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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本刊记者在北京香山脚下的盘古智库采访了随团参加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刚从新加坡回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姚云竹。
这已是姚云竹第六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了。2007年，中国一改过去仅由军事专家学者或较低级别官员以个人身份参会的作法，首派高级别代表团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带队的是时任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上将，姚云竹就在团中，那也是她本人第一次直击“香格里拉对话会”。姚云竹至今仍记得会议开幕那天早晨，戎装严整的解放军代表团一走进大厅，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眼前镁光灯闪成一片，握着话筒和录音笔的手臂挡住了前行的道路，大家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会场。
“显然，外界意识到这是一个转变，中国军队开始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同世界进行对话了，而这一变化也是与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加速、军事力量‘走出去’的趋势相一致的。”姚云竹说。
中国军方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最高级别记录是在2011年写下的。那一年，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率团与会。其它时间，都是由主管国际军事交流事务的上将级副总参谋长或军事科学院中将级副院长率团参加。
据姚云竹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不只是在亚太地区主办多边安全论坛，也在北欧、拉美、中东举办类似的会议，但都开得不及“香格里拉对话会”有声势和气场。这也说明，亚太日益成为世界安全变局的中心，对世界和平稳定产生着空前重要的影响，所以才吸引着各方的高度关注。另外一个原因是，亚太地区始终没能像欧洲那样建立起一整套真正把各方都容纳进去的明确的安全架构，各方非常珍视“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难得的多边防务交流平台，不希望错过参与的机会。
姚云竹介绍，同往年一样，今年的会议包括三天议程。第一天晚上是各国正式代表参加的开幕晚宴，邀请一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表主旨演讲。今年请来的是印度总理莫迪（2017年是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2016年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恐怕也呼应了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调整。第二天上午连开三节全体会议，第一节按“规定动作”由美国国防部长发表演讲并答问，第二、三节则安排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或国防军司令发言。下午在三个分会场同时召开分组会，为副部长级的高官和高级将领提供发言机会。当晚是正式代表赴新加坡总统府出席晚宴。第三天再安排两节全会。全会以及分组会议的主持人都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负责人或研究员，他们为提升交流的强度，会允许一二百名与会代表向发表演讲的国防部长、防务高官及军队将领发起提问，很多问题相当直率、尖锐。
参会代表也利用机会在会外进行密集的双边和小多边会晤活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向主办方明确通报的双边会晤多达9l场，还有多场三边和多边会晤，其中最实质的是美国和八个东盟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的会晤，以及美韩、美日韩防长会晤，而专家学者们在会场内外进行的交流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姚云竹认为，“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由英国智库和新加坡防务机构搭台的地区安全论坛，主要还是为美国提供了“麦克风”，长期以来形成了“美国唱主角、西方其他国家演配角”的格局。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利用这个平台彰显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存在和同盟体系的“牢固性”，每次都派出庞大代表团与会，成为其亚太防务政策一项传统的“行为艺术”。
美国今年派出了国防部长马蒂斯，新任印太总部司令戴维森（5月底太平洋总部已经正式更名为“印太总部”），海军部长斯宾塞，负责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事务的国防部、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官员等在内的强大政府团队。此外，前来助阵的还有一批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前政要（比如前防长科恩）、军工企业高管、知名学者和重要媒体人，美国名列正式代表名单的有88人，几乎占到代表总数的六分之一。
姚云竹说，美国国防部长每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演讲都是以介绍亚太安全政策为主题，逐条阐述美国的地区安全关切，顺带敲打一下地区内“不听话”的国家，自2011年以来可谓年年对中国进行旁敲侧击，2014年起更是公开点名“敲打中国”。不过，美国防长每年也会强调保持美中军事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性。
2014年5月31日，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哈格尔在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扬“亚太再平衡”，指责中国“采取不利于稳定的单方面行动以维护其在南中国海的主張”，声称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恐吓、胁迫或武力威胁”来支持其“竞争性的领土要求”。当时还是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中心主任的姚云竹听后“有一点生气”，在现场以流利的英语向哈格尔连发四问。
