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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九：对比刘禹锡的《陋室铭》、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以及周敦颐的《爱莲说》。
刘禹锡这个人坦荡，是个君子，所以，在他写《陋室铭》的时候，他不是瞻前顾后、不是患得患失，他说自己在陋室里一样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而且还说自己“无案牍之劳形”。
灵光乍现，提笔就写。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这样写，至少不会这么坦荡。“调素琴，阅金经”，什么意思？成天不办公嘛。“无案牍之劳形”，这是不是有不作为的嫌疑？所以说，刘禹锡不是一个“成熟”的官员，否则，也不会有后来被一贬再贬的命运了。写《陋室铭》的时候，刘禹锡已经年过半百，53岁了。53岁，快退休的年龄，再次遭遇贬谪，这个时候还能如此乐观，笑对人生，这只能说是性格使然。
虽处人生低谷，却独善其身、气度温和、从容不迫，依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刘禹锡惜墨如金，精雕细琢，剪裁出十六个字，说出了超越苦难、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高雅志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论语·子罕第九》有这么一段：“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话的译文，有多个版本，一直有歧解。比方说，“九夷”在哪里？学界公认权威的书《论语译注》（杨伯峻 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杨伯峻先生是这样译注的：“九夷”就是淮夷，本居鲁国之地，周公曾用武力降服他们，并非有些学者所称的“今天的朝鲜”。
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是这样的：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有人说：“那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孔子道：“有君子去住，就不简陋了。”[1]
杨伯峻先生并没有说，这个“君子居之”（有君子去住），是孔子的自许呢？还是指已经有君子（即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已经在那里住过？所以，孔子本人也心向往之？
但这不影响我们理解孔子的话。现在，很多人对当下的生活不满意，充满抱怨，甚至对生活充满敌意。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在中学学历史，历史课本上有很多地方讲到百年来中国所受到的屈辱，因为落后而挨打，惨遭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如果就此发愤图强，就像电视剧《霍元甲》中所唱的那样，“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要致力国家中兴”，那么慷慨激昂、振奋人心，自然是很好的。可问题是，个别人不是这样，而是一味地抱怨，沉浸在过去被“欺负”的历史中，不是努力改变现状，而是充满怨恨。因为被欺负过，所以，只有敌对与怨恨。从小的方面来说，作为个体，走不出过去的阴影，跟有过节的人总记仇，牢骚满腹，说话总带着怨气，这也缺乏“陋。如之何？”般的大度。
有人总抱怨自己所在的单位太“陋”，“陋。如之何？”如果换了孔子，则会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你要是个君子，你在哪里工作，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不被环境改变。当然，我这种说法属于“通俗版”的解释，刘禹锡的《陋室铭》，正是对《论语·子罕第九》“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段话的通俗解释。所以他才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眼中的“陋室”其实相当精致、风雅，高朋满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就是说，在“陋室”的周围有一个读书人的圈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鸿儒满座，经常举行读书派对，切磋琴艺，分享读经心得。相比之下，《论语·子罕第九》中的孔子可是相当寂寞啦，既然都这么孤独了，到蛮夷之地去生活，也不过如此。所以，孔子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
做学问就应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心态，必须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这是前提。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所谓“素心”，大抵是非荤心，没有那么多世俗、功利的考虑，也就是心地拙朴、简单专注快乐，有着“哀而不怨，乐而忘返”的痴迷不悟。“素心”和世俗无关，和喧嚣的主流无关。它是边缘的，是另类的，它只对自己的兴趣负责，至于做这件事有没有收获，有没有好处，那不在考量之列。“素心”有着宗教般的情怀和执着，本质上是反世俗的。
陈寅恪先生认为，做学问不足以谋生：“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經商最妙。”言外之意，潜心做学问之人衣食是有忧的。
我们可以拿刘禹锡的《陋室铭》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以及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一个对比。
同样面对混浊的官场和肮脏的世风，刘禹锡是居“陋室”，坎坷清贫，却“惟吾德馨”。
住在陋室，心中想的却是成“仙”成“龙”。一方面，他想做白云深处的高山里神仙，这是属于道家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很儒家，想奋发有为，治国平天下，离开高山，做一个能够腾飞降雨的龙。
再三须慎意，第一莫欺心。宁可人负我，莫叫我负人。陶渊明的选择是逃避，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选择了隐居，他建立了一个“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一个世外桃源。他吟诵着《归去来兮辞》，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中国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他的选择却是直面现实，在淤泥中开出圣洁的莲花。你看他写的《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周敦颐也有“山林之志”，面对淤泥，陶渊明的选择是远离，他到红尘边去寻找一个桃花源。而周敦颐的选择是直面。他可以成不了莲花，但心中把莲花看成一种“圣”。在真善美之外，周敦颐还有“圣”。真善美，属于“人”的层面，而“圣”则属于“神”的层面。这是周敦颐境界高的地方，他没有说别人是污泥，自己是莲花，他只是说，无论现实多么污浊，心中永远有一朵圣洁的莲花在开放。周敦颐知道自己的孤独，“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如果从人生的境界上来看，我认为，周敦颐的选择最高，其次是陶渊明，然后是刘禹锡。但是，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清贫却不坠青云之志，“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则是一剂淡泊明志、平衡心理的良药。难怪，自幼体弱多病的刘禹锡，在那个缺衣少药的年代能活到71歲高龄了。
刘禹锡曾经在常德生活十年，居武陵城东招屈亭旁一普通民宅，常以屈原精神激励自己。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大家都感叹秋天肃杀，他写《秋词》却充满乐观、豁达：“自古逢春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你看，23年的贬谪生活，并没有使他消沉，却被他看成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刘禹锡一生仕途跌宕，然从未消沉，仍然保持豪放、倔强、爽朗、通脱、旷达的“诗豪”本色。诗人特别喜欢写离愁，他不，他觉得离别没有愁忧，也不值得愁忧。在《赠别君素上人诗》中，他这样写道：“水为风浪生，珠非尘可昏。悟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多么洒脱。在《赠乐天》中，他这样写道：“一别旧游尽，相逢俱涕零。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坐听。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而白居易的态度是无奈，他说：“谁知临老相逢日，悲叹声多语笑稀。”
成长在郑州新郑的诗人白居易，在诗坛的影响有多大呢？他的诗被称为白诗，白诗的影响大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行》”。
白居易写了《咏老赠梦得》，感叹自己垂垂老矣，没啥用了。刘禹锡酬答却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颇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豪气，他说：“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历经波折，淡然面对人生。这样的性格，怎么会抑郁呢？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黛玉，说她有“不足”之证，自幼身体虚弱，父母皆去世，无奈成“孤女”，从此到荣国府外婆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黛玉爱生气，常怨命薄，心胸狭窄，无故猜忌，肝气自然郁结。在八十三回中，王大夫为黛玉看病，把脉后说：“六脉皆弦，因平时郁结所致。”“六脉皆弦”，说明她的心情极不舒畅，病由气郁起。王大夫从脉理中分析，黛玉之病，由抑郁而起，从郁火横串肆虐而甚，从郁积侮脾失运聚痰而进，终因肝阴亏损，心气暗自衰耗，而入全身脏腑衰竭之境地。王大夫说：这病“时常应得头晕，减饮食，多梦。每到五更，必醒个几次。即日间听见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怪诞，其实肝阴亏损，心气衰耗。”最终年仅17岁的黛玉怀着满腔闷气离开人间。她病逝的医理是：病由气郁起，终因郁积亡。
“郁”属于情志病。可见，“郁”有多么害人。松原市中医院推拿按摩科赵东奇曾经转载过一篇文章《中医张珍玉教授治疗情志病方法》。部分内容引用如下：对于情志病证，可应用心理疏导来治疗，但绝大多数情况还需配合药物治疗，调脏以和情。正如朱丹溪《格致余论》所言：“移精变气乃小术耳。可治小病，若内有虚邪，外有实邪，当用正大之法。”
全国著名中医学家张珍玉教授对于情志病证的治疗颇有心得，每每从五藏人手调治，效果显著。临证常采用疏肝法、养心法、调理脾胃法、交通心肾法等以达理脏安情之目的。试结合张教授病案分析如下。
（1）疏肝以和情
疏肝法是临床治疗情志病证最常用的方法，这是因为肝具有调节包括情志在内的机体各项功能的作用，而各种情志的变化亦可反过来影响肝主疏泄的功能，因此通过调节肝疏泄气机的作用就能调和异常的情志变化。究肝失疏泄之因有虚实两端，虚者因肝肾之阴血亏虚，实者因气机不畅，临床表现亦不外乎疏泄太过或不及两个方面，故治疗上虚者以滋补阴血为主，实者以疏导气机为主，太过者则抑之，不及者则扶之。滋补肝肾阴血的常用方剂有四物汤、一贯煎、杞菊地黄丸等，肝气逆者如柴胡疏肝散，气火上逆者如龙胆泻肝汤，肝气郁者如逍遥散、四磨汤、半夏厚朴汤等，临床可视具体情况辨证加减。
有时候，根据患者的情况，用逍遥散加减效果就很好。处方：当归9 克，炒白芍9 克，柴胡6 克，薄荷6 克，川芎9 克，人参10克，炒白术9克，香附9克，陈皮9 克，砂仁9 克，甘草3 克。9剂。
《内经》云：肝气虚则恐。这句话包涵两层意思，一指肝虚则本身易生恐情，二指肝虚则恐而情易伤。如果患者才10多岁，正值少壮期，肾气尚强，故无明显的肾伤征象，但是肝肾同源，子又以肝为先天，因经血之故而肝血易不足，不足则易伤，故惊恐之情志导致了肝气不舒，升发不及。病每于春季加重是因春为肝所主之时，春肝宜升为健，欲升而不能，故病重。经用药物滋补肝阴血之体，助肝气升发之用，则气机条达，诸症自愈。
有个50多岁的女患者自诉“烦燥欲死三年”就诊。精神卫生部门诊为强迫症、焦虑症。病初因生气惊吓所致。现悲观厌世，躁动不安，心跳动欲出，感觉饥饿但吞咽困难，咽中如有物阻，每日下午5时左右出汗，五心烦热，恶梦，面赤头昏。舌红苔薄白干，脉弦细数。诊为肝旺心弱。施以疏肝养心、化痰安神之法，方以柴胡疏肝散为主方加减治疗。
处方：生白芍9 克，柴胡6 克，川芎9 克，枳壳6 克，姜、半夏6 克，陈皮9 克，远志（炙）6 克，夜交藤12克，代赭石12 克，郁金9 克，当归9克，砂仁9 克，甘草3 克，石菖蒲3 克。
6剂后觉咽部畅通，饮食无碍，心中稍安，但五心烦热及汗出如前，遂上方去姜、半夏、陈皮，加人生龟板12 克，生地黄9克，五味子9克，加减调理1个月，烦躁基本消失，余症亦除。 评按：本患者之病因情志而起，怒伤肝，惊伤心，气滞痰凝、气火伤阴等病理变化随之而起，病证复杂，祛痰养阴不能并用，故采取分化瓦解之法，但治疗过程中总以疏肝养心为主旨。
（2）调心以安情
心为五藏六腑之大主，主调控情志，心伤则情难自控，故临床可运用调养心神法治疗情志病证。本法适用于情志伤及于心，致喜怒悲恐不得自制，兼见心慌，或胸闷胸痛等症，治疗时或益气，或养血，或祛痰，或活血，或安神，总之，以使心安而情和为最终目的。如《金匮》之甘麦大枣汤即为养心血、安心神之经典方剂，善治妇人脏躁悲伤欲哭之证。
病案：女，3岁。于1998年10月6日就诊。主诉：身易强直2年余。患儿之母自述怀孕期间曾因公婆离婚之事受到精神刺激。患儿自出生后6—7月开始发作上述症状，性情易急躁哭闹，难以哄劝，稍大后每次发作结束常自觉羞愧。现每晚发作强直，似角弓反张样，发时呼之不应，但无口吐白沫，无怪叫声，情志刺激则加重，痰多，常咳嗽，眠差，纳少，面黄，舌淡苔白，脉数弱。
诊断：为痰扰心窍。
治法：健脾化痰，养心以安神。
处方：当归5克，丹参4 克，炙远志4 克，人参6 克，炒白术5 克，胆南星4 克，陈皮5 克，砂仁5 克，郁金5克，甘草3克。
服上方2剂后，身强直未再发作，惟于哭闹时稍身体后挺，后半夜眠不实，不咳，但嚼中有痰，纳食好转，舌红苔白厚，脉数弱。
上方去白术，加茯苓4克、生龟板6克，陈皮减量至4 克。随后又加减服用4剂，患儿强直之症已不再发，性情亦大为改善。
评按：患女在母腹时曾受情志刺激，致稚嫩心神受损，又其母为家人思虑过度，气结生痰，母婴同气，亦影响至胎儿。最终导致孩子出生后痰闭心窍，痰郁化热，痰热内扰，故烦躁哭闹。正如《内经》所云：诸躁越，皆属于火。治以化痰养心则情志自和；水液成痰，无以化阴，筋失所养，加之火大生风，故伴发身强直。经又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故二诊时加人生龟板养阴以柔肝，如是则筋自舒。小儿稚阴稚阳之体，温燥之品不宜久用，故去白术，减陈皮。
病案：女，76岁，因常大笑不能自控就诊，现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常有一过性意识丧失，常无故大笑不止，日发作数次，笑后全身乏力疲倦，腹中胀闷，有时又急躁易怒，虽自知但无法控制，苦不堪言，舌红苔黄厚，脉弦涩而沉，拟用益气活血通络之法，方以补阳还五汤加减。
处方：黄芪25 克，当归尾9 克，牡丹皮6 克，郁金9 克，人参10 克，炒白术9 克，鸡血藤6克，明天麻9克，生龙骨12 克，地龙9 克，砂仁9 克，甘草3克。
服上药3剂后，虽仍时欲笑，但时间缩短，且可勉强控制。又3剂后，情绪渐平，继续服药以善其后。
评按：本例患者年老体弱，气血俱亏，阴血亏虚，虚阳上越则易怒；气虚血阻于络，阻于四肢脉络则发肢体不利，甚则痿废，阻于心脉则心包代心受邪。《灵枢·经脉》日：“是動则病……喜笑不休。”喜则耗气，故每当笑后则无力，气虚不运则腹胀。故治以补气为主，兼以养血通络，平肝潜阳，又血郁而化热，故又加牡丹皮、郁金以解血中郁热，如是标本兼治，心神得安而情和。
（3）调理脾胃以安情
人之情志活动与中焦脾胃有密切关系，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焦所化生之气血，是情志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 二是中焦脾胃的升降斡旋，对于情志之气的正常运行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因而调治脾胃，使其升降相因，枢纽和利，是临床治疗情志疾病的重要手段。结合以上病例可以看出先生治疗情志病之法亦每每配以调理中焦气机之药物。
（4）交通心肾法
心居阳中之阳，肾位阴中之阴，一为先天之本，一为后天之主，二者阴阳相济，对于全身的各项功能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心肾相交代表了机体阴阳、气机的升降协调，各种情志活动亦代表了不同的气机状态，是脏气运动变化的结果，故而心肾相交是情志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中国医药汇海》说：“人之所以由感觉而生情志者，神主之也。神生于肾中精气，上归于心。阴精内含，阳精外护，是以光明朗润，烛照万物，及感触万物，发生七情。”因而，临床之心肾不交证，常出现精神情志方面的病症，如烦躁不安、心悸怔忡、失眠多梦、梦遗梦交、健忘等，此时交通心肾可获良效。常用方剂为黄连阿胶汤加减。[2]
10.“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先说一个故事吧。一只饥饿的小老鼠，有一天偶然进一只盛满小米的米缸里，看着金黄色的小米，小老鼠心想：这下可以衣食无忧了，从此过上逍遥的富人生活。小老鼠每天跳进跳出，想吃就吃。
