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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新英格兰大地层林尽染的时候，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秋季新书也像斑斓的秋叶一样丰富多彩。我只从太多的陈列品中选了最薄的一本：《阿连特和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这本书，首先是因为海德格尔这个熟悉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好奇。说句老实话，对于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前些年也曾在国内思想热潮的感染下翻检过个别的中译，无奈自己的头脑内太缺乏哲思的细胞和褶皱，心血来潮的钻研最终都在“亲在”、“此在”之类高低栏一样丛生的用语绊磕下半途而废了。因此，现在我对这本有关海德格尔的传记作品产生兴趣和好奇，的确很难说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以下的漫谈，就算作知其名，是以论其事吧。
至于另一个名叫阿连特(Hannah Arendt)的人物，在国内很少听谁提起，但在美国的学术界，据说她有一定的知名度。她是一个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在德国的反犹恐怖年代逃出了欧洲，最后在世界的公共避难所美国定居下来，取得了她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她的生前和死后，人们只知道她是卓越的哲学家，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学者，素以独立和自信著称的女性。只是在这本首次披露了她和海德格尔之间五十年感情纠缠的史料性著作中，我们才窥见了她痴情的一面，她身为女人的脆弱、破碎之处。同时，透过她和海德格尔五十年来的男女恩怨，本书的作者也向我们大量地揭示了海德格尔这位睥睨俗世的“思者”身上十分鄙俗的一面。
他们是一九二四年在马尔堡大学相遇的。她只有十八岁，在海德格尔的哲学班上读书。她的老师三十五，已经是使君自有妇了。她天真而孤单，需要精神和情感上的依靠，又多了几分思想的激情，自然很容易在崇拜的冲动中产生某种献身的倾向。而正好她的老师是一个教学魔术家，他既善于用自己思想上的魅力抓住学生的兴趣，又有意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他们对他产生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就是在这种散布着知识咒符的氛围中，海德格尔发现了他的年轻的女学生。于是，他在他的办公室召见了她，把一封暗示了他的欲望的信亲手交给了学生，从此开始了他们的交往。他是一个“思者”，孤独是他做哲学深思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孤独使他感到沉重的时候，他便需求一个倾听他谈话的人。他把他在课堂上对谈话的控制权延续到他们的约会中，而她也乐得像吃小灶一样在同他的促膝交谈中补上某种特殊的课程。师生间的关系发展得很快，几个星期之后，就从亲密的交谈过渡到肉体的接触。就老师所安排的步骤来看，显然有几分勾引，但对不必哄骗的学生来说，那毋宁是一种恩宠。
海德格尔当时正在写作他的《存在与时间》。
“思者”并不总是与他制造的思想同一的，在非思的状态下他同样处于常人的存在中。思想是在口头和笔下形成的，它并不排除男老师对女学生的男人的需求。那是二十年代的德国，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还是严格的师徒关系，阿连特并不懂得今日美国女孩子动辄指控的“性骚扰”。对于老师专断的肉体要求，她总是百依百顺。男女私情的模式多种多样，不同的情侣总是在从一开始他们就陷入的情境中套上了他们应得的模式，从此一直被框范下去。在相爱者的关系中，爱只是一种时强时弱的愿望，具体产生制约力的因素主要源于两个人相遇时的处境。各自的需求正好构成了相互的共谋，即使是在局外人看来很不平等的关系，也是互有补偿的。
性关系往往是映现人格的一面好镜子。在阿连特与海德格尔的交往中，镜子总是照出老师“狐狸”(阿连特称海德格尔为狐狸)的一面。她发现他和其他的哲学教授们都很讲究实惠，对工资、职称和种种利益都斤斤计较，十分看重。特别使她震惊的是，堂堂的教授在男女私情上比她这样的女学生还要胆怯。女孩子恋爱起来常有一股子豁出去的痴劲，有身分有家室的男人可没有那么大胆。海德格尔只满足于偷情，他总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决定他们的幽会，阿连特甚至觉得他对她的爱仅仅基于肉体的吸引，而她对他的爱却是身心双关的。一年多以后，为了让他们的关系细水长流下去，海德格尔不得不让阿连特转学到海德堡跟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学习哲学。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不准她给他写信，他更满意在另一个城市同她约会。一九二八年，海德格尔单方面向阿连特提出了终止他们交往的要求。这一年他的地位已有了显著的变化：《存在与时间》正式出版，拿到了正教授的头衔，接替了他的老师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空出来的讲席。他显然不再想让儿女私情妨害自己的前程了。
