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人说，在众多曲艺形式中，川剧高腔的“一唱众和”最适宜用来表现清官。戏里的清官安贫乐道，有胆有识，正是四川官吏的现实写照。不但古代如是，及至近现代，一以贯之。
笔者生于1990年代，对清官虽未有太多观感，但也依稀从长辈的追忆里体味到这样的品格传承。
“草鞋县长”浓乡情
祖父的晚年生活，常在河边的老茶馆里度过，沏上一壶酽茶，点上叶子烟，听草台班子“打玩意”，便从当午捱到黄昏。世事无常，他说只有戏里的故事几十年来都未曾变过。
祖父的前半生，在抗战硝烟里度过，经历了抓壮丁、大轰炸，给国民党当过差，吃了太多的苦，也患上了孤僻的性格。直到八旬过后，他的情感似乎重又充盈，开始向儿孙们提及陈年旧事，还有那些远去的人物。祖父是西充人，讲起自己的乡党——康冻，眼里禁不住焕起一阵亮光。
“这个康冻啊，印象中最爱穿一身黄卡其旧军服，脚登麻耳草鞋，腰间绑皮带，别着盒子枪，肩上背着抗战建国斗笠，手里拿着文明棍，走起路来，稳健威风，我们就常跟在他身后学样。”
康冻出生在1906年，是个贫苦书生，后入黄埔五期，因他一向思想激进，毕业后被排斥不用，故而满怀忧愤，浪迹天涯。
卢沟桥炮响，康冻回乡。四川第十一行政区专员鲜英知其才，委任为南充县一区区长。康一上任即禁烟赌，抑豪强，除迷信，修公路，励农商，抗洪水，工作极勤奋。县人颂其政绩，鲜英亦赞其“严于律己，勤于治事，不避豪强，不拘私利，救灾恤民，有汉循吏之风”，后被任命为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县长。
1938年底，康冻偕夫人曾翠轩自成都步行赴新繁上任。两人均戎装草履，与历来新到县长骑马乘轿、前呼后拥大异。在县城南桥迎候的各界绅誉代表，竟迎面不识。祖父说，打那过后，“草鞋县长”的绰号就传开了。
康冻到新繁半月，即走遍了县属乡镇。每到一处，亲自鸣锣聚众，宣传抗战建国道理，阐述兴利除弊主张，慷慨激昂，使民众耳目一新。第一次下乡到了禾登场，乡长陈俊卿备上酒席，请乡绅作陪。康断然拒之，称：“抗战期间，一切从俭，不讲应酬。这饭，我不能吃！”说罢，带着卫兵到小摊上吃青菜饭去了。后到其他乡镇，乡镇长们再也不敢设宴招待。
新繁从来没有办过幼稚园，仅有一所初中又停办已久。康来后，一面恢复初中，一面创办幼稚园，并亲选房室宽敞、院落幽静的江西馆前殿为园址。但此处被驻军旅长李树华占为私宅，人们都说李有兵有枪，惹不起。康冻径直去找其交涉，要他让出前殿住后殿，让出前门走后门。李树华怒气冲冲：“我是驻军长官，谁能限制我住哪里？谁能规定我走哪门？大殿我不让。”康亦发怒说：“你是旅长，你只可以管你那一旅人。我是县长，地底下我都要管三尺深。我动用这里公房为民众办学，你同意我要办；你不同意，我亦要办！”
李树华考虑到他上有省里大员的支持，下有民众的拥护，只好怀恨让出大殿。
新繁劣绅对康冻怀恨在心，于1939年夏向省政府诬告康。省主席王攒绪屈从地方势力，决定调康去乐至。民众闻声齐集东湖公园，组织苦留团，去省府请愿。北京大学教授吴虞这时退隐在家，也亲到公园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写上康是“民从其化”的好县长。几百名代表步行60里到省府，当着王攒绪的面，历陈康来县的半年政绩，声泪俱下。王甚感动，即答应民众要求。
1940年5月，康冻终被排挤，调任汶川。离县那天，李树华宣布全城戒严，大街上架着机枪，不准民众欢送，但仍有众多百姓不顾威胁，一直送他出境。
广西民族学院的王应常对康冻生平很有研究。他说，社会污浊，官场腐朽，康冻不可能呆太长。1942年冬，康冻又遭诬陷去职。回到家乡，康一心任教，不再做官。解放后，他得到时任川北行政公署负责人胡耀邦的关心照顾，于1969年病逝。
“鄧青天”忍辱负重
父亲打小被送往泸州亲戚家寄养，在他的早年印象里，邓自力这个名字始终无法抹去。
父亲的样板戏唱得好，所幸这一口好嗓音，他很少被饿着，至今那些经典桥段他还张嘴能来。
“打渔的人经得起狂风巨浪，打猎的人哪怕虎豹豺狼。看你昏天黑地能多久，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唱着唱着，父亲忽然停了下来，“那时候，学校都不正常上课，我就整天跟着大人们批斗‘邓、崔、陈’。那些人喊累了，斗累了，就让我唱出样板戏，给几块糖吃。”
