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从非武装化的现状出发，积极需求维护国家安全之路。概而言之，其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日本政府决策层最终选择依附美国，是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在被美国占领这一最大现实中，以“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择。在依附美国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目前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安倍内阁的国家安全政策走向特别值得关注。
关键词：日本政府；国家安全构想；永久中立；依附美国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4-0011-07
2013年，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在国家安全领域通过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出台被称为“安倍三箭”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重大举措，旨在对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奉行的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防御型国家安全政策做出根本性修改，为谋求军事大国地位而积极布局。由于该防御型国家安全政策是在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对此国家安全构想进行细致考察，必将有利于深入理解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准确解读“安倍三箭”出台后的政策走向。文章将主要依据《日本外交文书》等相关史料，梳理美国占领下日本政府的各种国家安全构想，探究其最终选择依附美国的历史原因。
一、日本政府国家安全构想的起点
战败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全面配合美军的占领政策，来保证天皇和日本政府继续存在并发挥职能作用，进而保卫天皇制国体。而美国政府基于顺利实施对日占领政策的考虑，采取了利用天皇和现存政府进行“间接统治”的方式。对战败国日本而言，确保美国给予的“间接统治”地位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意味着日本政府能够保留除军部之外的大部分政府机构，这不仅为其秘密展开媾和及国家安全问题的对策研究提供有力保障，而且还能利用一些渠道将其立场和意愿传递给美方。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主导的非军事化政策的全面展开，战前军部推动下的军国主义体制被彻底摧毁，被剪除军事力量的日本一时间成为名符其实的非武装化国家。非军事化政策的实施，既为日本政府制定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政策扫清了障碍，又成为其构建新时期国家安全政策时必须正视的现实因素。
军部被解体后，外务省成为负责研究、制定战后日本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部门。虽然外务省因为外交职能的丧失而被大幅度地削减了组织机构和人员，但条约局等核心部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为将来的媾和对策进行调查、分析和准备成为外务省的重要任务。1945年11月21日，币原喜重郎内阁专门在外务省内部设立了以条约局长杉原荒太为干事长的“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主要业务是就和平条约问题展开预备性研究[1]12。干事会成员们主要想法是尽量避免一战后德国被迫接受《凡尔赛条约》苛刻条件的那种“命令式和平”，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方面确立对日媾和政策之前，要抓住一切机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以及私人渠道向它们传递日本在媾和及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与想法，尽量将日方的愿望反映到它们的对日媾和政策之中，所以干事会工作非常努力。从1946年1月开始，在该干事会等部门的推动下，外务省秘密展开战后日本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工作。
二、永久中立国构想
在国内非军事化政策全面展开，军事力量被摧毁的现实情况下，外务省首先考虑到的是永久中立国构想。1946年1月26日，外务省政务局在其起草的《盟国的和平条约假想案和我方希望案之比较研究》中认为，在非军事化的既成事实下，“将来即使不会设置将日本完全非武装化的规定，也有将日本置于国际法上的永久中立国地位的可能性”。“十分有必要保有一个独立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军备，要容许这种防御的、和平的军备作为新国家的基础”[1]140。可见，政务局认为非军事化的日本有可能被定型为永久中立国，但是不管怎样都要维持必要的防御性军备力量。外务省官员们之所以提出这种“武装中立”式构想，是因为主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这种传统思想仍然主导着他们的意识，他们认为恢复独立后的日本拥有防御性军备力量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是，1946年3月6日新宪法草案纲要的公布给外务省以巨大冲击。这份美国主导制定的新宪法草案含有放弃战争、否定交战权的条款，让外务省的重新武装设想化为泡影，促使外务省官员们必须转变思路，在非武装化的制约下寻求能够有效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手段。在此情形下，在一切国际纷争中保持中立，做永久中立国就成为一个重要选择。然而外务省内部却在此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在5月上旬召开的外务省政策审议委员会上，一方主张在谋求加入联合国的同时，应该成为永久中立国。