“请问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是不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钓鱼岛的主权和管辖权是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中国被批评使用武力和高压手段改变现状，那么美国动不动就对一个与别国有领土争端的盟国说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争端事件，是不是一种胁迫和滥用武力？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违反了哪条国际法？”
姚云竹当时的提问，逼得哈格尔在作答时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
在2018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演讲重点是宣扬美国的“印太战略”。他说，美国自杰佛逊总统以来就已来到太平洋，将会持续留在印度洋一太平洋地区，“这个地区是美国的舞台，也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
马蒂斯继续鼓吹美国在维护地区航行自由、反对通过“胁迫手段”解决争端等方面的立场，指名道姓地说“中国目前的南海政策与美国对印度一太平洋区域的开放准则相抵触”，称中国在南海争议岛礁部署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电子干扰设备及轰炸机等“军事化设施”，“都是恐吓与胁迫的举动”。马蒂斯还对美国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和“安全保障”作出辩解，声称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也会坚定支持由台湾海峡两岸人民达成的共识”。
在2013年的“香格里阿里对话会”上，姚云竹向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提问。
马蒂斯演讲后，中国代表团的赵小卓大校在现场发起提问：“美军军事装备在南海进行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违反所在国法律，是否才是真正的‘军事化’？”
马蒂斯再次进行了辩解，重申了和中国合作的意愿，并透露将在6月底访华，称“美国将继续寻求对华建设性、结果导向性的关系，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并表示“任何可持续的地区秩序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做出回应说，中国军方欢迎马蒂斯如期访华，希望两军从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地区和平的大局出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把两国两军关系不断推向新水平，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何雷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容触碰的底线和不能挑战的红线，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手段将中国的任何领土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维护祖国的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
关于南海问题，何雷表示，在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稳定向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和争议。某些国家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用军舰军机到中国岛礁临近海域和上空进行抵近侦察和军事活动，甚至到中国岛礁12海里以内耀武扬威。这些行径不仅是对中国安全稳定的影响和破坏，也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实际上是南海军事化的根源。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行径，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坚决予以制止。
“美国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2018’联合军演，我们认为此举不是建设性的、开放性的”，何雷说。
姚云竹对本刊记者说，在近几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美国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势和事先设计好的语言，以“扣帽子”的方式强行建立起一个指责中国“破坏地区既有秩序”的语境。2016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卡特竟然在25分钟的演讲中38次提及“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次会上，法国、英国防长出于他们所谓“共同的世界观、同盟合作的整体性和在亚太的共同利益”，积极呼应美国大谈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重要性，大家就知道他们在暗指谁。
姚云竹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持之以恒地为破解美国的话语霸权做出努力。她就“军事化”提出了严肃质疑，强调：严格来讲，南沙群岛有人驻守的除太平岛等个别岛礁之外，都是由军事构造填充而来，并由军人驻守防卫的，因而都是“军事化”的。美国不能笼统指责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而回避自己在南海周边部署进攻性武器、派遣军舰军机频繁执行“自由航行行动”、对别国进行军事侦察等行为，以及其他国家在非法所占中国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进行军事部署的行为。一味指责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行为是“军事化”，不公平也不合理。南海的“军事化”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谁在军事化”和“何种程度”的问题。混淆事实的扣帽子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没有任何帮助。
