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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起“70年代书家”来,大家都明白是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书法家,更具体一点是指出生于1970年至1979年的书法家。不过也有误会“70年代书家”是指20世纪70年代出道而不是出生的书家,这个理解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准确地说,70年代出道的书家应该是40年代或50年代书家。
以年代来标志人与事在古代也有,不过情况不一样。古代以干支纪年,12年是一个小循环,60年是一个大循环。明清以来就有以干支记录事件的,比如甲申之变、甲午海战。但是这个记录的方式容易陷入循环,加上帝国时期的朝代和皇帝经常更换,就更增加了难度。近代以来改用公元纪年,使得以年代记录人与事变得容易多了。18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处在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交替的时期,对于他们来说,印象更深的还是庚子赔款、辛亥革命。从这个意义来讲,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书家,是史上第一批“70年代书家”。70年代书家的独特性就此突出。
很显然,70年代书家是就20世纪70年代那十年而言的,它的着眼点是20世纪的一百年。这样一来不仅20世纪每个十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而且历史上的每个一百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如果从东汉算起,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二十个一百年,那就有二十批次某某年代的书家群体。概念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它是可以扩大和再解释的。“70年代书家”的称谓一出,我们观察书法史的角度顿时不同,或许这也是70年代书家价值的一种吧。
我们先来看“书圣”。王羲之生于303年,是个00年代书家。当然也有他生于320年的说法,那他就是20年代书家。颜真卿生于709年,也是个00年代书家。20世纪很多的00年代书家都是70年代书家幼年的取法对象,比如沙孟海、白蕉。因此一说起00年代书家,似乎就很有亲切感了,原来王羲之、颜真卿与沙孟海、白蕉是不同时代的“同龄人”。
王羲之和颜真卿都是00年代书家的事实,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于是有人会问,是不是历史上的00年代书家都很厉害呢?其实不然,除了这两家之外,历史上的00年代书家的影响都不大。有意思的是,与00年代最近的90年代书家的阵容却很强大,李世民(599)、褚遂良(596)、杨维桢(1296)、王宠(1494)、王铎(1592)、倪元璐(1593)、郑燮(1693)、何绍基(1799)等都出生于90年代。历史上,可与90年代书家相比拟的是50年代书家,钟繇(151)、欧阳询(557)、虞世南(558)、米芾(1051)、赵孟頫(1254)、董其昌(1555)、沈曾植(1850)、康有为(1858)等都出生于50年代。
事实上,历史上的每个年代都有重要书家。除了上述00年代、90年代、50年代的书家以外,10年代的韩择木(714)、蔡襄(1012),20年代的徐渭(1521)、朱耷(1626)、赵之谦(1829),30年代的蔡邕(133)、索靖(239)、怀素(737)、苏轼(1037),40年代的王献之(344)、黄庭坚(1045)、吴昌硕(1844),60年代的祝允明(1460)、齐白石(1863),80年代的崔浩(381)、黄道周(1585),等等,都是每个年代的重要书家。
由此可见,历史上“某某年代书家”的情况多样,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既不能说某某年代的书家水平最高,也不能说某某年代的书家人数最多。因为判断的标准不同,结论自然也有差异。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可以从这个独特的角度来观察和解析书法史,其中最有兴趣的部分当然是70年代书家。
历史上70年代书家的阵容还是很强大的。我们列一个名单:韦诞(179)、卫铄(272)、羊欣(370)、张旭(675)、李邕(675)、柳公权(778)、杨凝式(873)、米友仁(1074)、黄伯思(1079)、揭奚斯(1274)、沈粲(1379)、文徵明(1470)、唐伯虎(1470)、张瑞图(1570)、包世臣(1775)、梁启超(1873)、于右任(1879)。把这个名单和上边列举的历代某某年代书家作个比较,好像并不逊色。实际上,唐代的70年代书家和宋代70年代书家,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唐代“以书取士”,书法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宋代“趣时贵书”,书家个性得到充分伸展,两者的基本生长环境就有很大区别。即使同为唐代70年代书家的张旭和柳公权也处境不同。张旭在笔法传授的上游,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而柳公权已经是下游,只能离开书法去讨论“心正”和“笔正”的关系问题了。
时间是最符合相对论的,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一方面,70年代只是一瞬,甚至70年代书家的生命也只是一瞬,无论子在川上怎么曰,时间总是不会再来。有的时候,真的感觉时间就是一个概念。另一方面,70年代又具有永恒性,无论有多少的70年代,我们这些人的70年代终究不是他们那些人的70年代。如何善待我们的70年代,让它结实一些、丰富一些,总是我们这些人所要关心的问题。虽然将历史上的70年代书家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不过张彦远说过:“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有的时候信马由缰地胡乱想去,也是人生乐趣。况且这种想象并非全无基础,也并非始终“无益”。想象一下,如果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我们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再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在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如果我们和他们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我们会惭愧吗?他们会骄傲吗?