认为这样既能防止非武装化的日本卷入国际纷争，维护国家安全，还可以使日本以国际正义先驱者的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另一方则忧心做永久中立国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还容易让日本丧失民族活力[4]。 会议最后也未就日本的永久中立国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也考虑到了永久中立国构想的现实有效性，在其5月22日完成的第1次研究报告中，就提出一个组合式国家安全构想：“提议让日本做国际法上的永久中立国，同时谋求设置由远东委员会成员国构成的集体安全保障机构（规定世界上任何一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即被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侵略，以此来共同保护日本）”[1]12。可见，干事会虽然主张日本做永久中立国，但也担心它不能真正有效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提出成立地区集体安全机构，由其提供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外务省也在积极探讨加入联合国问题。虽然初期研究曾一度认为永久中立国地位并不妨碍其加入联合国，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外务省官员们认识到永久中立国地位正是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绊脚石。第一次吉田茂内阁时期的外务省条约局在1946年9月提出的《关于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法律考察》一案中对日本加入联合国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联合国可能不允许以永久中立国的身份加入，并且得出永久中立国地位将会真正成为日本加入联合国的障碍的结论[1]145。由于日本非常希望通过尽快加入联合国来重返国际社会，所以被认为是其障碍的永久中立国构想此后便淡出了外务省官员们的视野。 总之，在1946年上半年，外务省基于日本非武装化的现实，一度把永久中立国构想列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选择，但是又考虑到该构想的有效性和会成为日本加入联合国的障碍这一事实而予以否定，不再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构想的重点考虑对象。
三、依靠联合国构想
非常希望尽快加入联合国，重返国际社会的第一次吉田茂内阁，很快便将思路转向依靠联合国。首相吉田茂在1946年7月4日的众议院答辩中，就声称如果非武装化的日本能以独立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将依靠联合国宪章来获得保护[3]139。尽管这可能不是吉田茂的真实想法，但它至少说
明吉田茂内阁开始留意依靠联合国的构想。
1947年3月17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记者会上宣称应尽快展开对日媾和，媾和后由联合国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3]203-204。在此消息的巨大刺激下，外务省内部加紧展开媾和对策和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着手制定准备向美国等盟国方面提交的方案。6月1日，日本在新宪法下选举、成立了片山哲内阁，负责媾和事物的外相芦田均非常关注并积极推动着国家安全构想的决策进程。6月3日，“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提出了题为《关于缔结和平条约之（1）问题所在和（2）日本的立场》的草案，认为必须在和平条约中对非武装的日本国家安全问题予以规定。草案列举出永久中立国、置于一国或数国保护下和置于联合国保护下三种国家安全构想，并逐一加以分析：永久中立国的成功案例只有瑞士，对夹在美苏两大国间的日本而言，不具备实效性；置于一国或数国保护下的方式将会损害重获独立后日本的威信和国民感情；置于联合国保护下的方式虽然很可能会因为五大国的协调困难而大打折扣，但就目前而言，它仍然是“安全保障的最佳方式”。为此，建议日本应该尽快谋求加入联合国[4]144-147。可见，受到麦克阿瑟上述发言内容影响的外务省已经否定了永久中立国构想，转而寻求依靠联合国提供的安全保障。
6月12日，干事会在名为《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的意见》的文书中明确提出依靠联合国的构想：“日本政府……希望在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被允许加入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给予加盟国的一般性保障来有效地保障日本的独立和领土安全。”但是意见书又提到：“从日本的特殊情况来看，只加入联合国并不能充分保障安全。需要依靠更加有效、现实的安全保障机构。因此希望设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地区性保障机构。即，包括日本在内的西太平洋诸国通过制定地区集体保障制度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1]204-205。也就是说，干事会明确希望日本加入联合国并由其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又担心其实际效果，所以主张由联合国和地区集体保障机构来共同保障非武装化日本的国家安全。
7月26日，依靠联合国的构想又出现在外相芦田均递交给对日理事会美国代表艾奇逊并请求其阅读转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意见书之中：“我们希望能够在和平条约中规定日本可以迅速加入联合国。……我们认为这将给无军备的日本国民以强烈的安全保障感”[1]246。可见，到1947年7月底为止，依靠联合国的国家安全构想是片山内阁的首要选择。
