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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887年清政府曾经通过考试选拔，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20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然而，100余年后的今天，回首望处，尘烟深锁，岁月掩华光。沧桑风雨早已湮没远行者的身影，时光的激流也冲淡了他们的印记，独留困惑迷惘：为什么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要在19世纪80年代派出海外游历使？他们是如何选拔的？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哪些国家？他们的成果如何？结局如何？为此，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
这把剑我已经磨了快20年了”
记者：首先要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详细考察了1887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游历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课题呢？
王晓秋：近现代中国历史和古代的中国历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感觉就在于近现代的中国已经融入到或者说是被卷入世界潮流之中，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与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近现代发生的每件事情几乎都跟世界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不能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大格局中、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来分析研究。
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常常在思考，近代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地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怎样从对世界的不认识到逐渐认识？怎样从闭关锁国到走出国门？当然，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有各种途径：有的是被动的，如被传教士带出去，或被当作华工卖出去；但也有主动的，比如说通过游历、考察、旅行、访问、出使、留学等途径。例如，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20多个国家考察的这段历史，就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和认识世界历程中的一个生动事例。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当年轰动一时的盛举却早已消逝在历史浩瀚的烟海之中，几乎成为晚清一段被埋没和被遗忘的历史，竟然在各种清史、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外交史的著作和教材中基本上都没有记载，甚至连专讲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论文著作中也很少涉及。这令我研究的时候感到很吃惊，这样的一次盛举为什么会被湮没了呢？因此，20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课题，努力挖掘相关史料，试图挖掘这段不应埋没的历史，搞清这段历史的真相，并进一步探索它被埋没、被遗忘的原因。我陆续写了一些论文，系统的研究成果就是最近出版的《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这本书。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这把剑我已经磨了快20年了，但我自己觉得还没有磨亮，还有一些资料没找到，还有一些问题没彻底搞清，甚至感到研究越深入，问题越多，因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记者：为什么您把它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呢？
王晓秋：因为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打破了历史记录：首先，这是中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的出国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其次，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分别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20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智利和加勒比海古巴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三，此次游历考察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集等。其中，仅傅云龙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国的调查报告、游记和纪游诗110多卷。这次大规模的海外游历考察在当时应该是很辉煌的，所以我把它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记者：为什么清政府要在1887年大规模派遣游历使出国考察呢？
王晓秋：清末，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国家逐渐取得五口通商、公使驻京、内地游历传教等特权。西方外交官、军官、商人、传教士、学者等不断以游历之名到中国沿海和内地活动，并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清政府内一些开明之士痛感中国对外情的隔膜和无知，开始主张派遣官员出洋游历。
此次派遣游历使的由来，缘起于1884年御史谢祖源的一个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的奏折。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885年3月2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对此作出答复，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这个意见虽然得到了皇帝批准，并通知了翰林院、六部及驻外使馆，但具体实施却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887年1月3日，光绪皇帝下旨催促各部保荐出国人员。同年5月18日，总理衙门特别拟定了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出洋游历章程》，对出洋的人数、选拔考试办法、期限、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经皇帝同意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才正式进入考试和派遣的实施阶段。
