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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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7—2019年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Tobit模型考察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非线性影响及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研发强度呈倒U型关系；高科技上市企业金融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为23.75%，低于该比例的企业在资金储备动机主导下进行金融化，而高于该比例的企业金融化则呈现出市场套利动机；较高的薪酬激励提高了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阈值效应，而较高的股权激励则降低了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阈值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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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空间外溢下金融资源配置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7180303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环境约束的金融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作用机制研究”（18YJCZH152）；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字经济推动碳中和：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JJ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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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07—2019年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Tobit模型考察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非线性影响及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融化与研发强度呈倒U型关系；高科技上市企业金融资产的最优配置比例为23.75%，低于该比例的企业在资金储备动机主导下进行金融化，而高于该比例的企业金融化则呈现出市场套利动机；较高的薪酬激励提高了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阈值效应，而较高的股权激励则降低了金融化对研发强度的阈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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