但是，随着冷战的展开，在美苏日趋对立的国际形势下，外务省内部普遍对联合国的安全保障职能持怀疑态度。10月18日，外务省条约局长荻原徹在其起草的《关于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的技术性考察》中对依靠联合国的构想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地区安全保障机构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1]232-324。1周以后，条约局条约课在荻原草案的基础上整理出的名为《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形态》的中间报告中，归纳了依靠联合国构想的具体方式并加以分析，再次得出依靠联合国和地区安全保障机构的构想都不具备现实性和有效性的结论[4]157-159。也就是说，外务省官员们很快意识到，冷战格局下的联合国将不能正常发挥安全保障职能，那么依靠联合国的国家安全构想就成为泡影，没有现实可行性。
在此之后，外务省也不再将依靠联合国的构想列为首要选择，而是在芦田均、吉田茂的领导下，转而对依附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想展开积极探讨。
四、依附美国构想的提出
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依附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想的重要标志，是片山内阁的横滨终战联络事务局长铃木九万于1947年9月13日交给驻日美军第八军军长艾克尔伯格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是经过外相芦田均等外务省高层干部协商拟定而成，被称为《芦田备忘录》。
备忘录把国际形势分为美苏关系变得良好和美苏关系没有改善这两种情形，并对两种情形下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想进行了阐述。在第1种情况下，确定联合国能够保护日本的独立。在第2种情况下，从保护日本的独立和维持国内治安两个角度考虑，列出两种选择：（1）美军以监视和平条约的施行之名在日本国内驻扎，从而对日本的安全产生影响。（2）美日两国间缔结特别协定，将日本的防卫交到美国手中。备忘录进一步阐述了构想内容：预想在日本附近的外侧地区的军事要地上，美军兵力充足。特别协定的内容是假如发生威胁日本独立的事，美国在和日本政府协商后，其军队随时都可以进驻日本国内并共同使用军事基地。或者制定必要的规定来建立、维持日本国内的军事基地，尽量满足美方要求。该备忘录的结论是：“在世界不安定的可能性增大的形势下，保障日本独立的最佳方法是同美国缔结特别协定以防备第三国的侵略，同时增强国内的陆上和海上警察力量。至少在联合国按其宪章规定正常运转前，日本国民希望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1]294-296。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份备忘录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者芦田均的务实态度，他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冷战的开始，美苏对立局面的展开，依靠联合国的构想已经不符合实际，应该寻求美国的保护。
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它是一种“有事驻留”方式：美军平时驻扎在日本附近的基地，而不是日本领土。一旦日本受到侵犯时，美军可以根据协议进驻日本国内。吉田茂评价它“虽非积极希望美军驻扎日本，但其方向却和后来形成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基础的想法完全一致”[5]36-37。因此，可以认为《芦田备忘录》是日后缔结的《日美安保条约》的原型之一。 在外相芦田均的推动下，外务省内部也开始就依附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想展开探讨。条约局在10月中下旬草拟的《关于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的技术性考察》和《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形态》这两份报告书中，均将依附美国的构想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方式并对其优劣性进行考查。由条约局长荻原徹起草的《关于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的技术性考察》认为有可能在和平条约之外同美国缔结协定，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领土和国家安全，日方多半会采取租借基地的方式[1]316-324。条约局条约课在《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形态》这份中间报告中提出依附美国构想的两种具体方式：美菲协定方式和政治性安全保障。报告认为政治性安全保障反而有效，即日本因其在美国亚太防线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而能享受到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4]41。虽然两份报告书的结论不同于《芦田备忘录》中提出的“有事驻留”方式，但是也都认可了依附美国的构想思路，认为它是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
五、依附美国构想的定型
1949年底，日本政府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然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冷战进一步激化，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已然形成；美国基于日本的战略价值而调整了对日占领政策，意欲将日本打造成遏制苏联的堡垒。此时的吉田茂内阁也非常清楚，“日本惟有同美国合作，以自由国家阵营的一员向前迈进，才能确保其安全。”但是，外务省和首相吉田茂在具体方式上持有不同见解。外务省在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它更多地考虑到主权独立、宪法限制及刺激苏联等因素，希望“避免在日本领土范围内驻军和设置军事基地。即使迫于形势也要尽量回避在日本本土之内，要限制在周边诸岛，万不得已时要限定本土内的驻军地点”[1]441-442。吉田茂则有自己的想法。他清楚地认识到在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必须通过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方式使美军继续留在日本，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这对战败国日本而言已不可避免。恰巧此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所以吉田茂决定越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直接派人去美国传递其真实想法。