展望未来，姚云竹说，中国在发展强大的过程中，中国军队在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继续遭遇一些国家的质疑和苛责，也必然会继续面临外界的不解和惊惧。但是，亚太既有安全架构发生变化是个必然趋势，外界必须逐渐适应中国的成长，中国也需要继续在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的多边论坛过程中加强锻炼和学习，逐步形成塑造国际话语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也包括讲好中国军队的故事，这是中国迈向世界强国道路上不得不做的事，不得不闯的关，再难也要前行。为此，中国有必要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争取与美国防长不相上下的发言机会和展示舞台。
作为今年的开幕晚宴主宾，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1日发表的主旨演讲勾勒出另一幅“印太”图景。莫迪结合印度的“东向行动（Look East andAct East）”政策，阐明了印度的“印太”愿景，宣称他不认为“印太战略”针对任何国家，新德里将包容性地與该地区国家进行接触。他说，“印度洋一太平洋”是一个“自然区域”，“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所有该地区国家以及其他在该地区有利益的国家”。
莫迪在演讲中回忆了他5月与习近平主席在武汉三天会晤的情况，把中国称作印度的“关键伙伴”，称印中两国在管控分歧、确保边境和平秩序上展现出成熟和睿智。
莫迪警告说，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同时也陷入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变迁和历史断层之中。他发问，这会不会是一个召唤我们超越分歧和竞争共同努力的世界？莫迪认为完全可能，只要各方能“超越狭隘的利益观”，建设“自由、开放、包容的地区”，共同追求进步和繁荣。“我们所追求的未来不必像香格里拉那样虚无缥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集体希望和愿望中改造这个地区”，莫迪说。
姚云竹评价，相比马蒂斯，莫迪的演讲阐述了一种“积极的印太观”，显得全面、平和得多。尽管莫迪也在强调印度自身地缘位置连接两洋的独特性——可以理解任何国家都是以自身地缘位置为出发点看世界的，但他看到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样重要，愿意均衡地同地区国家发展关系。反观美国的“印太战略”，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展现出调动资源、联合盟友对付中国的地缘竞争意图。
从莫迪的演讲谈开去，姚云竹承认，现有的亚太多边安全架构属于热战、冷战遗留性质，仍是分散的、碎片化的、叠层架屋式的，甚至是局部对立的。在这样一个架构里，美国顽固地要求继续保持主导甚至主宰地位，对块头越来越大的中国排挤而不是包容，这难免产生更多的相互疑虑和摩擦，影响本地区国家合作处理矛盾与热点的意愿和效能。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必须是包容的，能够容纳各方利益——既容纳美国的持续存在，也容纳中国、俄罗斯在东亚、中亚、南亚的安全利益与合作。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应能在整合各方关切的基础上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有效避免战争和冲突，而不是建立在对抗思维之上。 中国代表团团长何雷中将在6月2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公开发言中也表示，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是重新审视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安全理念，重新评估地区安全架构，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何雷呼吁亚太地区各国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传统，通过直接谈判与协商妥善处理、和平解决争议问题，不能让历史遗留问题损害地区发展与合作、破坏国家间互信。
2018年6月1日，率团出席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代表团参会情况。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东盟作为一支新兴力量，曾试图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在主动平衡大国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安全系数，由此发展起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扩大会（ADMM ）等防务对话机制，为促进亚太安全架构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近些年东盟内部问题丛生，这种作用有所弱化。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和之后，中国代表团与一些东盟国家的防务人士进行了交流。姚云竹说，通过交流感觉到，东盟不被大国左右、不为大国站台、不被迫在大国间选边的意志没有变，但期待东盟在东亚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在广大的“印太”地区保持东盟的“中心性”有难度，对如何通过自身努力推动构建更具舒适度的地区安全架构没有想好，也缺乏准备。姚云竹认为，无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是印度的“印太战略”，都是聚焦海洋的战略，而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的扩展是陆海复合型的，大国地缘战略竞争所产生的张力，也对东盟的团结构成挑战，东盟必须首先避免发生陆上东盟与海上东盟的分裂。而中国希望东盟保持其“中心性”，在地区安全事务中，能够继续“小马拉大车”。