所谓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分别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早年间，他们因积极“纠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3年自然灾害，泸州是重灾区，一度到了连老鼠也难捉到的地步。1958年底，邓自力提出用放假让农民回家吃饭的办法，变相解散公共食堂。到次年5月，该地75%以上的农村公共食堂都解散了。5月底，泸州地委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限令7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但邓自力等地委官员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实际上只恢复了一半左右。除解散公共食堂外，泸州地区还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邓自力被当地百姓呼之为“邓青天”。
然而，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全川绝无仅有，全国也极为罕见，这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到了“反右倾”时，邓自力等官员被撤职，被批斗。后来，泸州并入宜宾，在“文革”期间邓又再次遭致迫害，父亲就亲眼看到邓在批斗时，甚至被逼喝尿。
不过，邓自力却对这些遭遇很释然。复出后，邓任职于四川省文化局，彭兆琪在那里与他有过4年共事的时光。
在彭兆琪的印象里，邓自力一般都穿布鞋，身上总是披件洗白了的蓝布衫。彭兆琪在《记忆中的邓自力》一文中，重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81年元旦后，我与几位同事要和他一块出差，行前几天我提醒他说：‘邓局长，马上要出差到西昌，你还是换双新鞋穿，最好买一双皮鞋吧。’他说：‘我从不穿皮鞋，皮鞋夹脚。’我说：‘不买皮鞋，布鞋还是要买双新的，你脚上那双鞋都破了，脚趾头都看到了，多不好。’ 经过一番劝说，他终于买了一双新布鞋。新布鞋倒是穿上了，可坐火车的事他又出招。他是可以坐软卧的干部，可他提出大家都坐硬座，原因是坐在一起沟通方便，并可以和车中百姓聊天，了解民情。”
彭兆琪回忆，第二天上午是听凉山州文化局的工作汇报，到了12时会议结束，省里来的同志都先回寝室去放笔记本、钢笔，并梳洗一下再去餐厅，可邓局长却直奔餐厅，原因是他饿了。待一群人到食堂后，只见他一人正端着一个碗往嘴里送饭。他说，你们没来，我就只吃饭，没有动菜，8个人一桌嘛，等你们来了才好吃菜。彭兆琪连忙说，你赶快吃点菜，于是他夹了两筷子菜，把碗里饭吃完后，就站起来忙说，我吃饱了，你们慢吃，便迅即离开餐厅……
1994年，邓自力卸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过上了平凡日子。邓老每天必读《四川日报》和《参考消息》，而这两份报纸，都由他自己出钱订阅。2010年，他因病辞世，享年91岁。
时下何处觅清官？
平辈们大都生在改革开放后，对清官少有直观印象。谈到这个话题时，彼此所能罗列的名字多是源于历史，大家对是否呼唤清官也都意见各持。
“这个年代还讲清官，太老土了吧？”“这不是现代社会的应有追求，制度比人更重要。”
这些言语，很容易让人怀疑，当今社会是不是已进入了一个“清官排斥期”。
从发展的角度看，清官脱胎于封建时代，但它并非人治社会的独有产品。官员刚正不阿，廉洁自律，古往今来，皆应如此。
当下提倡法治社会，但法治的推动者，其具体的操作者毕竟是人，制度再先进也不能忘记对人的要求。正如邓自力那样的干部，对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相对简单，他们对事业孜孜以求，又能始终保持质朴的本色。
因此，与其说清官象征着人治，其实更与吏治息息相关。
然而，清官似乎断了档。近年来，人们鲜有再闻大名鼎鼎的清官，难道我们吏治出现了重大问题？
其实不然，清正廉明的干部并不罕见，只是他们不再“显眼”，也不再以“清官”之名出现。
康冻所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官”文化依然浓烈。他主事一方，拥有至上的权力，他将这种权力用于公心，百姓即能感到庇佑与恩泽。
而现在的官员，分工明细，各司其职，追求的是在本职岗位任劳敬业，对群众热忱服务，对自己严格要求。康冻那样青天式的“大人物”少了，则轰动传奇的故事也就少了。可这只是历史发展的自然演绎，并不意味着清官不再“给力”。
查阅四川近年的干部提拔与各项评选，廉洁奉公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标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清官”未曾断檔，依然会传承下去。
