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在群星灿烂的中国教育界，陈世勇老先生也许只是一位普通的老教师、老校长、老知识分子。然而，他又是一位特殊时代塑造的富有个人特质而令世人敬仰的不朽的师魂。
　　两年前，我从陈新民所写的《父亲和他的学生们》一文中，初识了这位令人肃然起敬又感叹不已的老先生。新近又从《我们的老校长》一书中更全方位地感知了他的精神风范、特殊遭遇和人格魅力。仰望着这位仅在文字中认识、在想象中站立起来而又形象丰满清晰的长者，真想写点文字，以表心中之感动与崇敬，但又觉得想要说的话很多而思绪太乱，更兼自己文笔太拙、言不达意；最遗憾的还在于我竟没能亲自聆听教诲，犹豫再三，终未动笔。然而，在春节过后不几天，便惊悉老先生仙逝的讣闻，无限悼惋之余，觉得无论如何，该撮其要写上几句话，权代纸钱，默默地送老人家一程。
　　一
　　红尘纷扰，人生如歌。陈老先生经历了92个春秋，期间曲折跌宕，但也简洁明了：终其一生，首先是一位教育阵地的坚守者，一位卓越的老教师。他执教几十年，极具为人师表的品格和学养，深得为人师表的感悟与心传。
　　当一名好教师，首先是他自己要具备丰富的学识、渊博的知识储备。笔者也曾当过教师，深切體会到当你站在讲台上，胸中积累的知识多寡，决定你是否能站得直、有底气。当时有一个普遍说法：“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对此，我非常认同，并常说给同事们听。然而在陈老先生那里却是“你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只有一桶水是不够的，至少得有一缸水”！读到此处，方知自己当年的浅陋和老先生的过人之处。正是他具备了不止“一缸水”的学识，才能从容而挥洒自如地、一碗水一碗水地舀给无数莘莘学子。也正因为如此，他毕生执教，毕生勤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有位教育学家说过，让学生轻松愉快地学和板着脸接受灌输，其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陈老先生深谙此中三味，他娴熟地运用教学语言艺术，循循善诱，引人入胜，让学生随着他的思路和生动表述步步深入，领悟知识的真谛。他要求学生多背、多写、多抄、多读，尽量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堂奥，在学习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既增长知识，又修身养性，达到品学兼优的目的。孔子曰：“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教师的首要职责在于树德育人。陈老先生将德育寓于智育之中，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如春风化雨，点滴入土，润物细无声，使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他善于发现和调动不同性格和特长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抬起头来走路”（前苏联教育家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语），因而获得了所有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二
　　陈老先生执教数十年，同时也当校长数十年，并成为一位德高望重、人皆敬仰的好校长。
　　作为一校之长，官虽不大，担子却很沉重。一位称得上合格的校长，所应具备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因而天下校长不知凡几，真正优秀的校长却不多。陈老先生正是一位不仅够格，而且十分优秀的校长，他不仅具备丰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在组织教学上轻车熟路，更可贵的是他能针对当时整个教育界的弊端，改革创新。他认准真理，认准路径，便敢于迎难而上，逆势而为，坚韧前行。在任酒泉中学校长的时候，正处于文革风暴前夕，左倾思潮汹涌而至，严重冲击了正常的管理体制和教学秩序。在“又红又专”的口号下，大批“只专不红”、“白专道路”，实则鼓励只红不专，使学校不敢理直气壮地抓教学，而是大力贯彻林彪的“突出政治”那一套，政治口号满天飞，学校弥漫着只讲空头政治，不管教学质量的极左氛围。陈校长针对如此乱象，本着一腔对教育事业的赤诚，敢于逆流而上，大声疾呼“学生就要以学为主”“突出政治要落实在教师的教学水平的提高上，落实在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上”，这与林彪“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上”公然对立，公开碰撞，但他讲得既有策略又理直气壮。
　　与此同时，陈校长又响亮提出“放字当头，敢为人先”的口号，要求学生敢于冲破一切束缚学生个性、限制学生健康发展的条条框框，又提倡尊师爱生、师生平等、教学相长的先进教育理念。他最难能可贵的是深知人才的重要，懂得优秀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关键作用，因此着力培养人才，发现和重用人才，提拔年轻有为而具有教学能力的优秀教师。他说：“天才少有，人才难得”，敢于不拘一格启用人才。他敢于冒着政治风险大胆启用一些学识丰富、教学有方的“右派分子”教师，以及在文革后曾被批判、打倒过的优秀教师。这需要多大的胆识和勇气！
　　凡陈校长有职有权的时期，学校都是呈现正气上升，秩序井然，教师学生心情舒畅，教学质量明显提高的景象。在天水如此，酒泉如此，中学如此，师范亦如此，谁不尊重和称赞陈校长治校有方？
　　三
　　陈老先生更是一位正直无私、有良知、有正气、有担当的优秀知识分子。