1950年5月3日，被吉田茂派去访美的藏相池田勇人在拜会美国陆军部顾问道奇时，转达了“吉田口信”：“日本政府希望尽早缔结媾和条约。即使缔结了这样的和约，为保障缔约后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美国军队仍有必要驻扎在日本。如果美国方面不方便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日本政府也可以研究由日方提出这种请求的方法”[6]75。可见，吉田茂的如意算盘是允诺美国在媾和后继续驻军日本，以此推动美国政府的媾和决策进程，争取早日恢复日本的独立，同时还能让驻日美军担负起保障日本国家安全的责任。就其意义而言，“吉田口信”可以说是《芦田备忘录》的继承和发展，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另一个原型。
9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声明准备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后，吉田茂内阁加紧展开媾和谈判准备工作。外务省于10月4日完成了名为《应对美国对日和约案构想的我方希望方针（草案）》的A作业，其中在安全保障方面主张“以由世界级的安全保障机构来确保日本的安全”为方针，还提出“最理想的方法是在签订驻军协定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联合国委托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的决议，日美两国以此为基础，签订安全协定”a。可见，此时的外务省在谋求依附美国的构想与联合国授权的紧密结合。但是A作业遭到吉田茂的否定，认为它“如同野党口吻，是无用议论，没有再看的价值”[2]17。
为了让外务省更清楚其想法，从10月开始，吉田茂在外相官邸先后数次举行由政、财、学、舆论各界代表以及旧军官分别参加的秘密特别集会，讨论媾和对策和国家安全构想。外务省官员参加旁听并负责讨论意见的整理工作。在10月5日各界代表的首次集会上，吉田命令条约局长西村熊雄火速完成一份有关国家安全保障体制的草案。
西村等人根据吉田及与会代表的意见，于11日完成了名为《关于安全保障的日美条约案》的B作业。这份条约方案首先设想由联合国邀请美国代替其承担保护日本安全的责任。然后依次列出了12项条款，其前3条内容是：“第1条，美国代替联合国，有责任确保没有军备的日本国的安全；第2条，联合国在判定存在对日本国的侵略行为时，美国可立即采取一切措施排除上述侵略。日本提供宪法允许内的一切援助与合作；第3条，为达成前项目的，两国同意美军在日本国领土内常驻。美军的驻屯地点与人数由第9条的委员会决定”[3]42-45。从其内容可以看出，B作业整合了吉田茂和外务省的思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依附美国的构想方案。鉴于该《日美条约案》是日美两国此后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的原型，可以认定它是日本政府依附美国的构想正式定型的主要标志。
六、结语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依附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想，是其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在美国占领这一最大现实中，以“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择。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冷战的深入展开，美苏对立格局的形成，联合国的安全保障机制陷入不能有效地提供保护的境地，各国也不得不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做出选择。美国也随之调整对日占领政策，强化日本的对苏战略地位。而处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只能选择依附美国，通过允许美军继续驻扎来换取美国的保护。从日本决策层的动机来看，芦田均、吉田茂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对国际形势有着清晰的判断，认为在美苏对立格局下只有依附强大的美国并与之结盟，才能最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再次发挥作用。
在依附美国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在冷战期间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丧失自我保护能力日本的国家安全，使其能够安心地致力于经济复兴和有计划地重整军备。但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政治右倾化下的日本政府加快了突破各种束缚，实现军事大国化的步伐。过去一年安倍内阁发出的“安倍三箭”，是诱导日本国家安全政策从防御型转向进攻型的重要步骤。安倍内阁还计划在今年解禁集体自卫权，进一步促进国家安全政策的转型。这样一个不断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政治右倾化严重的国家，如果真正奉行进攻型国家安全政策，必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外務省.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条約 準備対策[M]. 東京： 外務省， 2006.
[2] 外務省.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条約 対米交渉[M]. 東京： 外務省， 2007.
[3] 大嶽秀夫. 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 第1巻[M]. 東京： 三一書房， 1991.
[4] 楠綾子. 吉田茂と安全保障政策の形成[M]. 京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09年.
[5] 宮沢喜一. 戦後日本政治の証言[M]. 東京： 読売新聞社， 1991.
