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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解释中国，让更多的人读懂中国。但读懂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如果从人口规模角度来算的话，欧洲国家的平均人口大概是1400万，而中国的总人口接近14亿。中国大致上是100个普通欧洲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所以，读懂中国往往面临一个“盲人摸象”的窘境，每个人摸到的都只是大象的一部分——我摸到它的耳朵，我就说它像一个大扇子；你摸到它的鼻子，你就说它像一个圆筒。大家都对自己所掌握的某一个局部信息信誓旦旦，但其实都是不全面和不准确的。
要想真的读懂中国，首先要理解人均的问题。比如，如果天气预报说新加坡今天平均气温35℃，大家都会认为可靠，因为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有724.4平方公里，各地温差不大。但如果说中国今天平均气温35℃，大家就不会真的把当天温度看成是35℃，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有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东北平原和海南岛肯定不是一个温度。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用“我国经济总量很高，人均GDP还比较低”之类的话来解读中国的现状，讲得多了，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上的共识。但这种解读方法其实面临一些挑战。
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社会指标总体上其实是不错的。比方说中国人的中位家庭净资产，特别是我国发达板块的，已经超过美国了，老百姓的家底比较丰厚。很多中国人实际上比美国人生活得好。另外从人均预期寿命、社会治安、人民对国家的满意程度来看，也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中国人均GDP根据官方汇率统计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的社会指标和百姓的满意度，在国际上比较起来，总体还是比较高的。
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释。一个角度是，这正好证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另一个角度，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GDP的计算方法与国外是有一些差异的，至少跟美国人用的方法不完全一样。比如我们农村的大量经济活动、城市的街头产业链，我们很多的服务业实际上并没有被纳入统计范围。所以我推测，可能是我们的统计方法，导致我们对自己的GDP有所低估。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我有时也在想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对中国的解读，如何才能从西方的指标体系中解放出来？西方的许多指标是在西方的社会实践中，或者西方自己的理论中产生的，现在直接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往往会导致对中国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读。比如西方国家经常用的一个指标就是出境人数。根据我们的正式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出境人次是1.3亿，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境人数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点保守。举例来讲，我们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需要大约两个小时，这个时间在欧洲至少能飞过十个国家，因为欧洲都是小面积国家。所以在中国，严格地从经济能力来说，凡是能够坐飞机坐高铁的，都是有能力出境的，特别是用欧洲标准来衡量的话。
另外，我们经常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这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我自己从来不用。世界银行的报告会讲，某年有13个国家或经济体已經成功地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去看这是哪些国家，发现居然有赤道几内亚，还有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十几年前就超过北京、上海，达到2万美元。但是，至少在15年前，赤道几内亚的城市居民还是有一半连自来水都用不上的。后来这个国家发现了石油，吸引了一些外国公司去投资，人均GDP一下子就上去了。另一个国家毛里求斯，面积很小，相当于我们国家一个县的大小，靠经济旅游一项，它的GDP就可以上来，但如果碰到一场危机，GDP就下去了。它们的情况，真的可以用“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吗？
所以我觉得跨国比较要有一个规模的概念，否则恐怕连读懂中国的“门”都进不去。把小国家跟中国放在一起比，有点像把蚂蚁和大象放在一起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小国家有长处也有弱点。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说他们现在人均GDP是挺高，却如履薄冰，假如发生一个类似“9·11”的事件，新加坡就完了。真是这样的。它不像中国，有承受各种各样灾难的能力。中国即使发生了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难，国家经济也还是纹丝不动的。这就是大小规模不一样而产生的特点。
做跨国比较，我觉得还是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我自己做政治学，知道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是读不懂中国。以政治学为例，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他们不仅没有准确地预测中国的发展，甚至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更没有预测到特朗普的上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者几乎都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各种所谓社会科学套用自然科学，套用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式的方法，现在看来，根本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丰富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所以我老说中国学者或者我们整个学界，应该结束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解构西方话语的同时，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
