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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把它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黄河下游第一个大型自流灌溉引水工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黄河兴利除害的信心和决心。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兼顾灌溉、航运双重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加深了灌区群众对新生政权的信任与认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的一次尝试，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
黄河下游在北宋时期就曾有引黄河水沙淤灌农田之举，但由于黄河下游两岸大堤汛期决口频繁，人们对黄河谈虎色变，唯恐不能把黄河水安全送走，破堤饮水则是不敢尝试的。黄河水不能在下游兴利几乎已成为了千古的戒律。然而，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却结束了千百年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历史。从1949年8月提出修筑建议，1952年4月开闸放水，到1953年8月基本完工，为“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沿黄居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克服经济恢复时期的种种困难，开创了新中国治水事业的新局面。
1949年8月31日，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向华北人民政府呈报《治理黄河初步意见》（简称《意见》）。《意见》以“变害河为利河”为治理黄河的目的，以“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支流兼顾”为方针，建议修建引黄灌田及济卫工程。《意见》指出，修建该工程的目的为：1.主要是为了灌溉新乡、获嘉、汲县和延津四县的农田约计40万市亩;2.引黄济卫增加卫河水量，便利新乡、天津间的航运。
实际上，在这之前“引黄济卫”已有雏形。1943年，日军控制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水利局拟定了《黄河应急取水工事计划》，其中写道：“在平汉铁路黄河铁桥上游北岸上设一座闸，引黄河水，穿过平汉铁路和黄河大堤，沿着铁路东侧向北，到了新乡县城东，流到卫河。”该计划于1943年6月正式动工。1945年5月，由黄河到卫河这道输水的总干渠上的土渠已经挖通，黄河堤上的闸和总干渠道上的桥梁跌水等也都筑成。但是到抗战胜利后，因为接管太迟缓，不但没完的工程不能继续做，就是旧有的工程，也有一部分被损坏。
1945年底至1946年，国民政府河南省水利局虽组织人手对该工程进行调查、测量，定名为“引黄入卫”并拟定第一期工程计划，但最终未能动工。综合考量后，黄河水利委员会认为：除引黄济卫便利航运还有可考虑的以外，专就灌溉新乡一带农田来讲（至少可灌40万亩）便有举办的必要，况且有一部分工程已经做成，如不赶快做，再过几年，那么已经有的工程将要慢慢损坏了，所以举办这个工程是迫切的。《治理黄河初步意见》得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同意。
1949年11月，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确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的水利建设基本方针。水利部决定：1950年的水利建设，在受洪水威胁的地区应该重于防洪排水，在干旱地区则应着重开渠灌溉，以保障与增产农业生产。据此，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列为1950年决定举办的工程之一。当时对于兴办这项工程也存在质疑声。有人认为在1950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拨付黄河的工程费占全国水利建设的1/4，这笔钱来之不易，应集中用于下游修防，保证黄河不决口;有人对在黄河大堤上开口建闸的安全性表示怀疑;有人担心黄河泥沙多会把渠道“淤平”。经过一番争论，意见才得以统一。从黄河治理全局来说，修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与“变害河为利河”的治黄目标一致，工程在灌溉和航运上的价值对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和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并且利用已建成建筑物进行续、扩建又可缩短建设周期，节约财力物力。
