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9日，南苏丹共和国宣告成立。不过此后却很难再在国际媒体上见到关于南苏丹的只言片语。其实，作为联合国第193个会员国和非洲大陆第54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独立国家，南苏丹的未来与它的独立一样，面临严峻挑战，同样应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从1839年到2011年，南苏丹民众在付出172年的艰苦探索和惨痛代价后终于获得了姗姗来迟的国家独立。但客观地讲，国家独立只是长期战争的政治结果，是和平建设的起点，和谐高效的社会秩序不会自动到来。南苏丹社会精英们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不仅包括过去的埃及人、英国人、苏丹阿拉伯人在治理南苏丹过程中都曾遭遇的问题，如落后的经济状况、残忍的部落内斗和猖獗的奴隶贸易；还必须面对新的国家治理环境，如惨痛的战争创伤、觉醒的民主意识和复杂的外部环境。南苏丹政府必须尽快建立合理的政治架构、切实的经济建设和有效的社会管理，否则就算拥有丰厚资源也未必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在这方面，南苏丹的历史为后来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外来统治的历史印痕
　　埃及在1839～1841年间用武力打开了南苏丹的大门，南苏丹与世界的最初交往充斥着血腥暴力的奴隶贸易和财富掠夺。在这一过程中，苏丹北方的阿拉伯人由最初埃及侵略者的帮手逐渐升级为主要的掠夺者和施暴者，贩奴收入被看作正当的和体面的利润来源，役使黑奴成为他们相对于南方黑人的特权。19世纪后期建立的“马赫迪国家”，又强化了苏丹南北之间奴隶与奴隶主的二元分野，公然宣称要用剑使那些既不皈依伊斯兰教、也不相信马赫迪是救世主的南方黑人成为奴隶。整个19世纪，约有200万南苏丹黑人被劫掠为奴，大量的人口流失导致南苏丹地区整体性萧条乃至倒退，因之而起的刻骨仇恨在南苏丹黑人中世代相传，并成为苏丹南北冲突的最初祸根。
　　更严重的是，埃及的掠夺式传统治理制约了北苏丹穆斯林精英们的政治视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亲近并效仿埃及，在实践中把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看作苏丹国家的基本属性，把民族主义思想的旗帜定位在阿拉伯伊斯兰而不是国家统一。对南北交往中占据优势的北方穆斯林尤其是其政治精英们而言，由于错误地定位国家属性和政治追求目标，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建立起有强大凝聚力的包容性政治架构，导致统一的苏丹在独立多年后再次走向分裂。
　　19世纪末，英国殖民势力侵入埃及，并由此向苏丹渗透。英国人一直把其殖民活动同从阿拉伯奴隶贩子手中“拯救”南苏丹联系起来，基督教以和平方式在南苏丹传播，并始终与南苏丹民众的个人幸福和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马赫迪运动之后，重返苏丹的英国人竭力避免引发马赫迪起义的埃及式恶政，保护南方黑人的非洲文化传统。1947年之后，为了阻止北苏丹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统一计划”，也由于南苏丹的身份认同和发展困惑，英国人仓促转变苏丹南北分治政策，改变先前对南苏丹的“保护”姿态而默许乃至接受北苏丹控制南苏丹的趋势。
　　应该说，发现较晚的南苏丹幸运地躲过了西方殖民者早期在非洲的野蛮殖民阶段，英国人在南苏丹的间接统治也确实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压制性，很多地方的民众甚至没有感觉到英国人的存在。而埃及在苏丹的统治，从组织机构和格调上看不过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缩影，夹杂太多的急功近利因素，体现了传统式专制帝国对外征服和治理的暴戾、专横和粗疏。而此时，欧洲殖民者的对外扩张已经由早期的血腥野蛮掠夺进入了现代治理阶段。英国在苏丹建立了相对有效的政治决策框架，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培养民众对超越了狭隘的村庄或氏族界限的集体认同感。苏丹社会精英们因为自身的狭隘和不成熟而无法完好地运作英国人建立的这套体制，未能积极开展独立后的国家治理探索，反而在历史惯性的推动下日趋倒退，让战争充当了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力量，导致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同时陷入困境和停滞。
　　
　　北方“法式直接统治”的失败