次年，阿连特结婚。后来，她同她的第二任丈夫逃到了美国。她并不知道，早在他们犹太人受迫害之前，海德格尔已经读了希特勒《我的奋斗》，并成为一个积极的反犹分子。他曾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上书教育部，大声疾呼，敦促当局警惕方兴未艾的犹太文化。这封信直到一九八九年才被发现，阿连特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海德格尔决定同阿连特终止交往，也是由他的政治选择决定的。他很快就参加了国家社会党，在纳粹掌权期间一直是弗莱堡大学的校长。
《阿连特和海德格尔》是一本以这对情人和其他当事人的未发表信件为依据写成的传记读物，作者埃廷格(ElzbietaEttinger)基本上采取了让史料自己说话的叙事策略，断续的引文以无可置疑的证明为我们再现了海德格尔生前被隐瞒的事实。被揭发出来的海氏劣迹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反右、“文革”期间我们某些尊严的学者教授们的恶行。那同样是一个狂热、出卖和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的时代，身为校长的海德格尔固然干了一些只是按照上级的指令执行政策的事情，但这一点并不足以构成开脱他罪责的理由。因为他在骨子里是一个仇视犹太人和自由民主人士的教授。在公开的场合，他为他的老师胡塞尔大唱赞歌，说他创造了新的哲学和新的思维方法，使西方哲学为之整个改观。但在私下他却写信对雅斯贝斯说：胡塞尔“一生献身于‘创立现象学’的使命，但谁也弄不清那玩艺究竟是什么东西。”(页47)后来他当了校长，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他亲自下令禁止他走上讲台。阿连特称他是胡塞尔致死的“潜在凶手”。他拒绝出席胡塞尔的葬礼，为了避嫌疑，甚至没有向胡塞尔夫人慰唁。雅斯贝斯至死都对海德格尔耿耿于怀，因为在他的犹太妻子备受迫害期间，海德格尔基本上持幸灾乐祸的态度；对于受到牵连的雅斯贝斯，海德格尔也一直是冷眼旁观的。大学者韦伯的妻子向雅斯贝斯出示过一封海德格尔告密信的副本，从她揭发的事情可以看出，海德格尔不但对朋友、同事“落陷阱，不以引手救”，而且有时“反挤之，又下石焉”。他指控他的学生鲍姆加登(Eduard Baumgarten)有自由民主思想的倾向，告发哲学教授穆勒(Max Muel1er)对纳粹持反对态度，而且向当局建议把后来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图丁格(Hermann Staudinger)开除工职。连当局都比海德格尔仁慈，由于慑于舆论，当局最终还是保留了斯图丁格的职位。
在战后的德国，海德格尔的处境十分潦倒，他曾一度被解除教职，被禁止讲演、发表作品和出国访问，他的名字成了学界的耻辱，他甚至终日惶惶不安，担心俄国人及其追随者要他的老命。他的住宅曾被占领军一度征用，两个儿子关押在苏联的战俘营中，只靠着一点可怜的津贴生活。他为自己洗刷罪责，但没有人相信他，包括雅斯贝斯在内，从前的很多学者都不再同他来往。正是在他晚景凄凉的时候，阿连特于一九五一年来到德国访问。
此时阿连特已在哲学界初露头角，在她逃命流亡的年月，海德格尔红得发紫，如今他声名狼藉，她觉得他特别需要她的帮助。她看望了她的老师，中断了多年的旧情又再次挂上了勾。人生易老，现在对阿连特来说，性的吸引已经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正如埃廷格所说，“重要的是她以为她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她坚信他不可能同任何他人分享的精神联系。”(页87)在一篇讨论阿连特为什么还会依旧爱戴海德格尔的书评中，作者把它归咎于阿连特对天才的盲目崇拜和愚蠢的迷恋。(见《纽约时报》九月二十四日《书评》)我以为这种说法把问题简单化了。埃廷格说得很明白：“她深信只有她一个人理解他的内心，只有她有力量给他生命力，她是他的缪斯和能源。他需要她甚于需要任何人。”(页77)其实，爱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感情，它融汇了种种复杂的野心。阿连特曾称海德格尔为“思想帝国的无冕之王”。做这位无冕之王的救赎者和成全者，自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自我实现。爱也是一种权力，一种满足。她要由她来解释他的处境，她满足于感受他对她的需要。这正是她的需要。