自2006年起，中国发起“香山论坛”，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举办，中国国防部大力支持。起初，“香山论坛”是五六十人的规模，两年一次，从2014年起升级转型，扩大了邀请规模、参会级别和议题范围，改为每年秋天在北京举行，会议性质也会由二轨（非官方学术性）向1.5轨（半官半学）提升。2015年和2016年的“香山论坛”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举办。2015年有600多人参加，2016年控制规模，但也有来自64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400多人参会，各式证件发放了2200多张。东亚国家是与会主体，几乎无一缺席，但也包括中亚、中东、欧洲国家，甚至扩大到非洲和拉美国家。2017年，由于中国军队改革和組织机构调整等原因，“香山论坛”暂停举办了一届。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了“香山论坛”的前景问题。姚云竹透露，“香山论坛”拟于今年晚些时候恢复召开，届时与会各方将会涉猎更广泛的安全议题。“香格里拉对话会”与“香山论坛”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在国内常被简称为“南香会”和“北香会”。国际上关于两个“香会”有不少揣测，有说是摆台对擂，有说是自唱自戏。事实上中方无意形成两个“香会”的竞争对峙、非此即彼，而是要促进地区安全对话的“百花齐放”、交叉互补，就像当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首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晚宴演讲中提倡的那样，对亚太安全事务来说，多一个论坛，大家多一些见面机会，“对话总是更好些”。事实上，很多国家对两个“香会”都很感兴趣，也都参与其中。
2018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适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于同月在同城举行首脑会晤，朝鲜半岛局势自然成为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热门话题。姚云竹介绍，由于美朝峰会的筹备工作已显现出比较清晰的脉络，“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讨论相当积极，各方对峰会成果普遍抱有较高期望值，认为美朝领导人将会达成框架性的共识。但也有不少讨论聚焦朝鲜能否真的一劳永逸地弃核，各方的不信任情绪还是很明显的。面对“如果朝鲜不能在预期时间框架内完成弃核目标，直接相关方是应继续谈下去，还是会掀翻桌子”的提问，英国、法国的防务高官重申，无论如何都不接受朝鲜拥核，主张在朝鲜在全面、可核查、不可逆方式完成弃核步骤之前，国际制裁不能放水。
姚云竹认为，如果朝核问题能够抓住目前的宝贵契机得到合理解决，将会牵动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当中一系列最重要的变量发生调整。朝鲜半岛高度军事化的态势将得到缓和，世界最易爆发大规模战争的热点之一将会降温。以朝美关系改善为先导，地区内部国家间的关系也在发生良性调整，主要体现在中朝、朝日、朝韩、中韩这四对关系当中。美国主导的东北亚军事联盟在其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也可能发生变化。随着半岛北南关系的改善，韩国在安全事务中的对美倚重度将会下降，届时“萨德”反导系统是否还有继续部署在韩国的必要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错综复杂，解决起来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新加坡美朝峰会只是一个开端，但不管怎样，和平总是值得期许和鼓励的”，姚云竹说。
这已是姚云竹第六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了。2007年，中国一改过去仅由军事专家学者或较低级别官员以个人身份参会的作法，首派高级别代表团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带队的是时任副总参谋长章沁生上将，姚云竹就在团中，那也是她本人第一次直击“香格里拉对话会”。姚云竹至今仍记得会议开幕那天早晨，戎装严整的解放军代表团一走进大厅，就被记者们团团围住，眼前镁光灯闪成一片，握着话筒和录音笔的手臂挡住了前行的道路，大家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会场。
“显然，外界意识到这是一个转变，中国军队开始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同世界进行对话了，而这一变化也是与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加速、军事力量‘走出去’的趋势相一致的。”姚云竹说。
中国军方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最高级别记录是在2011年写下的。那一年，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率团与会。其它时间，都是由主管国际军事交流事务的上将级副总参谋长或军事科学院中将级副院长率团参加。
据姚云竹说，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不只是在亚太地区主办多边安全论坛，也在北欧、拉美、中东举办类似的会议，但都开得不及“香格里拉对话会”有声势和气场。这也说明，亚太日益成为世界安全变局的中心，对世界和平稳定产生着空前重要的影响，所以才吸引着各方的高度关注。另外一个原因是，亚太地区始终没能像欧洲那样建立起一整套真正把各方都容纳进去的明确的安全架构，各方非常珍视“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难得的多边防务交流平台，不希望错过参与的机会。
姚云竹介绍，同往年一样，今年的会议包括三天议程。第一天晚上是各国正式代表参加的开幕晚宴，邀请一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表主旨演讲。今年请来的是印度总理莫迪（2017年是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2016年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恐怕也呼应了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调整。第二天上午连开三节全体会议，第一节按“规定动作”由美国国防部长发表演讲并答问，第二、三节则安排其他国家的国防部长或国防军司令发言。下午在三个分会场同时召开分组会，为副部长级的高官和高级将领提供发言机会。当晚是正式代表赴新加坡总统府出席晚宴。第三天再安排两节全会。全会以及分组会议的主持人都是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负责人或研究员，他们为提升交流的强度，会允许一二百名与会代表向发表演讲的国防部长、防务高官及军队将领发起提问，很多问题相当直率、尖锐。