记者：这次选拔考试和传统的科举考试相比，有什么特点？
王晓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人员考试。1887年6月12日至13日举行。这次考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大为不同，既不考四书五经，也不试八股诗文，而只做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的策论。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阅卷。据傅云龙记载，第一天的试题是“海防边防论”和“通商口岸记”，第二天的试题是“铁道论”和“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此次考试，六部共保举了76人，应考者为54人。其中，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1887年10月28日的《申报》特地把“状元”傅云龙的试卷“照登报首”，“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考试录取28名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再向皇帝引荐，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12人为正式游历使，分别为傅云龙、顾厚焜、刘启彤、李灜瑞、孔昭乾、陈燨唐、李秉瑞、程绍祖、缪祐孙、金鹏、洪勋、徐宗培。
选拔出来的游历使有以下特点：首先，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中正途出身的并不多。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低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官员。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第三，籍贯以江浙籍居多，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第四，年龄均为三四十岁，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
记 者：这些游历使是怎样分组派遣的？他们都到了哪些国家？
王晓秋：1887年7月24日，光绪皇帝钦定派遣这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12人分5组派出，都指定了重点游历国家。其中，傅云龙、顾厚焜两人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6国游历；刘启彤、李灜瑞、孔昭乾、陈燨唐四人前往英国、法国和英法所属殖民地印度等国；李秉瑞、程绍祖两人前往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缪祐孙、金鹏两人前往俄国游历；洪勋、徐宗培两人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们的行程、游记，他们游历的国家以及途中顺道考察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下面可以举两个具体例子，看看他们的游历路线。
傅云龙、顾厚焜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在日本游历考察6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又从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赴古巴。在古巴考察后，又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在巴西游历后，经西印度群岛又回到美国。在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山。然后搭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了5个月考察后才坐船回到上海。此次游历自1887年9月2日从北京启程，到1889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销差，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120844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1国。
另一组洪勋、徐宗培从上海出发乘德国商船赴意大利。途中曾停泊香港、新加坡和锡兰的科伦坡，经印度洋、阿拉伯海至亚丁，渡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游历了意大利之后，经奥地利至德国首都柏林，再北行游历瑞典、挪威，然后经丹麦、德国到比利时，再经法国首都巴黎，然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以后又游历西班牙、葡萄牙，再从里斯本乘船到意大利，最后仍乘德国商船回中国。据洪勋统计，行程“总计何止10万里”，其中船路6万余里，铁路约4万余里，此外马车、步行等约数千里。游历国家数也大大超过了原来指定的西班牙等五国。
记者：他们在游历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王晓秋：他们到欧美各国游历，路途漫长艰辛，在海上常常遇到狂风骇浪，往往晕船不能进食。有的路段十分险恶，傅云龙等经过南美洲南段麦哲伦海峡时，“狂风迅烈，昏雾迷漫，涛浪猛恶”，轮船驶过后，大家不禁“额手喜若更生”。有的地方正值瘟疫流行，如傅云龙等到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时，当地正流行霍乱，“死者日二百有奇”，旅行过境者“皆弗登岸”。但他们坚持登岸实地考察。有的游历使在途中劳累致病，甚至在海外病故身亡。如与傅云龙同行的顾厚焜在美国游历时，“抱病多日”，“咳疾不已”，最后不得不提前回国。而孔昭乾竟然在国外游历期间病死在英国。
记者：这些游历使在游历中的主要活动有哪些？
王晓秋：游历使们在出国前一般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比如，傅云龙在出洋前为了了解各国情况，曾拜访了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驻华使领馆，请教过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英国医学教习德贞、日本人岸田吟香等。为了与国内洋务企业比较，特地考察了天津北洋机器局、电报局、海关、开平煤矿等，还雇了翻译、仆役，印了中西合璧的名片。
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他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统或国王和部长等官员，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督、秘鲁总统、智利总统、巴西国王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称傅云龙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敝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愿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