不同时期，清官的内涵不尽相同，但无论时代怎么改变，对清官的培育不会终结，正如歌曲《清官谣》里所唱：“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哟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星。”
笔者生于1990年代，对清官虽未有太多观感，但也依稀从长辈的追忆里体味到这样的品格传承。
“草鞋县长”浓乡情
祖父的晚年生活，常在河边的老茶馆里度过，沏上一壶酽茶，点上叶子烟，听草台班子“打玩意”，便从当午捱到黄昏。世事无常，他说只有戏里的故事几十年来都未曾变过。
祖父的前半生，在抗战硝烟里度过，经历了抓壮丁、大轰炸，给国民党当过差，吃了太多的苦，也患上了孤僻的性格。直到八旬过后，他的情感似乎重又充盈，开始向儿孙们提及陈年旧事，还有那些远去的人物。祖父是西充人，讲起自己的乡党——康冻，眼里禁不住焕起一阵亮光。
“这个康冻啊，印象中最爱穿一身黄卡其旧军服，脚登麻耳草鞋，腰间绑皮带，别着盒子枪，肩上背着抗战建国斗笠，手里拿着文明棍，走起路来，稳健威风，我们就常跟在他身后学样。”
康冻出生在1906年，是个贫苦书生，后入黄埔五期，因他一向思想激进，毕业后被排斥不用，故而满怀忧愤，浪迹天涯。
卢沟桥炮响，康冻回乡。四川第十一行政区专员鲜英知其才，委任为南充县一区区长。康一上任即禁烟赌，抑豪强，除迷信，修公路，励农商，抗洪水，工作极勤奋。县人颂其政绩，鲜英亦赞其“严于律己，勤于治事，不避豪强，不拘私利，救灾恤民，有汉循吏之风”，后被任命为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县长。
1938年底，康冻偕夫人曾翠轩自成都步行赴新繁上任。两人均戎装草履，与历来新到县长骑马乘轿、前呼后拥大异。在县城南桥迎候的各界绅誉代表，竟迎面不识。祖父说，打那过后，“草鞋县长”的绰号就传开了。
康冻到新繁半月，即走遍了县属乡镇。每到一处，亲自鸣锣聚众，宣传抗战建国道理，阐述兴利除弊主张，慷慨激昂，使民众耳目一新。第一次下乡到了禾登场，乡长陈俊卿备上酒席，请乡绅作陪。康断然拒之，称：“抗战期间，一切从俭，不讲应酬。这饭，我不能吃！”说罢，带着卫兵到小摊上吃青菜饭去了。后到其他乡镇，乡镇长们再也不敢设宴招待。
新繁从来没有办过幼稚园，仅有一所初中又停办已久。康来后，一面恢复初中，一面创办幼稚园，并亲选房室宽敞、院落幽静的江西馆前殿为园址。但此处被驻军旅长李树华占为私宅，人们都说李有兵有枪，惹不起。康冻径直去找其交涉，要他让出前殿住后殿，让出前门走后门。李树华怒气冲冲：“我是驻军长官，谁能限制我住哪里？谁能规定我走哪门？大殿我不让。”康亦发怒说：“你是旅长，你只可以管你那一旅人。我是县长，地底下我都要管三尺深。我动用这里公房为民众办学，你同意我要办；你不同意，我亦要办！”
李树华考虑到他上有省里大员的支持，下有民众的拥护，只好怀恨让出大殿。
新繁劣绅对康冻怀恨在心，于1939年夏向省政府诬告康。省主席王攒绪屈从地方势力，决定调康去乐至。民众闻声齐集东湖公园，组织苦留团，去省府请愿。北京大学教授吴虞这时退隐在家，也亲到公园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写上康是“民从其化”的好县长。几百名代表步行60里到省府，当着王攒绪的面，历陈康来县的半年政绩，声泪俱下。王甚感动，即答应民众要求。
1940年5月，康冻终被排挤，调任汶川。离县那天，李树华宣布全城戒严，大街上架着机枪，不准民众欢送，但仍有众多百姓不顾威胁，一直送他出境。
广西民族学院的王应常对康冻生平很有研究。他说，社会污浊，官场腐朽，康冻不可能呆太长。1942年冬，康冻又遭诬陷去职。回到家乡，康一心任教，不再做官。解放后，他得到时任川北行政公署负责人胡耀邦的关心照顾，于1969年病逝。
“鄧青天”忍辱负重
父亲打小被送往泸州亲戚家寄养，在他的早年印象里，邓自力这个名字始终无法抹去。
父亲的样板戏唱得好，所幸这一口好嗓音，他很少被饿着，至今那些经典桥段他还张嘴能来。
“打渔的人经得起狂风巨浪，打猎的人哪怕虎豹豺狼。看你昏天黑地能多久，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唱着唱着，父亲忽然停了下来，“那时候，学校都不正常上课，我就整天跟着大人们批斗‘邓、崔、陈’。那些人喊累了，斗累了，就让我唱出样板戏，给几块糖吃。”