参会代表也利用机会在会外进行密集的双边和小多边会晤活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向主办方明确通报的双边会晤多达9l场，还有多场三边和多边会晤，其中最实质的是美国和八个东盟国家的国防部长举行的会晤，以及美韩、美日韩防长会晤，而专家学者们在会场内外进行的交流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中美交锋
姚云竹认为，“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由英国智库和新加坡防务机构搭台的地区安全论坛，主要还是为美国提供了“麦克风”，长期以来形成了“美国唱主角、西方其他国家演配角”的格局。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利用这个平台彰显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存在和同盟体系的“牢固性”，每次都派出庞大代表团与会，成为其亚太防务政策一项传统的“行为艺术”。
美国今年派出了国防部长马蒂斯，新任印太总部司令戴维森（5月底太平洋总部已经正式更名为“印太总部”），海军部长斯宾塞，负责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事务的国防部、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官员等在内的强大政府团队。此外，前来助阵的还有一批重量级的国会议员、前政要（比如前防长科恩）、军工企业高管、知名学者和重要媒体人，美国名列正式代表名单的有88人，几乎占到代表总数的六分之一。
姚云竹说，美国国防部长每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演讲都是以介绍亚太安全政策为主题，逐条阐述美国的地区安全关切，顺带敲打一下地区内“不听话”的国家，自2011年以来可谓年年对中国进行旁敲侧击，2014年起更是公开点名“敲打中国”。不过，美国防长每年也会强调保持美中军事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性。
2014年5月31日，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哈格尔在第1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扬“亚太再平衡”，指责中国“采取不利于稳定的单方面行动以维护其在南中国海的主張”，声称美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恐吓、胁迫或武力威胁”来支持其“竞争性的领土要求”。当时还是中国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中心主任的姚云竹听后“有一点生气”，在现场以流利的英语向哈格尔连发四问。
“请问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是不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钓鱼岛的主权和管辖权是不是一回事儿？如果中国被批评使用武力和高压手段改变现状，那么美国动不动就对一个与别国有领土争端的盟国说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争端事件，是不是一种胁迫和滥用武力？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违反了哪条国际法？”
姚云竹当时的提问，逼得哈格尔在作答时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
在2018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演讲重点是宣扬美国的“印太战略”。他说，美国自杰佛逊总统以来就已来到太平洋，将会持续留在印度洋一太平洋地区，“这个地区是美国的舞台，也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
马蒂斯继续鼓吹美国在维护地区航行自由、反对通过“胁迫手段”解决争端等方面的立场，指名道姓地说“中国目前的南海政策与美国对印度一太平洋区域的开放准则相抵触”，称中国在南海争议岛礁部署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电子干扰设备及轰炸机等“军事化设施”，“都是恐吓与胁迫的举动”。马蒂斯还对美国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和“安全保障”作出辩解，声称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也会坚定支持由台湾海峡两岸人民达成的共识”。
马蒂斯演讲后，中国代表团的赵小卓大校在现场发起提问：“美军军事装备在南海进行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违反所在国法律，是否才是真正的‘军事化’？”
马蒂斯再次进行了辩解，重申了和中国合作的意愿，并透露将在6月底访华，称“美国将继续寻求对华建设性、结果导向性的关系，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并表示“任何可持续的地区秩序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
随后，中国代表团团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做出回应说，中国军方欢迎马蒂斯如期访华，希望两军从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地区和平的大局出发，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把两国两军关系不断推向新水平，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作出贡献。