游历使们在各国还进行了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如傅云龙曾和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唱和诗文，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还在日本寻访中国古典珍籍佚书。赴欧游历使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美术馆，往往签名题词留念。他们通过交流还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洪勋说“游历所至与各国士大夫往还，察其行习，不乏可取之处”。他们在海外还特别注意与侨居各国的华商、华工接触，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疾苦要求，有时还应邀为当地华侨会馆题写匾额和楹联。
当然，他们在海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撰写调查考察报告。他们访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游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等。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批有份量的游历考察报告。
记者：看来游历使们调查研究成果是非常丰硕的。
王晓秋：的确如此。1887年派遣的这些游历使们撰写的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述，其数量在近代中国人介绍研究外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内容和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
总理衙门制定的《出洋游历章程》中就规定了游历使的调查任务和考察内容，而且要求回国后必须向总理衙门呈明所著书并择优请奖。一些胸怀远大抱负的游历使也不愿把这次出洋游历仅仅当作一般的例行公务或游山玩水，而是把这看作是观察世界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并把它作为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借鉴外国的千秋大业。
游历使们为了撰写调查研究报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经常是在游历途中进行写作，“以行路之岁月倍于闭户著书，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而且在异国他乡，还要克服语言不通、风俗不同、资料难寻等种种困难。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
12名游历使中，以傅云龙最为勤奋，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其成果也最为显著。他每到一国，即努力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等各方面资料，并亲自察访、实地踏勘，还绘制各种地图、统计表。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撰写了对外国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考察报告《游历图经》共6种86卷，其中《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他还写了大量外国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纪》共15卷，其中《游历地球图》1卷、《游历天时地理合表》1卷、《游历日本图经余纪》3卷、《游历美利加图经余纪》4卷、《游历加纳大图经余纪》1卷、《游历古巴图经余纪》1卷、《游历秘鲁图经余纪》2卷、《游历巴西图经余纪》1卷、《余纪叙例》1卷。这些日记体游记详细记录了游历路程、见闻、中外交流和随感。此外，他在海外游历过程中还写下了不少纪游诗篇，集为《不介集诗稿》共9卷，其中《游古巴诗董》1卷、《游秘鲁诗鉴》1卷、《游巴西诗志》1卷、《游日本诗变》4卷、《游美利加诗权》1卷、《游加纳大诗隅》1卷。
与傅云龙一组的顾厚焜则着重考察外国的政治和地理。他撰写了《日本新政考》、《美利坚合众国地理兵要》、《巴西政治考》、《巴西国地理兵要》、《英属加拿大政治考》、《秘鲁政治考》、《古巴政治考》等著述。
奉命游历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刘启彤也撰写了不少关于欧洲政治的考察报告，如《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等。另外，他对各国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专门撰写了《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英国火轮车道编年纪略》、《英国各属地车道纪略》、《印度车道纪略》等文。
奉命游历西欧、南欧、北欧的洪勋也著述颇丰。他撰写了《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游历瑞典挪威见录》、《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游历葡萄牙闻见录》、《游历闻见录总略》、《游历闻见拾遗》等。
奉命游历俄国的缪祐孙是选拔考试第二名，他对俄罗斯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俄游汇编》12卷。其中包括《俄罗斯源流考》、《译俄人自记取悉毕尔（即西伯利亚）始末》、《译俄人自记取中亚西亚始末》、《疆域表》、《铁路表》、《通俄道里表》、《山形表》、《水道记》、《舟师实》、《陆军制》、《户口略》等。
他们的著述尽管重点、详略、体裁、文笔各有特色，但毕竟都是对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成果。比起那些仅靠翻译外国地理书或依据道听途说传闻写成的所谓研究外国的著作来说价值要高得多。对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借鉴国外经验都有一定意义。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宪政体和议会政治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对于当时正在探索改革道路的中国人也有一定启发。他们还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和介绍，对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很有参考价值。
“这些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
逐渐就被遗忘了”
记 者：游历使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为什么回国后却没有得到重用呢？
王晓秋：选派游历使的时候，《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将来的外交官可从这些人中选拔，因为他们了解了世界，我们对他们寄以厚望。可是当海外游历使回国后，实际上没有人当上外交官，也基本上没有能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对此原因我也做了深入的探讨：首先，清政府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一开始就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当时总理衙门的游历章程，仅仅要求游历使调查考察外国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等，并没有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借鉴外国经验等较远大的动机和目标。清政府也没有把这批海外游历使作为外交人才来加以培养使用，因此他们回国后仍分发六部或派遣地方任职，不考虑充分利用他们通过这次宝贵的海外游历实践获得的海外知识和外事经验，发挥其外交人才的作用。