因此，当雅斯贝斯等人一再指责海德格尔附逆纳粹的时候，阿连特竭力为他开脱，但她反复陈述的理由却是，他的失足是受了他的太太的拖累。阿连特一心要把夫妇二人的罪过一股脑推到海德格尔夫人一个人头上，她总是把他们的婚姻想象成导致海德格尔政治失节的灾难，并且试图使别人相信这一点。显而易见，她在宽恕海德格尔的问题上所做的一切，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对他妻子的一种打击。男女之间的爱常有着它阴暗的一面，有些女人就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男人所犯的错误归罪于他身边的其他女人。海德格尔夫人固然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她确实对她丈夫的所做所为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海德格尔岂是一任女人支配之人！实际上在追随希特勒的问题上他们自始至终都是臭味相投的一对。阿连特恰恰忽视了一个她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共同的政治立场和精神信仰构成了他们结合的坚实基础，夫妇俩在他们得意和失意的长期相处中一直都是互相扶助的。值得讽刺的是，真正在海德格尔的生活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恰恰是海德格尔夫人，而非自以为是的阿连特。平庸的夫妇关系就是这样以其平庸的牢不可破使可歌可泣的恋情受到了爽然自失的挑战。就海德格尔夫妇的关系本身而言，海德格尔夫人其实是一个能干而体贴的好妻子，当阿连特想象孤独的老人为世所弃，在那个罪恶的女人手中受苦受难时，其实正是他们老夫妻在逆境下相濡以沫的时候。没有海德格尔夫人的乐观和照顾，也许我们都看不到海德格尔的晚期著作了。
不管怎么说，海德格尔在五十年代初被废置的期间的确是需要阿连特帮助的。他很孤立，除了他忠实的弟弟，他在德国没有一个朋友。是在他与阿连特重叙旧情之后，阿连特在德国之外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在一九五○年之前，阿连特还强烈反对出版海德格尔的著作，但在此后，她却成了他在美国不要报酬的代理人：接洽出版商，拟订合同，选择译者。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五十年代以后能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以致风靡一时，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阿连特的积极评介。在这一方面，阿连特的丈夫，明达而大度的布洛赫(HeinriCh Bluecher)一直起着有益的作用。他把她的努力视为对哲学的贡献，而非纠缠旧情。所以他鼓励他的妻子为哲学而站在海德格尔那一方面。阿连特当时正在从事重建犹太文化和批判极权主义的工作，为一个前纳粹分子在学术上奔走效劳，阿连特可谓超越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来从事思想传播的。应该如何评价她的作为：是对一种伟大哲学的热忱？是爱的力量？是学生对老师的忠诚？是女人常有的同情心和喜欢服务的品质？
海德格尔自然非常愉快，他甚至说服他太太接受阿连特。他既需要妻子的爱，又需要情人的爱，同时希望两个女人互爱，然后把他们的爱接合在一起，让爱来滋生爱，让他在两个女人的相安无事中得兼鱼与熊掌。可惜他把事情想得太美，无论是海德格尔太太，还是阿连特，都不能互相接受。布洛赫夫妇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与海德格尔夫妇对阿连特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一方十分高尚，一方颇为鄙俗。
海德格尔五年的禁锢期很快地过去了，随着阿连特的名声越来越大，他对她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一九五六年，阿连特去德国接受一个奖励，海德格尔拒绝同她见面。五年前他需要阿连特帮助他开辟新的学术天地，为他洗刷罪名。现在他不再需要这些，她的出现反而使他感到不光彩的过去留下的阴影。他现在已在德国恢复了学术活动，他似乎耻于以一个曾受惠于人的形象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他不能容忍她取得的名望与地位，这一切都使他面临挑战。对他来说，一个学生兼情人的女人以独立的人格出现在他面前，便意味着摆脱了他的控制，成功的阿连特使他感到被剥夺了一个崇拜者。海德格尔是一个除了纳粹什么都不臣服的人，因此他渴求别人的臣服。他的另一个女友伊利莎白·布罗希曼更合他的口味，她在他的面前永远都是随声附和的女人。