日子久了，缸里的米越来越少，缸口与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本来，如果小老鼠在一定时候，适可而止，不再跳进米缸，也许它还是能找到下一个盛满小米的米缸。可它的视野所及只有米缸这么大。它继续跳进米缸，虽然它发现自己跳出缸外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但是，下一次它依然没有摆脱米的诱惑，像往常一样再次跳入缸中。这一跳，它再也跳不到缸外了。当缸中的米被小老鼠吃完后，老鼠便困死于缸中。
小老鼠没有能把握好度，死于自己的贪婪。
《刘宾客文集》卷六有《鉴药》一文，写刘禹锡“闲居，有负薪之忧，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气交沴，炀然焚如。”求治于某医家。医生切脉观色后，出药一丸，告诉他中病即止，不可多服。用药后，刘禹锡自觉“腿能轻，痹能和，涉旬而奇痒绝焉”。他觉得既然这药这么有效，就多吃一些，这样也许可以巩固疗效，今后不再复发。过量服用半个月后，致使他“厥毒果肆，涔涔周体”。忙请来那位医家，经用解毒和气的药物后才化险为夷。
刘禹锡提出“过当则伤和”。“和”，中医用这一概念表示人的生理机能的协调。“过当则伤和”，是中医治病的传统原则。按照历代中医用药治病的经验，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守己不贪终是稳，利人所有定遭亏。闲来无事，读医书，并且还经常进行医术实践，刘禹锡被贬夔州期间（822—824），写了《鉴药》。顾名思义，“鉴药”就是以用药为鉴，以治病之理寓治国之道。
在《鉴药》一文中，刘禹锡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意思是说如果不分清药物性能与病症是否相符合而乱投药，反而会伤害人的健康。
三十年前人寻病，三十年后病寻人。刘禹锡写诗说：“生疾不必太忧心，三治七养谨而慎。”服药治病，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药本来可以治病，但如果剂量不适中，超过了一定的份量，便会适得其反。不但不能治好病，还会使病情恶化。
刘禹锡自幼体弱多病，他经常读《素问》 《药对》《小品方》等医药学的典籍。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一文说：“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他在“论方书”中说：“从世医号富于术者，借其书伏读之，得《小品方》，于群方为最古；又得《药对》，知本草之所自；考《素问》识荣卫经络百骸九窍之相成；学切脉以探表候。”[3]
经过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他的水平怎么样呢？他说自己“前后试验数十人皆应。”“此极神验，得力者数十人。”之后，不仅“其术足以自卫”，而且族人门生有疾，他处方用药后，服之辄愈。
西汉时期的辞赋家扬雄在晚年曾感叹说：“诗赋小道，壮夫不为。”那好吧，我就写医著，也许刘禹锡就是这样想的。当然，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刘禹锡在广东连州任职时，当地出现疫病，他为了给百姓治病，收集了不少单方。
那是公元815年，刘禹锡从京都长安被贬至荒凉的广东连州。连州距离长安3600多里。当时的交通不便，刘禹锡带着妻儿老小，一路上的辛苦可想而知。
读书人嘛，刘禹锡到连州，就建造书院，登台讲学，在蠻荒地播撒文明。元和十二三年间，连州出了第一个进士刘景。
刘禹锡赋诗《刘景擢第》祝贺：“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凌少年让清光。”20年后，刘景的儿子刘瞻又高中进士，并于懿、僖二朝两度入相。
欲知三叉路，须问过来人。连州地处五岭南麓，是汉、瑶两族杂居的地方。连州出现疫病，他写信给远在湖南的薛景和身在广西的柳宗元，请求他们寄单方来。收到方子后，他给患者抓药服用，并把清热润肺的藤婆茶制成茶饼发给群众。
元和十三年，刘禹锡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方剂写成《传信方》一书。“传信”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把自己所确信的东西传告别人，此词出自《春秋》“信以传信”之义。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刘禹锡母亲活到了90岁高龄，这在当时可算一个奇迹。我想。这和刘禹锡自己会中医有一定关系。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向来是医者最高的人格追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则是读书人的另一条心理慰藉之路。
唐代诗人刘禹锡便是一例。公元818年，刘禹锡汇集个人用于各种疾病治疗的效验方剂，编成了《传信方》两卷，刊行于世。可惜，《传信方》自元代以后逐渐散佚。现存《传信方集释》本，系今人从古方书中辑录而成，共计45个方剂。
《传信方》搜集方剂几十个，大多来源于民间验方，或者是经过亲身检验的常用良方。
“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在中医上属于肝的问题了，属于“乌梅丸症”。乌梅丸是张仲景治厥阴蛔厥的名方。由10味药组成：乌梅、细辛、干姜、黄连、当归、附子、蜀椒、桂枝、人参、黄柏。主治寒热错杂、蛔虫窜扰所致的蛔厥、久痢、厥阴头痛。方中乌梅味酸，苦酒醋渍而重于肝，就像自然天气中的寒热气流相遇后会下雨一样，阴阳在此交媾，从而达到顺接阴阳的目的。比方说，治疗肝气弱、肝气犯胃，就用大量的乌梅，加上10克左右的红参，效果就相当好。叶天士就善于用乌梅味取法前贤，牢牢把握住乌梅丸兼具四味的特点：酸能柔、能收，苦能降、能泄，辛能开、能通，甘能缓、能补；针对病机进行加减变化，阳虚去苦，阴伤去辛，无虚去甘，独留酸味不去，大胆化裁，将此方用于呕吐、泄泻、疟症、痉厥、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系统多种疾病的治疗，大大扩展了乌梅丸的应用范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能够写出这样的名句，不是偶然，他确实会治病。他治病，重在效果，民间验方只要有效，就拿来用。比方说，“葱涕治打仆损伤方”是从一位不知名的“军吏”那里学到的；“柳宗元救治三方”是从同僚挚友柳宗元那里获得的。
他还从一个药摊上学到用芦荟和炙甘草研末，能够治疗湿癣。他将这个经过记载于《传信方》中：“予少年曾患癣，初在颈项间，后延上左耳，遂成湿疮浸淫。用斑蝥、狗胆、桃根诸药，徒令蛰，其疮转盛。偶于楚州，卖药人教用芦荟一两，炙甘草半两，研末，先以温浆水洗癣，拭净敷之，立干便瘥，真神奇也。”
我们知道，民间将蜘蛛当成“五毒”，传蜘蛛会伤人，甚至食人。《本草纲目·虫部》“蜘蛛”条引宋朝药物学家寇宗奭语称：“蜘蛛品多，皆有毒……遗尿着人，令人生疮癣。”蜘蛛毒人的记载颇多。那么万一被蜘蛛咬伤，怎么办呢？刘禹锡《传信方》中记载，可以用大蓝汁加雄黄、麝香治疗蜘蛛咬伤，这个方法也是他从民间医生传授获得。《传信方》曰：“取大蓝汁一碗，入雄黄、麝香二物少许，以点咬处，仍细服其汁也，神异之极也。张荐员外在剑南为张延赏判官，忽被斑蜘蛛咬项上，一宿，咬处有二道赤色，细如箸，绕项上，从胸前下至心。经两宿，头面肿痛，几至不救。张公出钱五百千，并荐家财又数百千，募能疗者。忽一人应召，云可治。张公甚不信之，欲验其方。其人云：不惜方，但疗人性命尔。遂取大蓝汁一碗，以蜘蛛投之，至汁而死。又取蓝汁加麝香、雄黄，更以一蛛投入，遂化为水。张公因甚异之，遂令点于咬处，历日悉平，作小疮而愈。”此外，还有大豆、生姜治腹痛；牛蒡子根治热厥；山李子和野蔷薇根治口疳；稻草灰治跌打损伤等等。[4] 歧黄之术，华夏瑰宝。刘禹锡《传信方》中更多记载的是民间验方。至于桂枝汤等经方的用法，刘禹锡没有讲。不过，这里值得一提。李翊曾经采访北京“同仁堂医馆”的馆长关庆维，于2009年第19期《三联生活周刊》发了一篇文章《桂枝汤里的春秋》。文中说，关庆维说他一度很迷惑，“学了几年，临床治疗效果并不好。”这之后，关庆维注意到，“临床治疗中，读现代科学越少的中医疗效反而越突出。因为他没有结构思维，是‘道’的思维体系。”具体说，关庆维认为，西医是辨病论证医学，中医是辨证论证学。西医抗外敌，中医平内乱。西医是生物医学模式，中医是人体医学模式。西医从物质结构出发，形而下；中医从受自然节律影响的人体出发，形而上。“病就是病原体，所谓西方研究的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有一些影响你身体病灶类的东西，这都属于‘病’的范畴。西医要发现你身体里的疾病状态，然后制造出一种化学制剂把它干掉，靶向性非常清楚，它是对抗性思维方式。它从它的微观角度探讨人的这种物质结构，但是感觉这个医学体系，离人和生命很远。你比如现在科学把蛋白质，把人的各种组成元素，把DNA基因等等都搞清楚了，你把这些物质都给他合成一个生命，你觉得能合成吗？所以物质离生命很远，把人微观化以后，离生命越来越远。中医体系跟这是两回事，中医是整体医学，是天人合一，拿整个的人面对整个的自然环境来研究，所以中医要实现三个平衡，一切治疗朝这三个平衡方向走。调整人和自然的平衡关系，这是最大的平衡。还有调整人和社会的平衡关系，这算中等平衡吧，比如你到办公室你就生气，你就头晕脑胀，你一看上司就头疼，这是你跟社会不平衡。还有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心理与生理的平衡关系。人体内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调节系统，这是宇宙自然给我们的属性。”
“中医常讲，‘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人的精神活动与五脏的生理功能息息相关。如《黄帝内经·灵枢》中记载：‘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也。’人的精、气、神皆为五脏掌控。中医是藏象学说，不是脏器学说，脏器学说是像我們看到的西医的解剖图，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在哪个位置。中医是以功能系统来描述人的，中医看这人的时候是一个功能状态的人。不是没有解剖，你看过去战争的刮骨疗毒都在给人解剖，但是从来不用解剖的知识来看病。为什么不用解剖呢？通过思外揣内、格物致知的方法去了解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内脏的反应无不从外部都表现出来。中医是得其意望其形的，比如你的身体里全部吸收系统、运化升清系统叫脾。中医把人归类成五大功能系统，这是人生命状态的一个系统。它通过这种功能系统的表现，就不用知道你脏器本身的具体结构、具体症状，然后就能改变你身体里的脏器功能的变化，这是中医最优秀的地方。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种东西，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脏器，你为什么把它看成功能状态呢？其实你仔细研究，这种看待人的方式，把脏器看作一个互为关联的活的系统，也许比解剖学更科学。现在医学，研究任何先进仪器，发现的是已病，有病灶出现。而中医不是，中医最优秀的医生是‘上工治未病’，就不让疾病发生。一个疾病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形成病灶了，起码这病发生到百分之七八十了，才被现代仪器固定捕捉到。中医是用格物致知的方法，把你的功能做一预判调整好，调整平衡以后，你那个病就不发生，你那个病灶就不形成，形成了病灶也可以通过功能协调来解决。”
关庆维说，当他的观点发生变化后，治病疗效突飞猛进。
张仲景在《伤寒论》里，将感冒称为“伤寒，伤风，中风”，这是东汉末期大疫里的主要病。《伤寒论》这样描述感冒症状：“淅淅恶风，啬啬恶寒。”张仲景将感冒分为两大类：表虚、表实。表虚者出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等症状，可以桂枝汤治疗。表实者除了也会出现头痛、发热、恶风寒的症状，还会表现出身体疼痛，全身关节酸痛，汗发不出来、咳嗽哮喘等，可用麻黄汤治疗。麻黄汤中的麻黄必须用地上部分。中医认为，麻黄地上部分是发汗的，地下部分是止汗的，所以必须分清楚。
仲景用来治伤寒“太阳中风”的“桂枝汤”，是《伤寒论》的第一方，被称为“千方之首”。 在服药方法上有特殊要求：一要“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二要“温覆令一时许”（适当地加盖衣被，约2小时）。之所以有此要求，一是借谷水补充津液汗源，防发汗致营阴不足；二是借热能来鼓舞胃阳，进而振奋卫阳。这其实是药物治疗和食疗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发汗，也是有要求的，一是要汗出周遍：即汗出要遍身，光鼻尖、心口窝出汗不行；二是出小汗，出微汗，不可出大汗，不能遍身流漓；三是持续出一段汗：约一时许，即可盖被保温一时辰。汗出透了，才能达到汗出热退、脉静身凉的目的。
“桂枝汤” 原名阳旦汤，也被称为中医的群方之祖，由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组成。看起来简单，但是，由桂枝汤加减变化而来的28个药方，却并不仅限于治疗外感风寒。不同性味的药物组合，成为中医所谓的“方剂”。“同方异病”“同病异方”才是中医的神奇处。桂枝汤的功效称为“解肌祛风，调和营卫”；麻黄汤的功效称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明朝李时珍曾指出：“桂枝汤证与麻黄汤证相比，病深一层，从所属脏腑来看，麻黄汤证在肺，治疗目的以宣肺为主 ；桂枝汤证在脾胃，治疗目的在于补脾胃。”所以，《伤寒论》中桂枝汤有三禁：一为太阳伤寒的麻黄汤证不可用之 ；二为内有温热的“酒客”不可用之 ；三为素有里热之人不可服。
肉桂树在古代也叫“梫树”，因为在肉桂周围长不出其他杂木，它似乎有一种侵略的力量，排除其他的风木之气。这力量有多强呢？据说有人曾做过实验：用肉桂木做个小木钉，钉到其他树上，那棵树第二天就死掉了。肉桂树这种“侵力”的传说，在世界各地都有记录。西方国家叫肉桂树为“犹大树”，传说中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是在肉桂树下上吊的——一个人做了坏事，内心有愧地走到这棵树下，他身上的邪灵被这棵树的力量赶走，于是就良心发现、上吊自杀了。传说不足信，但桂枝确实是一味好药。
现在用得比较多的不是桂枝汤，而是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吴鞠通撰写《温病条辨》七卷，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是继叶天士、薛雪之后的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银翘散由连翘1两、银花1两、苦桔梗6钱、薄荷6钱、竹叶4钱、生甘草5钱、荆芥穗4钱、淡豆豉5钱、牛蒡子6钱组成，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银翘散如下煎服：“上杵为散，每服六儿，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肺药取轻清，过煮则味厚而入中焦矣。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在中医临床看来，吴鞠通提到“香气大出”、“勿过煮”均是说火候和煎煮时间。因为治疗感冒的中药大多具有味辛发散之性，其主要活性成分为挥发油类，所以不宜久煎，以免香气挥散，药性散失过多。[5]
桂枝汤和银翘散就是治疗感冒的两大类型的代表方剂，即桂枝汤主治风寒感冒，银翘散主治风热感冒。
刘禹锡是深知桂枝汤哲学的。他在《天论》中云：“天之有三光悬宇，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意思是说，日、月、星辰，它们本源于山川五行之气。天是清而轻的气，地是浊而重的气；浊而重的气是清而轻的气之根本。他对“气”的认识就和中医理论的启发有关，他提出了以“气”为世界万物基础的自然观。他认为物质性的“气”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并且用清气和浊气、阳气和阴气，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和变化。
《老子》第十四章云：“听之不闻曰希，搏之不得曰微。”《天论》上篇开头就指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凡是属于有形体之物，其作用总是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古人所说的无形，没有固定的形态。
刘禹锡借用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把“空”看作是一种听不见、摸不着的物质形态，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空间关系的形式。比方说，元气，听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能感觉它的能量。
什么叫元气？我们以诗为例，唐代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用手指明“杏花村”方向的牧童，就是人的元气。南宋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中写道：“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黄色的蝴蝶飞入黄色的菜花中，急走的儿童，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儿童，就是人的元气。还有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小孩在玩耍，“最喜小儿无赖”，也就是人的元气。
《菜根谭》中说：“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君子所以宁默毋躁，宁拙无巧。”这个“宁默毋躁，宁拙无巧”，实际也是“阴平阳秘”，就是阳不随意外泄，守护元气，方可静好。
一念常惺，才避得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得开地网天罗。苏轼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也可以理解成，有元气在，就有快乐，就有希望，总之，什么都好。