其次，这跟海外游历使的人选及其素质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派出的官员级别和地位太低。1887年海外游历使派遣的只是一些中央各部的中下级官员，即五六品的主事、员外郎和郎中，而且都是尚未得到实职的候补官员。由于级别低，到所游历国往往也不受重视。而且由于人微言轻，其言论和著述也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游历使们辛辛苦苦写的报告交到总理衙门后被束之高阁，后来有的书还是他们自己花钱印出来。现在北大图书馆还有几个稿本，就是他们当时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清政府选拔的游历使基本都是旧知识分子，没有很多新学的基础，也没有外语能力。受到本身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在国外调查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这跟日本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的使节团很不一样。岩仓使节团也是走了欧美很多国家，派出去的都是部长级的高官，而且都有明确的任务分工，分别去考察外国的宪法、教育等。他们回国后都担任了明治政府的要员，主导日本的变革。我一直认为岩仓使节团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很关键的一步，确定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和方向。
第三，经费制约及与驻外公使的矛盾。当时他们出去时经费很少，而海外游历远涉重洋，花费大，又要保持中国官员的体面，所以游历使们常常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甚至干脆不去了。例如，缪祐孙在俄国游历时，由于经费快花完，只好取消原定到海参崴游历考察中俄东北边界的计划。而且他们的经费是从驻外公使、驻外使馆的经费中克扣出来的，政府要每个公使、参赞和其他外交官们省下20% 的薪水，用这笔钱作为游历的经费。这样，一方面是经费不够，另一方面造成了驻外使馆人员与游历使之间的矛盾。游历使到了驻外使馆里，有时本国的公使却不支持他们，不给他们提供便利，甚至刁难他们。
第四，当时保守势力和社会偏见的攻击压制。选拔考试与派遣时，已有人冷嘲热讽，讥讽这些人只是在六部提升无望，才冒险找一条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的出路。游历使在海外期间又有人造谣诽谤。有人诬蔑他们谋取私利，行为不端。待游历使快要回国时，又有人妒忌他们可能得到格外保举升迁太快，于是上奏要求“请薄其奖叙”，以致他们回国后，清政府也不敢破格提拔和重用他们出任公使等外交职务。
可见，尽管当时清政府想要睁眼看世界，力挽艰难时局，但其自身的腐朽闭塞却牢牢束缚了走向开放的步履。个别中国人历尽艰辛，在四大洲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清政府却在四面楚歌中苟延残喘，苦苦支撑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所以，1887年派遣游历使的举措最终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不大，游历使回国后也很少被重用。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后来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机器局会办和海防支应局会办。而其他人大多只是赏加四品衔，遇缺先补为地方小官，致使这些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逐渐就被遗忘了。这次盛举也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而鲜为人知了。
（责任编辑陈小丽）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
这把剑我已经磨了快20年了”
记者：首先要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详细考察了1887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游历使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课题呢？
王晓秋：近现代中国历史和古代的中国历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感觉就在于近现代的中国已经融入到或者说是被卷入世界潮流之中，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与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近现代发生的每件事情几乎都跟世界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中国的历史，就不能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大格局中、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来分析研究。
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常常在思考，近代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地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怎样从对世界的不认识到逐渐认识？怎样从闭关锁国到走出国门？当然，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有各种途径：有的是被动的，如被传教士带出去，或被当作华工卖出去；但也有主动的，比如说通过游历、考察、旅行、访问、出使、留学等途径。例如，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世界四大洲20多个国家考察的这段历史，就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和认识世界历程中的一个生动事例。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当年轰动一时的盛举却早已消逝在历史浩瀚的烟海之中，几乎成为晚清一段被埋没和被遗忘的历史，竟然在各种清史、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外交史的著作和教材中基本上都没有记载，甚至连专讲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论文著作中也很少涉及。这令我研究的时候感到很吃惊，这样的一次盛举为什么会被湮没了呢？因此，20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这个课题，努力挖掘相关史料，试图挖掘这段不应埋没的历史，搞清这段历史的真相，并进一步探索它被埋没、被遗忘的原因。我陆续写了一些论文，系统的研究成果就是最近出版的《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这本书。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这把剑我已经磨了快20年了，但我自己觉得还没有磨亮，还有一些资料没找到，还有一些问题没彻底搞清，甚至感到研究越深入，问题越多，因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记者：为什么您把它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呢？
