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是明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天资聪颖、才气逼人，《明史》中评价他“学有原委，淹贯百家，博而核，核而精”。然而，他更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厚道。
　　于慎行23岁中进士，25岁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四年（1576年），年仅27岁的他便成为明神宗朱翊钧的老师，负责讲授四书和《资治通鉴》。有一次，于慎行等人授完课，明神宗情绪不错，让人拿出许多宫中珍藏的历代字画，叫他们在上面赋诗题字。这是一件极为荣耀的事，可以名传千古。于慎行很快作好诗，但他自知字写得不好，于是便请人代题上去，事后，他当着皇帝的面坦承此事。明神宗听了，不住地点头，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给他，被词林传为盛事。
　　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是于慎行的恩师，他最为看中的也是于慎行的厚道。张居正曾在朝堂上当众表扬他说：“大明朝的官员，如果都是于慎行这样的老实人，国事哪会如此艰难？”然而，正是这个老实的学生，有一次却让张居正难堪得下不来台。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病逝，按丁忧制度他应该解职回乡，为父守丧27个月，此时正值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的关键时期，他怕自己离职后权力被剥夺，改革无法坚持下去。于是，张居正便指使他的门生故吏向朝廷提出“夺情”。“夺情”也叫夺情起复，意思是为了国家夺去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夺情”是丁忧制度的例外，按照传统礼教，这种行为属于大逆不道。因此，朝中文武大臣纷纷上疏谏止。御史刘台首先弹劾张居正，结果被逮捕入狱。朝中大臣望而却步，然而，有一个人却进入监狱探望刘台，这个人正是于慎行。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上疏反对“夺情”，被施以廷杖。在上疏皇帝营救吴中行的人中，又有于慎行。
　　张居正大为不解，别人反对尚可以理解，自己极为看中又大力提携的弟子为什么会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呢？于是，他当面质问于慎行：“子吾所厚，亦为此耶？”（你是我所厚爱的人，为什么也这么做呢？）于慎行回答说：“正以公见厚故耳。”（这不正是您厚爱我的原因吗？）这样的回答让张居正非常生气，结果于慎行不得不称病回乡，这一待就是三四年。
　　直到张居正病逝，于慎行才被官复原职。由于张居正生前树敌太多，他死后，他的政敌纷纷上疏弹劾，明神宗下令对其抄家。政治风向的逆转，让许多人都看到了机会，于是纷纷落井下石。此时，于慎行又站出来说了公道话。他给负责抄家的刑部侍郎丘橓写信说：“荆州（张居正老家）抄家的前因后果，是所有人所目睹的。张居正在位时为国家殚精竭虑，勤奋操劳，这即使是与其结怨的人也能看到的。当他执掌朝政的时候，满朝都争颂其功，没人敢述说他的过失;今天他失势了，举朝又争说其过，没人敢摆明他的功劳，这都不是实情。”最后，他请求说：“居正母老，诸子覆巢之下，颠沛可伤，宜推明主帷盖恩，全大臣簪履之谊。”在他的劝说下，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的土地，使张居正的母亲得以赡养。于慎行的正直厚道受到朝中一片赞誉。
　　作为明神宗的老师，于慎行受到器重，担任礼部尚书。但不久他就又犯了老实人倔强的毛病，跟神宗皇帝较上了劲。明神宗的皇后无子，皇长子朱常洛是他与太后宫中的宫女王氏所生，明神宗有些忌讳此事，一心想立自己所宠爱的郑妃所生的皇次子为东宫，但依礼法的规定，皇位继承人当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就应遵循“无嫡立长”的原则，所以明神宗迟迟没有立太子。立储是涉及国本的大事，身为礼部尚书的于慎行自然义不容辞，连疏极谏。因为触动了明神宗敏感的神经，他非常生气，降下严旨，责备于慎行“以东宫要挟皇上”。于慎行说：“册立之事，是臣部职掌，我如果不说，是为失职。请皇上速决大计，我宁可弃官归里。”明神宗大怒，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俸禄。于慎行于是辞归乡里，再次回到了老家，这一去就是十年。
　　萬历三十五年（1607年），朝廷推举内阁大臣，于慎行被公推为七人组成的内阁首辅，明神宗想起这个老实人确实比较靠谱，便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然而，此时的于慎行已经重病缠身，勉强到京进谒，几天后就病逝了。
　　于慎行的厚道源于自然天性，更来自后天修养。正像西汉贾谊所说：“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对于仁义价值观念的高度信仰，让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叩问良知，倾听良心，不因利而害义，也不因害而惜身。从这一点说，时人对他“人品事业，宇内第一”的称誉恰如其分。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天津日报》图：项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