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至半个世纪后的五四运动时，这本只有23页的德文版小册子已先后被翻译成俄、丹麦、西班牙、波蘭、日、意大利等30多种文字，在全球范围内出版了300多个版本，但没有中文版。零星的介绍只有1905年底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第一次简要介绍《宣言》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和历史意义；以及1919年4月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刊登了著名报人成舍我先生译的《宣言》第二章最后部分及十条纲领。此时中国正处在时局大动荡和思想大解放的状态，知识界先后发生了三次大论争，主张马克思学说的都是留过洋的，而其中绝大部分是留日的，如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戴季陶等。他们的阵地主要有三个：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主编的《每周评论》以及戴季陶和李汉俊主编的《星期评论》。凭着他们从国外带回来的强大理论武器，让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中国的思想主流，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
　　1920年初上海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觉得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而这就必须要有“党纲”和“章程”，其参考依据当然是《共产党宣言》。戴季陶在日本时购买了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曾数次试图将它译成中文，都因感到有一定难度而放弃。其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小组成立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出版《共产党宣言》。由谁来翻译呢？大家一商量，非陈望道莫属。陈望道是浙江省义乌人，1915年初东渡日本，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其间受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的影响，数次阅读过《共产党宣言》，向往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19年5月，陈望道回国在杭州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国文教员。时值五四运动高潮，他与夏丏尊等人大张旗鼓宣传新文化，由此遭到反动当局迫害，1920年年初遭撤职而来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八人小组。当下由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为达精确翻译，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处借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以资对照。为专心翻译，陈望道回到老家义乌分水塘村，躲在自家的柴房里日夜奋战了近两个月，1920年5月到上海将译稿交给李汉俊校阅。“柴房里捧出的太阳”的名句便由此而来。李汉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中的学者型人物，通晓日、英、德、法四国外语。他认真仔细一一校正修改后，再交陈独秀审阅定稿。
　　《共产党宣言》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时，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星期评论》被迫停刊，而单独出版又没有钱。正巧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上海与陈独秀等筹谋创建中国共产党，还带来了一大笔款资。维金斯基动用共产国际经费2000元，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开设了“又新”秘密印刷所，找了四个印刷工人，负责承印《共产党宣言》。“红色中华第一书”一经出版，便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第一版1000本除寄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外，余下的很快售罄；9月间再印1000册，又一书难求。至1926年5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油印版，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无一不是受《共产党宣言》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1936年7月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他晚年还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说，“这本书我读了不下100遍，遇到问题便拿出来读”。1920年秋，在上海外国语学校（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培训班）学习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所读课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讲课老师也是陈望道；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用法语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921年初，张申府又受李大钊陈独秀委托，带着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到法国介绍蔡和森、周恩来入党，后来又发展了向警予、邓小平、李立三、陈毅、王若飞、李富春、聂荣臻等人正式入党。解放后周总理还对陈望道先生说，“我们都是你的学生，是读了你翻译的书才决心革命的”；1922年，在德国寻求真理的朱德与周恩来相遇，读了《共产党宣言》立即要求加入了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在广州、武昌举办农讲所，先后招收来自全国的学员一万余人，教员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人所用教材也主要是《共产党宣言》。
　　责编：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