特别刺激海德格尔的是，阿连特出版了她最有影响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这本书中，她谴责了纳粹。海德格尔是忠诚的纳粹分子，阿连特如今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深刻地剖析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这对海德格尔的精神信仰不啻为釜底抽薪的打击。因此，这本书触怒了海德格尔。顺便在此一提的是，作为雅斯贝斯的学生，五十年代以降，阿连特与雅斯贝斯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她基本上一直都奔走于这两位哲学大师之间。但那二人之间的嫌隙依然存在，她与雅斯贝斯的友谊自然使海德格尔十分不快。
纠缠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感情可以被十年八年地冷冻起来，就像冷冻一块肉，一旦碰到化解的机会，重新恢复的感情竟像从前一样鲜活，古人所谓“白头如新”是也。感情的中断也可被理解为感情的间歇，犹如耗竭了的电池需要充电，割短了的草有待生长。中断也许是聪明的做法，中断给双方留下了调整自己的余地。纠缠中有一种死不放手的固执，拖延下去总有很多说不清的理由。就阿连特和海德格尔的纠缠来说，哲学的联系和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交往毕竟是一条剪不断的红丝线。又过了十来年，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再次见面，再续旧交，直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阿连特病逝，次年五月二十八日海德格尔紧随而去。
二十世纪是一个对人的真相进行全面调整的时代，揭秘和窥秘似乎正在成为写书人与读书人之间互动的交流。这里面自然有一些满足人们喜欢传播秘闻的成分，但它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揭露阴私或诽谤。从前有地位有身分的人一死，立即就有碑碣文字把他们的生平包装起来，千差万别的个性从此便在刻板的不朽中彻底埋葬。今日的传记作者对他们笔下的人物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处理。他们不再满足于文饰性的叙事和评论，他们把侦探的触角深入到日记、书信和知情人的访谈回忆中，他们的目的是要弄清事情的真相，尽可能把一个死去的人全面地再现出来，使我们对人及其心理、行为的复杂性不断获得新的认识。这样的传记可能对名流显达的公共形象产生挑战，使一些人感到惊讶、怀疑甚至气愤。但应该肯定，这都是构成非神秘化工作的环节。那些为某个伟人或圣哲护短的言论也许并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了继续撑起偶像来维护活人的特权。并不存在抹黑的事情，每一个揭示真相的个案都使得人的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因而也更像人了。
一九九五年十月八日于纽黑文
Elzbieta Ettinger，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139pp.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16.
至于另一个名叫阿连特(Hannah Arendt)的人物，在国内很少听谁提起，但在美国的学术界，据说她有一定的知名度。她是一个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在德国的反犹恐怖年代逃出了欧洲，最后在世界的公共避难所美国定居下来，取得了她在学术上的成就。在她的生前和死后，人们只知道她是卓越的哲学家，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学者，素以独立和自信著称的女性。只是在这本首次披露了她和海德格尔之间五十年感情纠缠的史料性著作中，我们才窥见了她痴情的一面，她身为女人的脆弱、破碎之处。同时，透过她和海德格尔五十年来的男女恩怨，本书的作者也向我们大量地揭示了海德格尔这位睥睨俗世的“思者”身上十分鄙俗的一面。
他们是一九二四年在马尔堡大学相遇的。她只有十八岁，在海德格尔的哲学班上读书。她的老师三十五，已经是使君自有妇了。她天真而孤单，需要精神和情感上的依靠，又多了几分思想的激情，自然很容易在崇拜的冲动中产生某种献身的倾向。而正好她的老师是一个教学魔术家，他既善于用自己思想上的魅力抓住学生的兴趣，又有意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他们对他产生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就是在这种散布着知识咒符的氛围中，海德格尔发现了他的年轻的女学生。于是，他在他的办公室召见了她，把一封暗示了他的欲望的信亲手交给了学生，从此开始了他们的交往。他是一个“思者”，孤独是他做哲学深思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孤独使他感到沉重的时候，他便需求一个倾听他谈话的人。他把他在课堂上对谈话的控制权延续到他们的约会中，而她也乐得像吃小灶一样在同他的促膝交谈中补上某种特殊的课程。师生间的关系发展得很快，几个星期之后，就从亲密的交谈过渡到肉体的接触。就老师所安排的步骤来看，显然有几分勾引，但对不必哄骗的学生来说，那毋宁是一种恩宠。