何雷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容触碰的底线和不能挑战的红线，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组织以任何名义、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手段将中国的任何领土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维护祖国的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利益。
关于南海问题，何雷表示，在中国和东盟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稳定向好，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和争议。某些国家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用军舰军机到中国岛礁临近海域和上空进行抵近侦察和军事活动，甚至到中国岛礁12海里以内耀武扬威。这些行径不仅是对中国安全稳定的影响和破坏，也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实际上是南海军事化的根源。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种行径，也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和手段坚决予以制止。
“美国取消邀请中方参加‘环太-2018’联合军演，我们认为此举不是建设性的、开放性的”，何雷说。
姚云竹对本刊记者说，在近几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中，美国利用自己的话语优势和事先设计好的语言，以“扣帽子”的方式强行建立起一个指责中国“破坏地区既有秩序”的语境。2016年，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卡特竟然在25分钟的演讲中38次提及“基于规则的秩序”。这次会上，法国、英国防长出于他们所谓“共同的世界观、同盟合作的整体性和在亚太的共同利益”，积极呼应美国大谈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的重要性，大家就知道他们在暗指谁。
姚云竹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持之以恒地为破解美国的话语霸权做出努力。她就“军事化”提出了严肃质疑，强调：严格来讲，南沙群岛有人驻守的除太平岛等个别岛礁之外，都是由军事构造填充而来，并由军人驻守防卫的，因而都是“军事化”的。美国不能笼统指责中国在南海搞“军事化”，而回避自己在南海周边部署进攻性武器、派遣军舰军机频繁执行“自由航行行动”、对别国进行军事侦察等行为，以及其他国家在非法所占中国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进行军事部署的行为。一味指责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行为是“军事化”，不公平也不合理。南海的“军事化”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谁在军事化”和“何种程度”的问题。混淆事实的扣帽子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没有任何帮助。
展望未来，姚云竹说，中国在发展强大的过程中，中国军队在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继续遭遇一些国家的质疑和苛责，也必然会继续面临外界的不解和惊惧。但是，亚太既有安全架构发生变化是个必然趋势，外界必须逐渐适应中国的成长，中国也需要继续在参与“香格里拉对话会”这样的多边论坛过程中加强锻炼和学习，逐步形成塑造国际话语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也包括讲好中国军队的故事，这是中国迈向世界强国道路上不得不做的事，不得不闯的关，再难也要前行。为此，中国有必要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争取与美国防长不相上下的发言机会和展示舞台。
碎裂化的安全架构需要弥合
作为今年的开幕晚宴主宾，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1日发表的主旨演讲勾勒出另一幅“印太”图景。莫迪结合印度的“东向行动（Look East andAct East）”政策，阐明了印度的“印太”愿景，宣称他不认为“印太战略”针对任何国家，新德里将包容性地與该地区国家进行接触。他说，“印度洋一太平洋”是一个“自然区域”，“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所有该地区国家以及其他在该地区有利益的国家”。
莫迪在演讲中回忆了他5月与习近平主席在武汉三天会晤的情况，把中国称作印度的“关键伙伴”，称印中两国在管控分歧、确保边境和平秩序上展现出成熟和睿智。
莫迪警告说，这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同时也陷入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变迁和历史断层之中。他发问，这会不会是一个召唤我们超越分歧和竞争共同努力的世界？莫迪认为完全可能，只要各方能“超越狭隘的利益观”，建设“自由、开放、包容的地区”，共同追求进步和繁荣。“我们所追求的未来不必像香格里拉那样虚无缥缈，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集体希望和愿望中改造这个地区”，莫迪说。
姚云竹评价，相比马蒂斯，莫迪的演讲阐述了一种“积极的印太观”，显得全面、平和得多。尽管莫迪也在强调印度自身地缘位置连接两洋的独特性——可以理解任何国家都是以自身地缘位置为出发点看世界的，但他看到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样重要，愿意均衡地同地区国家发展关系。反观美国的“印太战略”，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展现出调动资源、联合盟友对付中国的地缘竞争意图。
