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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起“70年代书家”来，大家都明白是指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书法家，更具体一点是指出生于1970年至1979年的书法家。不过也有误会“70年代书家”是指20世纪70年代出道而不是出生的书家，这个理解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准确地说，70年代出道的书家应该是40年代或50年代书家。
以年代来标志人与事在古代也有，不过情况不一样。古代以干支纪年，12年是一个小循环，60年是一个大循环。明清以来就有以干支记录事件的，比如甲申之变、甲午海战。但是这个记录的方式容易陷入循环，加上帝国时期的朝代和皇帝经常更换，就更增加了难度。近代以来改用公元纪年，使得以年代记录人与事变得容易多了。18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处在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交替的时期，对于他们来说，印象更深的还是庚子赔款、辛亥革命。从这个意义来讲，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书家，是史上第一批“70年代书家”。70年代书家的独特性就此突出。
很显然，70年代书家是就20世纪70年代那十年而言的，它的着眼点是20世纪的一百年。这样一来不仅20世纪每个十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而且历史上的每个一百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如果从东汉算起，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二十个一百年，那就有二十批次某某年代的书家群体。概念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它是可以扩大和再解释的。“70年代书家”的称谓一出，我们观察书法史的角度顿时不同，或许这也是70年代书家价值的一种吧。
我们先来看“书圣”。王羲之生于303年，是个00年代书家。当然也有他生于320年的说法，那他就是20年代书家。颜真卿生于709年，也是个00年代书家。20世纪很多的00年代书家都是70年代书家幼年的取法对象，比如沙孟海、白蕉。因此一说起00年代书家，似乎就很有亲切感了，原来王羲之、颜真卿与沙孟海、白蕉是不同时代的“同龄人”。
王羲之和颜真卿都是00年代书家的事实，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于是有人会问，是不是历史上的00年代书家都很厉害呢？其实不然，除了这两家之外，历史上的00年代书家的影响都不大。有意思的是，与00年代最近的90年代书家的阵容却很强大，李世民（599）、褚遂良（596）、杨维桢（1296）、王宠（1494）、王铎（1592）、倪元璐（1593）、郑燮（1693）、何绍基（1799）等都出生于90年代。历史上，可与90年代书家相比拟的是50年代书家，钟繇（151）、欧阳询（557）、虞世南（558）、米芾（1051）、赵孟頫（1254）、董其昌（1555）、沈曾植（1850）、康有为（1858）等都出生于50年代。
事实上，历史上的每个年代都有重要书家。除了上述00年代、90年代、50年代的书家以外，10年代的韩择木（714）、蔡襄（1012），20年代的徐渭（1521）、朱耷（1626）、赵之谦（1829），30年代的蔡邕（133）、索靖（239）、怀素（737）、苏轼（1037），40年代的王献之（344）、黄庭坚（1045）、吴昌硕（1844），60年代的祝允明（1460）、齐白石（1863），80年代的崔浩（381）、黄道周（1585），等等，都是每个年代的重要书家。
由此可见，历史上“某某年代书家”的情况多样，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既不能说某某年代的书家水平最高，也不能说某某年代的书家人数最多。因为判断的标准不同，结论自然也有差异。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可以从这个独特的角度来观察和解析书法史，其中最有兴趣的部分当然是70年代书家。
历史上70年代书家的阵容还是很强大的。我们列一个名单：韦诞（179）、卫铄（272）、羊欣（370）、张旭（675）、李邕（675）、柳公权（778）、杨凝式（873）、米友仁（1074）、黄伯思（1079）、揭奚斯（1274）、沈粲（1379）、文徵明（1470）、唐伯虎（1470）、张瑞图（1570）、包世臣（1775）、梁启超（1873）、于右任（1879）。把这个名单和上边列举的历代某某年代书家作个比较，好像并不逊色。实际上，唐代的70年代书家和宋代70年代书家，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唐代“以书取士”，书法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宋代“趣时贵书”，书家个性得到充分伸展，两者的基本生长环境就有很大区别。即使同为唐代70年代书家的张旭和柳公权也处境不同。张旭在笔法传授的上游，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而柳公权已经是下游，只能离开书法去讨论“心正”和“笔正”的关系问题了。
时间是最符合相对论的，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一方面，70年代只是一瞬，甚至70年代书家的生命也只是一瞬，无论子在川上怎么曰，时间总是不会再来。有的时候，真的感觉时间就是一个概念。另一方面，70年代又具有永恒性，无论有多少的70年代，我们这些人的70年代终究不是他们那些人的70年代。如何善待我们的70年代，让它结实一些、丰富一些，总是我们这些人所要关心的问题。虽然将历史上的70年代书家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不过张彦远说过：“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有的时候信马由缰地胡乱想去，也是人生乐趣。况且这种想象并非全无基础，也并非始终“无益”。想象一下，如果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我们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再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在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如果我们和他们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我们会惭愧吗？他们会骄傲吗？