以年代来标志人与事在古代也有,不过情况不一样。古代以干支纪年,12年是一个小循环,60年是一个大循环。明清以来就有以干支记录事件的,比如甲申之变、甲午海战。但是这个记录的方式容易陷入循环,加上帝国时期的朝代和皇帝经常更换,就更增加了难度。近代以来改用公元纪年,使得以年代记录人与事变得容易多了。18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处在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交替的时期,对于他们来说,印象更深的还是庚子赔款、辛亥革命。从这个意义来讲,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书家,是史上第一批“70年代书家”。70年代书家的独特性就此突出。
很显然,70年代书家是就20世纪70年代那十年而言的,它的着眼点是20世纪的一百年。这样一来不仅20世纪每个十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而且历史上的每个一百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如果从东汉算起,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二十个一百年,那就有二十批次某某年代的书家群体。概念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它是可以扩大和再解释的。“70年代书家”的称谓一出,我们观察书法史的角度顿时不同,或许这也是70年代书家价值的一种吧。
我们先来看“书圣”。王羲之生于303年,是个00年代书家。当然也有他生于320年的说法,那他就是20年代书家。颜真卿生于709年,也是个00年代书家。20世纪很多的00年代书家都是70年代书家幼年的取法对象,比如沙孟海、白蕉。因此一说起00年代书家,似乎就很有亲切感了,原来王羲之、颜真卿与沙孟海、白蕉是不同时代的“同龄人”。
王羲之和颜真卿都是00年代书家的事实,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于是有人会问,是不是历史上的00年代书家都很厉害呢?其实不然,除了这两家之外,历史上的00年代书家的影响都不大。有意思的是,与00年代最近的90年代书家的阵容却很强大,李世民(599)、褚遂良(596)、杨维桢(1296)、王宠(1494)、王铎(1592)、倪元璐(1593)、郑燮(1693)、何绍基(1799)等都出生于90年代。历史上,可与90年代书家相比拟的是50年代书家,钟繇(151)、欧阳询(557)、虞世南(558)、米芾(1051)、赵孟頫(1254)、董其昌(1555)、沈曾植(1850)、康有为(1858)等都出生于50年代。
事实上,历史上的每个年代都有重要书家。除了上述00年代、90年代、50年代的书家以外,10年代的韩择木(714)、蔡襄(1012),20年代的徐渭(1521)、朱耷(1626)、赵之谦(1829),30年代的蔡邕(133)、索靖(239)、怀素(737)、苏轼(1037),40年代的王献之(344)、黄庭坚(1045)、吴昌硕(1844),60年代的祝允明(1460)、齐白石(1863),80年代的崔浩(381)、黄道周(1585),等等,都是每个年代的重要书家。
由此可见,历史上“某某年代书家”的情况多样,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既不能说某某年代的书家水平最高,也不能说某某年代的书家人数最多。因为判断的标准不同,结论自然也有差异。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可以从这个独特的角度来观察和解析书法史,其中最有兴趣的部分当然是70年代书家。
历史上70年代书家的阵容还是很强大的。我们列一个名单:韦诞(179)、卫铄(272)、羊欣(370)、张旭(675)、李邕(675)、柳公权(778)、杨凝式(873)、米友仁(1074)、黄伯思(1079)、揭奚斯(1274)、沈粲(1379)、文徵明(1470)、唐伯虎(1470)、张瑞图(1570)、包世臣(1775)、梁启超(1873)、于右任(1879)。把这个名单和上边列举的历代某某年代书家作个比较,好像并不逊色。实际上,唐代的70年代书家和宋代70年代书家,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唐代“以书取士”,书法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宋代“趣时贵书”,书家个性得到充分伸展,两者的基本生长环境就有很大区别。即使同为唐代70年代书家的张旭和柳公权也处境不同。张旭在笔法传授的上游,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而柳公权已经是下游,只能离开书法去讨论“心正”和“笔正”的关系问题了。
时间是最符合相对论的,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一方面,70年代只是一瞬,甚至70年代书家的生命也只是一瞬,无论子在川上怎么曰,时间总是不会再来。有的时候,真的感觉时间就是一个概念。另一方面,70年代又具有永恒性,无论有多少的70年代,我们这些人的70年代终究不是他们那些人的70年代。如何善待我们的70年代,让它结实一些、丰富一些,总是我们这些人所要关心的问题。虽然将历史上的70年代书家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不过张彦远说过:“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有的时候信马由缰地胡乱想去,也是人生乐趣。况且这种想象并非全无基础,也并非始终“无益”。想象一下,如果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我们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再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在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如果我们和他们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我们会惭愧吗?他们会骄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