王晓秋：因为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打破了历史记录：首先，这是中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的出国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其次，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分别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20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智利和加勒比海古巴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三，此次游历考察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集等。其中，仅傅云龙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国的调查报告、游记和纪游诗110多卷。这次大规模的海外游历考察在当时应该是很辉煌的，所以我把它称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记者：为什么清政府要在1887年大规模派遣游历使出国考察呢？
王晓秋：清末，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中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国家逐渐取得五口通商、公使驻京、内地游历传教等特权。西方外交官、军官、商人、传教士、学者等不断以游历之名到中国沿海和内地活动，并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清政府内一些开明之士痛感中国对外情的隔膜和无知，开始主张派遣官员出洋游历。
此次派遣游历使的由来，缘起于1884年御史谢祖源的一个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的奏折。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1885年3月27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对此作出答复，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这个意见虽然得到了皇帝批准，并通知了翰林院、六部及驻外使馆，但具体实施却一直拖了下来。直到1887年1月3日，光绪皇帝下旨催促各部保荐出国人员。同年5月18日，总理衙门特别拟定了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出洋游历章程》，对出洋的人数、选拔考试办法、期限、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经皇帝同意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才正式进入考试和派遣的实施阶段。
记者：这次选拔考试和传统的科举考试相比，有什么特点？
王晓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人员考试。1887年6月12日至13日举行。这次考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大为不同，既不考四书五经，也不试八股诗文，而只做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的策论。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阅卷。据傅云龙记载，第一天的试题是“海防边防论”和“通商口岸记”，第二天的试题是“铁道论”和“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此次考试，六部共保举了76人，应考者为54人。其中，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1887年10月28日的《申报》特地把“状元”傅云龙的试卷“照登报首”，“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考试录取28名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再向皇帝引荐，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12人为正式游历使，分别为傅云龙、顾厚焜、刘启彤、李灜瑞、孔昭乾、陈燨唐、李秉瑞、程绍祖、缪祐孙、金鹏、洪勋、徐宗培。
选拔出来的游历使有以下特点：首先，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外交官中正途出身的并不多。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低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官员。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第三，籍贯以江浙籍居多，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第四，年龄均为三四十岁，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
记 者：这些游历使是怎样分组派遣的？他们都到了哪些国家？
王晓秋：1887年7月24日，光绪皇帝钦定派遣这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12人分5组派出，都指定了重点游历国家。其中，傅云龙、顾厚焜两人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6国游历；刘启彤、李灜瑞、孔昭乾、陈燨唐四人前往英国、法国和英法所属殖民地印度等国；李秉瑞、程绍祖两人前往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缪祐孙、金鹏两人前往俄国游历；洪勋、徐宗培两人前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们的行程、游记，他们游历的国家以及途中顺道考察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下面可以举两个具体例子，看看他们的游历路线。
傅云龙、顾厚焜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在日本游历考察6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又从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赴古巴。在古巴考察后，又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在巴西游历后，经西印度群岛又回到美国。在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山。然后搭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了5个月考察后才坐船回到上海。此次游历自1887年9月2日从北京启程，到1889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销差，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120844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1国。