工程于1950年1月开始实施测量，至6月间测完，在7月间完成地形图。其间，在5月时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详细调查了全灌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情况以及卫河新乡至龙王庙间的河道情况。7月初开始设计，9月底做完设计。1950年10月，《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计划书》编制完成。该工程引水地点在京汉铁路黄河铁桥上游北岸，秦厂大坝头以上约400公尺（距铁路桥约1.5公里），在河岸边筑渠首闸引水，下连总干渠，总干渠为输水总道，供给灌溉与济卫的水量，从黄河边渠首闸起至新乡卫河旁止，全长52.7公里，计划输水量为40.0秒每立方;灌溉新乡、获嘉、汲县及延津的农田36万亩;计划输入卫河水量20.0秒每立方……使卫河全年航行200吨汽船和现有的木船;全部工程费用计需小米8764万斤，计划于1953年6月底完成放水。经政务院批准，1951年3月引黄灌溉济卫第一期工程开工，1952年4月举行放水典礼。在典礼大会上，平原省政府副主席罗玉川提出“把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定名为人民胜利渠”，人民胜利渠由此得名。整个工程于1953年8月全部完成，灌溉面积达72万亩。1955年至1958年续扩建完成后，可惠及冀鲁豫三省1500万亩农田。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人民胜利渠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人民治黄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苏联专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处专门撰文感谢苏联专家给予的帮助，文中提到：三年当中，苏联专家曾三次到引黄工地帮助勘察，对规划设计、处理泥沙、改进灌溉管理、改良农田土地等工作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期间专程前往新建的人民胜利渠，视察渠首闸、总干渠、灌区和引黄入卫处，并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渠首闸摇动启闭机，将闸门升起。当听说能浇灌40万亩地时，毛主席手扶着启闭机摇把满意地说：“像这样的水闸一个县能有一个就好了。”人民胜利渠给灌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1952年秋季大旱，如果在往年庄稼早就旱死了，但是有了黄河水的灌溉，灌区农民還是在酷旱中获得了丰收。人民胜利渠管理局专门对1952年灌区内秋季作物的收成情况做了调查统计。统计结果是：东一灌区浇过水的棉花每亩平均收181斤，未浇过的只收85斤;西一灌区浇过水的棉花每亩平均收158.9斤，未浇的只收80斤。玉米和谷子的产量也有明显差异。全灌区浇过水的玉米每亩均产170斤，不浇的每亩平均只收20斤。浇过水的谷子每亩均产231.5斤，不浇的只收80斤。全灌区增产总值约575.8亿多元。1953年4月间，全省小麦普受霜灾，但灌区小麦由于水分充足、地温高、麦苗抗霜力强，受灾较轻，获得了多年未有的丰收。 引黄灌区旱地变成水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发生改变。获嘉孟营村过去是个穷村，自从灌区建立，全村1064亩土地有900多亩变成水田，小麦产量由过去每亩均产90斤，提高到160斤，耕畜由32头增加到72头，新盖瓦房55间，翻修21间，新盖草房25间，翻修11间，解放前90%缺粮少吃的人家现在都不愁吃穿了。变化显著的还有王官营村，自从8700余亩土地引黄灌溉获得丰收后，村里合作社的小麦和花布销量也比之前有了明显增长，农民普遍吃上了小麦，穿上了细布。
黄河水“变害为利”开始造福人民，灌区农民的丰产信心也增强了，耕作热情也提高了。他们开始改变耕作方式，平整土地、增加施肥量，还争相购入步犁、马拉播种机等新式农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生产技术改革。与此同时，集中灌溉土地帮助农民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参加互助组的农户也逐渐增多。例如，丁村有394户，引黄灌溉前只有劳模李兆勤领导的一个互助组，1952年开渠浇地后，全村按27道农渠，组织了27个浇地互助组。
从认为“黄河碰不得”“搞不好决了口咋办”，到欢天喜地利用黄河水灌溉农田迎来丰收，饱受旱涝灾害之苦的灌区农民由衷感激共产党。当地农民兴奋地说：“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把洪水改造得也来为人民服务了！”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全部完成后，航运效益也得到彰显。除大汛时期黄河水含沙量过大及雨季卫河水位太高暂停外，济卫水量总体可以维持20秒每立方左右。1953年，全年济卫水量约2.85亿立方米，新乡至天津930公里的航运得以畅通，卫河木船可装载吨数也明显增加。未引黄济卫前，百吨木船装载量仅有五至七成，枯水季节就完全停驶;引黄济卫后即便是超重满载的130吨木船也可以通行。若以1951年济卫前卫河全面货运吨数为100计算，则济卫后1952年为146.6吨，1953年则为193.8吨，两年间增长了近一倍。
地处粮食主产区和南北航道要道的平原省，旱涝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因之严重受限。修建兼顾灌溉和航运功效的引黄济卫工程，既能便利沿线居民生产、生活，又能推动沿线地区农业发展和商贸往来。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评价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历史上的创举，并为黄河下游开辟了利用黄河水兴修水利的道路。这不但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新中国引黄灌溉第一渠。原计划1953年6月底完成放水，但1951年7月1日中央指示“引黄工程提前于1952年4月放水灌田”，工期进度因此加快。从1951年3月正式动工，到1953年8月全部完工，两年间，共建成渠首闸、总干渠、西灌区、东一灌区、东二灌区、东三灌区、小冀灌区、新磁灌区和沉沙池等大小建筑物1999座，修建斗渠以上渠道4945公里。