海德格尔当时正在写作他的《存在与时间》。
“思者”并不总是与他制造的思想同一的，在非思的状态下他同样处于常人的存在中。思想是在口头和笔下形成的，它并不排除男老师对女学生的男人的需求。那是二十年代的德国，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还是严格的师徒关系，阿连特并不懂得今日美国女孩子动辄指控的“性骚扰”。对于老师专断的肉体要求，她总是百依百顺。男女私情的模式多种多样，不同的情侣总是在从一开始他们就陷入的情境中套上了他们应得的模式，从此一直被框范下去。在相爱者的关系中，爱只是一种时强时弱的愿望，具体产生制约力的因素主要源于两个人相遇时的处境。各自的需求正好构成了相互的共谋，即使是在局外人看来很不平等的关系，也是互有补偿的。
性关系往往是映现人格的一面好镜子。在阿连特与海德格尔的交往中，镜子总是照出老师“狐狸”(阿连特称海德格尔为狐狸)的一面。她发现他和其他的哲学教授们都很讲究实惠，对工资、职称和种种利益都斤斤计较，十分看重。特别使她震惊的是，堂堂的教授在男女私情上比她这样的女学生还要胆怯。女孩子恋爱起来常有一股子豁出去的痴劲，有身分有家室的男人可没有那么大胆。海德格尔只满足于偷情，他总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决定他们的幽会，阿连特甚至觉得他对她的爱仅仅基于肉体的吸引，而她对他的爱却是身心双关的。一年多以后，为了让他们的关系细水长流下去，海德格尔不得不让阿连特转学到海德堡跟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学习哲学。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不准她给他写信，他更满意在另一个城市同她约会。一九二八年，海德格尔单方面向阿连特提出了终止他们交往的要求。这一年他的地位已有了显著的变化：《存在与时间》正式出版，拿到了正教授的头衔，接替了他的老师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空出来的讲席。他显然不再想让儿女私情妨害自己的前程了。
次年，阿连特结婚。后来，她同她的第二任丈夫逃到了美国。她并不知道，早在他们犹太人受迫害之前，海德格尔已经读了希特勒《我的奋斗》，并成为一个积极的反犹分子。他曾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上书教育部，大声疾呼，敦促当局警惕方兴未艾的犹太文化。这封信直到一九八九年才被发现，阿连特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海德格尔决定同阿连特终止交往，也是由他的政治选择决定的。他很快就参加了国家社会党，在纳粹掌权期间一直是弗莱堡大学的校长。
《阿连特和海德格尔》是一本以这对情人和其他当事人的未发表信件为依据写成的传记读物，作者埃廷格(ElzbietaEttinger)基本上采取了让史料自己说话的叙事策略，断续的引文以无可置疑的证明为我们再现了海德格尔生前被隐瞒的事实。被揭发出来的海氏劣迹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反右、“文革”期间我们某些尊严的学者教授们的恶行。那同样是一个狂热、出卖和踏着别人的肩膀向上爬的时代，身为校长的海德格尔固然干了一些只是按照上级的指令执行政策的事情，但这一点并不足以构成开脱他罪责的理由。因为他在骨子里是一个仇视犹太人和自由民主人士的教授。在公开的场合，他为他的老师胡塞尔大唱赞歌，说他创造了新的哲学和新的思维方法，使西方哲学为之整个改观。但在私下他却写信对雅斯贝斯说：胡塞尔“一生献身于‘创立现象学’的使命，但谁也弄不清那玩艺究竟是什么东西。”(页47)后来他当了校长，因为胡塞尔是犹太人，他亲自下令禁止他走上讲台。阿连特称他是胡塞尔致死的“潜在凶手”。他拒绝出席胡塞尔的葬礼，为了避嫌疑，甚至没有向胡塞尔夫人慰唁。雅斯贝斯至死都对海德格尔耿耿于怀，因为在他的犹太妻子备受迫害期间，海德格尔基本上持幸灾乐祸的态度；对于受到牵连的雅斯贝斯，海德格尔也一直是冷眼旁观的。大学者韦伯的妻子向雅斯贝斯出示过一封海德格尔告密信的副本，从她揭发的事情可以看出，海德格尔不但对朋友、同事“落陷阱，不以引手救”，而且有时“反挤之，又下石焉”。他指控他的学生鲍姆加登(Eduard Baumgarten)有自由民主思想的倾向，告发哲学教授穆勒(Max Muel1er)对纳粹持反对态度，而且向当局建议把后来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斯图丁格(Hermann Staudinger)开除工职。连当局都比海德格尔仁慈，由于慑于舆论，当局最终还是保留了斯图丁格的职位。
