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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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是日本最早留学欧洲的学生,他于1862年与津田真道一同远赴荷兰入莱顿大学,从毕晒林教授学习西方近代国家赖以成立的学术体系的骨干部分,即＂性法（自然法）＂、＂万国公法（国际法）＂、＂国法（法学）＂、＂制产（经济）＂、＂政表（统计）＂五科概要;还掌握了孔德的实证主义这一崭新的哲学思想。实证主义的核心在于,它使人理解＂个人＂在近代市民社会和国民国家中是自立的,这是从思想上梳理近代社会由何而来的根本性营为。西周等将其学习成果译成日语（包括汉文）出版。与此同时,又以朱子学等东亚知识体系为基础,译出了表达西方近代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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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撰述曾蒙武田时昌教授示教,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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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是日本最早留学欧洲的学生,他于1862年与津田真道一同远赴荷兰入莱顿大学,从毕晒林教授学习西方近代国家赖以成立的学术体系的骨干部分,即＂性法（自然法）＂、＂万国公法（国际法）＂、＂国法（法学）＂、＂制产（经济）＂、＂政表（统计）＂五科概要;还掌握了孔德的实证主义这一崭新的哲学思想。实证主义的核心在于,它使人理解＂个人＂在近代市民社会和国民国家中是自立的,这是从思想上梳理近代社会由何而来的根本性营为。西周等将其学习成果译成日语（包括汉文）出版。与此同时,又以朱子学等东亚知识体系为基础,译出了表达西方近代文明新概念的大量语汇。现在常用的＂演绎＂、＂归纳＂等数百语汇,就是其翻译成果的极好标志。由于西周等人的努力,西方近代学术体系得以成功移植到东亚,形成了＂近代东亚文明圈＂。拜其所赐,当今的高等教育才能够用母语来进行。
其他文献
粟特语布古特碑自1970年代由俄国学者克利亚什托尔内、李夫什茨整理公布以来,久已广为人知,许多研究早期内亚史、第一突厥汗国史的学者利用他们的释读作为史料。因为他们的释读在语言学、文献学上尚多有需要校正改进之处,亟需提供一个新的释读。现根据拓片和最新制作的3D照片,提出一个新的录文和现代语译,其中最主要的发现是以往释读中的Mahan特勤并不见于铭文,这个误读曾导致人们相信他就是布古特碑的碑主。实际情形是:碑文的核心内容讲述了他钵以及他的儿子菴罗两代人的可汗地位的合法性、菴罗与沙钵略合力经营的治丧过程、菴罗在
“安菲特利特号”是历史上开启中法贸易的首艘法国商船。在“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之前,葡萄牙人早已将中国商品进口到欧洲,引发“中国器物热”。18世纪初“安菲特利特号”首航返欧,带回瓷器、漆器和餐具等各种商品。中国商品首次在法国拍卖,推高法国社会的“中国器物热”风潮,也成就以“定制品”为特征的各式“中国风”。与此同时,“中国器物热”的发酵催生仿制品行业。在1730—1740年代摄政时期,仿制品泛滥,“中国器物热”逐渐退潮,定制品被分解成小配件,镶嵌在洛可可家具上,“中国风”融入洛可可审美风格之中。
中国对于欧洲来说曾是一块神奇的、充满谜团的东方土地。随着传教士东去和西欧制图学的发展,17—18世纪西欧知识界对中国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科学知识的认识逐渐提升,发生转折性变化。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将中国纳入西方知识体系,耶稣会士的亲儒著述对启蒙时代欧洲知识界产生了影响。尽管耶稣会内部对中华文明的解读迥异,耶稣会的精神冒险还是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打开了大门。
维克多·谢阁兰受法国现代派艺术家的“现代意识”影响,提出“多样美学”理论。《古今碑录》是谢阁兰的代表性诗集。谢阁兰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创造性地植入“碑”这种中国古代文体,在诗集的布局谋篇上参考明堂的巡狩仪式,引入中国古代方位概念,把诗集分成《南面之碑》《北面之碑》《东面之碑》《西面之碑》《曲直之碑》和《中之碑》六大碑部,分别寓意“自我”“朋友”“女性”“敌人”“自然”和“多样的我”六个主题。从诗歌创作形式看,汉语碑文反宾为主,成为每首诗歌的点题之笔,而法语诗歌反而成为碑文的注解。汉语碑文和法语诗歌之间相互诠
通行的《毛诗注疏》文本，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而成。毛传和郑笺所本之《诗经》，从文字形态上来看，差异颇大。文字形态的历时性变化造成了字词对应关系的不稳定，其后传解者（如毛、郑）若没能清楚地意识到并正确处理好其间的对应，那么他们再诠释的行为本身，就很有可能破坏了内容的稳定。毛、郑所据《诗经》面貌上的差异则可以通过其训释内容推而得知。
对德藏吐鲁番出土突厥语写本T II Y 58的解读表明,其中涉及古代高昌地区的重要地名,部分为古突厥语、梵语双语表达而梵语词以婆罗谜字母书写,是这段文字的特殊之处,如Da?ahaihura/On Uyγu“r十姓回鹘”。相当于汉语地名“高昌”的地名,文书中也有古突厥语和梵语两种形式:Secuvade?a?rinagara/Qo?o,前者的Secuva仍可以追踪其汉语来源。对应于汉语地名柳中城的突厥语Lük?üng Bal?q,前半音译自汉语,突厥语tall?γotruγ在语义“柳之洲”上与汉语原型柳中有所
宋代，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经四川，一条则经广西，但经广西之道路在北宋前期不甚畅通。熙宁九年以前，大理国贡使入宋应是经四川一线抵达东京。熙宁九年，大理遣使人宋，可能与宋交之战殃及自身有关，其后“不常来”，虽与宋朝对大渡河外经略一贯之谨慎态度相一致，却亦与北宋讨伐交阯之战结束不无关联，同时亦有四川地区“泸夷”之乱持续不断，阻碍四川一线交通路线而使其难以前来的可能性。徽宗政和六年，大理贡使再次入宋，却从广西经荆湖南、北路而达，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和五年四川地区大规模“泸夷”之乱威胁道路安全，另
从三个方面可证明《殷周金文集成》著录的10176号器的作器者为矢人：（1）授图之地豆为矢邑；（2）篇末“厥霉（授）图矢王于豆新宫东廷，厥左执要，史正中农”中代词“厥”字两见，所指均为矢方；（3）此器为“左执要”者所作，“左执要”者当为付方／债务人一方，而非受方／债权人；“左执要”者即“付散氏田”的矢人，而非散氏，即此器为矢人所作。故此器当定名为矢人盘，而不是散氏盘。
通过对狐、蔓、钦／歙／含三个未识古文字进行考释，揭示其形体的演变途径，分析它们在具体文例中的意义，并论及与之相关的文字的源流关系，力图解决一批出土文献释读的问题。
以广东中山闽方言岛中的南萌闽方言岛语音系统为考察点，分析并描述了中山闽方言岛语音系统中属于岛方言“自源层次”的白读音系，与来自包围方言的“异源层次”的文读音系，这两个层次之间共存并用，分工协作，互相影响的语言风貌；并以此考察岛状双方言区中岛方言与包围方言之间互相渗透的基本表现，探索方言岛的演变与消亡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