另一组洪勋、徐宗培从上海出发乘德国商船赴意大利。途中曾停泊香港、新加坡和锡兰的科伦坡，经印度洋、阿拉伯海至亚丁，渡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游历了意大利之后，经奥地利至德国首都柏林，再北行游历瑞典、挪威，然后经丹麦、德国到比利时，再经法国首都巴黎，然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以后又游历西班牙、葡萄牙，再从里斯本乘船到意大利，最后仍乘德国商船回中国。据洪勋统计，行程“总计何止10万里”，其中船路6万余里，铁路约4万余里，此外马车、步行等约数千里。游历国家数也大大超过了原来指定的西班牙等五国。
记者：他们在游历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吧？
王晓秋：他们到欧美各国游历，路途漫长艰辛，在海上常常遇到狂风骇浪，往往晕船不能进食。有的路段十分险恶，傅云龙等经过南美洲南段麦哲伦海峡时，“狂风迅烈，昏雾迷漫，涛浪猛恶”，轮船驶过后，大家不禁“额手喜若更生”。有的地方正值瘟疫流行，如傅云龙等到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时，当地正流行霍乱，“死者日二百有奇”，旅行过境者“皆弗登岸”。但他们坚持登岸实地考察。有的游历使在途中劳累致病，甚至在海外病故身亡。如与傅云龙同行的顾厚焜在美国游历时，“抱病多日”，“咳疾不已”，最后不得不提前回国。而孔昭乾竟然在国外游历期间病死在英国。
记者：这些游历使在游历中的主要活动有哪些？
王晓秋：游历使们在出国前一般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比如，傅云龙在出洋前为了了解各国情况，曾拜访了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驻华使领馆，请教过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英国医学教习德贞、日本人岸田吟香等。为了与国内洋务企业比较，特地考察了天津北洋机器局、电报局、海关、开平煤矿等，还雇了翻译、仆役，印了中西合璧的名片。
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他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统或国王和部长等官员，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督、秘鲁总统、智利总统、巴西国王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称傅云龙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敝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愿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
游历使们在各国还进行了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如傅云龙曾和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唱和诗文，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还在日本寻访中国古典珍籍佚书。赴欧游历使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美术馆，往往签名题词留念。他们通过交流还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洪勋说“游历所至与各国士大夫往还，察其行习，不乏可取之处”。他们在海外还特别注意与侨居各国的华商、华工接触，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疾苦要求，有时还应邀为当地华侨会馆题写匾额和楹联。
当然，他们在海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撰写调查考察报告。他们访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游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等。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批有份量的游历考察报告。
记者：看来游历使们调查研究成果是非常丰硕的。
王晓秋：的确如此。1887年派遣的这些游历使们撰写的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述，其数量在近代中国人介绍研究外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内容和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
总理衙门制定的《出洋游历章程》中就规定了游历使的调查任务和考察内容，而且要求回国后必须向总理衙门呈明所著书并择优请奖。一些胸怀远大抱负的游历使也不愿把这次出洋游历仅仅当作一般的例行公务或游山玩水，而是把这看作是观察世界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并把它作为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借鉴外国的千秋大业。
游历使们为了撰写调查研究报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经常是在游历途中进行写作，“以行路之岁月倍于闭户著书，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而且在异国他乡，还要克服语言不通、风俗不同、资料难寻等种种困难。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
12名游历使中，以傅云龙最为勤奋，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其成果也最为显著。他每到一国，即努力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等各方面资料，并亲自察访、实地踏勘，还绘制各种地图、统计表。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撰写了对外国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考察报告《游历图经》共6种86卷，其中《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他还写了大量外国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纪》共15卷，其中《游历地球图》1卷、《游历天时地理合表》1卷、《游历日本图经余纪》3卷、《游历美利加图经余纪》4卷、《游历加纳大图经余纪》1卷、《游历古巴图经余纪》1卷、《游历秘鲁图经余纪》2卷、《游历巴西图经余纪》1卷、《余纪叙例》1卷。这些日记体游记详细记录了游历路程、见闻、中外交流和随感。此外，他在海外游历过程中还写下了不少纪游诗篇，集为《不介集诗稿》共9卷，其中《游古巴诗董》1卷、《游秘鲁诗鉴》1卷、《游巴西诗志》1卷、《游日本诗变》4卷、《游美利加诗权》1卷、《游加纳大诗隅》1卷。
