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历史性的转折。在这两次转折中，蔡元培一次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职务，一次以北大校长的身份，对当时的国民教育提出了自己美好的理想。而他于一九一二年提出的美育主张，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蔡元培认为：“要使人的感情推动力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而陶养能使人形成高尚的“气概”和“人格”。所以，由感情到陶养到气概，人格的产生就联成了一个因果链。在这其中，艺术陶养是中心环节，是动力泵，只有通过它，人的感情才能净化、升华，达到超脱的境界。这就是蔡元培的美育宗旨。所以他认为美育不仅仅在于欣赏和享受，更在于开阔一代人的眼界，充实一代人的心灵，提高一代人的觉悟，使整个国民的精神品质显示出文明的力量。
　　蔡元培曾经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口号。他认为随着社会的日渐进步，一切迷信现象“皆得以理化博物人种古物诸科学证明之”，所以要用美来引导人们超越现实的利害关系。但美育究竟能不能替代宗教呢？回答是含糊的。蔡元培的主观愿望是要用美来建筑一座人类精神的殿堂，用美来净化人类的心灵。这实质上是他关于美是“普遍”、“超脱”的观念在现实问题上的反映。所以，尽管它在理论上的立意是要彻底粉碎宗教的精神枷锁，但在严肃的斗争事实的比照下，就显出了浓厚的空想主义的色彩，显出了与现实冲突之间的差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五四时期，中国民族大众的教育开始发轫。蔡元培一方面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出发提出了“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一方面从发展人的才能，摆脱封建束缚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了“美感教育”。“美育”和“科学”是他教育思想中的两根主线，围绕这两根线，他提出了用美育来促进科学和用科学来建设美学的设想。首先，蔡元培认为：美能开发人的智慧和情趣，能激发人的创造活力，能使人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力量。所以专攻科学的人有了美的兴趣，“不但觉得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是治科学的时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泼的精神。”其次，蔡元培认为：“研究美术的人决不致嫌弃科学的生活”，尤其新文化的发展更“要求科学精神贯注之”，所以他大量运用西方实验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向中国人介绍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这种科学方法论是蔡元培美育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试图抛弃旧的思维方式，寻找并建立崭新的思维参照系。它反映了蔡元培要把科学的精神贯注到美学中去的努力，要使美学研究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理想。
　　蔡元培的美学研究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他认为一种民族心理结构的塑造，一种高尚的国民精神的形成，总可以从审美文化的发展中找到根源。由此，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中西方文化特征作了较为正确的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受伦理道德的制约很突出，而西人是以自然科学作其理论基础。”这样，中国的艺术就自然与西人的创作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蔡元培从中西方哲学根源的差别(中国更注重伦理，西人更注重探源)看到了中西方民族心理，民族气质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别。他认为：“今世为东西方文化融和时代，西方美术家能采我之长，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如果采用得当，一定能“造成一种新中国的图案画”。但如果“事事模仿人家，终不免带有机械性质，于美育上就不可算是真美。”蔡元培的思想、气质、学识、人格在这段动人的议论中，深刻地表现出来了。
　　蔡元培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提出“终身美育”和“全民美育”的口号。从纵线看，终身美育就是说美育要“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可以休了”，也即从胎教开始到临终，一生都要处在美的沐浴中，一生都要为美的进步而尽力；从横线看，全民美育就是指美育范围要包括“一家庭美育，二学校美育，三社会美育”，即使所有的国民都处在美育的陶养中，所有的国民又都积极参与推动美育活动。这纵横两条线，并非孤立成行，它们交错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美育实践系统。这套美育实施方案为社会的进步展示了绚烂的前景。当然，他的美育观毕竟是以“普遍”、“超脱”作核心的，毕竟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冲突，与社会改造的激流有一定的距离。
　　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康德美学观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蔡元培美育论的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普遍，二是超越”，就是直接发源于康德超功利美学思想体系的。所以这就很自然地使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具有资产阶级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色彩，但从总体方面来考察，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还是有不少合理因素的，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独特的价值。
　　
　　(《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四月第一版，〔平〕0.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