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世间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寺占多。我们过去说的高人，就是“阴平阳秘”之人，就是那种“君子飘如鹤，予方懒似云”。乾隆四年（1739）的《天津县志》记载：大悲院在天津“北门外河北窑洼，康熙八年（1669）重建”。建后，寺院的首任住持是世高上人。世高是怎样一个人呢？其好友张霔《初访世高同刘黄二子》诗云：“敢道西方尽此民，须眉落落淡无因，相逢若不称居士，只道皤然一老人。”张霔还说：“两瓯茶话一炉烟，不近人情不足禅。”
11.“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十一：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刘禹锡有一首写女子失恋的爱情诗，这样写道：“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也许，刘禹锡是借失恋女子自比，说自己一腔热血，很想为治国平天下尽一份力，很想留在京城，可是倾慕的京城却不再喜歡自己，“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刘禹锡一生屡遭打击，但仍笑对生活，他能在躁动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一份难得的冷静与乐观。
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55岁的刘禹锡这样写道：“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望于天，必思己所为；望于人，必思己所施。55岁的人，“二十三年”被贬在“巴山楚水”，可以说很凄苦、很不得志啦，他自称“沉舟”“病树”，可见身体健康方面多少也有了问题。就算一艘“沉舟”，又如何？江河上仍然会有千帆竞发嘛；即使是一棵“病树”，大地上仍然春意盎然。
说我自命清高也好，说我书生意气也好，我依然微笑面对生活，明天还是个好天气。
最摧残人心的不是失败，而是看不到希望。有时候，玩玩文字游戏，也能放松心情。刘禹锡与同时代的诗人柳宗元是挚友。柳宗元曾写诗赠送刘禹锡：“四月将尽五月初，刮破窗纸再重糊。丈夫进京三年整，捎封信来半字无。”不愧是挚友，柳宗元知道刘禹锡精于医药，长于养生，就写了这么一首中医游戏诗，诗中隐射四味中药。刘禹锡看了，微微一笑，马上就就猜出了谜底，原来是四味中药，依次是：半夏、防风、当归、白芷。
贪了牲畜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损；占了人事的便宜，必遭天道的亏。南宋高僧道济和尚，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济公，以《酒杯》为名写了一首文字游戏诗：“醺醺然，酣酣然，果然醉了一生。昏昏然，沉沉然，何尝醒了半日。”诗正话反说，意在劝人远离浮世喧嚣和世俗纷争。这诗不符合刘禹锡的性情，不屈，豁达，善于从苦难中发现生活的乐趣，这才是他。他并没有说要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屡遭贬谪，名士的派头不减，只要一息尚存，用世之心仍然很强，照样桀骜不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的心始终在高高的天上。他被贬谪时期，也是他的诗文创作旺盛期。 有个成语叫“司空见惯”。据说因刘禹锡的一首诗而来。那是大和五年，刘禹锡时来运转，经宰相裴度推荐，回京当了个礼部郎中，挂集贤殿学士衔。只是，好运不长，不久裴度被罢相，刘禹锡受牵连又被贬苏州刺史。
苏州有个司空，名叫李绅，是刘禹锡的“粉丝”，说什么也要请偶像吃饭。顺便说一下，“司空”听上去给人感觉很有来头，其实在唐代只是给贵族的一个虚衔，地位貌似很高，实际上没有权力。这个司空大人带着宠姬赴宴，席间来了兴致，就让宠姬跳舞，给刘禹锡敬酒。
男人爱酒，醉翁之意不在酒。男人爱桃花，是爱其美艳与妖娆，爱“轻薄桃花逐水流”（杜子美语）。赏花之心不在桃，在艳遇，在桃花运，在人面桃花相映红，在“桃花一簇开无主”。
“桃红又是一年春”“一枝红杏出墙来”。宠姬如此妖娆，“惟吾德馨”的刘禹锡也是心花怒放，开口就吟诗：“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恼乱苏州刺史肠。”诗中所写，傻瓜也能听明白，无非是说，美人天天在司空大人身边，对司空大人来说很寻常，但你这么刺激我，人非草木，我心恼肠乱啦。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李绅不傻，既然你喜欢，以后就跟你了。“司空见惯”这个成语也就诞生了。
风息时，休起浪；岸到处，便离船。后来，刘禹锡回到洛阳闲居，身边是否有这位苏州美人陪伴，就不得而知了。从刘禹锡写的《罢郡归洛阳闲居》诗中来看，他的晚年生活还是相当幸福的。他这样写道：“十年江海守，旦夕有归心。及此西还日，空成东武吟。花间数杯酒，月下一张琴。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
刘禹锡有一首《始闻秋风》，也许可以表达他“司空见惯”的政治失意心情。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
五夜飕飗（sōuliú）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miǎn）青云睡眼开。
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
秋风，难道不是司空见惯？为什么说“始闻秋风”呢？就是说，每年初秋，他第一次听见“秋风”这位老朋友的声音，感觉都不一样，所以，他要记下来。
想想看，一个诗人，一个曾经官至监察御史的朝廷官员，如今，仅剩下一个忠实的老朋友——“秋风”，寂寞之境可想而知。我们现代人再怎么孤独，只要你是中国移动的客户，至少，无论你多么孤独，至少，你还有一个每年生日都问候你的老朋友——10086。10086至少会非常“佛系”的提醒你该交费了吧。可是，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像刘禹锡这样的“诗豪”在政治失意之后，也只有一个无言的老朋友——“秋风”。
为什么不是“春风”呢？自己多病，政治上不得意，一贬再贬，哪里配得上“春风”呢？“春风”让人萌动，“秋风”让人沉思，让人“三思而后行”。所谓“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变。知道了危机就能躲开危险，这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这叫思退。退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里错了，往后应该怎么做。这就叫思变。
秋季天高云淡。这个“三思”就是“秋风”这个老朋友在天高云淡的季节对自己的劝戒。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从前我也是看过黄菊盛开的，然后与“秋风”离别；现在呢，听到玄蝉的歌声，我又回来看你了。菊花什么时候开啊？农历九月那是秋天的最后一个月。玄蝉不是多么玄乎的蝉，意思是深秋的蝉，蝉一般秋天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七月开始唱歌。别人都说恼人的“秋风”，而“我”却把“秋风”当成好朋友。
“五夜飕飗（sōuliú）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古代夜晚分五个时段，所以叫“五夜”。就是说夜晚睡在枕头上，就感觉我又老了一年，照镜就知道自己“颜状”老了一岁啊。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miǎn）青云睡眼开。”马想着边远草地里野草，鬣毛都会耸动，随时准备上战场。大雕呢，它斜视着“青云”，睡眼都睁开了，警惕地望着天空，随时准备展翅翱翔，巡捕猎物。
“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这个季节，天高云淡，天地肃清，我应当四面眺望之际，为了“秋风”先生，抱病而登高台。
在這首七言律诗中，刘禹锡不再有当年的那种“自古逢春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式的豪放，但也没有陷入“悲秋”的情绪中，他采取了直面“秋风”的方式，把“秋风”当成一个老朋友，和“秋风”喝茶、聊天，坦然面对人生的“秋风”。
因为，他知道“秋风”这个老朋友一年才能相逢一次嘛，今年别离了，明年我们再相会。
“秋风”这个比喻用意深远，难怪，宋代著名散文家苏辙“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
12.“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十二：人生如茶，在尘世喧嚣中，慢慢看杯中茶叶沉浮，细品茶味的清淡。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居“陋室”，坎坷清贫，又怎么样呢？“惟吾德馨。”“陋室”一样可以别有诗情，满屋生香啊。还可以穷乐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写与世隔绝的幽静。
接下来说精神上的超越，生活情趣的高雅脱俗：“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扬雄的子云亭陋吧，诸葛亮的茅庐陋吧，那又怎么样呢？“君子居之”，“陋室”不陋。孔子就说过呀：“何陋之有”？不由想起莎士比亚的名句：“即使把我关在胡桃壳子里，我依然尊贵如帝王。”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文人雅士的优越感。讲究。文人雅士干什么事都讲究。我们看历史，十里秦淮，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讲究。就连十里秦淮的北岸和南岸都十分讲究，两岸被严格“讲究”成了两个阶层：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中间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无限朱门生恶棍，几多白屋出公卿。凌云甲第更新主，胜概名圆非旧人。这种情秦淮名妓见多了。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弃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只会发生在十里秦淮的南岸。
讲究。我们的古人，尤其是文人，心里想着“举案齐眉”，表现出来却是讲究。李香君血溅的是桃花扇，绝对不会是薄荷扇、菊花扇。薄荷、菊花太不讲究，一点也不娇贵，宠辱不惊。房前屋后，自家阳台，种上就活，好养得很。薄荷、菊花的脾性，天生就是乡下人的植物，与泥土打交道的人，怎么可能有矫情的习惯呢。所以，李香君面对自以为“青梅相嗅”的权贵，血溅的是桃花扇，绝对不会是薄荷扇、菊花扇。文人既穷又酸，却喜欢装X，最喜欢穷讲究。
“茶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我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一个简单的喝茶，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宋代诗人陆游就连泡茶的汤色都很讲究。他说：“嫩汤茶乳白，软火地炉红。”啥叫嫩汤？就是火候不要那么老，按现在的说法，就是60摄氏度到80摄氏度左右。“病齿已两旬，日夜事医药。对食不能举，况复议杯酌。……青灯耿窗户，设茗听雪落。不饤栗与梨，犹能烹鸭脚。”曾经，陆游患上牙痛病，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他就喝茶，端起茶瓯，听落雪的声音。
刘禹锡写过一首茶诗《西山兰若试茶歌》，详细地描写了茶的采、制、煮、饮及其功效，被视为茶史上、特别是制茶技术史上一篇重要文献。诗中写道：
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
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
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
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
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
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
炎帝虽尝未辨煮﹐桐君有录那知味。
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顷余。
木兰沾露花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
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佳客。
不辞缄封寄郡斋﹐砖井锅炉损标格。
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
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
这首赞茶诗，是刘禹锡在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时期，为抒发内心的寂寞苦闷而写下的感悟。在远离尘嚣的山中僧寺，一瓯茶香使刘禹锡暂时忘却俗世纷扰，在茶道中品味人生。“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茶的香气悠扬喷鼻，靠的是茶味“清峭彻骨”。
刘禹锡在郎州十年，见证了“斯须炒成满室香”。这说明，在刘禹锡时代的唐朝，已经出现了炒青绿茶工艺。迄今为止，制造绿茶仍是沿用独特的炒青工艺。茶树栽培环境要求比较高，“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
白居易世称“元白”的元稹，所作的宝塔形诗《一字至七字诗茶》也颇为独特：
茶，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婉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元稹的咏茶诗提到了“醉茶”。
而唐代的另一詩人卢仝，一生未曾入仕，孤高自傲，不愿与凡夫俗子来往。在隐居少室山的时候，忽然收到时任常州刺史的友人孟谏议（孟简）寄送的新茶，兴致颇高。品饮之后，诗兴大发，将品饮新茶从一碗到七碗的感受，以及饮茶过程及体验，写下来，成了传颂千载的诗篇《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被后人称作“七碗茶诗”：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 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 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佛本无言，茶已入心。卢仝的“七碗茶诗”，传神地描述了饮茶时的身心体验，成为历代传唱不衰的诗词佳作。
古人说炎帝神农氏发现茶于草木之间，故以“草人木”为字形，这当然是传说。古代的典籍中最早出现茶的文字记载是《诗经》。《邶风·谷风》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之句。这句中的“荼”到底是茶，还是指苦味的野菜？现在还存疑，但“先苦后甘”的味道，不正是今天的茶味吗？茶的名称很多，如荼、诧、苦茶、茗、皋卢、茶等。
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与茶有缘。全唐诗中录有四百多首茶诗。
刘禹锡在《酬乐天闲卧见寄》一诗中这样写道：
散诞向阳眠，将闲敌地仙。
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
风碎竹间日，露明池底天。
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
“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饮茶有破睡、益思的作用，能激发诗人文士的诗兴和创作才华。唐代另一个诗人司空图则说：“茶爽添诗句，天清莹道心。”唐诗人薛能说得更直接：“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茶兴留诗客，瓜情想戍人。”等。
经过历史的淘洗，一些喝茶礼仪流传了下来。亲戚来，把茶烹。尊长至，要亲敬。粗细茶，要鲜明，南方人都懂得这个礼仪。家里来了贵客，要沏花茶用两叶一芽的茶叶制成的菊花茶，或沏上一杯浓醇芬芳的茉莉花茶，养眼又养胃。故民间有“不是贵客不制花”的说法。
“诗情茶助爽。”茶的这种提神作用是逐渐发现的。最初，我们的先民将茶作为蔬菜来食用，后来人们发现茶叶苦中有甜，苦后回甘，具有解渴、提神和治疗某些疾病的作用，于是将茶叶从蔬菜中独立出来，将茶叶煮成菜羹，后又将其熬煮成茶水。
“茶禅一味夹山寺，茶道源头碧岩泉。”两千多年前，“西汉茶祖”吴理真在四川蒙顶山种下七株茶树，并于蒙顶山脱发修行时，亦佛亦茶，“佛茶一家”便开始结缘。由此开启了人工种茶的历史。四川雅安市的蒙顶山被视为世界茶文明的发源地。
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有这样一句广为人知的话：“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当然，这个“毒”不是今天理解的毒，而是说喝了有不舒服的感觉。这至少说明，茶在古人眼中，还有解毒功能。 商周时期，茶叶开始受到王公贵族的喜爱。春秋战国时期，茶叶传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到了西汉，茶叶已经成为士人生活中时髦饮品，不过，当时的饮用方法还不是现在的泡茶，而是煮，就是羹汤的方法。西汉的茶，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商品，可供买卖。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这说明，在白居易时代，“买茶去”，已经司空见惯，商人用茶来赚钱的市场已经成熟。故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到了宋代，嗜茶成风，饮茶之风更为盛行。
