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植物作为题咏对象是古典诗词中的一大景观。诗词中对动植物的吟咏不仅仅局限于其自身的物貌、物声、物色、物味等特性，而且以其作为审美客体，在对物的描绘中融入诗人自身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受，给予物以某种审美评价，并以之来言情明理，抒发诗人的情感，寄托诗人的理想。然而作为咏物诗审美主体的诗人，因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个人遭遇及其思想人品等方面不尽相同，给诗人带来不同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受，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的审美情绪和审美心态。这种个人感受观照下的物象，常常因更多地受到诗人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影响对其内在属性（物性）的把握。因此一些诗人的咏物诗中所描绘的动植物的物象便往往与其本身的物性不相吻合。就其情形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褒物贬绘，即诗词中出现的动植物，其自身具有对人类有益的某种物性，只因其物象的某一方面的不足，或物貌丑陋凶恶，或物鸣凄厉诡怪，或物色晦涩难看等，引起诗人视觉或听觉等直观感受的不满乃至憎恶。而这种不满乃至憎恶又影响了诗人的审美情绪和审美心态，从而导致了诗人对其物性理解的偏差，以致于以偏概全地对其大加贬斥进而以之来影射某些丑恶的人或事。如禽鸟中的鸭，本是猫头鹰中的一种，善于捕食对农作物有害的鼠类，但因其相貌凶恶，叫声凄厉而被古人视为恶鸟，并常用来比喻恶人。《诗·大雅·瞻仰》云：“熬厥哲妇，为枭为鸱。”这里的“枭鸱”便是用来比喻商纣王宠妃褒姒的言语恶毒。王安石在七律诗《鸠》中这样写到：“依倚秋风气象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随势亦高。”在这首诗中，王安石把自己对鸱相貌、鸣声的憎恶进一步扩展至对鸱本性的贬低，认为其能飞翔于高空显示自己淫威的原因，只不过凭借秋风的力量；认为鸱本性卑劣肮脏，终日乃“腐鼠”相随。蝙蝠，以捕食害虫为生，因其外形颇似老鼠，而被古人所鄙视。“伏翼昏飞急，营营定苦饥。聚蚊充口腹，生汝亦奚为?”（宋朝范成大《蝙蝠》）这里诗人将蝙蝠捕食害虫的行为讽刺为为己之私而营营求利。唐朝白居易亦对蝙蝠好幽暗深藏黑洞的生活习性讥讽为“远害全身”的处世之道：“千年鼠化白蝙蝠，黑洞深藏避网罗。远害全身诚得计，一生幽暗又如何?”虾蟆，生来就是一些害虫的天敌，对农作物而言，大有益处，可因其相貌丑陋，而常被诗人所耻笑：“坐卧兼行总一般，向人努眼太无端。欲知自己形骸小，试就蹄涔照影看。”（唐·蒋贻恭《虾蟆》）诗中一二句从虾蟆的动作和表情入手讽刺其动辄向人发怒的“丑恶”；三四句从形体着笔，言其形小体微，却又不自量力。
　　第二种贬物褒绘，即诗词中出现的某些动植物，其本身具有对人类有害的某种物性，因其物象的某一面的优点，或姿态优美可亲，或声音宛转可悦，或色彩绚丽可近等给诗人直观感受上的美感，进而激发起诗人的审美愉悦。而诗人的这种审美愉悦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诗人对其物性的正确理解，这必将在诗人笔下的审美客体中得以更大程度的体现，以致于更加主观地对其大加称赞。此类与第一类恰好相反。如：蝴蝶是有害的，但蝴蝶的外相色彩绚丽，姿态可人，给人翩翩起舞的美感，因而常常被诗人大加赞颂。唐代徐夤在其《蝴蝶》中对它体态的轻盈优美，极尽描绘：“苒苒双双拂昼栏，佳人偷眼再三看。莫欺翼短飞长近，试就花间扑已难。”“拂绿穿红丽日长，一生心事体春光。最嫌神女来行雨，爱伴西施去采香。”宋代宋祁甚至以宋玉喻蝶，称赞蝴蝶必将流芳百世：“扑粉曾过宋玉墙，一身生计托流芳。不须长结东风愿，秋菊春兰各有香。”黄鼠狼时常伤害家禽，只因其见人能拱立如行礼状，而被古人誉为“礼鼠”：“礼鼠拱而立”（韩愈、孟郊《城南联句》）。元代许有壬在《黄鼠》诗中也对黄鼠知“礼仪”赞颂有佳：“瓠肥宜不武，人拱若为恭。”八哥，又名鸲鹆，专吃昆虫和植物种子，也因它能模仿人说话的声音，而被人所善爱。“舌调鹦鹉实堪夸，醉舞令人笑语哗。乱噪林头朝日上，载归牛背夕阳斜，铁衣一色应无杂，星眼双明自不花。学得巧言虽不爱，客来又唤仆传茶。”宋朝的周敦颐在这首《鸲鹆》诗中不仅对八哥的外形细致地描绘，更对八哥的“巧言”、“醉舞”，能解人意的本领进行了称赞。
　　古代咏物诗中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并非偶然，这与诗人在对动植物的描绘中过多注重图貌状物、追求形似是分不开的。若以今天科学眼光观之，便发现其中不少与客观之理不合。故笔者为文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能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古代咏物诗中的动植物，在陶醉于古诗词所带来的审美愉悦之际，能科学地评价咏物诗中的“物象”和“物性”，理性把握其认知价值、审美价值、功用价值。
　　姜志岗，男，中学语文教师，现居江苏如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