时间紧、任务重、经验少。中国共产党带领灌区群众成功完成这一工程的关键是动员广大群众投入水利建设之中。
由于几千年来黄河灾害严重，从未有在下游兴利的先例。起初，部分群众对“引黄灌溉”心存顾虑，对引黄效果半信半疑，支援态度自然也是“應付了事”。所以，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第一步是帮助群众克服“恐黄”思想。在试水期间，村里专门组织群众到渠首闸、灌区试浇区进行参观。当农民亲眼看到水流到地里，亲手试出水里是淤泥不是泥沙，水味不咸不苦时，这才打消了顾虑，真正相信引黄灌溉的可行性。灌区群众对待引黄工程的态度也随之改观，有的农户说：“我以前看到测量队在自己地里打橛就想骂他，现在浇了地念念不忘感激人家”;有的农户说：“以前做农、毛渠马马虎虎，现在一是一，二是二，谁也不含糊。”
人民胜利渠引黄灌区平面示意图
为了增强灌区群众对引黄济卫工程的认同度。各村组织了动员会、诉苦会引导农民对比新旧社会，使他们认识到现在出夫挖河和过去不同，引黄济卫是有利于人民的。工地建设现场还将挖渠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结合起来，号召民工“拿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有的地方民工下工后，自发开展多抬一筐土抗美爱国捐献运动;有的地方民工主动提出“克服困难与志愿军比辛苦”的口号，发明了新的挖渠方法，提前完成了任务。
当然，单纯依靠思想动员是不够的，及时解决工资问题也是激发民工积极性的重要一环。当黄河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检查引黄济卫工程时发现，施工各地存在工资混乱的问题时，立即指示地方要“根据技术的条件和当地的工资情况，予以适当的调整，做到同工同酬，既不违背技术的原则也不违背地方工资情况，不能高低不一致”。
除此之外，工地上还经常展开劳动竞赛，评选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秧歌队、剧团也经常前往工地慰问。民工无不感慨地说：“咱修河为了咱，还这样光荣;过去出夫挨打，现在真是两个世界。”在此过程中不仅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投身引黄建设，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工程在建设、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比如，已建成的部分田间工程堤身单薄，有的填方高易出险，需要返工整修;部分地区由于排水设施不健全，渍涝成灾。又如，在工程管理过程中没有及时建立用水制度，致使灌区出现了用水混乱和争水纠纷。另外，渠道渗漏和不合理的大水漫灌使得灌区原有盐碱地面积增加。但总体来说，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黄河下游兴利的一次尝试，这一阶段的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成功的。
（责任编辑 叶松）
工程修建背景
黄河下游在北宋时期就曾有引黄河水沙淤灌农田之举，但由于黄河下游两岸大堤汛期决口频繁，人们对黄河谈虎色变，唯恐不能把黄河水安全送走，破堤饮水则是不敢尝试的。黄河水不能在下游兴利几乎已成为了千古的戒律。然而，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却结束了千百年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历史。从1949年8月提出修筑建议，1952年4月开闸放水，到1953年8月基本完工，为“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沿黄居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克服经济恢复时期的种种困难，开创了新中国治水事业的新局面。
1949年8月31日，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向华北人民政府呈报《治理黄河初步意见》（简称《意见》）。《意见》以“变害河为利河”为治理黄河的目的，以“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支流兼顾”为方针，建议修建引黄灌田及济卫工程。《意见》指出，修建该工程的目的为：1.主要是为了灌溉新乡、获嘉、汲县和延津四县的农田约计40万市亩;2.引黄济卫增加卫河水量，便利新乡、天津间的航运。
实际上，在这之前“引黄济卫”已有雏形。1943年，日军控制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水利局拟定了《黄河应急取水工事计划》，其中写道：“在平汉铁路黄河铁桥上游北岸上设一座闸，引黄河水，穿过平汉铁路和黄河大堤，沿着铁路东侧向北，到了新乡县城东，流到卫河。”该计划于1943年6月正式动工。1945年5月，由黄河到卫河这道输水的总干渠上的土渠已经挖通，黄河堤上的闸和总干渠道上的桥梁跌水等也都筑成。但是到抗战胜利后，因为接管太迟缓，不但没完的工程不能继续做，就是旧有的工程，也有一部分被损坏。
1945年底至1946年，国民政府河南省水利局虽组织人手对该工程进行调查、测量，定名为“引黄入卫”并拟定第一期工程计划，但最终未能动工。综合考量后，黄河水利委员会认为：除引黄济卫便利航运还有可考虑的以外，专就灌溉新乡一带农田来讲（至少可灌40万亩）便有举办的必要，况且有一部分工程已经做成，如不赶快做，再过几年，那么已经有的工程将要慢慢损坏了，所以举办这个工程是迫切的。《治理黄河初步意见》得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同意。