[6] 吉田茂. 回想十年： 第3巻[M]. 韩润棠，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 责任编辑 李 颖 ]
From Permanent Neutrality to Rely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ese Government'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io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LIU Shu-liang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postwar， Japanese government worked hard to explore a way of how to defend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from its demilitariz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ion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 process from permanent neutrality to relying o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finally to count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facing the fact of occupancy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licymakers of Japanese government made a strategic decision to depend on the United States by its “follow” mentality. Now the Japanes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which cultivated the conception of depend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period. It is noteworthy that how the Abe cabinet will execute it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Key words： Japanese government；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ion； Permanent neutrality； Depend on the United States
关键词：日本政府；国家安全构想；永久中立；依附美国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4-0011-07
2013年，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在国家安全领域通过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制定出台被称为“安倍三箭”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重大举措，旨在对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奉行的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防御型国家安全政策做出根本性修改，为谋求军事大国地位而积极布局。由于该防御型国家安全政策是在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对此国家安全构想进行细致考察，必将有利于深入理解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准确解读“安倍三箭”出台后的政策走向。文章将主要依据《日本外交文书》等相关史料，梳理美国占领下日本政府的各种国家安全构想，探究其最终选择依附美国的历史原因。
一、日本政府国家安全构想的起点
战败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全面配合美军的占领政策，来保证天皇和日本政府继续存在并发挥职能作用，进而保卫天皇制国体。而美国政府基于顺利实施对日占领政策的考虑，采取了利用天皇和现存政府进行“间接统治”的方式。对战败国日本而言，确保美国给予的“间接统治”地位的意义十分重大，它意味着日本政府能够保留除军部之外的大部分政府机构，这不仅为其秘密展开媾和及国家安全问题的对策研究提供有力保障，而且还能利用一些渠道将其立场和意愿传递给美方。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主导的非军事化政策的全面展开，战前军部推动下的军国主义体制被彻底摧毁，被剪除军事力量的日本一时间成为名符其实的非武装化国家。非军事化政策的实施，既为日本政府制定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政策扫清了障碍，又成为其构建新时期国家安全政策时必须正视的现实因素。
军部被解体后，外务省成为负责研究、制定战后日本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部门。虽然外务省因为外交职能的丧失而被大幅度地削减了组织机构和人员，但条约局等核心部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为将来的媾和对策进行调查、分析和准备成为外务省的重要任务。1945年11月21日，币原喜重郎内阁专门在外务省内部设立了以条约局长杉原荒太为干事长的“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主要业务是就和平条约问题展开预备性研究[1]12。干事会成员们主要想法是尽量避免一战后德国被迫接受《凡尔赛条约》苛刻条件的那种“命令式和平”，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国方面确立对日媾和政策之前，要抓住一切机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以及私人渠道向它们传递日本在媾和及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与想法，尽量将日方的愿望反映到它们的对日媾和政策之中，所以干事会工作非常努力。从1946年1月开始，在该干事会等部门的推动下，外务省秘密展开战后日本国家安全问题的探讨工作。
二、永久中立国构想