所谓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分别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早年间，他们因积极“纠左”，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3年自然灾害，泸州是重灾区，一度到了连老鼠也难捉到的地步。1958年底，邓自力提出用放假让农民回家吃饭的办法，变相解散公共食堂。到次年5月，该地75%以上的农村公共食堂都解散了。5月底，泸州地委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限令7天内把食堂恢复起来。但邓自力等地委官员采取了拖延政策，到7月初实际上只恢复了一半左右。除解散公共食堂外，泸州地区还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邓自力被当地百姓呼之为“邓青天”。
然而，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全川绝无仅有，全国也极为罕见，这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到了“反右倾”时，邓自力等官员被撤职，被批斗。后来，泸州并入宜宾，在“文革”期间邓又再次遭致迫害，父亲就亲眼看到邓在批斗时，甚至被逼喝尿。
不过，邓自力却对这些遭遇很释然。复出后，邓任职于四川省文化局，彭兆琪在那里与他有过4年共事的时光。
在彭兆琪的印象里，邓自力一般都穿布鞋，身上总是披件洗白了的蓝布衫。彭兆琪在《记忆中的邓自力》一文中，重现了这样一个故事。
“1981年元旦后，我与几位同事要和他一块出差，行前几天我提醒他说：‘邓局长，马上要出差到西昌，你还是换双新鞋穿，最好买一双皮鞋吧。’他说：‘我从不穿皮鞋，皮鞋夹脚。’我说：‘不买皮鞋，布鞋还是要买双新的，你脚上那双鞋都破了，脚趾头都看到了，多不好。’ 经过一番劝说，他终于买了一双新布鞋。新布鞋倒是穿上了，可坐火车的事他又出招。他是可以坐软卧的干部，可他提出大家都坐硬座，原因是坐在一起沟通方便，并可以和车中百姓聊天，了解民情。”
彭兆琪回忆，第二天上午是听凉山州文化局的工作汇报，到了12时会议结束，省里来的同志都先回寝室去放笔记本、钢笔，并梳洗一下再去餐厅，可邓局长却直奔餐厅，原因是他饿了。待一群人到食堂后，只见他一人正端着一个碗往嘴里送饭。他说，你们没来，我就只吃饭，没有动菜，8个人一桌嘛，等你们来了才好吃菜。彭兆琪连忙说，你赶快吃点菜，于是他夹了两筷子菜，把碗里饭吃完后，就站起来忙说，我吃饱了，你们慢吃，便迅即离开餐厅……
1994年，邓自力卸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过上了平凡日子。邓老每天必读《四川日报》和《参考消息》，而这两份报纸，都由他自己出钱订阅。2010年，他因病辞世，享年91岁。
时下何处觅清官？
平辈们大都生在改革开放后，对清官少有直观印象。谈到这个话题时，彼此所能罗列的名字多是源于历史，大家对是否呼唤清官也都意见各持。
“这个年代还讲清官，太老土了吧？”“这不是现代社会的应有追求，制度比人更重要。”
这些言语，很容易让人怀疑，当今社会是不是已进入了一个“清官排斥期”。
从发展的角度看，清官脱胎于封建时代，但它并非人治社会的独有产品。官员刚正不阿，廉洁自律，古往今来，皆应如此。
当下提倡法治社会，但法治的推动者，其具体的操作者毕竟是人，制度再先进也不能忘记对人的要求。正如邓自力那样的干部，对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相对简单，他们对事业孜孜以求，又能始终保持质朴的本色。
因此，与其说清官象征着人治，其实更与吏治息息相关。
然而，清官似乎断了档。近年来，人们鲜有再闻大名鼎鼎的清官，难道我们吏治出现了重大问题？
其实不然，清正廉明的干部并不罕见，只是他们不再“显眼”，也不再以“清官”之名出现。
康冻所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官”文化依然浓烈。他主事一方，拥有至上的权力，他将这种权力用于公心，百姓即能感到庇佑与恩泽。
而现在的官员，分工明细，各司其职，追求的是在本职岗位任劳敬业，对群众热忱服务，对自己严格要求。康冻那样青天式的“大人物”少了，则轰动传奇的故事也就少了。可这只是历史发展的自然演绎，并不意味着清官不再“给力”。
查阅四川近年的干部提拔与各项评选，廉洁奉公都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标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清官”未曾断檔，依然会传承下去。
不同时期，清官的内涵不尽相同，但无论时代怎么改变，对清官的培育不会终结，正如歌曲《清官谣》里所唱：“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哟挑江山，你就是那定盘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