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出版的《三松堂学术文集》，收入了冯友兰先生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间发表的七十多篇论文。它们虽非作者的代表性著作，但大多都是“独创己见”的产物。冯先生在六十年来所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
　　早在留美期，作者就写了好几篇有关比较文化的论文，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一文。文章力图回答中国为什么贫弱，西方为什么强盛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仅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科学和民主精神的现象还不够，重要的是要寻找这种现象的原因，而要找到这个原因，就必须“通观中国哲学的历史”。通过历史的回顾，他在文章的结尾处指出：“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冯先生把对历史的反思视为比较文化研究的前提，认为只有通过历史的探索来把握中国文化的传统，才能谈得上进行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比较文化的研究仍然是具有借鉴作用的。
　　经过“通观中国哲学的历史”，作者指出先秦诸子时期堪与古希腊时期相媲美，而宋明理学则与欧洲现代科学发展时期“几乎完全类似”，但是，它们又有重要的不同之处，欧洲思想及其技术的发展特点是认识和控制物质，而中国思想及其技术的发展特点是认识和控制心灵，由此导致中西哲学致思趋向的重大差别：希腊及现代欧洲力求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而中国则力求把握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灵当中寻求永久的和平和幸福。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哲学智慧的内容不只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也不是增加物质财富，人类幸福的本质不在于寻求清楚确实的知识(如笛卡尔)和征服外界的力量(如培根)，哲学是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但它不只是知识和力量，它是要求人们去行动、去实践的。既然如此，科学又有什么用呢？冯先生指出：“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然而，中国虽然缺少清楚的思想和征服外界的力量，但她得到的补偿却是有较多的理性的幸福和快乐。也许，对于冯先生的中国没有科学的命题还有商讨的余地，但是，冯先生指出中国哲学讲求人伦日用，它们不把哲学看作是积累经验知识的学问，而是突出了道德践履和行为要求的重要性，终与自培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传统迥然异趣，这些观点还是非常精辟的。
　　既然东西哲学存在上述的重大差别，那么它们今后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冯先生指出：“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它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他们将来并不这样想，中国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会白费，这种失败的本身会警告我们的子孙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寻求什么了。这也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吧。”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冯先生的寻求东西文化出路的探索精神而感到鼓舞。事实上，冯先生在一九二一年所瞻望的，正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重课题。今天的西方社会正为他们的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精神危机而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在反省西方文化中所固有的主客对立、物我分裂的哲学信仰是否存在一种严重的弊病，并因此对古老东方的智慧寄予关注。然而还应当指出，在冯先生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他受到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的影响，即：认为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虽然在物质财力上被西方压倒了，但是它的“精神文明”还是优于西方，这实际上仍是抱残守缺、夜郎自大的习惯心理的反映。
　　冯先生曾经认为，既然我们现在在理论上还未能证实东西文化孰是孰非、孰优孰劣，那么我们如何使我们的民族树立信心，在西洋人面前“胆大气壮”呢？他反对空谈，指出比较的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预期将来，这固然不错，但是他认为只有采取意志的方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未必尽然，相反有主观唯心及唯意志论之嫌，而违背了冯先生在前面所提出的要“切实研究”的主张。
　　值得一提的是，冯先生在三十年代初，对近代中国自戊戌以来的近五十年的哲学状况划分为三个时期，并作了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认为对新旧文化亦即东西文化的理解和批评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冯先生在这时已经放弃了那种用优劣是非的概念判断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特征的观点，他认为文化并无优劣之分，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自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这说明冯先生在关于东西文化比较问题上，开始认识到人类思维的发展有某种共同趋势或者说存在着普遍规律，比较研究应该找到一条相互理解、阐明和补充的途径。然而冯先生强调“理解”却一味反对“批判”，这又失之偏颇，其实，理解和阐明未尝不蕴含着某种批判甚至是否定(扬弃)。
　　
　　(《三松堂学术文集》，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版，〔平〕3.40元，〔精〕4.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