在国内非军事化政策全面展开，军事力量被摧毁的现实情况下，外务省首先考虑到的是永久中立国构想。1946年1月26日，外务省政务局在其起草的《盟国的和平条约假想案和我方希望案之比较研究》中认为，在非军事化的既成事实下，“将来即使不会设置将日本完全非武装化的规定，也有将日本置于国际法上的永久中立国地位的可能性”。“十分有必要保有一个独立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军备，要容许这种防御的、和平的军备作为新国家的基础”[1]140。可见，政务局认为非军事化的日本有可能被定型为永久中立国，但是不管怎样都要维持必要的防御性军备力量。外务省官员们之所以提出这种“武装中立”式构想，是因为主权国家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这种传统思想仍然主导着他们的意识，他们认为恢复独立后的日本拥有防御性军备力量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是，1946年3月6日新宪法草案纲要的公布给外务省以巨大冲击。这份美国主导制定的新宪法草案含有放弃战争、否定交战权的条款，让外务省的重新武装设想化为泡影，促使外务省官员们必须转变思路，在非武装化的制约下寻求能够有效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手段。在此情形下，在一切国际纷争中保持中立，做永久中立国就成为一个重要选择。然而外务省内部却在此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在5月上旬召开的外务省政策审议委员会上，一方主张在谋求加入联合国的同时，应该成为永久中立国。认为这样既能防止非武装化的日本卷入国际纷争，维护国家安全，还可以使日本以国际正义先驱者的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另一方则忧心做永久中立国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还容易让日本丧失民族活力[4]。 会议最后也未就日本的永久中立国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也考虑到了永久中立国构想的现实有效性，在其5月22日完成的第1次研究报告中，就提出一个组合式国家安全构想：“提议让日本做国际法上的永久中立国，同时谋求设置由远东委员会成员国构成的集体安全保障机构（规定世界上任何一国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即被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侵略，以此来共同保护日本）”[1]12。可见，干事会虽然主张日本做永久中立国，但也担心它不能真正有效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提出成立地区集体安全机构，由其提供安全保障。
与此同时，外务省也在积极探讨加入联合国问题。虽然初期研究曾一度认为永久中立国地位并不妨碍其加入联合国，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外务省官员们认识到永久中立国地位正是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绊脚石。第一次吉田茂内阁时期的外务省条约局在1946年9月提出的《关于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法律考察》一案中对日本加入联合国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联合国可能不允许以永久中立国的身份加入，并且得出永久中立国地位将会真正成为日本加入联合国的障碍的结论[1]145。由于日本非常希望通过尽快加入联合国来重返国际社会，所以被认为是其障碍的永久中立国构想此后便淡出了外务省官员们的视野。 总之，在1946年上半年，外务省基于日本非武装化的现实，一度把永久中立国构想列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选择，但是又考虑到该构想的有效性和会成为日本加入联合国的障碍这一事实而予以否定，不再将其视为国家安全构想的重点考虑对象。
三、依靠联合国构想
非常希望尽快加入联合国，重返国际社会的第一次吉田茂内阁，很快便将思路转向依靠联合国。首相吉田茂在1946年7月4日的众议院答辩中，就声称如果非武装化的日本能以独立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将依靠联合国宪章来获得保护[3]139。尽管这可能不是吉田茂的真实想法，但它至少说
明吉田茂内阁开始留意依靠联合国的构想。
1947年3月17日，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记者会上宣称应尽快展开对日媾和，媾和后由联合国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3]203-204。在此消息的巨大刺激下，外务省内部加紧展开媾和对策和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着手制定准备向美国等盟国方面提交的方案。6月1日，日本在新宪法下选举、成立了片山哲内阁，负责媾和事物的外相芦田均非常关注并积极推动着国家安全构想的决策进程。6月3日，“和平条约问题研究干事会”提出了题为《关于缔结和平条约之（1）问题所在和（2）日本的立场》的草案，认为必须在和平条约中对非武装的日本国家安全问题予以规定。草案列举出永久中立国、置于一国或数国保护下和置于联合国保护下三种国家安全构想，并逐一加以分析：永久中立国的成功案例只有瑞士，对夹在美苏两大国间的日本而言，不具备实效性；置于一国或数国保护下的方式将会损害重获独立后日本的威信和国民感情；置于联合国保护下的方式虽然很可能会因为五大国的协调困难而大打折扣，但就目前而言，它仍然是“安全保障的最佳方式”。为此，建议日本应该尽快谋求加入联合国[4]144-147。可见，受到麦克阿瑟上述发言内容影响的外务省已经否定了永久中立国构想，转而寻求依靠联合国提供的安全保障。
6月12日，干事会在名为《关于安全保障问题的意见》的文书中明确提出依靠联合国的构想：“日本政府……希望在缔结和平条约的同时被允许加入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给予加盟国的一般性保障来有效地保障日本的独立和领土安全。”但是意见书又提到：“从日本的特殊情况来看，只加入联合国并不能充分保障安全。需要依靠更加有效、现实的安全保障机构。因此希望设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地区性保障机构。即，包括日本在内的西太平洋诸国通过制定地区集体保障制度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1]204-205。也就是说，干事会明确希望日本加入联合国并由其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又担心其实际效果，所以主张由联合国和地区集体保障机构来共同保障非武装化日本的国家安全。
7月26日，依靠联合国的构想又出现在外相芦田均递交给对日理事会美国代表艾奇逊并请求其阅读转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意见书之中：“我们希望能够在和平条约中规定日本可以迅速加入联合国。……我们认为这将给无军备的日本国民以强烈的安全保障感”[1]246。可见，到1947年7月底为止，依靠联合国的国家安全构想是片山内阁的首要选择。
但是，随着冷战的展开，在美苏日趋对立的国际形势下，外务省内部普遍对联合国的安全保障职能持怀疑态度。10月18日，外务省条约局长荻原徹在其起草的《关于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的技术性考察》中对依靠联合国的构想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无论是联合国还是地区安全保障机构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1]232-324。1周以后，条约局条约课在荻原草案的基础上整理出的名为《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形态》的中间报告中，归纳了依靠联合国构想的具体方式并加以分析，再次得出依靠联合国和地区安全保障机构的构想都不具备现实性和有效性的结论[4]157-159。也就是说，外务省官员们很快意识到，冷战格局下的联合国将不能正常发挥安全保障职能，那么依靠联合国的国家安全构想就成为泡影，没有现实可行性。