以年代来标志人与事在古代也有，不过情况不一样。古代以干支纪年，12年是一个小循环，60年是一个大循环。明清以来就有以干支记录事件的，比如甲申之变、甲午海战。但是这个记录的方式容易陷入循环，加上帝国时期的朝代和皇帝经常更换，就更增加了难度。近代以来改用公元纪年，使得以年代记录人与事变得容易多了。18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处在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交替的时期，对于他们来说，印象更深的还是庚子赔款、辛亥革命。从这个意义来讲，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书家，是史上第一批“70年代书家”。70年代书家的独特性就此突出。
很显然，70年代书家是就20世纪70年代那十年而言的，它的着眼点是20世纪的一百年。这样一来不仅20世纪每个十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而且历史上的每个一百年都有某某年代书家。如果从东汉算起，到现在大概经历了二十个一百年，那就有二十批次某某年代的书家群体。概念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里，它是可以扩大和再解释的。“70年代书家”的称谓一出，我们观察书法史的角度顿时不同，或许这也是70年代书家价值的一种吧。
我们先来看“书圣”。王羲之生于303年，是个00年代书家。当然也有他生于320年的说法，那他就是20年代书家。颜真卿生于709年，也是个00年代书家。20世纪很多的00年代书家都是70年代书家幼年的取法对象，比如沙孟海、白蕉。因此一说起00年代书家，似乎就很有亲切感了，原来王羲之、颜真卿与沙孟海、白蕉是不同时代的“同龄人”。
王羲之和颜真卿都是00年代书家的事实，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于是有人会问，是不是历史上的00年代书家都很厉害呢？其实不然，除了这两家之外，历史上的00年代书家的影响都不大。有意思的是，与00年代最近的90年代书家的阵容却很强大，李世民（599）、褚遂良（596）、杨维桢（1296）、王宠（1494）、王铎（1592）、倪元璐（1593）、郑燮（1693）、何绍基（1799）等都出生于90年代。历史上，可与90年代书家相比拟的是50年代书家，钟繇（151）、欧阳询（557）、虞世南（558）、米芾（1051）、赵孟頫（1254）、董其昌（1555）、沈曾植（1850）、康有为（1858）等都出生于50年代。
事实上，历史上的每个年代都有重要书家。除了上述00年代、90年代、50年代的书家以外，10年代的韩择木（714）、蔡襄（1012），20年代的徐渭（1521）、朱耷（1626）、赵之谦（1829），30年代的蔡邕（133）、索靖（239）、怀素（737）、苏轼（1037），40年代的王献之（344）、黄庭坚（1045）、吴昌硕（1844），60年代的祝允明（1460）、齐白石（1863），80年代的崔浩（381）、黄道周（1585），等等，都是每个年代的重要书家。
由此可见，历史上“某某年代书家”的情况多样，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我们既不能说某某年代的书家水平最高，也不能说某某年代的书家人数最多。因为判断的标准不同，结论自然也有差异。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可以从这个独特的角度来观察和解析书法史，其中最有兴趣的部分当然是70年代书家。
历史上70年代书家的阵容还是很强大的。我们列一个名单：韦诞（179）、卫铄（272）、羊欣（370）、张旭（675）、李邕（675）、柳公权（778）、杨凝式（873）、米友仁（1074）、黄伯思（1079）、揭奚斯（1274）、沈粲（1379）、文徵明（1470）、唐伯虎（1470）、张瑞图（1570）、包世臣（1775）、梁启超（1873）、于右任（1879）。把这个名单和上边列举的历代某某年代书家作个比较，好像并不逊色。实际上，唐代的70年代书家和宋代70年代书家，并没有什么可比性。唐代“以书取士”，书法是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部分，宋代“趣时贵书”，书家个性得到充分伸展，两者的基本生长环境就有很大区别。即使同为唐代70年代书家的张旭和柳公权也处境不同。张旭在笔法传授的上游，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而柳公权已经是下游，只能离开书法去讨论“心正”和“笔正”的关系问题了。
时间是最符合相对论的，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一方面，70年代只是一瞬，甚至70年代书家的生命也只是一瞬，无论子在川上怎么曰，时间总是不会再来。有的时候，真的感觉时间就是一个概念。另一方面，70年代又具有永恒性，无论有多少的70年代，我们这些人的70年代终究不是他们那些人的70年代。如何善待我们的70年代，让它结实一些、丰富一些，总是我们这些人所要关心的问题。虽然将历史上的70年代书家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不过张彦远说过：“不为无益之事，何以悦有涯之生？”有的时候信马由缰地胡乱想去，也是人生乐趣。况且这种想象并非全无基础，也并非始终“无益”。想象一下，如果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如果我们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再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在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如果我们和他们一起搞个展览会是什么效果？我们会惭愧吗？他们会骄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