家住洞庭湖附近的人，都知道那个广为人知的“柳毅传书”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唐传奇小说《柳毅传》。故事的大意是洞庭湖的龙女远嫁泾川，结果遇人不淑，泾川龙子是个家暴者，龙女的公婆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虐待她。龙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度日如年。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幸运地遇到白面书生柳毅。柳毅同情龙女的遭遇，替她传家书至洞庭龙宫。龙女的叔父钱塘君看到书信，大为愤怒，快马加鞭，赶至泾川，解救了龙女。龙女逃脱了家暴丈夫的魔掌，重获自由。钱塘君为柳毅大义所感，请柳毅喝茶，并对柳毅说，你一个穷书生，好运降临了，我们家族可是豪门。你小子中大奖了。我欲将龙女嫁给你为妻，如何？结果遭到拒绝。钱塘君说：莫非嫌弃她是个离婚女？柳毅说，我决不是嫌弃她是个离婚女，只是，我替她传家书乃急人之难，并无私心。而且，你的言语傲慢，我惹不起，躲得起。说完，严词拒绝，绝尘而去。而龙女此时已对柳毅芳心暗许，誓不嫁他人。几番周折，柳毅后来娶的范阳卢氏，实际就是龙女的化身，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6]
从“请柳毅喝茶”的细节来看，唐代喝茶已经成了上层人士的待客之道。唐人《封氏见闻录》中，有“茶道大兴，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记载。
茶文化的源头在中国。茶叶在古代曾与中国丝绸、瓷器齐名，历来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明珠”。目前全世界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茶、产茶，饮茶之风遍及全球，茶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中消费最多、消费面最广的文化商品。
茶馆，古称茶肆、茶坊、茶楼。萌发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对此有所描绘。这跟宋徽宗赵佶的推动有很大关系。赵佶是糟糕的帝王，却是位优秀的瘦金体书法家，还是一位画家，而且精于茶艺，还写过一本被称为茶书经典的《大观茶论》，如今市场炒作的白茶，就是因宋徽宗的推崇而后来居上的。
宋徽宗经常召集臣下，为他们点茶，时任宰相的蔡京曾在《太清楼侍宴记》中记述：“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宋人喝茶极为讲究，对喝茶的环境、礼仪、操作方式等，都有详细的规范，而且分门别类，有宫廷茶宴、寺庙茶宴、文人茶宴等种种风雅集会。宋代流行的茶道是点茶法，也就是抹茶。所谓抹茶，就是把茶饼磨成粉末后，开水冲服。
我出生并成长在北方，见惯了喝酒。老家话叫“无酒不成席”，喜事喝，忧事也喝。结婚喝喜酒，生了孩子要庆生喝，孩子满月了要喝满月酒。有朋自远方来，不亦酒乎。相见时难别亦难，见面喝酒，送别也要喝酒，高兴了还不醉不归。曲尽人散，回家吐了一地，次日后悔。只要是朋友，聚在一起，没有酒，这顿就等于没吃。回想起来，酒友不知道有多少，但岁月沉淀下来的，反而是几个不怎么喝酒的知己。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你们虽然还在一个朋友圈，甚至在一个群，但彼此之间都知道，“三观”差距太大，不联系是最好的结局。渐渐地，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句“我爱你”，而是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有情不是茶酒，而是话语的共鸣。
参加的饭局多了，慢慢悟出来一个道理：酒桌文化其实就是等级文化，这个等级主要是看行政级别。我喝干，你随意，谁让人家的地位高了呢？很正常。领导敬的酒，懂事的话，你就喝干。比你地位低一些的，敬酒，你可以找各种借口，少喝甚至不喝。酒精让人膨胀，好好的一个人，一沾上酒，就觉得自己是皇上，就开始胡说八道。大学毕业后，在北方工作了十年，然后，来南方工作。才知道，南方人没事儿爱喝茶，而不是喝酒，喝茶不是吹牛，那是信息交流、感悟交流、心灵享受。广东到处是茶楼，早有早茶，午有午茶，云蒸霞蔚，香气扑鼻。喝茶，不像喝酒，没到犯迷糊的程度，头脑至少是清醒的，不至于产生幻觉。即使独酌独饮，也在闹中求静，盘算自己的生计。每天喝茶，也需要花钱，大家就琢磨着怎么把这个茶钱挣回来。喝茶的时候，就聊做什么生意能赚钱。茶是“和谐饮品”，茶文化的核心始终贯穿着一个“和”字。
“朋友来了有好酒”。北方人以酒待客，南方人以茶待客，就连友情都弥漫着芳香。饭后，泡上一杯解乏的茶，这叫日常乐趣。朋友来家里，主人很自然地执壶沏茶。讲究的，来杯细茶。不太讲究的，来杯粗茶。待客讲礼仪，沏茶分粗细。
所谓细茶，一般是指嫩茶叶，也就是春天采摘芽头，用这个一芽一叶的茶鲜叶为原料，制成的茶叶。细茶是上等茶、好茶的代称。物以稀为贵嘛。曾国藩曾经写诗，夸奖家乡的细茶：“银亳地绿茶膏嫩，玉斗丝红墨渖宽。” 细茶清新爽口，如龙井、碧螺春等，细茶要慢慢品，从中品出春天的细腻和萌动，用朱熹的话说：“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我少年时期背诵的一首和细茶有关的歌诀，至今还记忆犹新——
薄荷甘草共天麻，荆芥防风甘菊花；
当归连翘枸杞子，川芎白芷密蒙花；
等分各研为细末，每服三钱只用茶；
劝君每日进一服，瞳人咫尺见天涯。
看一个人，首先看他的眼，看他的眼有沒有神。神主要表现在眼睛里。我们说，这个人没神，就是说他的眼睛没神采。鲁迅形容祥林嫂，说她“只有眼睛间或一轮，证明还是个活物。”可见，祥林嫂的目光多么呆滞。眼目为五脏之精华。古人说，夫人之有两眼，犹天之有日月也。视万物、察纤毫，何莫而不至？日月有一时晦者，风云雷雨之所致也。有经验的医生都知道，眼睛大赤、红肉堆起，这是心经上有实热了；小赤、红丝血胀，这是心经虚热了；乌睛红白翳障，这个人一定肝气不舒畅了；白珠红筋翳膜，这是肺有了毛病；上下眼胞如桃，这是脾出了问题；迎风出泪、坐起生花，这是肾的问题。眼睛赤而痛，这是肝经实热。羞明怕光，这是脾实了；视物不真，这是脾虚了。拳毛倒睫，这是有了脾风。 现在很多年轻人看手机太多，血少眼痛，有了干眼症或者飞蚊症，需要滋肾明目汤。滋肾明目汤由当归、川芎、白芍、生地、熟地、桔梗、人参、山栀、黄连、白芷、蔓荆子、菊花、灯芯草、甘草等组成。热甚加龙胆草、柴胡；肾虚加黄柏、知母；风热壅盛加防风、荆芥；风热红肿加连翘、黄芩。
有意思的是，滋肾明目汤里需要用“细茶一撮”。
这个细茶，实际上就相当于药引子。用了这么多药，往哪条经上走呢？肝主目，往肝经上走。为什么细茶能引药归肝经？因为细茶是早春时节采摘，有春天展放之气。用粗茶就不行，因为粗茶是夏秋时节采摘，得夏季之火热或者秋季之收敛，故不入肝经。
俗语道：“贵人到，细茶泡。”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在浙江设立制造局，制造丝绸，一部分用于宫廷，一部分卖给西洋人。那个时候宫里的太监下去视察，当地的丝绸商人都要采摘春天的鲜嫩茶叶，也就是细茶，来孝敬这些宫里的人。绿茶的价格素以新茶为贵。新茶多为嫩芽，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类物质，少含茶多酚、茶丹宁之类苦味物质。所以新茶喝起来，口感清香爽口，有开春之气象。
老百姓有俗语云：“粗茶淡饭，延年益寿。”什么叫粗茶呢？就是粗老一些的茶叶，一般指到夏秋季采摘制成的茶叶，以一芽三四叶以上或含梗的茶鲜叶为原料而制成的茶叶。与细茶相比，粗茶口感上要苦涩一些，沏出的茶韵味更浓。粗茶中含有大量积累多酚类物质与丹宁，中老年人喝了健康。但茶艺界又有个说法，叫：“细茶粗喝，粗茶细喝。”细茶，春天采摘嘛，叶嫩，升发之气强，味道比较淡，为了喝起来有味，就得多放茶叶，这就叫“细茶粗吃”。粗茶呢，采摘的都是成熟一些的茶叶，这些茶叶吸收夏秋季的营养，养分都比较充分，样子虽不太好看，但冲泡的汁汤比较浓郁。冲泡时，就要少放一些茶叶，投茶量少一些，这就是“粗茶细吃”。
物极必反，器满则倾。喝茶要的是心静，也就是在世俗的喧嚣中，在滚滚红尘中，冷看杯中茶叶沉浮，细品茶味的清淡。在齿颊留香之中，默默相坐，干脆什么也不想，一任时间流逝。
一人非之便立不定，只见得有是非，何曾知有道理；一人不知便就不平，只见得有得失，何曾知有义命。“茶禅一味”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茶与禅内理的精辟概括，是指饮茶和参禅修行方法上的一致。佛本无言，只是要有缘人参透。
什么季节的茶好喝呢？“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就是清明节前的茶，“今年茶比常年早，笑试西峰一掬泉。” 陆游自注云：今年清明前数日，山中已有新茶。这是例外，大多数时候，是喝雨前茶，“霜清桑落熟，汤嫩雨前香。” “山寺馈茶知谷雨，人家插柳记清明。”“人卖山茶先谷雨，鸦随墦祭过清明。”
谦恭待人，忠孝传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经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习惯在宋代已经逐渐形成，就像日本的茶道、英国的下午茶一样，成了自己民族的特征。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穷苦，只会喝最简单的泡茶叶，贵族化的茶道，奢靡而复杂，这让朱元璋非常厌恶这种风雅，于是他下诏正式废除团饼茶，全国上下都学农民的泡茶方法——饮用散茶。明皇室提倡饮用散茶，民间蔚然成风，并将煎煮法改为冲泡法。从此，风雅千年的茶道，在中国因为朱元璋的禁止而断绝。在明朝禁止茶道的时候，日本却留了下来。不过，冲泡法别看简单，也有创新，明代绿茶就产生了炒青技术。花茶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花都可以用来窨制花茶。此外还出现了乌龙茶和红茶。
工夫茶形成于明代，在清代转移到闽南、潮汕一带为中心，至今以“潮汕工夫茶”名称享有盛誉。清初文人袁枚在《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中记述了工夫茶艺：工夫茶讲究茶具的艺术美，冲泡过程的程式美，品茶时的意境美，此外还追求环境美、音乐美。
明代“文士茶”也颇具特色，尤以吴中四杰为最。四杰，即文徵明、唐寅、祝允明和徐祯卿，他们都是怀才不遇的大文人，更加强调品茶，使品茶成为一种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高雅活动，从而开创了“文士茶”的新局面。到了晚明，文士们开始讲究全身心地融入品茶，追求至精至美之境。但明代的老百姓还有煮茶的习俗。明代的小说《金瓶梅》第七十二回写到潘金莲给西门庆泡茶，茶叶用的是六安雀舌芽。潘金莲也不是追求精致的女子，她在煮的时候，胡乱加了10种乱七八糟的辅料。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从新用纤手抹盏边水渍，点了一盏浓浓艳艳，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泼卤，六安雀舌芽茶，西门庆刚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满心欢喜。”
真正让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就是今天说的有完整理论的茶学，那是从唐代陆羽开始的。他撰写了7千余字的《茶经》，集茶文化之大成，阐述了唐代茶叶的历史、茶的起源、产地、技术、效用、栽培、采制、煎煮、生产过程、饮茶器具、饮茶风俗等等。烧茶的炉子非常有讲究。陆羽在《茶经·器》中说：“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鼎一般是三足，是金属铸成，炉底有洞来通风漏灰，所以叫风炉。而瓦炉呢？一般老百姓家用不起铜炉，则用黏土烧制，这就是瓦炉。
据《茶经》记载，好的陈茶，倒在杯中，茶水飘着一层烟雾，烟雾薄厚与茶叶的存储年限有关。“茶烟”一词，时常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所谓茶烟，并非吞云吐雾，从佛家而言，是一种禅悦。
“明窗睡起浑无事，篝火风炉自试茶。” “藤杖有时缘石磴，风炉随处置茶杯。” “今日蜀州生白发，瓦炉独试雾中茶。”這三句诗里，出现了“风炉”“瓦炉”两个名字。[7]
不论是自我品茶，还是待人待客，用茶都应做到五好：茶叶品质好，泡茶水质好，茶具质地好，泡茶调制好，待客礼貌好。品茶，我的老师李一翔堪称专家，中医、茶、诗、书、画、古琴，恩师样样都喜欢，而且都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闹中求静，心无旁骛。我知道，他的内心一直住着一个“心学”，住着一个王阳明。我虽然不懂针灸，但我能感觉，他安神定志的状态，其实是用“心学”来针灸。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此之谓也。我从跟他喝茶，逐渐明白：茶是“君子之饮”，绝非仅仅是为满足生理需要的饮品，它的性质决定了对饮茶者的道德要求。 想当初，陆羽写《茶经》的时候，想必也处在一个安神定志的状态。陆羽是个孤儿，自幼生长在寺院之中，长大后，他谢绝了入朝为宦的邀请，四处游学，走遍半个中国，采茶制茶，品茶觅水，后隐居苕溪（今浙江湖州），写成《茶经》一书。《茶经》是茶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与总结，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陆羽首倡品饮艺术，他集儒、道、佛三教精神为一家，且与饮茶结合，开中国茶道之先河。宋人梅尧臣这样总结说：“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陆羽也被后人称为茶圣、茶神。
汉代直接摘下茶叶煮汤，唐代人喝茶已开始出现茶饼。为了能让茶叶保持更久时间，并去除其中青涩的草味，唐代人将茶采下后，放到甑釜里蒸一下，然后将蒸过的茶捣碎，再把茶末放到铁范里压实，制成團饼，然后烘焙、封存。
陆羽认为喝茶的理想状态——把茶饼拿到火上烤，烤的时候要不停地翻茶饼的正反两面，使其受热均匀，看到茶饼有突起时，拿远一点烤，直至茶叶舒卷展开；然后，将茶饼放凉，掰小块放入碾中磨成粉末，再用筛子筛一遍，将细末留用；接下来，再用风炉煮水，水分为三沸，当水出现“鱼目”气泡，微微有声响时，为第一沸，此时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当水泡从釜边像泉涌般上冲时，为第二沸，用勺子从釜里取一瓢水备用，然后用竹夹在茶釜中心顺着一个方向循环搅动，将量好的茶末倒入釜的中心，片刻之后，茶汤如奔涛溅沫烧开，这是第三沸。此时，要将在第二沸时取出的水倒入釜中止沸，培育汤花。陆羽认为汤花是茶汤的精华；最后，将煮好的茶分置于小杯中饮用，倒出时将汤花分配均匀。
随时莫起趋时念，脱俗休存矫俗心。追求精致的生活，如此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煮茶，简直是“装X”的最佳选择。老百姓煮茶，干脆将茶与其他食物同煮，以消除茶的生涩之味。或者，直接拿大杯或大壶泡了，老百姓没有工夫也没有耐心做这个事，反倒是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特别是唐代禅宗的流行。坐禅渐修，通过繁杂的煮茶程序，明心见悟，修炼耐心，启迪子弟。僧人们要坐禅，为了防止打瞌睡，便饮茶提神，后来发展到“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济，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会使不在家豪富，风雅不用著衣多。要烹煮出一壶好茶，要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除了好茶叶，还需要活水、活火以及丰富的经验和十足的耐心。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嫩白半瓯尝日铸，硬黄一卷学兰亭。”一个文人，面前放着半瓯茶，临一临《兰亭集序》，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很雅？
清代诗人袁枚认为茶应该细品，曾在《试茶》中批评卢仝：“叹息人间至味存，但教鲁莽便失真。”
“潮打空城寂寞回。”好茶要静品，正如庄子《天道》中所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恬淡无为，行动循乎自然，这才是养神的方法和准则。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人欲从初起处剪除，如斩新刍，功夫极易，若乐其便而姑为染指，则深入万仞。天理自乍见时充拓，如磨尘镜，光彩渐增，若禅其难而稍微怯步，便远隔千山。
庄子提出：“清静多寿” “静默祛病”。如果一个人终日躁动不安，思想不能逸息，定会心力交瘁，百病丛生。庄老之学，提倡“清静无为”。何为“清静无为”？就是重在养神。庄子以薪比喻人的身体，以火比喻人的心神，薪可以燃尽，而火没有尽期。要做到“清静无为”，就要“忘我”，而“无欲”则是“忘我”的前提。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不为也。如此，才能达到“忘我”的境地。没有了贪求食、色、权、名、利等的欲望，心神自然“清静”无浊。
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个老人的“微”生活，颇受启发。其中说，吃饭只吃七分饱，这叫“微饿”。这样既可以保证营养充分，又能保持头脑清醒。日本曾做过研究，体重微超重的人寿命更长，微胖的老人不易发生流感、肺炎等急性感染。所以平时只要自己控制好食量，不用过分担心长胖，这叫“微胖”原则。
庄子在《养生主》篇中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和《内经》中所倡导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一致的，简单说，就是顺应自然。督脉在哪里？在人的后背部的“正”中间，居人身之中，不偏不倚。所以，做人要“正”，这也是养生的准则。
河北赵州禅师以“吃茶去”的机锋接引弟子，禅茶自此结为一体。在禅茶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日本高僧村田珠光入寺学禅，师从大名鼎鼎的一休和尚。然而，珠光参禅念佛经常打瞌睡，医生建议他“吃茶去”，结果立竿见影。