在此之后，外务省也不再将依靠联合国的构想列为首要选择，而是在芦田均、吉田茂的领导下，转而对依附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想展开积极探讨。
四、依附美国构想的提出
日本政府明确提出依附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想的重要标志，是片山内阁的横滨终战联络事务局长铃木九万于1947年9月13日交给驻日美军第八军军长艾克尔伯格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是经过外相芦田均等外务省高层干部协商拟定而成，被称为《芦田备忘录》。
备忘录把国际形势分为美苏关系变得良好和美苏关系没有改善这两种情形，并对两种情形下日本的国家安全构想进行了阐述。在第1种情况下，确定联合国能够保护日本的独立。在第2种情况下，从保护日本的独立和维持国内治安两个角度考虑，列出两种选择：（1）美军以监视和平条约的施行之名在日本国内驻扎，从而对日本的安全产生影响。（2）美日两国间缔结特别协定，将日本的防卫交到美国手中。备忘录进一步阐述了构想内容：预想在日本附近的外侧地区的军事要地上，美军兵力充足。特别协定的内容是假如发生威胁日本独立的事，美国在和日本政府协商后，其军队随时都可以进驻日本国内并共同使用军事基地。或者制定必要的规定来建立、维持日本国内的军事基地，尽量满足美方要求。该备忘录的结论是：“在世界不安定的可能性增大的形势下，保障日本独立的最佳方法是同美国缔结特别协定以防备第三国的侵略，同时增强国内的陆上和海上警察力量。至少在联合国按其宪章规定正常运转前，日本国民希望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1]294-296。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这份备忘录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者芦田均的务实态度，他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冷战的开始，美苏对立局面的展开，依靠联合国的构想已经不符合实际，应该寻求美国的保护。
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它是一种“有事驻留”方式：美军平时驻扎在日本附近的基地，而不是日本领土。一旦日本受到侵犯时，美军可以根据协议进驻日本国内。吉田茂评价它“虽非积极希望美军驻扎日本，但其方向却和后来形成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基础的想法完全一致”[5]36-37。因此，可以认为《芦田备忘录》是日后缔结的《日美安保条约》的原型之一。 在外相芦田均的推动下，外务省内部也开始就依附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想展开探讨。条约局在10月中下旬草拟的《关于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的技术性考察》和《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形态》这两份报告书中，均将依附美国的构想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方式并对其优劣性进行考查。由条约局长荻原徹起草的《关于日本安全保障问题的技术性考察》认为有可能在和平条约之外同美国缔结协定，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领土和国家安全，日方多半会采取租借基地的方式[1]316-324。条约局条约课在《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形态》这份中间报告中提出依附美国构想的两种具体方式：美菲协定方式和政治性安全保障。报告认为政治性安全保障反而有效，即日本因其在美国亚太防线上的重要战略地位而能享受到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4]41。虽然两份报告书的结论不同于《芦田备忘录》中提出的“有事驻留”方式，但是也都认可了依附美国的构想思路，认为它是维护日本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
五、依附美国构想的定型
1949年底，日本政府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然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冷战进一步激化，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已然形成；美国基于日本的战略价值而调整了对日占领政策，意欲将日本打造成遏制苏联的堡垒。此时的吉田茂内阁也非常清楚，“日本惟有同美国合作，以自由国家阵营的一员向前迈进，才能确保其安全。”但是，外务省和首相吉田茂在具体方式上持有不同见解。外务省在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它更多地考虑到主权独立、宪法限制及刺激苏联等因素，希望“避免在日本领土范围内驻军和设置军事基地。即使迫于形势也要尽量回避在日本本土之内，要限制在周边诸岛，万不得已时要限定本土内的驻军地点”[1]441-442。吉田茂则有自己的想法。他清楚地认识到在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必须通过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方式使美军继续留在日本，以保障日本的国家安全”，这对战败国日本而言已不可避免。恰巧此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所以吉田茂决定越过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直接派人去美国传递其真实想法。
1950年5月3日，被吉田茂派去访美的藏相池田勇人在拜会美国陆军部顾问道奇时，转达了“吉田口信”：“日本政府希望尽早缔结媾和条约。即使缔结了这样的和约，为保障缔约后日本及亚洲地区的安全，美国军队仍有必要驻扎在日本。如果美国方面不方便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日本政府也可以研究由日方提出这种请求的方法”[6]75。可见，吉田茂的如意算盘是允诺美国在媾和后继续驻军日本，以此推动美国政府的媾和决策进程，争取早日恢复日本的独立，同时还能让驻日美军担负起保障日本国家安全的责任。就其意义而言，“吉田口信”可以说是《芦田备忘录》的继承和发展，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另一个原型。
9月14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声明准备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后，吉田茂内阁加紧展开媾和谈判准备工作。外务省于10月4日完成了名为《应对美国对日和约案构想的我方希望方针（草案）》的A作业，其中在安全保障方面主张“以由世界级的安全保障机构来确保日本的安全”为方针，还提出“最理想的方法是在签订驻军协定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联合国委托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的决议，日美两国以此为基础，签订安全协定”a。可见，此时的外务省在谋求依附美国的构想与联合国授权的紧密结合。但是A作业遭到吉田茂的否定，认为它“如同野党口吻，是无用议论，没有再看的价值”[2]17。