　　无论何朝何代，知识分子都是传承文明、治国理政、维系民族精神血脉的社会精英群体。知识分子中尽管也有见风使舵、投机媚上、品行不端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大都满怀忧国忧民之心，以强国富民、实现公平正义为己任。在国家和民族遭难的时候，正气凛然，强权暴力不能移其志。献身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是世代接力，薪火相传，维护和发展着中华文明。烛光荧荧之下，呕心沥血；三尺讲台之上，苦口婆心，传道授业，解惑释疑，播撒着文明的种子，释放着推动社会前行的正能量。从陈老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即使在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被定为“资产阶级黑线专政”而予以批判否定、社会普遍鄙视和作践“臭老九”的逆境中，他也不改初衷，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和抱负，坚持着自己相信是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尽己所能，甚至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一介书生之力硬是拽着文明正义艰难前行。正如他的学生所言：“陈校长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当之无愧的！”
　　四
　　像陈校长这样青年时期积极投身抗战、后又加入中共地下党、尽心尽力献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德高望重的教育界精英，本应该一直得到支持、保护和尊重，使其最大限度地为国家和民族贡献聪明才智。然而他却遇上了特殊的年代，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摧雨折、坎坷不幸，遭受了那么多的冤屈和折磨，简直是九死一生。先后被运动的波涛推来搡去，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贴上“特务分子”的标签，被戴上“走资派”的桂冠，挨批斗、蹲牛棚、衔牌子、坐“喷气式”，木棒殴打，唾沫耳光，甚至在一人走路时遭暴徒突袭，打成重伤，身心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摧残。读着他的学生张衡洲等人令人不忍卒读的记述，眼前又呈现出本人也曾无数次亲眼目睹过的同样场景。无论武斗文斗，从场景、程式到语言、手段，一切是那么惊人的相似、相同，像是被不断复制、克隆出的影视剧，在各地轮番上演；所有施暴者都像是受过集中统一的培训似的。而他们大都与被虐者无仇无怨，甚至素味平生，但出手都是一样的狠。
　　事隔四五十年，还有人谈及往事，对此迷惑不解；另有一些人却是旧情缕缕，难以割舍。尽管有人不断呼吁，当年的施暴者应良心发现，有所忏悔，站出来向被虐被害者道歉，但响应者却寥若晨星。当年这个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群体，似乎在整体沉默。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之初，性本善”啊！但若换一个思维方式和角度来思考，还是可以想得通的。当众忏悔道歉，既不光彩，也不受赏识，何况现在的人也不大爱听。英雄事迹也好，暴徒行径也罢，反正都已时过境迁，不说也行。更重要的是，在其中一些人心底，那仍然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有什么可忏悔、可道歉的！倒是你们不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真理。懂“暴烈”两个字的含义吗？我们那时正当青春年少，激情燃烧，恰逢文革风暴袭来，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何等宏伟壮烈！假若都“温良恭俭让”，打得碎吗？立得起吗？再说，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不就是“造反有理”四个字吗？造反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暴烈行动”！如此想来，逻辑贯通，顺理成章。
　　就陈老先生而言，你说他冤枉，其实也不太冤。比如，正像裴世澄所言：“当胡作非为成了组织行为，他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坚持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跟风，而且抵制极左的东西，所以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似乎顺理成章。”同理，他参加过“青年远征军”，那可是准备远赴缅甸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但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故说你是“特务分子”，也相当顺理成章。再比如，你虽然是教师，但你又是校长，是管教师的官，也是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头头，学校的当权者。在当时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大队书记都作为“走资派”被批斗的形势下，戴你一顶“走资派”的帽子更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此一想，许多“想不通”也就想得通了。陈老先生也许正是这样想通的。被解除专政后，他从容地从地上爬起来，抖落身上的灰尘，又轻装上阵，在校园中同以前一样讲话、巡查、思索，尽力之所及，辛勤浇灌着满园春色。
　　陈老先生走了。一代师魂，于桃李芬芳中飘然离去。
　　九十二岁高龄，活出仙风道骨，无悔无憾，“福寿全归”。
　　我仰望着这位并不相识却又觉得十分熟悉的可亲可敬的前辈，从心里祝福他魂归天堂而正气永存、精神常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