“清泉绿汤，无非是水；红尘百味，山中唯茶；端起一杯，放下万念；动静诸相，皆为空相。”常将酒钥开眉锁，莫把心机织鬓丝。闹钟吵醒、洗漱收拾、担心迟到、出门赶车、繁忙工作……这样紧凑的节奏，也许，我们真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煮出一壶好茶，品读河南诗人刘禹锡的诗，说不定，你也可以把充满劳绩的人生，过出诗意栖居的味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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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这个人坦荡，是个君子，所以，在他写《陋室铭》的时候，他不是瞻前顾后、不是患得患失，他说自己在陋室里一样可以“调素琴，阅金经”，而且还说自己“无案牍之劳形”。
灵光乍现，提笔就写。如果是一个成熟的人，他不是这样写，至少不会这么坦荡。“调素琴，阅金经”，什么意思？成天不办公嘛。“无案牍之劳形”，这是不是有不作为的嫌疑？所以说，刘禹锡不是一个“成熟”的官员，否则，也不会有后来被一贬再贬的命运了。写《陋室铭》的时候，刘禹锡已经年过半百，53岁了。53岁，快退休的年龄，再次遭遇贬谪，这个时候还能如此乐观，笑对人生，这只能说是性格使然。
虽处人生低谷，却独善其身、气度温和、从容不迫，依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刘禹锡惜墨如金，精雕细琢，剪裁出十六个字，说出了超越苦难、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高雅志趣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论语·子罕第九》有这么一段：“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话的译文，有多个版本，一直有歧解。比方说，“九夷”在哪里？学界公认权威的书《论语译注》（杨伯峻 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杨伯峻先生是这样译注的：“九夷”就是淮夷，本居鲁国之地，周公曾用武力降服他们，并非有些学者所称的“今天的朝鲜”。
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是这样的：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有人说：“那地方非常简陋，怎么好住？”孔子道：“有君子去住，就不简陋了。”[1]
杨伯峻先生并没有说，这个“君子居之”（有君子去住），是孔子的自许呢？还是指已经有君子（即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已经在那里住过？所以，孔子本人也心向往之？
但这不影响我们理解孔子的话。现在，很多人对当下的生活不满意，充满抱怨，甚至对生活充满敌意。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在中学学历史，历史课本上有很多地方讲到百年来中国所受到的屈辱，因为落后而挨打，惨遭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如果就此发愤图强，就像电视剧《霍元甲》中所唱的那样，“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要致力国家中兴”，那么慷慨激昂、振奋人心，自然是很好的。可问题是，个别人不是这样，而是一味地抱怨，沉浸在过去被“欺负”的历史中，不是努力改变现状，而是充满怨恨。因为被欺负过，所以，只有敌对与怨恨。从小的方面来说，作为个体，走不出过去的阴影，跟有过节的人总记仇，牢骚满腹，说话总带着怨气，这也缺乏“陋。如之何？”般的大度。
有人总抱怨自己所在的单位太“陋”，“陋。如之何？”如果换了孔子，则会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你要是个君子，你在哪里工作，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不被环境改变。当然，我这种说法属于“通俗版”的解释，刘禹锡的《陋室铭》，正是对《论语·子罕第九》“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段话的通俗解释。所以他才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刘禹锡眼中的“陋室”其实相当精致、风雅，高朋满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就是说，在“陋室”的周围有一个读书人的圈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鸿儒满座，经常举行读书派对，切磋琴艺，分享读经心得。相比之下，《论语·子罕第九》中的孔子可是相当寂寞啦，既然都这么孤独了，到蛮夷之地去生活，也不过如此。所以，孔子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
做学问就应有“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心态，必须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这是前提。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所谓“素心”，大抵是非荤心，没有那么多世俗、功利的考虑，也就是心地拙朴、简单专注快乐，有着“哀而不怨，乐而忘返”的痴迷不悟。“素心”和世俗无关，和喧嚣的主流无关。它是边缘的，是另类的，它只对自己的兴趣负责，至于做这件事有没有收获，有没有好处，那不在考量之列。“素心”有着宗教般的情怀和执着，本质上是反世俗的。
陈寅恪先生认为，做学问不足以谋生：“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經商最妙。”言外之意，潜心做学问之人衣食是有忧的。
我们可以拿刘禹锡的《陋室铭》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以及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一个对比。
同样面对混浊的官场和肮脏的世风，刘禹锡是居“陋室”，坎坷清贫，却“惟吾德馨”。
住在陋室，心中想的却是成“仙”成“龙”。一方面，他想做白云深处的高山里神仙，这是属于道家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很儒家，想奋发有为，治国平天下，离开高山，做一个能够腾飞降雨的龙。
再三须慎意，第一莫欺心。宁可人负我，莫叫我负人。陶渊明的选择是逃避，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选择了隐居，他建立了一个“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一个世外桃源。他吟诵着《归去来兮辞》，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中国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他的选择却是直面现实，在淤泥中开出圣洁的莲花。你看他写的《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周敦颐也有“山林之志”，面对淤泥，陶渊明的选择是远离，他到红尘边去寻找一个桃花源。而周敦颐的选择是直面。他可以成不了莲花，但心中把莲花看成一种“圣”。在真善美之外，周敦颐还有“圣”。真善美，属于“人”的层面，而“圣”则属于“神”的层面。这是周敦颐境界高的地方，他没有说别人是污泥，自己是莲花，他只是说，无论现实多么污浊，心中永远有一朵圣洁的莲花在开放。周敦颐知道自己的孤独，“莲之爱，同予者何人？”
如果从人生的境界上来看，我认为，周敦颐的选择最高，其次是陶渊明，然后是刘禹锡。但是，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清贫却不坠青云之志，“斯是陋室，唯吾德馨”，则是一剂淡泊明志、平衡心理的良药。难怪，自幼体弱多病的刘禹锡，在那个缺衣少药的年代能活到71歲高龄了。
刘禹锡曾经在常德生活十年，居武陵城东招屈亭旁一普通民宅，常以屈原精神激励自己。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大家都感叹秋天肃杀，他写《秋词》却充满乐观、豁达：“自古逢春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你看，23年的贬谪生活，并没有使他消沉，却被他看成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刘禹锡一生仕途跌宕，然从未消沉，仍然保持豪放、倔强、爽朗、通脱、旷达的“诗豪”本色。诗人特别喜欢写离愁，他不，他觉得离别没有愁忧，也不值得愁忧。在《赠别君素上人诗》中，他这样写道：“水为风浪生，珠非尘可昏。悟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多么洒脱。在《赠乐天》中，他这样写道：“一别旧游尽，相逢俱涕零。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痛饮连宵醉，狂吟满坐听。终期抛印绶，共占少微星。”而白居易的态度是无奈，他说：“谁知临老相逢日，悲叹声多语笑稀。”
成长在郑州新郑的诗人白居易，在诗坛的影响有多大呢？他的诗被称为白诗，白诗的影响大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行》”。
白居易写了《咏老赠梦得》，感叹自己垂垂老矣，没啥用了。刘禹锡酬答却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颇有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豪气，他说：“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历经波折，淡然面对人生。这样的性格，怎么会抑郁呢？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黛玉，说她有“不足”之证，自幼身体虚弱，父母皆去世，无奈成“孤女”，从此到荣国府外婆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黛玉爱生气，常怨命薄，心胸狭窄，无故猜忌，肝气自然郁结。在八十三回中，王大夫为黛玉看病，把脉后说：“六脉皆弦，因平时郁结所致。”“六脉皆弦”，说明她的心情极不舒畅，病由气郁起。王大夫从脉理中分析，黛玉之病，由抑郁而起，从郁火横串肆虐而甚，从郁积侮脾失运聚痰而进，终因肝阴亏损，心气暗自衰耗，而入全身脏腑衰竭之境地。王大夫说：这病“时常应得头晕，减饮食，多梦。每到五更，必醒个几次。即日间听见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怪诞，其实肝阴亏损，心气衰耗。”最终年仅17岁的黛玉怀着满腔闷气离开人间。她病逝的医理是：病由气郁起，终因郁积亡。
“郁”属于情志病。可见，“郁”有多么害人。松原市中医院推拿按摩科赵东奇曾经转载过一篇文章《中医张珍玉教授治疗情志病方法》。部分内容引用如下：对于情志病证，可应用心理疏导来治疗，但绝大多数情况还需配合药物治疗，调脏以和情。正如朱丹溪《格致余论》所言：“移精变气乃小术耳。可治小病，若内有虚邪，外有实邪，当用正大之法。”
全国著名中医学家张珍玉教授对于情志病证的治疗颇有心得，每每从五藏人手调治，效果显著。临证常采用疏肝法、养心法、调理脾胃法、交通心肾法等以达理脏安情之目的。试结合张教授病案分析如下。
（1）疏肝以和情
疏肝法是临床治疗情志病证最常用的方法，这是因为肝具有调节包括情志在内的机体各项功能的作用，而各种情志的变化亦可反过来影响肝主疏泄的功能，因此通过调节肝疏泄气机的作用就能调和异常的情志变化。究肝失疏泄之因有虚实两端，虚者因肝肾之阴血亏虚，实者因气机不畅，临床表现亦不外乎疏泄太过或不及两个方面，故治疗上虚者以滋补阴血为主，实者以疏导气机为主，太过者则抑之，不及者则扶之。滋补肝肾阴血的常用方剂有四物汤、一贯煎、杞菊地黄丸等，肝气逆者如柴胡疏肝散，气火上逆者如龙胆泻肝汤，肝气郁者如逍遥散、四磨汤、半夏厚朴汤等，临床可视具体情况辨证加减。
有时候，根据患者的情况，用逍遥散加减效果就很好。处方：当归9 克，炒白芍9 克，柴胡6 克，薄荷6 克，川芎9 克，人参10克，炒白术9克，香附9克，陈皮9 克，砂仁9 克，甘草3 克。9剂。
《内经》云：肝气虚则恐。这句话包涵两层意思，一指肝虚则本身易生恐情，二指肝虚则恐而情易伤。如果患者才10多岁，正值少壮期，肾气尚强，故无明显的肾伤征象，但是肝肾同源，子又以肝为先天，因经血之故而肝血易不足，不足则易伤，故惊恐之情志导致了肝气不舒，升发不及。病每于春季加重是因春为肝所主之时，春肝宜升为健，欲升而不能，故病重。经用药物滋补肝阴血之体，助肝气升发之用，则气机条达，诸症自愈。
有个50多岁的女患者自诉“烦燥欲死三年”就诊。精神卫生部门诊为强迫症、焦虑症。病初因生气惊吓所致。现悲观厌世，躁动不安，心跳动欲出，感觉饥饿但吞咽困难，咽中如有物阻，每日下午5时左右出汗，五心烦热，恶梦，面赤头昏。舌红苔薄白干，脉弦细数。诊为肝旺心弱。施以疏肝养心、化痰安神之法，方以柴胡疏肝散为主方加减治疗。
处方：生白芍9 克，柴胡6 克，川芎9 克，枳壳6 克，姜、半夏6 克，陈皮9 克，远志（炙）6 克，夜交藤12克，代赭石12 克，郁金9 克，当归9克，砂仁9 克，甘草3 克，石菖蒲3 克。
6剂后觉咽部畅通，饮食无碍，心中稍安，但五心烦热及汗出如前，遂上方去姜、半夏、陈皮，加人生龟板12 克，生地黄9克，五味子9克，加减调理1个月，烦躁基本消失，余症亦除。 评按：本患者之病因情志而起，怒伤肝，惊伤心，气滞痰凝、气火伤阴等病理变化随之而起，病证复杂，祛痰养阴不能并用，故采取分化瓦解之法，但治疗过程中总以疏肝养心为主旨。
（2）调心以安情
心为五藏六腑之大主，主调控情志，心伤则情难自控，故临床可运用调养心神法治疗情志病证。本法适用于情志伤及于心，致喜怒悲恐不得自制，兼见心慌，或胸闷胸痛等症，治疗时或益气，或养血，或祛痰，或活血，或安神，总之，以使心安而情和为最终目的。如《金匮》之甘麦大枣汤即为养心血、安心神之经典方剂，善治妇人脏躁悲伤欲哭之证。
病案：女，3岁。于1998年10月6日就诊。主诉：身易强直2年余。患儿之母自述怀孕期间曾因公婆离婚之事受到精神刺激。患儿自出生后6—7月开始发作上述症状，性情易急躁哭闹，难以哄劝，稍大后每次发作结束常自觉羞愧。现每晚发作强直，似角弓反张样，发时呼之不应，但无口吐白沫，无怪叫声，情志刺激则加重，痰多，常咳嗽，眠差，纳少，面黄，舌淡苔白，脉数弱。
诊断：为痰扰心窍。
治法：健脾化痰，养心以安神。
处方：当归5克，丹参4 克，炙远志4 克，人参6 克，炒白术5 克，胆南星4 克，陈皮5 克，砂仁5 克，郁金5克，甘草3克。
服上方2剂后，身强直未再发作，惟于哭闹时稍身体后挺，后半夜眠不实，不咳，但嚼中有痰，纳食好转，舌红苔白厚，脉数弱。
上方去白术，加茯苓4克、生龟板6克，陈皮减量至4 克。随后又加减服用4剂，患儿强直之症已不再发，性情亦大为改善。
评按：患女在母腹时曾受情志刺激，致稚嫩心神受损，又其母为家人思虑过度，气结生痰，母婴同气，亦影响至胎儿。最终导致孩子出生后痰闭心窍，痰郁化热，痰热内扰，故烦躁哭闹。正如《内经》所云：诸躁越，皆属于火。治以化痰养心则情志自和；水液成痰，无以化阴，筋失所养，加之火大生风，故伴发身强直。经又云：诸暴强直，皆属于风。故二诊时加人生龟板养阴以柔肝，如是则筋自舒。小儿稚阴稚阳之体，温燥之品不宜久用，故去白术，减陈皮。
病案：女，76岁，因常大笑不能自控就诊，现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常有一过性意识丧失，常无故大笑不止，日发作数次，笑后全身乏力疲倦，腹中胀闷，有时又急躁易怒，虽自知但无法控制，苦不堪言，舌红苔黄厚，脉弦涩而沉，拟用益气活血通络之法，方以补阳还五汤加减。
处方：黄芪25 克，当归尾9 克，牡丹皮6 克，郁金9 克，人参10 克，炒白术9 克，鸡血藤6克，明天麻9克，生龙骨12 克，地龙9 克，砂仁9 克，甘草3克。
服上药3剂后，虽仍时欲笑，但时间缩短，且可勉强控制。又3剂后，情绪渐平，继续服药以善其后。
评按：本例患者年老体弱，气血俱亏，阴血亏虚，虚阳上越则易怒；气虚血阻于络，阻于四肢脉络则发肢体不利，甚则痿废，阻于心脉则心包代心受邪。《灵枢·经脉》日：“是動则病……喜笑不休。”喜则耗气，故每当笑后则无力，气虚不运则腹胀。故治以补气为主，兼以养血通络，平肝潜阳，又血郁而化热，故又加牡丹皮、郁金以解血中郁热，如是标本兼治，心神得安而情和。
（3）调理脾胃以安情
人之情志活动与中焦脾胃有密切关系，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焦所化生之气血，是情志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 二是中焦脾胃的升降斡旋，对于情志之气的正常运行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因而调治脾胃，使其升降相因，枢纽和利，是临床治疗情志疾病的重要手段。结合以上病例可以看出先生治疗情志病之法亦每每配以调理中焦气机之药物。
（4）交通心肾法
心居阳中之阳，肾位阴中之阴，一为先天之本，一为后天之主，二者阴阳相济，对于全身的各项功能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心肾相交代表了机体阴阳、气机的升降协调，各种情志活动亦代表了不同的气机状态，是脏气运动变化的结果，故而心肾相交是情志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中国医药汇海》说：“人之所以由感觉而生情志者，神主之也。神生于肾中精气，上归于心。阴精内含，阳精外护，是以光明朗润，烛照万物，及感触万物，发生七情。”因而，临床之心肾不交证，常出现精神情志方面的病症，如烦躁不安、心悸怔忡、失眠多梦、梦遗梦交、健忘等，此时交通心肾可获良效。常用方剂为黄连阿胶汤加减。[2]
10.“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十：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先说一个故事吧。一只饥饿的小老鼠，有一天偶然进一只盛满小米的米缸里，看着金黄色的小米，小老鼠心想：这下可以衣食无忧了，从此过上逍遥的富人生活。小老鼠每天跳进跳出，想吃就吃。