为了让外务省更清楚其想法，从10月开始，吉田茂在外相官邸先后数次举行由政、财、学、舆论各界代表以及旧军官分别参加的秘密特别集会，讨论媾和对策和国家安全构想。外务省官员参加旁听并负责讨论意见的整理工作。在10月5日各界代表的首次集会上，吉田命令条约局长西村熊雄火速完成一份有关国家安全保障体制的草案。
西村等人根据吉田及与会代表的意见，于11日完成了名为《关于安全保障的日美条约案》的B作业。这份条约方案首先设想由联合国邀请美国代替其承担保护日本安全的责任。然后依次列出了12项条款，其前3条内容是：“第1条，美国代替联合国，有责任确保没有军备的日本国的安全；第2条，联合国在判定存在对日本国的侵略行为时，美国可立即采取一切措施排除上述侵略。日本提供宪法允许内的一切援助与合作；第3条，为达成前项目的，两国同意美军在日本国领土内常驻。美军的驻屯地点与人数由第9条的委员会决定”[3]42-45。从其内容可以看出，B作业整合了吉田茂和外务省的思路，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依附美国的构想方案。鉴于该《日美条约案》是日美两国此后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的原型，可以认定它是日本政府依附美国的构想正式定型的主要标志。
六、结语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日本政府最终选择依附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想，是其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在美国占领这一最大现实中，以“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择。从国际环境来看，随着冷战的深入展开，美苏对立格局的形成，联合国的安全保障机制陷入不能有效地提供保护的境地，各国也不得不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做出选择。美国也随之调整对日占领政策，强化日本的对苏战略地位。而处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只能选择依附美国，通过允许美军继续驻扎来换取美国的保护。从日本决策层的动机来看，芦田均、吉田茂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对国际形势有着清晰的判断，认为在美苏对立格局下只有依附强大的美国并与之结盟，才能最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再次发挥作用。
在依附美国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在冷战期间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丧失自我保护能力日本的国家安全，使其能够安心地致力于经济复兴和有计划地重整军备。但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政治右倾化下的日本政府加快了突破各种束缚，实现军事大国化的步伐。过去一年安倍内阁发出的“安倍三箭”，是诱导日本国家安全政策从防御型转向进攻型的重要步骤。安倍内阁还计划在今年解禁集体自卫权，进一步促进国家安全政策的转型。这样一个不断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政治右倾化严重的国家，如果真正奉行进攻型国家安全政策，必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 外務省.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条約 準備対策[M]. 東京： 外務省， 2006.
[2] 外務省.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講和条約 対米交渉[M]. 東京： 外務省， 2007.
[3] 大嶽秀夫. 戦後日本防衛問題資料集： 第1巻[M]. 東京： 三一書房， 1991.
[4] 楠綾子. 吉田茂と安全保障政策の形成[M]. 京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 2009年.
[5] 宮沢喜一. 戦後日本政治の証言[M]. 東京： 読売新聞社， 1991.
[6] 吉田茂. 回想十年： 第3巻[M]. 韩润棠，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 责任编辑 李 颖 ]
From Permanent Neutrality to Rely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ese Government'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io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LIU Shu-liang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Abstract： In the early period of postwar， Japanese government worked hard to explore a way of how to defend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from its demilitariz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Japan'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ion experienced an evolution process from permanent neutrality to relying o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finally to count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facing the fact of occupancy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 policymakers of Japanese government made a strategic decision to depend on the United States by its “follow” mentality. Now the Japanes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which cultivated the conception of depend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n important transition period. It is noteworthy that how the Abe cabinet will execute it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Key words： Japanese government；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ion； Permanent neutrality； Depend on the United St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