在战后的德国，海德格尔的处境十分潦倒，他曾一度被解除教职，被禁止讲演、发表作品和出国访问，他的名字成了学界的耻辱，他甚至终日惶惶不安，担心俄国人及其追随者要他的老命。他的住宅曾被占领军一度征用，两个儿子关押在苏联的战俘营中，只靠着一点可怜的津贴生活。他为自己洗刷罪责，但没有人相信他，包括雅斯贝斯在内，从前的很多学者都不再同他来往。正是在他晚景凄凉的时候，阿连特于一九五一年来到德国访问。
此时阿连特已在哲学界初露头角，在她逃命流亡的年月，海德格尔红得发紫，如今他声名狼藉，她觉得他特别需要她的帮助。她看望了她的老师，中断了多年的旧情又再次挂上了勾。人生易老，现在对阿连特来说，性的吸引已经不是多么重要的事情，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正如埃廷格所说，“重要的是她以为她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她坚信他不可能同任何他人分享的精神联系。”(页87)在一篇讨论阿连特为什么还会依旧爱戴海德格尔的书评中，作者把它归咎于阿连特对天才的盲目崇拜和愚蠢的迷恋。(见《纽约时报》九月二十四日《书评》)我以为这种说法把问题简单化了。埃廷格说得很明白：“她深信只有她一个人理解他的内心，只有她有力量给他生命力，她是他的缪斯和能源。他需要她甚于需要任何人。”(页77)其实，爱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感情，它融汇了种种复杂的野心。阿连特曾称海德格尔为“思想帝国的无冕之王”。做这位无冕之王的救赎者和成全者，自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自我实现。爱也是一种权力，一种满足。她要由她来解释他的处境，她满足于感受他对她的需要。这正是她的需要。
因此，当雅斯贝斯等人一再指责海德格尔附逆纳粹的时候，阿连特竭力为他开脱，但她反复陈述的理由却是，他的失足是受了他的太太的拖累。阿连特一心要把夫妇二人的罪过一股脑推到海德格尔夫人一个人头上，她总是把他们的婚姻想象成导致海德格尔政治失节的灾难，并且试图使别人相信这一点。显而易见，她在宽恕海德格尔的问题上所做的一切，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对他妻子的一种打击。男女之间的爱常有着它阴暗的一面，有些女人就是喜欢把自己喜欢的男人所犯的错误归罪于他身边的其他女人。海德格尔夫人固然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她确实对她丈夫的所做所为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海德格尔岂是一任女人支配之人！实际上在追随希特勒的问题上他们自始至终都是臭味相投的一对。阿连特恰恰忽视了一个她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共同的政治立场和精神信仰构成了他们结合的坚实基础，夫妇俩在他们得意和失意的长期相处中一直都是互相扶助的。值得讽刺的是，真正在海德格尔的生活中扮演特殊角色的恰恰是海德格尔夫人，而非自以为是的阿连特。平庸的夫妇关系就是这样以其平庸的牢不可破使可歌可泣的恋情受到了爽然自失的挑战。就海德格尔夫妇的关系本身而言，海德格尔夫人其实是一个能干而体贴的好妻子，当阿连特想象孤独的老人为世所弃，在那个罪恶的女人手中受苦受难时，其实正是他们老夫妻在逆境下相濡以沫的时候。没有海德格尔夫人的乐观和照顾，也许我们都看不到海德格尔的晚期著作了。
不管怎么说，海德格尔在五十年代初被废置的期间的确是需要阿连特帮助的。他很孤立，除了他忠实的弟弟，他在德国没有一个朋友。是在他与阿连特重叙旧情之后，阿连特在德国之外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在一九五○年之前，阿连特还强烈反对出版海德格尔的著作，但在此后，她却成了他在美国不要报酬的代理人：接洽出版商，拟订合同，选择译者。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五十年代以后能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以致风靡一时，在很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阿连特的积极评介。在这一方面，阿连特的丈夫，明达而大度的布洛赫(HeinriCh Bluecher)一直起着有益的作用。他把她的努力视为对哲学的贡献，而非纠缠旧情。所以他鼓励他的妻子为哲学而站在海德格尔那一方面。阿连特当时正在从事重建犹太文化和批判极权主义的工作，为一个前纳粹分子在学术上奔走效劳，阿连特可谓超越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来从事思想传播的。应该如何评价她的作为：是对一种伟大哲学的热忱？是爱的力量？是学生对老师的忠诚？是女人常有的同情心和喜欢服务的品质？