日子久了，缸里的米越来越少，缸口与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本来，如果小老鼠在一定时候，适可而止，不再跳进米缸，也许它还是能找到下一个盛满小米的米缸。可它的视野所及只有米缸这么大。它继续跳进米缸，虽然它发现自己跳出缸外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但是，下一次它依然没有摆脱米的诱惑，像往常一样再次跳入缸中。这一跳，它再也跳不到缸外了。当缸中的米被小老鼠吃完后，老鼠便困死于缸中。
小老鼠没有能把握好度，死于自己的贪婪。
《刘宾客文集》卷六有《鉴药》一文，写刘禹锡“闲居，有负薪之忧，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气交沴，炀然焚如。”求治于某医家。医生切脉观色后，出药一丸，告诉他中病即止，不可多服。用药后，刘禹锡自觉“腿能轻，痹能和，涉旬而奇痒绝焉”。他觉得既然这药这么有效，就多吃一些，这样也许可以巩固疗效，今后不再复发。过量服用半个月后，致使他“厥毒果肆，涔涔周体”。忙请来那位医家，经用解毒和气的药物后才化险为夷。
刘禹锡提出“过当则伤和”。“和”，中医用这一概念表示人的生理机能的协调。“过当则伤和”，是中医治病的传统原则。按照历代中医用药治病的经验，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守己不贪终是稳，利人所有定遭亏。闲来无事，读医书，并且还经常进行医术实践，刘禹锡被贬夔州期间（822—824），写了《鉴药》。顾名思义，“鉴药”就是以用药为鉴，以治病之理寓治国之道。
在《鉴药》一文中，刘禹锡说：“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踬，明矣。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意思是说如果不分清药物性能与病症是否相符合而乱投药，反而会伤害人的健康。
三十年前人寻病，三十年后病寻人。刘禹锡写诗说：“生疾不必太忧心，三治七养谨而慎。”服药治病，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药本来可以治病，但如果剂量不适中，超过了一定的份量，便会适得其反。不但不能治好病，还会使病情恶化。
刘禹锡自幼体弱多病，他经常读《素问》 《药对》《小品方》等医药学的典籍。他在《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一文说：“愚少多病，犹省为童儿时，夙具襦袴，保姆抱之以如医巫家。针烙灌饵，咺然啼号。”他在“论方书”中说：“从世医号富于术者，借其书伏读之，得《小品方》，于群方为最古；又得《药对》，知本草之所自；考《素问》识荣卫经络百骸九窍之相成；学切脉以探表候。”[3]
经过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他的水平怎么样呢？他说自己“前后试验数十人皆应。”“此极神验，得力者数十人。”之后，不仅“其术足以自卫”，而且族人门生有疾，他处方用药后，服之辄愈。
西汉时期的辞赋家扬雄在晚年曾感叹说：“诗赋小道，壮夫不为。”那好吧，我就写医著，也许刘禹锡就是这样想的。当然，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刘禹锡在广东连州任职时，当地出现疫病，他为了给百姓治病，收集了不少单方。
那是公元815年，刘禹锡从京都长安被贬至荒凉的广东连州。连州距离长安3600多里。当时的交通不便，刘禹锡带着妻儿老小，一路上的辛苦可想而知。
读书人嘛，刘禹锡到连州，就建造书院，登台讲学，在蠻荒地播撒文明。元和十二三年间，连州出了第一个进士刘景。
刘禹锡赋诗《刘景擢第》祝贺：“湘中才子是刘郎，望在长沙住桂阳，昨日鸿都新上第，五凌少年让清光。”20年后，刘景的儿子刘瞻又高中进士，并于懿、僖二朝两度入相。
欲知三叉路，须问过来人。连州地处五岭南麓，是汉、瑶两族杂居的地方。连州出现疫病，他写信给远在湖南的薛景和身在广西的柳宗元，请求他们寄单方来。收到方子后，他给患者抓药服用，并把清热润肺的藤婆茶制成茶饼发给群众。
元和十三年，刘禹锡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方剂写成《传信方》一书。“传信”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把自己所确信的东西传告别人，此词出自《春秋》“信以传信”之义。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刘禹锡母亲活到了90岁高龄，这在当时可算一个奇迹。我想。这和刘禹锡自己会中医有一定关系。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向来是医者最高的人格追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则是读书人的另一条心理慰藉之路。
唐代诗人刘禹锡便是一例。公元818年，刘禹锡汇集个人用于各种疾病治疗的效验方剂，编成了《传信方》两卷，刊行于世。可惜，《传信方》自元代以后逐渐散佚。现存《传信方集释》本，系今人从古方书中辑录而成，共计45个方剂。
《传信方》搜集方剂几十个，大多来源于民间验方，或者是经过亲身检验的常用良方。
“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在中医上属于肝的问题了，属于“乌梅丸症”。乌梅丸是张仲景治厥阴蛔厥的名方。由10味药组成：乌梅、细辛、干姜、黄连、当归、附子、蜀椒、桂枝、人参、黄柏。主治寒热错杂、蛔虫窜扰所致的蛔厥、久痢、厥阴头痛。方中乌梅味酸，苦酒醋渍而重于肝，就像自然天气中的寒热气流相遇后会下雨一样，阴阳在此交媾，从而达到顺接阴阳的目的。比方说，治疗肝气弱、肝气犯胃，就用大量的乌梅，加上10克左右的红参，效果就相当好。叶天士就善于用乌梅味取法前贤，牢牢把握住乌梅丸兼具四味的特点：酸能柔、能收，苦能降、能泄，辛能开、能通，甘能缓、能补；针对病机进行加减变化，阳虚去苦，阴伤去辛，无虚去甘，独留酸味不去，大胆化裁，将此方用于呕吐、泄泻、疟症、痉厥、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系统多种疾病的治疗，大大扩展了乌梅丸的应用范围。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能够写出这样的名句，不是偶然，他确实会治病。他治病，重在效果，民间验方只要有效，就拿来用。比方说，“葱涕治打仆损伤方”是从一位不知名的“军吏”那里学到的；“柳宗元救治三方”是从同僚挚友柳宗元那里获得的。
他还从一个药摊上学到用芦荟和炙甘草研末，能够治疗湿癣。他将这个经过记载于《传信方》中：“予少年曾患癣，初在颈项间，后延上左耳，遂成湿疮浸淫。用斑蝥、狗胆、桃根诸药，徒令蛰，其疮转盛。偶于楚州，卖药人教用芦荟一两，炙甘草半两，研末，先以温浆水洗癣，拭净敷之，立干便瘥，真神奇也。”
我们知道，民间将蜘蛛当成“五毒”，传蜘蛛会伤人，甚至食人。《本草纲目·虫部》“蜘蛛”条引宋朝药物学家寇宗奭语称：“蜘蛛品多，皆有毒……遗尿着人，令人生疮癣。”蜘蛛毒人的记载颇多。那么万一被蜘蛛咬伤，怎么办呢？刘禹锡《传信方》中记载，可以用大蓝汁加雄黄、麝香治疗蜘蛛咬伤，这个方法也是他从民间医生传授获得。《传信方》曰：“取大蓝汁一碗，入雄黄、麝香二物少许，以点咬处，仍细服其汁也，神异之极也。张荐员外在剑南为张延赏判官，忽被斑蜘蛛咬项上，一宿，咬处有二道赤色，细如箸，绕项上，从胸前下至心。经两宿，头面肿痛，几至不救。张公出钱五百千，并荐家财又数百千，募能疗者。忽一人应召，云可治。张公甚不信之，欲验其方。其人云：不惜方，但疗人性命尔。遂取大蓝汁一碗，以蜘蛛投之，至汁而死。又取蓝汁加麝香、雄黄，更以一蛛投入，遂化为水。张公因甚异之，遂令点于咬处，历日悉平，作小疮而愈。”此外，还有大豆、生姜治腹痛；牛蒡子根治热厥；山李子和野蔷薇根治口疳；稻草灰治跌打损伤等等。[4] 歧黄之术，华夏瑰宝。刘禹锡《传信方》中更多记载的是民间验方。至于桂枝汤等经方的用法，刘禹锡没有讲。不过，这里值得一提。李翊曾经采访北京“同仁堂医馆”的馆长关庆维，于2009年第19期《三联生活周刊》发了一篇文章《桂枝汤里的春秋》。文中说，关庆维说他一度很迷惑，“学了几年，临床治疗效果并不好。”这之后，关庆维注意到，“临床治疗中，读现代科学越少的中医疗效反而越突出。因为他没有结构思维，是‘道’的思维体系。”具体说，关庆维认为，西医是辨病论证医学，中医是辨证论证学。西医抗外敌，中医平内乱。西医是生物医学模式，中医是人体医学模式。西医从物质结构出发，形而下；中医从受自然节律影响的人体出发，形而上。“病就是病原体，所谓西方研究的细菌、病毒、衣原体、支原体，有一些影响你身体病灶类的东西，这都属于‘病’的范畴。西医要发现你身体里的疾病状态，然后制造出一种化学制剂把它干掉，靶向性非常清楚，它是对抗性思维方式。它从它的微观角度探讨人的这种物质结构，但是感觉这个医学体系，离人和生命很远。你比如现在科学把蛋白质，把人的各种组成元素，把DNA基因等等都搞清楚了，你把这些物质都给他合成一个生命，你觉得能合成吗？所以物质离生命很远，把人微观化以后，离生命越来越远。中医体系跟这是两回事，中医是整体医学，是天人合一，拿整个的人面对整个的自然环境来研究，所以中医要实现三个平衡，一切治疗朝这三个平衡方向走。调整人和自然的平衡关系，这是最大的平衡。还有调整人和社会的平衡关系，这算中等平衡吧，比如你到办公室你就生气，你就头晕脑胀，你一看上司就头疼，这是你跟社会不平衡。还有我们自身的五脏六腑、心理与生理的平衡关系。人体内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调节系统，这是宇宙自然给我们的属性。”
“中医常讲，‘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人的精神活动与五脏的生理功能息息相关。如《黄帝内经·灵枢》中记载：‘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也。’人的精、气、神皆为五脏掌控。中医是藏象学说，不是脏器学说，脏器学说是像我們看到的西医的解剖图，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在哪个位置。中医是以功能系统来描述人的，中医看这人的时候是一个功能状态的人。不是没有解剖，你看过去战争的刮骨疗毒都在给人解剖，但是从来不用解剖的知识来看病。为什么不用解剖呢？通过思外揣内、格物致知的方法去了解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内脏的反应无不从外部都表现出来。中医是得其意望其形的，比如你的身体里全部吸收系统、运化升清系统叫脾。中医把人归类成五大功能系统，这是人生命状态的一个系统。它通过这种功能系统的表现，就不用知道你脏器本身的具体结构、具体症状，然后就能改变你身体里的脏器功能的变化，这是中医最优秀的地方。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种东西，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脏器，你为什么把它看成功能状态呢？其实你仔细研究，这种看待人的方式，把脏器看作一个互为关联的活的系统，也许比解剖学更科学。现在医学，研究任何先进仪器，发现的是已病，有病灶出现。而中医不是，中医最优秀的医生是‘上工治未病’，就不让疾病发生。一个疾病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都形成病灶了，起码这病发生到百分之七八十了，才被现代仪器固定捕捉到。中医是用格物致知的方法，把你的功能做一预判调整好，调整平衡以后，你那个病就不发生，你那个病灶就不形成，形成了病灶也可以通过功能协调来解决。”
关庆维说，当他的观点发生变化后，治病疗效突飞猛进。
张仲景在《伤寒论》里，将感冒称为“伤寒，伤风，中风”，这是东汉末期大疫里的主要病。《伤寒论》这样描述感冒症状：“淅淅恶风，啬啬恶寒。”张仲景将感冒分为两大类：表虚、表实。表虚者出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等症状，可以桂枝汤治疗。表实者除了也会出现头痛、发热、恶风寒的症状，还会表现出身体疼痛，全身关节酸痛，汗发不出来、咳嗽哮喘等，可用麻黄汤治疗。麻黄汤中的麻黄必须用地上部分。中医认为，麻黄地上部分是发汗的，地下部分是止汗的，所以必须分清楚。
仲景用来治伤寒“太阳中风”的“桂枝汤”，是《伤寒论》的第一方，被称为“千方之首”。 在服药方法上有特殊要求：一要“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二要“温覆令一时许”（适当地加盖衣被，约2小时）。之所以有此要求，一是借谷水补充津液汗源，防发汗致营阴不足；二是借热能来鼓舞胃阳，进而振奋卫阳。这其实是药物治疗和食疗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发汗，也是有要求的，一是要汗出周遍：即汗出要遍身，光鼻尖、心口窝出汗不行；二是出小汗，出微汗，不可出大汗，不能遍身流漓；三是持续出一段汗：约一时许，即可盖被保温一时辰。汗出透了，才能达到汗出热退、脉静身凉的目的。
“桂枝汤” 原名阳旦汤，也被称为中医的群方之祖，由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组成。看起来简单，但是，由桂枝汤加减变化而来的28个药方，却并不仅限于治疗外感风寒。不同性味的药物组合，成为中医所谓的“方剂”。“同方异病”“同病异方”才是中医的神奇处。桂枝汤的功效称为“解肌祛风，调和营卫”；麻黄汤的功效称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明朝李时珍曾指出：“桂枝汤证与麻黄汤证相比，病深一层，从所属脏腑来看，麻黄汤证在肺，治疗目的以宣肺为主 ；桂枝汤证在脾胃，治疗目的在于补脾胃。”所以，《伤寒论》中桂枝汤有三禁：一为太阳伤寒的麻黄汤证不可用之 ；二为内有温热的“酒客”不可用之 ；三为素有里热之人不可服。
肉桂树在古代也叫“梫树”，因为在肉桂周围长不出其他杂木，它似乎有一种侵略的力量，排除其他的风木之气。这力量有多强呢？据说有人曾做过实验：用肉桂木做个小木钉，钉到其他树上，那棵树第二天就死掉了。肉桂树这种“侵力”的传说，在世界各地都有记录。西方国家叫肉桂树为“犹大树”，传说中背叛耶稣的犹大就是在肉桂树下上吊的——一个人做了坏事，内心有愧地走到这棵树下，他身上的邪灵被这棵树的力量赶走，于是就良心发现、上吊自杀了。传说不足信，但桂枝确实是一味好药。
现在用得比较多的不是桂枝汤，而是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吴鞠通撰写《温病条辨》七卷，提出温病的三焦辨证学说，是继叶天士、薛雪之后的温病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银翘散由连翘1两、银花1两、苦桔梗6钱、薄荷6钱、竹叶4钱、生甘草5钱、荆芥穗4钱、淡豆豉5钱、牛蒡子6钱组成，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银翘散如下煎服：“上杵为散，每服六儿，鲜苇根汤煎，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肺药取轻清，过煮则味厚而入中焦矣。病重者，约二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三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者作再服。”在中医临床看来，吴鞠通提到“香气大出”、“勿过煮”均是说火候和煎煮时间。因为治疗感冒的中药大多具有味辛发散之性，其主要活性成分为挥发油类，所以不宜久煎，以免香气挥散，药性散失过多。[5]
桂枝汤和银翘散就是治疗感冒的两大类型的代表方剂，即桂枝汤主治风寒感冒，银翘散主治风热感冒。
刘禹锡是深知桂枝汤哲学的。他在《天论》中云：“天之有三光悬宇，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意思是说，日、月、星辰，它们本源于山川五行之气。天是清而轻的气，地是浊而重的气；浊而重的气是清而轻的气之根本。他对“气”的认识就和中医理论的启发有关，他提出了以“气”为世界万物基础的自然观。他认为物质性的“气”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并且用清气和浊气、阳气和阴气，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和变化。
《老子》第十四章云：“听之不闻曰希，搏之不得曰微。”《天论》上篇开头就指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凡是属于有形体之物，其作用总是有所能也有所不能。古人所说的无形，没有固定的形态。
刘禹锡借用了老子的这一思想，把“空”看作是一种听不见、摸不着的物质形态，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空间关系的形式。比方说，元气，听不见、摸不着，但是，你能感觉它的能量。
什么叫元气？我们以诗为例，唐代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个用手指明“杏花村”方向的牧童，就是人的元气。南宋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中写道：“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黄色的蝴蝶飞入黄色的菜花中，急走的儿童，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儿童，就是人的元气。还有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小孩在玩耍，“最喜小儿无赖”，也就是人的元气。
《菜根谭》中说：“十语九中未必称奇，一语不中则愆尤骈集，十谋九成未必归功，一谋不成则訾议丛兴，君子所以宁默毋躁，宁拙无巧。”这个“宁默毋躁，宁拙无巧”，实际也是“阴平阳秘”，就是阳不随意外泄，守护元气，方可静好。
一念常惺，才避得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得开地网天罗。苏轼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也可以理解成，有元气在，就有快乐，就有希望，总之，什么都好。
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世间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寺占多。我们过去说的高人，就是“阴平阳秘”之人，就是那种“君子飘如鹤，予方懒似云”。乾隆四年（1739）的《天津县志》记载：大悲院在天津“北门外河北窑洼，康熙八年（1669）重建”。建后，寺院的首任住持是世高上人。世高是怎样一个人呢？其好友张霔《初访世高同刘黄二子》诗云：“敢道西方尽此民，须眉落落淡无因，相逢若不称居士，只道皤然一老人。”张霔还说：“两瓯茶话一炉烟，不近人情不足禅。”