与傅云龙一组的顾厚焜则着重考察外国的政治和地理。他撰写了《日本新政考》、《美利坚合众国地理兵要》、《巴西政治考》、《巴西国地理兵要》、《英属加拿大政治考》、《秘鲁政治考》、《古巴政治考》等著述。
奉命游历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刘启彤也撰写了不少关于欧洲政治的考察报告，如《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等。另外，他对各国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专门撰写了《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英国火轮车道编年纪略》、《英国各属地车道纪略》、《印度车道纪略》等文。
奉命游历西欧、南欧、北欧的洪勋也著述颇丰。他撰写了《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游历瑞典挪威见录》、《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游历葡萄牙闻见录》、《游历闻见录总略》、《游历闻见拾遗》等。
奉命游历俄国的缪祐孙是选拔考试第二名，他对俄罗斯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俄游汇编》12卷。其中包括《俄罗斯源流考》、《译俄人自记取悉毕尔（即西伯利亚）始末》、《译俄人自记取中亚西亚始末》、《疆域表》、《铁路表》、《通俄道里表》、《山形表》、《水道记》、《舟师实》、《陆军制》、《户口略》等。
他们的著述尽管重点、详略、体裁、文笔各有特色，但毕竟都是对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成果。比起那些仅靠翻译外国地理书或依据道听途说传闻写成的所谓研究外国的著作来说价值要高得多。对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借鉴国外经验都有一定意义。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宪政体和议会政治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对于当时正在探索改革道路的中国人也有一定启发。他们还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和介绍，对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很有参考价值。
“这些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
逐渐就被遗忘了”
记 者：游历使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为什么回国后却没有得到重用呢？
王晓秋：选派游历使的时候，《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将来的外交官可从这些人中选拔，因为他们了解了世界，我们对他们寄以厚望。可是当海外游历使回国后，实际上没有人当上外交官，也基本上没有能在外交上发挥作用。对此原因我也做了深入的探讨：首先，清政府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一开始就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当时总理衙门的游历章程，仅仅要求游历使调查考察外国地形要隘、军事设施、制造厂局等，并没有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借鉴外国经验等较远大的动机和目标。清政府也没有把这批海外游历使作为外交人才来加以培养使用，因此他们回国后仍分发六部或派遣地方任职，不考虑充分利用他们通过这次宝贵的海外游历实践获得的海外知识和外事经验，发挥其外交人才的作用。
其次，这跟海外游历使的人选及其素质也有很大关系。一方面，派出的官员级别和地位太低。1887年海外游历使派遣的只是一些中央各部的中下级官员，即五六品的主事、员外郎和郎中，而且都是尚未得到实职的候补官员。由于级别低，到所游历国往往也不受重视。而且由于人微言轻，其言论和著述也难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游历使们辛辛苦苦写的报告交到总理衙门后被束之高阁，后来有的书还是他们自己花钱印出来。现在北大图书馆还有几个稿本，就是他们当时写的东西。另一方面，清政府选拔的游历使基本都是旧知识分子，没有很多新学的基础，也没有外语能力。受到本身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的局限，在国外调查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这跟日本1871年明治政府派遣的使节团很不一样。岩仓使节团也是走了欧美很多国家，派出去的都是部长级的高官，而且都有明确的任务分工，分别去考察外国的宪法、教育等。他们回国后都担任了明治政府的要员，主导日本的变革。我一直认为岩仓使节团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很关键的一步，确定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和方向。
第三，经费制约及与驻外公使的矛盾。当时他们出去时经费很少，而海外游历远涉重洋，花费大，又要保持中国官员的体面，所以游历使们常常叫苦连天，有些地方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甚至干脆不去了。例如，缪祐孙在俄国游历时，由于经费快花完，只好取消原定到海参崴游历考察中俄东北边界的计划。而且他们的经费是从驻外公使、驻外使馆的经费中克扣出来的，政府要每个公使、参赞和其他外交官们省下20% 的薪水，用这笔钱作为游历的经费。这样，一方面是经费不够，另一方面造成了驻外使馆人员与游历使之间的矛盾。游历使到了驻外使馆里，有时本国的公使却不支持他们，不给他们提供便利，甚至刁难他们。
第四，当时保守势力和社会偏见的攻击压制。选拔考试与派遣时，已有人冷嘲热讽，讥讽这些人只是在六部提升无望，才冒险找一条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的出路。游历使在海外期间又有人造谣诽谤。有人诬蔑他们谋取私利，行为不端。待游历使快要回国时，又有人妒忌他们可能得到格外保举升迁太快，于是上奏要求“请薄其奖叙”，以致他们回国后，清政府也不敢破格提拔和重用他们出任公使等外交职务。
可见，尽管当时清政府想要睁眼看世界，力挽艰难时局，但其自身的腐朽闭塞却牢牢束缚了走向开放的步履。个别中国人历尽艰辛，在四大洲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而清政府却在四面楚歌中苟延残喘，苦苦支撑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所以，1887年派遣游历使的举措最终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不大，游历使回国后也很少被重用。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后来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机器局会办和海防支应局会办。而其他人大多只是赏加四品衔，遇缺先补为地方小官，致使这些人在历史上默默无闻，逐渐就被遗忘了。这次盛举也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而鲜为人知了。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