1949年11月，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确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的水利建设基本方针。水利部决定：1950年的水利建设，在受洪水威胁的地区应该重于防洪排水，在干旱地区则应着重开渠灌溉，以保障与增产农业生产。据此，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列为1950年决定举办的工程之一。当时对于兴办这项工程也存在质疑声。有人认为在1950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拨付黄河的工程费占全国水利建设的1/4，这笔钱来之不易，应集中用于下游修防，保证黄河不决口;有人对在黄河大堤上开口建闸的安全性表示怀疑;有人担心黄河泥沙多会把渠道“淤平”。经过一番争论，意见才得以统一。从黄河治理全局来说，修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与“变害河为利河”的治黄目标一致，工程在灌溉和航运上的价值对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和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并且利用已建成建筑物进行续、扩建又可缩短建设周期，节约财力物力。
工程于1950年1月开始实施测量，至6月间测完，在7月间完成地形图。其间，在5月时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详细调查了全灌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情况以及卫河新乡至龙王庙间的河道情况。7月初开始设计，9月底做完设计。1950年10月，《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计划书》编制完成。该工程引水地点在京汉铁路黄河铁桥上游北岸，秦厂大坝头以上约400公尺（距铁路桥约1.5公里），在河岸边筑渠首闸引水，下连总干渠，总干渠为输水总道，供给灌溉与济卫的水量，从黄河边渠首闸起至新乡卫河旁止，全长52.7公里，计划输水量为40.0秒每立方;灌溉新乡、获嘉、汲县及延津的农田36万亩;计划输入卫河水量20.0秒每立方……使卫河全年航行200吨汽船和现有的木船;全部工程费用计需小米8764万斤，计划于1953年6月底完成放水。经政务院批准，1951年3月引黄灌溉济卫第一期工程开工，1952年4月举行放水典礼。在典礼大会上，平原省政府副主席罗玉川提出“把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定名为人民胜利渠”，人民胜利渠由此得名。整个工程于1953年8月全部完成，灌溉面积达72万亩。1955年至1958年续扩建完成后，可惠及冀鲁豫三省1500万亩农田。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人民治黄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苏联专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处专门撰文感谢苏联专家给予的帮助，文中提到：三年当中，苏联专家曾三次到引黄工地帮助勘察，对规划设计、处理泥沙、改进灌溉管理、改良农田土地等工作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工程修建价值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期间专程前往新建的人民胜利渠，视察渠首闸、总干渠、灌区和引黄入卫处，并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渠首闸摇动启闭机，将闸门升起。当听说能浇灌40万亩地时，毛主席手扶着启闭机摇把满意地说：“像这样的水闸一个县能有一个就好了。”人民胜利渠给灌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1952年秋季大旱，如果在往年庄稼早就旱死了，但是有了黄河水的灌溉，灌区农民還是在酷旱中获得了丰收。人民胜利渠管理局专门对1952年灌区内秋季作物的收成情况做了调查统计。统计结果是：东一灌区浇过水的棉花每亩平均收181斤，未浇过的只收85斤;西一灌区浇过水的棉花每亩平均收158.9斤，未浇的只收80斤。玉米和谷子的产量也有明显差异。全灌区浇过水的玉米每亩均产170斤，不浇的每亩平均只收20斤。浇过水的谷子每亩均产231.5斤，不浇的只收80斤。全灌区增产总值约575.8亿多元。1953年4月间，全省小麦普受霜灾，但灌区小麦由于水分充足、地温高、麦苗抗霜力强，受灾较轻，获得了多年未有的丰收。 引黄灌区旱地变成水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发生改变。获嘉孟营村过去是个穷村，自从灌区建立，全村1064亩土地有900多亩变成水田，小麦产量由过去每亩均产90斤，提高到160斤，耕畜由32头增加到72头，新盖瓦房55间，翻修21间，新盖草房25间，翻修11间，解放前90%缺粮少吃的人家现在都不愁吃穿了。变化显著的还有王官营村，自从8700余亩土地引黄灌溉获得丰收后，村里合作社的小麦和花布销量也比之前有了明显增长，农民普遍吃上了小麦，穿上了细布。