读懂中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需要前瞻性地研究问题。究竟中国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指标体系要做哪些改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规划下，中国以这么大的规模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了解发展中国家，了解非洲，了解拉美，了解西方，准确地把握形势，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定力。我觉得这个定力是最重要的。
要想真的读懂中国，首先要理解人均的问题。比如，如果天气预报说新加坡今天平均气温35℃，大家都会认为可靠，因为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有724.4平方公里，各地温差不大。但如果说中国今天平均气温35℃，大家就不会真的把当天温度看成是35℃，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有约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东北平原和海南岛肯定不是一个温度。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用“我国经济总量很高，人均GDP还比较低”之类的话来解读中国的现状，讲得多了，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上的共识。但这种解读方法其实面临一些挑战。
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的社会指标总体上其实是不错的。比方说中国人的中位家庭净资产，特别是我国发达板块的，已经超过美国了，老百姓的家底比较丰厚。很多中国人实际上比美国人生活得好。另外从人均预期寿命、社会治安、人民对国家的满意程度来看，也会发现类似的情况。中国人均GDP根据官方汇率统计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的社会指标和百姓的满意度，在国际上比较起来，总体还是比较高的。
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释。一个角度是，这正好证明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另一个角度，也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GDP的计算方法与国外是有一些差异的，至少跟美国人用的方法不完全一样。比如我们农村的大量经济活动、城市的街头产业链，我们很多的服务业实际上并没有被纳入统计范围。所以我推测，可能是我们的统计方法，导致我们对自己的GDP有所低估。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我有时也在想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对中国的解读，如何才能从西方的指标体系中解放出来？西方的许多指标是在西方的社会实践中，或者西方自己的理论中产生的，现在直接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往往会导致对中国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读。比如西方国家经常用的一个指标就是出境人数。根据我们的正式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出境人次是1.3亿，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境人数了。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点保守。举例来讲，我们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需要大约两个小时，这个时间在欧洲至少能飞过十个国家，因为欧洲都是小面积国家。所以在中国，严格地从经济能力来说，凡是能够坐飞机坐高铁的，都是有能力出境的，特别是用欧洲标准来衡量的话。
另外，我们经常听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这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概念，我自己从来不用。世界银行的报告会讲，某年有13个国家或经济体已經成功地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我去看这是哪些国家，发现居然有赤道几内亚，还有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十几年前就超过北京、上海，达到2万美元。但是，至少在15年前，赤道几内亚的城市居民还是有一半连自来水都用不上的。后来这个国家发现了石油，吸引了一些外国公司去投资，人均GDP一下子就上去了。另一个国家毛里求斯，面积很小，相当于我们国家一个县的大小，靠经济旅游一项，它的GDP就可以上来，但如果碰到一场危机，GDP就下去了。它们的情况，真的可以用“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解释吗？
所以我觉得跨国比较要有一个规模的概念，否则恐怕连读懂中国的“门”都进不去。把小国家跟中国放在一起比，有点像把蚂蚁和大象放在一起比，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小国家有长处也有弱点。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说他们现在人均GDP是挺高，却如履薄冰，假如发生一个类似“9·11”的事件，新加坡就完了。真是这样的。它不像中国，有承受各种各样灾难的能力。中国即使发生了汶川地震这样的大灾难，国家经济也还是纹丝不动的。这就是大小规模不一样而产生的特点。
做跨国比较，我觉得还是要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我自己做政治学，知道在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还是读不懂中国。以政治学为例，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他们不仅没有准确地预测中国的发展，甚至没有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更没有预测到特朗普的上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者几乎都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各种所谓社会科学套用自然科学，套用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式的方法，现在看来，根本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丰富性和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所以我老说中国学者或者我们整个学界，应该结束为西方话语“打工”的时代，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在解构西方话语的同时，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
读懂中国，需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需要前瞻性地研究问题。究竟中国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指标体系要做哪些改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规划下，中国以这么大的规模走向世界。我们需要了解发展中国家，了解非洲，了解拉美，了解西方，准确地把握形势，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定力。我觉得这个定力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