从莫迪的演讲谈开去，姚云竹承认，现有的亚太多边安全架构属于热战、冷战遗留性质，仍是分散的、碎片化的、叠层架屋式的，甚至是局部对立的。在这样一个架构里，美国顽固地要求继续保持主导甚至主宰地位，对块头越来越大的中国排挤而不是包容，这难免产生更多的相互疑虑和摩擦，影响本地区国家合作处理矛盾与热点的意愿和效能。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必须是包容的，能够容纳各方利益——既容纳美国的持续存在，也容纳中国、俄罗斯在东亚、中亚、南亚的安全利益与合作。未来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应能在整合各方关切的基础上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有效避免战争和冲突，而不是建立在对抗思维之上。 中国代表团团长何雷中将在6月2日“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公开发言中也表示，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是重新审视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安全理念，重新评估地区安全架构，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何雷呼吁亚太地区各国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传统，通过直接谈判与协商妥善处理、和平解决争议问题，不能让历史遗留问题损害地区发展与合作、破坏国家间互信。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东盟作为一支新兴力量，曾试图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中心协调作用，在主动平衡大国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安全系数，由此发展起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扩大会（ADMM ）等防务对话机制，为促进亚太安全架构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近些年东盟内部问题丛生，这种作用有所弱化。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和之后，中国代表团与一些东盟国家的防务人士进行了交流。姚云竹说，通过交流感觉到，东盟不被大国左右、不为大国站台、不被迫在大国间选边的意志没有变，但期待东盟在东亚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在广大的“印太”地区保持东盟的“中心性”有难度，对如何通过自身努力推动构建更具舒适度的地区安全架构没有想好，也缺乏准备。姚云竹认为，无论是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是印度的“印太战略”，都是聚焦海洋的战略，而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的扩展是陆海复合型的，大国地缘战略竞争所产生的张力，也对东盟的团结构成挑战，东盟必须首先避免发生陆上东盟与海上东盟的分裂。而中国希望东盟保持其“中心性”，在地区安全事务中，能够继续“小马拉大车”。
“香山论坛”即将恢复举办
自2006年起，中国发起“香山论坛”，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举办，中国国防部大力支持。起初，“香山论坛”是五六十人的规模，两年一次，从2014年起升级转型，扩大了邀请规模、参会级别和议题范围，改为每年秋天在北京举行，会议性质也会由二轨（非官方学术性）向1.5轨（半官半学）提升。2015年和2016年的“香山论坛”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举办。2015年有600多人参加，2016年控制规模，但也有来自64个国家和6个国际组织的400多人参会，各式证件发放了2200多张。东亚国家是与会主体，几乎无一缺席，但也包括中亚、中东、欧洲国家，甚至扩大到非洲和拉美国家。2017年，由于中国军队改革和組织机构调整等原因，“香山论坛”暂停举办了一届。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了“香山论坛”的前景问题。姚云竹透露，“香山论坛”拟于今年晚些时候恢复召开，届时与会各方将会涉猎更广泛的安全议题。“香格里拉对话会”与“香山论坛”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在国内常被简称为“南香会”和“北香会”。国际上关于两个“香会”有不少揣测，有说是摆台对擂，有说是自唱自戏。事实上中方无意形成两个“香会”的竞争对峙、非此即彼，而是要促进地区安全对话的“百花齐放”、交叉互补，就像当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首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晚宴演讲中提倡的那样，对亚太安全事务来说，多一个论坛，大家多一些见面机会，“对话总是更好些”。事实上，很多国家对两个“香会”都很感兴趣，也都参与其中。
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或触发亚太安全架构重组
2018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适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即将于同月在同城举行首脑会晤，朝鲜半岛局势自然成为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热门话题。姚云竹介绍，由于美朝峰会的筹备工作已显现出比较清晰的脉络，“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讨论相当积极，各方对峰会成果普遍抱有较高期望值，认为美朝领导人将会达成框架性的共识。但也有不少讨论聚焦朝鲜能否真的一劳永逸地弃核，各方的不信任情绪还是很明显的。面对“如果朝鲜不能在预期时间框架内完成弃核目标，直接相关方是应继续谈下去，还是会掀翻桌子”的提问，英国、法国的防务高官重申，无论如何都不接受朝鲜拥核，主张在朝鲜在全面、可核查、不可逆方式完成弃核步骤之前，国际制裁不能放水。
姚云竹认为，如果朝核问题能够抓住目前的宝贵契机得到合理解决，将会牵动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当中一系列最重要的变量发生调整。朝鲜半岛高度军事化的态势将得到缓和，世界最易爆发大规模战争的热点之一将会降温。以朝美关系改善为先导，地区内部国家间的关系也在发生良性调整，主要体现在中朝、朝日、朝韩、中韩这四对关系当中。美国主导的东北亚军事联盟在其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也可能发生变化。随着半岛北南关系的改善，韩国在安全事务中的对美倚重度将会下降，届时“萨德”反导系统是否还有继续部署在韩国的必要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错综复杂，解决起来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新加坡美朝峰会只是一个开端，但不管怎样，和平总是值得期许和鼓励的”，姚云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