11.“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十一：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刘禹锡有一首写女子失恋的爱情诗，这样写道：“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也许，刘禹锡是借失恋女子自比，说自己一腔热血，很想为治国平天下尽一份力，很想留在京城，可是倾慕的京城却不再喜歡自己，“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刘禹锡一生屡遭打击，但仍笑对生活，他能在躁动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获得一份难得的冷静与乐观。
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55岁的刘禹锡这样写道：“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望于天，必思己所为；望于人，必思己所施。55岁的人，“二十三年”被贬在“巴山楚水”，可以说很凄苦、很不得志啦，他自称“沉舟”“病树”，可见身体健康方面多少也有了问题。就算一艘“沉舟”，又如何？江河上仍然会有千帆竞发嘛；即使是一棵“病树”，大地上仍然春意盎然。
说我自命清高也好，说我书生意气也好，我依然微笑面对生活，明天还是个好天气。
最摧残人心的不是失败，而是看不到希望。有时候，玩玩文字游戏，也能放松心情。刘禹锡与同时代的诗人柳宗元是挚友。柳宗元曾写诗赠送刘禹锡：“四月将尽五月初，刮破窗纸再重糊。丈夫进京三年整，捎封信来半字无。”不愧是挚友，柳宗元知道刘禹锡精于医药，长于养生，就写了这么一首中医游戏诗，诗中隐射四味中药。刘禹锡看了，微微一笑，马上就就猜出了谜底，原来是四味中药，依次是：半夏、防风、当归、白芷。
贪了牲畜的滋益，必招性分的损；占了人事的便宜，必遭天道的亏。南宋高僧道济和尚，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济公，以《酒杯》为名写了一首文字游戏诗：“醺醺然，酣酣然，果然醉了一生。昏昏然，沉沉然，何尝醒了半日。”诗正话反说，意在劝人远离浮世喧嚣和世俗纷争。这诗不符合刘禹锡的性情，不屈，豁达，善于从苦难中发现生活的乐趣，这才是他。他并没有说要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屡遭贬谪，名士的派头不减，只要一息尚存，用世之心仍然很强，照样桀骜不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的心始终在高高的天上。他被贬谪时期，也是他的诗文创作旺盛期。 有个成语叫“司空见惯”。据说因刘禹锡的一首诗而来。那是大和五年，刘禹锡时来运转，经宰相裴度推荐，回京当了个礼部郎中，挂集贤殿学士衔。只是，好运不长，不久裴度被罢相，刘禹锡受牵连又被贬苏州刺史。
苏州有个司空，名叫李绅，是刘禹锡的“粉丝”，说什么也要请偶像吃饭。顺便说一下，“司空”听上去给人感觉很有来头，其实在唐代只是给贵族的一个虚衔，地位貌似很高，实际上没有权力。这个司空大人带着宠姬赴宴，席间来了兴致，就让宠姬跳舞，给刘禹锡敬酒。
男人爱酒，醉翁之意不在酒。男人爱桃花，是爱其美艳与妖娆，爱“轻薄桃花逐水流”（杜子美语）。赏花之心不在桃，在艳遇，在桃花运，在人面桃花相映红，在“桃花一簇开无主”。
“桃红又是一年春”“一枝红杏出墙来”。宠姬如此妖娆，“惟吾德馨”的刘禹锡也是心花怒放，开口就吟诗：“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恼乱苏州刺史肠。”诗中所写，傻瓜也能听明白，无非是说，美人天天在司空大人身边，对司空大人来说很寻常，但你这么刺激我，人非草木，我心恼肠乱啦。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李绅不傻，既然你喜欢，以后就跟你了。“司空见惯”这个成语也就诞生了。
风息时，休起浪；岸到处，便离船。后来，刘禹锡回到洛阳闲居，身边是否有这位苏州美人陪伴，就不得而知了。从刘禹锡写的《罢郡归洛阳闲居》诗中来看，他的晚年生活还是相当幸福的。他这样写道：“十年江海守，旦夕有归心。及此西还日，空成东武吟。花间数杯酒，月下一张琴。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
刘禹锡有一首《始闻秋风》，也许可以表达他“司空见惯”的政治失意心情。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
五夜飕飗（sōuliú）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miǎn）青云睡眼开。
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
秋风，难道不是司空见惯？为什么说“始闻秋风”呢？就是说，每年初秋，他第一次听见“秋风”这位老朋友的声音，感觉都不一样，所以，他要记下来。
想想看，一个诗人，一个曾经官至监察御史的朝廷官员，如今，仅剩下一个忠实的老朋友——“秋风”，寂寞之境可想而知。我们现代人再怎么孤独，只要你是中国移动的客户，至少，无论你多么孤独，至少，你还有一个每年生日都问候你的老朋友——10086。10086至少会非常“佛系”的提醒你该交费了吧。可是，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像刘禹锡这样的“诗豪”在政治失意之后，也只有一个无言的老朋友——“秋风”。
为什么不是“春风”呢？自己多病，政治上不得意，一贬再贬，哪里配得上“春风”呢？“春风”让人萌动，“秋风”让人沉思，让人“三思而后行”。所谓“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变。知道了危机就能躲开危险，这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这叫思退。退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里错了，往后应该怎么做。这就叫思变。
秋季天高云淡。这个“三思”就是“秋风”这个老朋友在天高云淡的季节对自己的劝戒。
“昔看黄菊与君别，今听玄蝉我却回。”从前我也是看过黄菊盛开的，然后与“秋风”离别；现在呢，听到玄蝉的歌声，我又回来看你了。菊花什么时候开啊？农历九月那是秋天的最后一个月。玄蝉不是多么玄乎的蝉，意思是深秋的蝉，蝉一般秋天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七月开始唱歌。别人都说恼人的“秋风”，而“我”却把“秋风”当成好朋友。
“五夜飕飗（sōuliú）枕前觉，一年颜状镜中来”，古代夜晚分五个时段，所以叫“五夜”。就是说夜晚睡在枕头上，就感觉我又老了一年，照镜就知道自己“颜状”老了一岁啊。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miǎn）青云睡眼开。”马想着边远草地里野草，鬣毛都会耸动，随时准备上战场。大雕呢，它斜视着“青云”，睡眼都睁开了，警惕地望着天空，随时准备展翅翱翔，巡捕猎物。
“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这个季节，天高云淡，天地肃清，我应当四面眺望之际，为了“秋风”先生，抱病而登高台。
在這首七言律诗中，刘禹锡不再有当年的那种“自古逢春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式的豪放，但也没有陷入“悲秋”的情绪中，他采取了直面“秋风”的方式，把“秋风”当成一个老朋友，和“秋风”喝茶、聊天，坦然面对人生的“秋风”。
因为，他知道“秋风”这个老朋友一年才能相逢一次嘛，今年别离了，明年我们再相会。
“秋风”这个比喻用意深远，难怪，宋代著名散文家苏辙“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
12.“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思考之十二：人生如茶，在尘世喧嚣中，慢慢看杯中茶叶沉浮，细品茶味的清淡。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居“陋室”，坎坷清贫，又怎么样呢？“惟吾德馨。”“陋室”一样可以别有诗情，满屋生香啊。还可以穷乐呵：“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写与世隔绝的幽静。
接下来说精神上的超越，生活情趣的高雅脱俗：“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扬雄的子云亭陋吧，诸葛亮的茅庐陋吧，那又怎么样呢？“君子居之”，“陋室”不陋。孔子就说过呀：“何陋之有”？不由想起莎士比亚的名句：“即使把我关在胡桃壳子里，我依然尊贵如帝王。”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文人雅士的优越感。讲究。文人雅士干什么事都讲究。我们看历史，十里秦淮，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讲究。就连十里秦淮的北岸和南岸都十分讲究，两岸被严格“讲究”成了两个阶层：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中间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无限朱门生恶棍，几多白屋出公卿。凌云甲第更新主，胜概名圆非旧人。这种情秦淮名妓见多了。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弃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这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只会发生在十里秦淮的南岸。
讲究。我们的古人，尤其是文人，心里想着“举案齐眉”，表现出来却是讲究。李香君血溅的是桃花扇，绝对不会是薄荷扇、菊花扇。薄荷、菊花太不讲究，一点也不娇贵，宠辱不惊。房前屋后，自家阳台，种上就活，好养得很。薄荷、菊花的脾性，天生就是乡下人的植物，与泥土打交道的人，怎么可能有矫情的习惯呢。所以，李香君面对自以为“青梅相嗅”的权贵，血溅的是桃花扇，绝对不会是薄荷扇、菊花扇。文人既穷又酸，却喜欢装X，最喜欢穷讲究。
“茶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我国茶文化源远流长。一个简单的喝茶，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宋代诗人陆游就连泡茶的汤色都很讲究。他说：“嫩汤茶乳白，软火地炉红。”啥叫嫩汤？就是火候不要那么老，按现在的说法，就是60摄氏度到80摄氏度左右。“病齿已两旬，日夜事医药。对食不能举，况复议杯酌。……青灯耿窗户，设茗听雪落。不饤栗与梨，犹能烹鸭脚。”曾经，陆游患上牙痛病，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他就喝茶，端起茶瓯，听落雪的声音。
刘禹锡写过一首茶诗《西山兰若试茶歌》，详细地描写了茶的采、制、煮、饮及其功效，被视为茶史上、特别是制茶技术史上一篇重要文献。诗中写道：
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
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
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
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
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
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
炎帝虽尝未辨煮﹐桐君有录那知味。
新芽连拳半未舒﹐自摘至煎俄顷余。
木兰沾露花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
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佳客。
不辞缄封寄郡斋﹐砖井锅炉损标格。
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
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
这首赞茶诗，是刘禹锡在被贬郎州（今湖南常德）时期，为抒发内心的寂寞苦闷而写下的感悟。在远离尘嚣的山中僧寺，一瓯茶香使刘禹锡暂时忘却俗世纷扰，在茶道中品味人生。“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峭彻骨烦襟开”，茶的香气悠扬喷鼻，靠的是茶味“清峭彻骨”。
刘禹锡在郎州十年，见证了“斯须炒成满室香”。这说明，在刘禹锡时代的唐朝，已经出现了炒青绿茶工艺。迄今为止，制造绿茶仍是沿用独特的炒青工艺。茶树栽培环境要求比较高，“阳崖阴岭各殊气，未若竹下莓苔地”。
白居易世称“元白”的元稹，所作的宝塔形诗《一字至七字诗茶》也颇为独特：
茶，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婉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元稹的咏茶诗提到了“醉茶”。
而唐代的另一詩人卢仝，一生未曾入仕，孤高自傲，不愿与凡夫俗子来往。在隐居少室山的时候，忽然收到时任常州刺史的友人孟谏议（孟简）寄送的新茶，兴致颇高。品饮之后，诗兴大发，将品饮新茶从一碗到七碗的感受，以及饮茶过程及体验，写下来，成了传颂千载的诗篇《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被后人称作“七碗茶诗”：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 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 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佛本无言，茶已入心。卢仝的“七碗茶诗”，传神地描述了饮茶时的身心体验，成为历代传唱不衰的诗词佳作。
古人说炎帝神农氏发现茶于草木之间，故以“草人木”为字形，这当然是传说。古代的典籍中最早出现茶的文字记载是《诗经》。《邶风·谷风》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之句。这句中的“荼”到底是茶，还是指苦味的野菜？现在还存疑，但“先苦后甘”的味道，不正是今天的茶味吗？茶的名称很多，如荼、诧、苦茶、茗、皋卢、茶等。
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与茶有缘。全唐诗中录有四百多首茶诗。
刘禹锡在《酬乐天闲卧见寄》一诗中这样写道：
散诞向阳眠，将闲敌地仙。
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
风碎竹间日，露明池底天。
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
“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饮茶有破睡、益思的作用，能激发诗人文士的诗兴和创作才华。唐代另一个诗人司空图则说：“茶爽添诗句，天清莹道心。”唐诗人薛能说得更直接：“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茶兴留诗客，瓜情想戍人。”等。
经过历史的淘洗，一些喝茶礼仪流传了下来。亲戚来，把茶烹。尊长至，要亲敬。粗细茶，要鲜明，南方人都懂得这个礼仪。家里来了贵客，要沏花茶用两叶一芽的茶叶制成的菊花茶，或沏上一杯浓醇芬芳的茉莉花茶，养眼又养胃。故民间有“不是贵客不制花”的说法。
“诗情茶助爽。”茶的这种提神作用是逐渐发现的。最初，我们的先民将茶作为蔬菜来食用，后来人们发现茶叶苦中有甜，苦后回甘，具有解渴、提神和治疗某些疾病的作用，于是将茶叶从蔬菜中独立出来，将茶叶煮成菜羹，后又将其熬煮成茶水。
“茶禅一味夹山寺，茶道源头碧岩泉。”两千多年前，“西汉茶祖”吴理真在四川蒙顶山种下七株茶树，并于蒙顶山脱发修行时，亦佛亦茶，“佛茶一家”便开始结缘。由此开启了人工种茶的历史。四川雅安市的蒙顶山被视为世界茶文明的发源地。
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有这样一句广为人知的话：“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当然，这个“毒”不是今天理解的毒，而是说喝了有不舒服的感觉。这至少说明，茶在古人眼中，还有解毒功能。 商周时期，茶叶开始受到王公贵族的喜爱。春秋战国时期，茶叶传至黄河中下游地区。到了西汉，茶叶已经成为士人生活中时髦饮品，不过，当时的饮用方法还不是现在的泡茶，而是煮，就是羹汤的方法。西汉的茶，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商品，可供买卖。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这说明，在白居易时代，“买茶去”，已经司空见惯，商人用茶来赚钱的市场已经成熟。故有“茶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到了宋代，嗜茶成风，饮茶之风更为盛行。
家住洞庭湖附近的人，都知道那个广为人知的“柳毅传书”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唐传奇小说《柳毅传》。故事的大意是洞庭湖的龙女远嫁泾川，结果遇人不淑，泾川龙子是个家暴者，龙女的公婆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虐待她。龙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度日如年。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幸运地遇到白面书生柳毅。柳毅同情龙女的遭遇，替她传家书至洞庭龙宫。龙女的叔父钱塘君看到书信，大为愤怒，快马加鞭，赶至泾川，解救了龙女。龙女逃脱了家暴丈夫的魔掌，重获自由。钱塘君为柳毅大义所感，请柳毅喝茶，并对柳毅说，你一个穷书生，好运降临了，我们家族可是豪门。你小子中大奖了。我欲将龙女嫁给你为妻，如何？结果遭到拒绝。钱塘君说：莫非嫌弃她是个离婚女？柳毅说，我决不是嫌弃她是个离婚女，只是，我替她传家书乃急人之难，并无私心。而且，你的言语傲慢，我惹不起，躲得起。说完，严词拒绝，绝尘而去。而龙女此时已对柳毅芳心暗许，誓不嫁他人。几番周折，柳毅后来娶的范阳卢氏，实际就是龙女的化身，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6]