海德格尔自然非常愉快，他甚至说服他太太接受阿连特。他既需要妻子的爱，又需要情人的爱，同时希望两个女人互爱，然后把他们的爱接合在一起，让爱来滋生爱，让他在两个女人的相安无事中得兼鱼与熊掌。可惜他把事情想得太美，无论是海德格尔太太，还是阿连特，都不能互相接受。布洛赫夫妇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与海德格尔夫妇对阿连特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一方十分高尚，一方颇为鄙俗。
海德格尔五年的禁锢期很快地过去了，随着阿连特的名声越来越大，他对她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一九五六年，阿连特去德国接受一个奖励，海德格尔拒绝同她见面。五年前他需要阿连特帮助他开辟新的学术天地，为他洗刷罪名。现在他不再需要这些，她的出现反而使他感到不光彩的过去留下的阴影。他现在已在德国恢复了学术活动，他似乎耻于以一个曾受惠于人的形象出现在学生的面前。他不能容忍她取得的名望与地位，这一切都使他面临挑战。对他来说，一个学生兼情人的女人以独立的人格出现在他面前，便意味着摆脱了他的控制，成功的阿连特使他感到被剥夺了一个崇拜者。海德格尔是一个除了纳粹什么都不臣服的人，因此他渴求别人的臣服。他的另一个女友伊利莎白·布罗希曼更合他的口味，她在他的面前永远都是随声附和的女人。特别刺激海德格尔的是，阿连特出版了她最有影响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这本书中，她谴责了纳粹。海德格尔是忠诚的纳粹分子，阿连特如今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深刻地剖析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这对海德格尔的精神信仰不啻为釜底抽薪的打击。因此，这本书触怒了海德格尔。顺便在此一提的是，作为雅斯贝斯的学生，五十年代以降，阿连特与雅斯贝斯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她基本上一直都奔走于这两位哲学大师之间。但那二人之间的嫌隙依然存在，她与雅斯贝斯的友谊自然使海德格尔十分不快。
纠缠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感情可以被十年八年地冷冻起来，就像冷冻一块肉，一旦碰到化解的机会，重新恢复的感情竟像从前一样鲜活，古人所谓“白头如新”是也。感情的中断也可被理解为感情的间歇，犹如耗竭了的电池需要充电，割短了的草有待生长。中断也许是聪明的做法，中断给双方留下了调整自己的余地。纠缠中有一种死不放手的固执，拖延下去总有很多说不清的理由。就阿连特和海德格尔的纠缠来说，哲学的联系和具体学术工作上的交往毕竟是一条剪不断的红丝线。又过了十来年，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再次见面，再续旧交，直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阿连特病逝，次年五月二十八日海德格尔紧随而去。
二十世纪是一个对人的真相进行全面调整的时代，揭秘和窥秘似乎正在成为写书人与读书人之间互动的交流。这里面自然有一些满足人们喜欢传播秘闻的成分，但它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揭露阴私或诽谤。从前有地位有身分的人一死，立即就有碑碣文字把他们的生平包装起来，千差万别的个性从此便在刻板的不朽中彻底埋葬。今日的传记作者对他们笔下的人物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处理。他们不再满足于文饰性的叙事和评论，他们把侦探的触角深入到日记、书信和知情人的访谈回忆中，他们的目的是要弄清事情的真相，尽可能把一个死去的人全面地再现出来，使我们对人及其心理、行为的复杂性不断获得新的认识。这样的传记可能对名流显达的公共形象产生挑战，使一些人感到惊讶、怀疑甚至气愤。但应该肯定，这都是构成非神秘化工作的环节。那些为某个伟人或圣哲护短的言论也许并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了继续撑起偶像来维护活人的特权。并不存在抹黑的事情，每一个揭示真相的个案都使得人的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因而也更像人了。
一九九五年十月八日于纽黑文
Elzbieta Ettinger，Hannah Arendt.Martin Heidegger.139pp.NeW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