黄河水“变害为利”开始造福人民，灌区农民的丰产信心也增强了，耕作热情也提高了。他们开始改变耕作方式，平整土地、增加施肥量，还争相购入步犁、马拉播种机等新式农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生产技术改革。与此同时，集中灌溉土地帮助农民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参加互助组的农户也逐渐增多。例如，丁村有394户，引黄灌溉前只有劳模李兆勤领导的一个互助组，1952年开渠浇地后，全村按27道农渠，组织了27个浇地互助组。
从认为“黄河碰不得”“搞不好决了口咋办”，到欢天喜地利用黄河水灌溉农田迎来丰收，饱受旱涝灾害之苦的灌区农民由衷感激共产党。当地农民兴奋地说：“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把洪水改造得也来为人民服务了！”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全部完成后，航运效益也得到彰显。除大汛时期黄河水含沙量过大及雨季卫河水位太高暂停外，济卫水量总体可以维持20秒每立方左右。1953年，全年济卫水量约2.85亿立方米，新乡至天津930公里的航运得以畅通，卫河木船可装载吨数也明显增加。未引黄济卫前，百吨木船装载量仅有五至七成，枯水季节就完全停驶;引黄济卫后即便是超重满载的130吨木船也可以通行。若以1951年济卫前卫河全面货运吨数为100计算，则济卫后1952年为146.6吨，1953年则为193.8吨，两年间增长了近一倍。
地处粮食主产区和南北航道要道的平原省，旱涝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因之严重受限。修建兼顾灌溉和航运功效的引黄济卫工程，既能便利沿线居民生产、生活，又能推动沿线地区农业发展和商贸往来。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评价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历史上的创举，并为黄河下游开辟了利用黄河水兴修水利的道路。这不但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经验与不足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新中国引黄灌溉第一渠。原计划1953年6月底完成放水，但1951年7月1日中央指示“引黄工程提前于1952年4月放水灌田”，工期进度因此加快。从1951年3月正式动工，到1953年8月全部完工，两年间，共建成渠首闸、总干渠、西灌区、东一灌区、东二灌区、东三灌区、小冀灌区、新磁灌区和沉沙池等大小建筑物1999座，修建斗渠以上渠道4945公里。
时间紧、任务重、经验少。中国共产党带领灌区群众成功完成这一工程的关键是动员广大群众投入水利建设之中。
由于几千年来黄河灾害严重，从未有在下游兴利的先例。起初，部分群众对“引黄灌溉”心存顾虑，对引黄效果半信半疑，支援态度自然也是“應付了事”。所以，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第一步是帮助群众克服“恐黄”思想。在试水期间，村里专门组织群众到渠首闸、灌区试浇区进行参观。当农民亲眼看到水流到地里，亲手试出水里是淤泥不是泥沙，水味不咸不苦时，这才打消了顾虑，真正相信引黄灌溉的可行性。灌区群众对待引黄工程的态度也随之改观，有的农户说：“我以前看到测量队在自己地里打橛就想骂他，现在浇了地念念不忘感激人家”;有的农户说：“以前做农、毛渠马马虎虎，现在一是一，二是二，谁也不含糊。”
为了增强灌区群众对引黄济卫工程的认同度。各村组织了动员会、诉苦会引导农民对比新旧社会，使他们认识到现在出夫挖河和过去不同，引黄济卫是有利于人民的。工地建设现场还将挖渠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结合起来，号召民工“拿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有的地方民工下工后，自发开展多抬一筐土抗美爱国捐献运动;有的地方民工主动提出“克服困难与志愿军比辛苦”的口号，发明了新的挖渠方法，提前完成了任务。
当然，单纯依靠思想动员是不够的，及时解决工资问题也是激发民工积极性的重要一环。当黄河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检查引黄济卫工程时发现，施工各地存在工资混乱的问题时，立即指示地方要“根据技术的条件和当地的工资情况，予以适当的调整，做到同工同酬，既不违背技术的原则也不违背地方工资情况，不能高低不一致”。
除此之外，工地上还经常展开劳动竞赛，评选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秧歌队、剧团也经常前往工地慰问。民工无不感慨地说：“咱修河为了咱，还这样光荣;过去出夫挨打，现在真是两个世界。”在此过程中不仅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投身引黄建设，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工程在建设、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比如，已建成的部分田间工程堤身单薄，有的填方高易出险，需要返工整修;部分地区由于排水设施不健全，渍涝成灾。又如，在工程管理过程中没有及时建立用水制度，致使灌区出现了用水混乱和争水纠纷。另外，渠道渗漏和不合理的大水漫灌使得灌区原有盐碱地面积增加。但总体来说，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黄河下游兴利的一次尝试，这一阶段的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成功的。
（责任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