从“请柳毅喝茶”的细节来看，唐代喝茶已经成了上层人士的待客之道。唐人《封氏见闻录》中，有“茶道大兴，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记载。
茶文化的源头在中国。茶叶在古代曾与中国丝绸、瓷器齐名，历来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明珠”。目前全世界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茶、产茶，饮茶之风遍及全球，茶已成为世界三大饮料中消费最多、消费面最广的文化商品。
茶馆，古称茶肆、茶坊、茶楼。萌发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对此有所描绘。这跟宋徽宗赵佶的推动有很大关系。赵佶是糟糕的帝王，却是位优秀的瘦金体书法家，还是一位画家，而且精于茶艺，还写过一本被称为茶书经典的《大观茶论》，如今市场炒作的白茶，就是因宋徽宗的推崇而后来居上的。
宋徽宗经常召集臣下，为他们点茶，时任宰相的蔡京曾在《太清楼侍宴记》中记述：“遂御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宋人喝茶极为讲究，对喝茶的环境、礼仪、操作方式等，都有详细的规范，而且分门别类，有宫廷茶宴、寺庙茶宴、文人茶宴等种种风雅集会。宋代流行的茶道是点茶法，也就是抹茶。所谓抹茶，就是把茶饼磨成粉末后，开水冲服。
我出生并成长在北方，见惯了喝酒。老家话叫“无酒不成席”，喜事喝，忧事也喝。结婚喝喜酒，生了孩子要庆生喝，孩子满月了要喝满月酒。有朋自远方来，不亦酒乎。相见时难别亦难，见面喝酒，送别也要喝酒，高兴了还不醉不归。曲尽人散，回家吐了一地，次日后悔。只要是朋友，聚在一起，没有酒，这顿就等于没吃。回想起来，酒友不知道有多少，但岁月沉淀下来的，反而是几个不怎么喝酒的知己。不论你愿不愿意承认，一生爱过的大部分人，都会从陌生变得熟悉、又再从熟悉变得陌生。你们虽然还在一个朋友圈，甚至在一个群，但彼此之间都知道，“三观”差距太大，不联系是最好的结局。渐渐地，打动我们的不再是那句“我爱你”，而是一句“我陪你”。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有情不是茶酒，而是话语的共鸣。
参加的饭局多了，慢慢悟出来一个道理：酒桌文化其实就是等级文化，这个等级主要是看行政级别。我喝干，你随意，谁让人家的地位高了呢？很正常。领导敬的酒，懂事的话，你就喝干。比你地位低一些的，敬酒，你可以找各种借口，少喝甚至不喝。酒精让人膨胀，好好的一个人，一沾上酒，就觉得自己是皇上，就开始胡说八道。大学毕业后，在北方工作了十年，然后，来南方工作。才知道，南方人没事儿爱喝茶，而不是喝酒，喝茶不是吹牛，那是信息交流、感悟交流、心灵享受。广东到处是茶楼，早有早茶，午有午茶，云蒸霞蔚，香气扑鼻。喝茶，不像喝酒，没到犯迷糊的程度，头脑至少是清醒的，不至于产生幻觉。即使独酌独饮，也在闹中求静，盘算自己的生计。每天喝茶，也需要花钱，大家就琢磨着怎么把这个茶钱挣回来。喝茶的时候，就聊做什么生意能赚钱。茶是“和谐饮品”，茶文化的核心始终贯穿着一个“和”字。
“朋友来了有好酒”。北方人以酒待客，南方人以茶待客，就连友情都弥漫着芳香。饭后，泡上一杯解乏的茶，这叫日常乐趣。朋友来家里，主人很自然地执壶沏茶。讲究的，来杯细茶。不太讲究的，来杯粗茶。待客讲礼仪，沏茶分粗细。
所谓细茶，一般是指嫩茶叶，也就是春天采摘芽头，用这个一芽一叶的茶鲜叶为原料，制成的茶叶。细茶是上等茶、好茶的代称。物以稀为贵嘛。曾国藩曾经写诗，夸奖家乡的细茶：“银亳地绿茶膏嫩，玉斗丝红墨渖宽。” 细茶清新爽口，如龙井、碧螺春等，细茶要慢慢品，从中品出春天的细腻和萌动，用朱熹的话说：“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我少年时期背诵的一首和细茶有关的歌诀，至今还记忆犹新——
薄荷甘草共天麻，荆芥防风甘菊花；
当归连翘枸杞子，川芎白芷密蒙花；
等分各研为细末，每服三钱只用茶；
劝君每日进一服，瞳人咫尺见天涯。
看一个人，首先看他的眼，看他的眼有沒有神。神主要表现在眼睛里。我们说，这个人没神，就是说他的眼睛没神采。鲁迅形容祥林嫂，说她“只有眼睛间或一轮，证明还是个活物。”可见，祥林嫂的目光多么呆滞。眼目为五脏之精华。古人说，夫人之有两眼，犹天之有日月也。视万物、察纤毫，何莫而不至？日月有一时晦者，风云雷雨之所致也。有经验的医生都知道，眼睛大赤、红肉堆起，这是心经上有实热了；小赤、红丝血胀，这是心经虚热了；乌睛红白翳障，这个人一定肝气不舒畅了；白珠红筋翳膜，这是肺有了毛病；上下眼胞如桃，这是脾出了问题；迎风出泪、坐起生花，这是肾的问题。眼睛赤而痛，这是肝经实热。羞明怕光，这是脾实了；视物不真，这是脾虚了。拳毛倒睫，这是有了脾风。 现在很多年轻人看手机太多，血少眼痛，有了干眼症或者飞蚊症，需要滋肾明目汤。滋肾明目汤由当归、川芎、白芍、生地、熟地、桔梗、人参、山栀、黄连、白芷、蔓荆子、菊花、灯芯草、甘草等组成。热甚加龙胆草、柴胡；肾虚加黄柏、知母；风热壅盛加防风、荆芥；风热红肿加连翘、黄芩。
有意思的是，滋肾明目汤里需要用“细茶一撮”。
这个细茶，实际上就相当于药引子。用了这么多药，往哪条经上走呢？肝主目，往肝经上走。为什么细茶能引药归肝经？因为细茶是早春时节采摘，有春天展放之气。用粗茶就不行，因为粗茶是夏秋时节采摘，得夏季之火热或者秋季之收敛，故不入肝经。
俗语道：“贵人到，细茶泡。”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在浙江设立制造局，制造丝绸，一部分用于宫廷，一部分卖给西洋人。那个时候宫里的太监下去视察，当地的丝绸商人都要采摘春天的鲜嫩茶叶，也就是细茶，来孝敬这些宫里的人。绿茶的价格素以新茶为贵。新茶多为嫩芽，含有大量的氨基酸类物质，少含茶多酚、茶丹宁之类苦味物质。所以新茶喝起来，口感清香爽口，有开春之气象。
老百姓有俗语云：“粗茶淡饭，延年益寿。”什么叫粗茶呢？就是粗老一些的茶叶，一般指到夏秋季采摘制成的茶叶，以一芽三四叶以上或含梗的茶鲜叶为原料而制成的茶叶。与细茶相比，粗茶口感上要苦涩一些，沏出的茶韵味更浓。粗茶中含有大量积累多酚类物质与丹宁，中老年人喝了健康。但茶艺界又有个说法，叫：“细茶粗喝，粗茶细喝。”细茶，春天采摘嘛，叶嫩，升发之气强，味道比较淡，为了喝起来有味，就得多放茶叶，这就叫“细茶粗吃”。粗茶呢，采摘的都是成熟一些的茶叶，这些茶叶吸收夏秋季的营养，养分都比较充分，样子虽不太好看，但冲泡的汁汤比较浓郁。冲泡时，就要少放一些茶叶，投茶量少一些，这就是“粗茶细吃”。
物极必反，器满则倾。喝茶要的是心静，也就是在世俗的喧嚣中，在滚滚红尘中，冷看杯中茶叶沉浮，细品茶味的清淡。在齿颊留香之中，默默相坐，干脆什么也不想，一任时间流逝。
一人非之便立不定，只见得有是非，何曾知有道理；一人不知便就不平，只见得有得失，何曾知有义命。“茶禅一味”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茶与禅内理的精辟概括，是指饮茶和参禅修行方法上的一致。佛本无言，只是要有缘人参透。
什么季节的茶好喝呢？“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就是清明节前的茶，“今年茶比常年早，笑试西峰一掬泉。” 陆游自注云：今年清明前数日，山中已有新茶。这是例外，大多数时候，是喝雨前茶，“霜清桑落熟，汤嫩雨前香。” “山寺馈茶知谷雨，人家插柳记清明。”“人卖山茶先谷雨，鸦随墦祭过清明。”
谦恭待人，忠孝传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已经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习惯在宋代已经逐渐形成，就像日本的茶道、英国的下午茶一样，成了自己民族的特征。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穷苦，只会喝最简单的泡茶叶，贵族化的茶道，奢靡而复杂，这让朱元璋非常厌恶这种风雅，于是他下诏正式废除团饼茶，全国上下都学农民的泡茶方法——饮用散茶。明皇室提倡饮用散茶，民间蔚然成风，并将煎煮法改为冲泡法。从此，风雅千年的茶道，在中国因为朱元璋的禁止而断绝。在明朝禁止茶道的时候，日本却留了下来。不过，冲泡法别看简单，也有创新，明代绿茶就产生了炒青技术。花茶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花都可以用来窨制花茶。此外还出现了乌龙茶和红茶。
工夫茶形成于明代，在清代转移到闽南、潮汕一带为中心，至今以“潮汕工夫茶”名称享有盛誉。清初文人袁枚在《随园食单·茶酒单·武夷茶》中记述了工夫茶艺：工夫茶讲究茶具的艺术美，冲泡过程的程式美，品茶时的意境美，此外还追求环境美、音乐美。
明代“文士茶”也颇具特色，尤以吴中四杰为最。四杰，即文徵明、唐寅、祝允明和徐祯卿，他们都是怀才不遇的大文人，更加强调品茶，使品茶成为一种契合自然、回归自然的高雅活动，从而开创了“文士茶”的新局面。到了晚明，文士们开始讲究全身心地融入品茶，追求至精至美之境。但明代的老百姓还有煮茶的习俗。明代的小说《金瓶梅》第七十二回写到潘金莲给西门庆泡茶，茶叶用的是六安雀舌芽。潘金莲也不是追求精致的女子，她在煮的时候，胡乱加了10种乱七八糟的辅料。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从新用纤手抹盏边水渍，点了一盏浓浓艳艳，芝麻、盐笋、栗丝、瓜仁、核桃仁夹春不老海青拿天鹅，木樨玫瑰泼卤，六安雀舌芽茶，西门庆刚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满心欢喜。”
真正让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就是今天说的有完整理论的茶学，那是从唐代陆羽开始的。他撰写了7千余字的《茶经》，集茶文化之大成，阐述了唐代茶叶的历史、茶的起源、产地、技术、效用、栽培、采制、煎煮、生产过程、饮茶器具、饮茶风俗等等。烧茶的炉子非常有讲究。陆羽在《茶经·器》中说：“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鼎一般是三足，是金属铸成，炉底有洞来通风漏灰，所以叫风炉。而瓦炉呢？一般老百姓家用不起铜炉，则用黏土烧制，这就是瓦炉。
据《茶经》记载，好的陈茶，倒在杯中，茶水飘着一层烟雾，烟雾薄厚与茶叶的存储年限有关。“茶烟”一词，时常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所谓茶烟，并非吞云吐雾，从佛家而言，是一种禅悦。
“明窗睡起浑无事，篝火风炉自试茶。” “藤杖有时缘石磴，风炉随处置茶杯。” “今日蜀州生白发，瓦炉独试雾中茶。”這三句诗里，出现了“风炉”“瓦炉”两个名字。[7]
不论是自我品茶，还是待人待客，用茶都应做到五好：茶叶品质好，泡茶水质好，茶具质地好，泡茶调制好，待客礼貌好。品茶，我的老师李一翔堪称专家，中医、茶、诗、书、画、古琴，恩师样样都喜欢，而且都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闹中求静，心无旁骛。我知道，他的内心一直住着一个“心学”，住着一个王阳明。我虽然不懂针灸，但我能感觉，他安神定志的状态，其实是用“心学”来针灸。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此之谓也。我从跟他喝茶，逐渐明白：茶是“君子之饮”，绝非仅仅是为满足生理需要的饮品，它的性质决定了对饮茶者的道德要求。 想当初，陆羽写《茶经》的时候，想必也处在一个安神定志的状态。陆羽是个孤儿，自幼生长在寺院之中，长大后，他谢绝了入朝为宦的邀请，四处游学，走遍半个中国，采茶制茶，品茶觅水，后隐居苕溪（今浙江湖州），写成《茶经》一书。《茶经》是茶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与总结，也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陆羽首倡品饮艺术，他集儒、道、佛三教精神为一家，且与饮茶结合，开中国茶道之先河。宋人梅尧臣这样总结说：“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陆羽也被后人称为茶圣、茶神。
汉代直接摘下茶叶煮汤，唐代人喝茶已开始出现茶饼。为了能让茶叶保持更久时间，并去除其中青涩的草味，唐代人将茶采下后，放到甑釜里蒸一下，然后将蒸过的茶捣碎，再把茶末放到铁范里压实，制成團饼，然后烘焙、封存。
陆羽认为喝茶的理想状态——把茶饼拿到火上烤，烤的时候要不停地翻茶饼的正反两面，使其受热均匀，看到茶饼有突起时，拿远一点烤，直至茶叶舒卷展开；然后，将茶饼放凉，掰小块放入碾中磨成粉末，再用筛子筛一遍，将细末留用；接下来，再用风炉煮水，水分为三沸，当水出现“鱼目”气泡，微微有声响时，为第一沸，此时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当水泡从釜边像泉涌般上冲时，为第二沸，用勺子从釜里取一瓢水备用，然后用竹夹在茶釜中心顺着一个方向循环搅动，将量好的茶末倒入釜的中心，片刻之后，茶汤如奔涛溅沫烧开，这是第三沸。此时，要将在第二沸时取出的水倒入釜中止沸，培育汤花。陆羽认为汤花是茶汤的精华；最后，将煮好的茶分置于小杯中饮用，倒出时将汤花分配均匀。
随时莫起趋时念，脱俗休存矫俗心。追求精致的生活，如此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煮茶，简直是“装X”的最佳选择。老百姓煮茶，干脆将茶与其他食物同煮，以消除茶的生涩之味。或者，直接拿大杯或大壶泡了，老百姓没有工夫也没有耐心做这个事，反倒是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特别是唐代禅宗的流行。坐禅渐修，通过繁杂的煮茶程序，明心见悟，修炼耐心，启迪子弟。僧人们要坐禅，为了防止打瞌睡，便饮茶提神，后来发展到“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济，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会使不在家豪富，风雅不用著衣多。要烹煮出一壶好茶，要花费大量精力与时间。除了好茶叶，还需要活水、活火以及丰富的经验和十足的耐心。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嫩白半瓯尝日铸，硬黄一卷学兰亭。”一个文人，面前放着半瓯茶，临一临《兰亭集序》，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很雅？
清代诗人袁枚认为茶应该细品，曾在《试茶》中批评卢仝：“叹息人间至味存，但教鲁莽便失真。”
“潮打空城寂寞回。”好茶要静品，正如庄子《天道》中所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恬淡无为，行动循乎自然，这才是养神的方法和准则。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人欲从初起处剪除，如斩新刍，功夫极易，若乐其便而姑为染指，则深入万仞。天理自乍见时充拓，如磨尘镜，光彩渐增，若禅其难而稍微怯步，便远隔千山。
庄子提出：“清静多寿” “静默祛病”。如果一个人终日躁动不安，思想不能逸息，定会心力交瘁，百病丛生。庄老之学，提倡“清静无为”。何为“清静无为”？就是重在养神。庄子以薪比喻人的身体，以火比喻人的心神，薪可以燃尽，而火没有尽期。要做到“清静无为”，就要“忘我”，而“无欲”则是“忘我”的前提。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不为也。如此，才能达到“忘我”的境地。没有了贪求食、色、权、名、利等的欲望，心神自然“清静”无浊。
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一个老人的“微”生活，颇受启发。其中说，吃饭只吃七分饱，这叫“微饿”。这样既可以保证营养充分，又能保持头脑清醒。日本曾做过研究，体重微超重的人寿命更长，微胖的老人不易发生流感、肺炎等急性感染。所以平时只要自己控制好食量，不用过分担心长胖，这叫“微胖”原则。
庄子在《养生主》篇中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和《内经》中所倡导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一致的，简单说，就是顺应自然。督脉在哪里？在人的后背部的“正”中间，居人身之中，不偏不倚。所以，做人要“正”，这也是养生的准则。
河北赵州禅师以“吃茶去”的机锋接引弟子，禅茶自此结为一体。在禅茶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日本高僧村田珠光入寺学禅，师从大名鼎鼎的一休和尚。然而，珠光参禅念佛经常打瞌睡，医生建议他“吃茶去”，结果立竿见影。
“清泉绿汤，无非是水；红尘百味，山中唯茶；端起一杯，放下万念；动静诸相，皆为空相。”常将酒钥开眉锁，莫把心机织鬓丝。闹钟吵醒、洗漱收拾、担心迟到、出门赶车、繁忙工作……这样紧凑的节奏，也许，我们真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煮出一壶好茶，品读河南诗人刘禹锡的诗，说不定，你也可以把充满劳绩的人生，过出诗意栖居的味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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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海燕.中医张珍玉教授治疗情志病经验浅谈[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7）.
[3]刘禹锡.刘宾客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
[4]刘禹锡.传信方集释[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5]李翊.桂枝汤里的春秋[J]，三联生活周刊，2009（19）.
[6] 戴宏海.柳毅传书[M]，北京：中国书店，2008.
[7]陆羽.茶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