浪漫感受，比如在小说《黑骏马》中有让他魂牵梦萦的古歌《黑骏马》在辽阔的草原飘扬。他说：“我仍然认为，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生活毕竟给过我一个那样难忘的开始。我将永远回忆那绚美难再的朝霞和那颤动着从大地尽头一跃而出的太阳……”[5]他像一个诗人站在崇山峻岭之间吟咏，以诗化的语言给自己的创作风格印了一个专属章。诗化的语言是浪漫精神的外在表现，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诗化”的层面看待张承志的前期创作就无法深入发掘隐藏在清新浪漫之下的思考。张承志的浪漫从来不是花前月下的享乐人生，也不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而是一种“艰苦的浪漫”。《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有两个北京女知青灭火时被烧伤，草原人民遭遇白毛风;《青草》描述了一个年轻马倌乔玛在一场暴风雪为寻找马群牺牲的故事;《黑骏马》中年轻的索米娅被草原上的混子侮辱;《北方的河》里“我”在準备考研的过程中总是碰壁……这些作品都不在描述开心畅快的故事。剥开浪漫的外衣，张承志在回望的同时没有忽视过去的不幸，生活的苦难、人生的波折随处可见，只是他仁慈地把它们浪漫化了，聊以慰藉在难以如意的人生道路奔走的人们。张承志深刻地认识到生活的不幸不可能避免，他大方地铺陈这些酸甜苦辣，比起苦难，他更想表现苦难中表现人的顽强和端庄，在不幸中发现浓墨重彩的美丽。所以他更看重《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草原额吉的仁爱;《青草》里着重突出时代追逐马群的刚健雄壮;《黑骏马》中面对额吉极力阻止白音宝力格为索米娅报仇以及索米娅生下仇人的孩子，张承志表现了从不解再到真正理解生命的价值的心路历程;《北方的河》中“我”屡次碰壁，但“我”从来不曾有过一刻想放弃的念头，那便是生命的激情。张承志在思考、在探寻，浪漫精神之下，一种生命的哲思扑面而来。
作为知青小说的一部分，张承志在前期小说显露的浪漫精神给知青文学拓出了另一片土地，注入了不一样的新鲜风气，极大影响了后来一部分知青作家的创作。孟繁华这样评价知青群体：“他们年轻的阅历决定了他们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角，特别是被灌输的“理想”在“文革”中幻灭，‘接受再教育’的生活孤寂无援，不明和模糊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们彷徨的心境和寻找的焦虑。”[6]因此，知青作家提笔写下过去的经历，不免那流露出自怜的倾向，大肆书写遭遇的苦难。80年代初，知青文学书写苦难呈现模式化状态，当大批刺痛人心的苦难向读者袭来，当人们窒息于知青的苦难人生，当后人对这场运动一边倒批判的时候，张承志带着他的从容踱步而来，像一阵清风拂过整座知青文坛。绕过下乡知青插队的日常劳苦，张承志对人民和土地的倚重，以及对古老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更令人动容。知青作家秦晖曾概括知青文学两种类型，一是青春无悔型，一是苦大仇深型。很明显，张承志的创作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正如王蒙所评价的那样：“这几年时兴的小说写法是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描写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然而张承志并没有随波逐流，不论一些作品怎样用不亚于炼狱的惨状的暴露代替了当年的慷慨激越的‘理想之歌’，张承志在严峻的真实里仍然肯定着上山下乡当中、与劳动人民结合当中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一切具有理想主义光彩的东西。”[7]与大多数作家不同的是，张承志对于知青运动的评价是正面的，他认为年轻人可以从这场运动中学会成长。对于他这样的看法可以不予置评，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人素来缺少浪漫精神，张承志却以真实经历作为参考系，努力寻找隐匿于生活磨难之下的“甜味”，深情款款地创造浪漫，为模式化的知青文学确实注入了新味。
在新时期文学中，张承志可以说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作家，他经历过特殊而轰动的大历史，其身份从红卫兵到知青再到北大精英知识分子不断变化，从中他一路观察一路成长，收获了自然的馈赠和地域文化的熏陶，而这一切自然而然就成了张承志创作的动因。在张承志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前期作品诗意的浪漫是其不可忽视的风格特征，立足于人情与风情交织的浪漫图式，张承志开启了人生价值的热切追求，他直面生活的困境，接受曾无法理解的草原生存规则，尊重古老土地的传统，带着这份深情在往后余生一次次离开城市返回记忆中的边地，书写着生命的庄严和古老的信仰。放宽视野，这样浪漫的张承志是知青文坛珍贵的宝藏，为一片带着伤痕的知青书写吹入了一阵清风，足以慰藉被时代大雨淋湿的失落的灵魂。
参考文献
[1]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98.
[2]张承志.北方的河[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28.
[3]旷新年，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一位作家[J].读书，2006：11.
[4]张承志.北方的河[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40.
[5]张承志.黑骏马[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43.
[6]孟繁华.这一代人的青春之歌——知青文学四十年[J].文艺争鸣，2018：12.
[7]王蒙.读〈绿夜〉[J].上海文学，1982：07.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