　　英国在苏丹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和南北分治，保留了苏丹原有的社会组织、习俗和语言，并且吸纳当地人进入殖民管理体系，不同于法国殖民者的直接统治，即破坏当地的传统势力和社会结构，大力传播宗主国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方式，全方位同化当地民众，将各级行政权力集中于原宗主国公民或者是加入宗主国国籍的当地人手中。但苏丹1956年独立后的南方政策，尤其是数次自上而下的全面阿拉伯伊斯兰化运动，实际上是否定了英国式的这些做法，而践行法国式直接统治的做法。苏丹的北方穆斯林控制着中央及各级政府机构，坚持建立在阿拉伯主义基础之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否认其他民族的宗教和语言甚或他们的存在本身，试图建立以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为基础的国家，甚至不惜长期以宗教名义下的战争手段强力推动。
　　从积极意义上看，苏丹中央政府对南苏丹的直接统治和伊斯兰化尝试也算是一种国家治理探索，但显然没有真正总结埃及人和英国人的经验教训，专注于政治解放而不是国家建构和社会改良，在赶走英国殖民者后采取了变相的法国式直接统治。在具体施政过程中，苏丹政府坚决拒绝南方人提议的联邦政府体制，既无力通过经济优惠以及教育、医疗、福利安排答谢南方对苏丹统一的支持，也不愿通过包容性的制度安排吸纳南方黑人精英进入政治决策层。苏丹历届政府的基本预算中投向南方的不到10%，所有的工业计划都被安排在北方，南方几乎所有的行政职位都由阿拉伯人掌握，南方人只能在北方地区担任一些副区长职务。更糟糕的是，统治手段并不高明的阿拉伯人习惯性地采取了从埃及人那儿习得的强制性手段，试图借助惟一的国家机构——军队推动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来达到民族融合，将基督徒的休息日由星期天改为穆斯林的星期五，一些南方政治精英遭逮捕或被枪毙，导致当时并不严重的南方问题逐步升级，最终导致了南北分裂。
　　
　　如何把握“凤凰涅槃”的机会
　　阿尼亚尼亚运动是上世纪50～70年代第一次苏丹内战中最主要的反政府力量，其奋斗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南苏丹国家。然而由于缺乏有远见有能力的领导人，加之当时非洲对分裂主义势力普遍持敌视态度，阿尼亚尼亚运动在1972年后退而寻求在苏丹统一框架下的地区自治。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人民解放军（简称“苏人解”）是80年代之后第二次内战的反政府武装主力，其领导人约翰·加朗是一位有能力、有智谋、有理想的独裁领导者，毕生追求建立统一世俗民主的新苏丹。加朗在2005年与苏丹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内战，却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刻不幸罹难。有人认为，如果加朗继续领导南苏丹的反抗运动，统一世俗民主的新苏丹将成为南苏丹公投中最有吸引力的选项，南北分立也许可以避免。
　　其实，新苏丹主张基本上是加朗一个人的政治追求而已。在苏人解内部，老资格的阿尼亚尼亚军人都是彻底的分裂主义者，始终将自己的部队独立于苏人解之外；立法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是非公开的分裂主义分子；要求南方独立的呼声时时挑战加朗的权威，“南苏丹自治必须优先于苏丹统一”的原则逐渐占了上风。事实上，苏人解不断壮大的主要推力，是加朗的领导能力和军事谋略，而不是其新苏丹政治目标产生的吸引力。苏人解本质上就是一支没有意识形态指导的农民式军队，远离普通南方人的关切，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没有民众参与的军事胜利上，南方人从事解放斗争的惟一途径就是参加苏人解并成为一名战斗人员。这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首先，军事斗争造就了一个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精英阶层，其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意识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个人职务晋升和获得以牲畜数衡量的财富而滥用权力，把更多精力用于内斗，绝大多数校级以上军官都没有、不愿、也不想为统一世俗民主的新苏丹浴血奋战。其次，对苏人解的基层参加者来说，他们决心参加战斗的主要目的是反对阿拉伯人由来已久的掠夺，和北方仇敌一道建立一个新苏丹，对他们而言完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加朗去世后，南苏丹社会精英们的政治追求完全从统一滑向了分立。退一步讲，即便加朗没有意外身亡，也会是一位孤独的英雄。
　　南苏丹建国，新苏丹梦碎。对南苏丹的社会精英们而言，既然选择了独立掌握自己的命运，南苏丹就必须尽快告别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宏大革命主题，尽快舍弃对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应该怎样”的指责，尽快转入复杂琐碎的建设主题，尽快深化对国家现代规划中“应该怎样”的探究。而最直接的，就是全面反思南苏丹在20世纪经历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治理实践，舍弃徒具形式、老套而激烈的感性批判，积极从技术层面汲取埃及、英国和苏丹政府的治理实践得失，通过继承历史发展的点滴改良过程渐进地推进国家治理，有效把握住这次凤凰涅槃般的新生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