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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对于它的改编前后经历了好莱坞导演马克思·奥弗尔斯和中国徐静蕾的荧幕化改编处理，以及中国孟京辉的剧场化改编处理。相对于小说来讲，孟京辉话剧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重塑了主题的时代意义，赋予了人物形象的现代性。文章试以《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原著文学本和话剧的演出本为本，以其各自的主题意义及人物形象等进行比较分析。
关键词：《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主题;人物;现代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刻的文学性及戏谑的戏剧性，一直受人追捧，并且受到了其他形式艺术家的青睐。在2013年，中国的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以剧场为根据地，以先锋派艺术的美学要求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剧场化的处理。“名著改编，虽然是从一种艺术形式到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转换，但改编本身就是一种解读，是一次新的创造，必须会有适应新的艺术形式的要求，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改动。”[1]
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主题意义的重塑
一个艺术作品的产生，并不是艺术家个人思维的凭空产生，而是艺术家受到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做出的理性思考，然后借助一定的艺术载体发出感性的表达。
（一）小说版的时代意义
茨威格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熟读哲学、文史，并且与文豪、艺术家多有结交，其生活相对惬意舒适。因而，其早期的艺术作品中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本人也崇尚人道主义，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自觉地担负起人类良心的责任，应该是自由理念与人道精神的宣传者，所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从事反战的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现实让茨威格的人道主义理想破灭，他的文学创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他曾说：“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寫于1922年，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残暴的战争刷新了茨威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仅仅是其表面上所表现的女人对男人痴迷的爱情，更是作家茨威格经历战争后的一个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表达。小说中的男人R先生，象征着作者所处的现实世界，我们看不到他身上有温度的存在，看到的是他在人际关系中的淡木以及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那么这就折射出作家此刻所处的是一个冷漠的、轻浮的、自我的、自私的世界。而女人则是作家茨威格的化身，女人身上母爱的光辉以及对男人深沉的爱，实际上是茨威格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温柔——人道主义精神，但是这种情感在战乱中一直被这个无情的世界伤害。因而这部小说明面上是讲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爱情纠葛，暗地里蕴含的是作家的理想主义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二）话剧版的时代意义
孟京辉所处的社会时期，并不是茨威格所处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相较而言，他所处的是社会发展的平稳期，他所经历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变革，因此他指导下的话剧反映的是城市变革中暴露出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淡漠的社会关系。话剧中，女人租住在杂乱的出租楼，从来没人来敲她的门，也从来没人知道她的名字。更有甚者，跟她住对门的男人在她年少时多次与她正面相碰，且成年后两次与其发生亲密关系，都不曾记得她。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因为贫穷不得不去贫民窟里的医院，在那里她得不到医护人员的细心照顾，得到的是讥笑、冷眼和男医生的猥亵。这一点正好影射了当下都市文明中畸形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人不会主动地去构建与己无益的社会联系，并且人得不到作为人该有的尊重和同情，更有甚者会给本已经生活艰难的人制造更多的诘难。这种淡漠的社会关系是与文明社会发展的大车轮相悖的。其次是人的精神问题——空虚、分裂。我们虽然感动于话剧中的女人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但是这是一种病态的执着。为了留在男人身边，她甘心做他的婢女，为了靠近男人的气息，亲吻男人摸过的手把，为了生存主动出卖自己。这反映了在都市生活中的人精神的空虚和分裂。在生存压力驱使下的人们，时间和精力被机械地占有，人变成了被生存牵制的奴隶。因而，人的精神追求就被搅动得更加空虚和分裂。先锋艺术的作用就在于重新审视被压缩过的时空以及人们的心灵，从而企图重新构造人类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3]。孟京辉话剧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以一种象征、戏拟的艺术表达再现了当今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以及人们在社会中的生活状态，从而启发观者思考如何在社会中与他处，与自处。
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人物形象的现代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小说中主要涉及的是两个人物，一个是“陌生女人”，另一个是她深爱的男人。话剧中主要人物是这个女人，而男人的形象是在女人的回忆中被建构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在此，仅以女人的形象做比较。
（一）小说中的女人形象
首先是默默深爱男人的恋人形象。女人对男人的爱是深沉的。女人与男人相识时自己还是个13岁的小姑娘，还没有见到他，但心里早就有了对男人的好感。为了接近男人的学识高度，她开始奋力学习。第一次与男人欢愉后，男人要出远门并允诺回来后来找她，回来后的男人并没有实现承诺，她没有纠缠，甚至在恶劣的环境下生下他的孩子都没有找他。第二次见面她满怀期待，但是男人把她当成了烟柳巷女子，她也没有任何的埋怨或歇斯底里，而是带着自己的难过和失落离开。女人对男人的爱是痴迷的。得知母亲改嫁时，她接受不了要离开男人而昏厥倒地，并且甘心做男人的婢女，只求不离开男人。在离开男人后的几年，她拒绝他人，但仍做着接近男人的事情，听音乐会，看男人的书。挣脱母亲之后，她立马回到了维也纳，不顾找寻住处，即刻飞奔到男人的楼下。女人对男人的爱是沉默的。在女人写信的当时，女人还想着：“要是我还能活下去，我就会把这封信撕毁，并且将继续保持沉默，就像我过去一直把它埋在心里一样。”她不愿意去纠缠他，而愿意在她有生之年保持沉默。女人对男人的爱是卑微的。她给男人的信中，多次请求男人，“请你相信我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请求……”“请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一切都从头说起，我求你听我谈一刻钟……”“我并没有责怪你，亲爱的，我不埋怨你。如果我的笔端流露出一丝怨尤的话，那么请你原谅我，请原谅我吧！”总而言之，她深沉地、痴迷地、沉默地、卑微地爱着男人，从而反映了她是一个是沉郁的、执着的、压抑的、卑微的女人形象。 其次是一个疼爱孩子的母亲形象。孩子是她想用另一种方式对男人的占有，但终究她也是一个母亲。“我觉得，自从上天把他赐给我以后，我不愿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给你，一半给他，所以我把感情一股脑儿全部都给了孩子，不再把心思倾注在你这个幸运儿身上，没有我你也能活得很自在，可是孩子需要我，我得抚养他……”为了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环境里，并且受到良好的教育，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原本只愿意委身于男人的她，选择了去做一个交际花。在孩子生病前后，不分昼夜地紧握着孩子抽动的小手，与死神搏斗。对于儿子死去的这一事实，多次发出祥林嫂般失去爱子的疼痛呻吟。在孩子面前，她是一个疼惜、慈爱孩子的母亲形象。
（二）话剧中的女人形象
话剧的开头“我要和你谈谈”，小说中同样也提到了这句“我要和你谈谈”，但是在提到这句之前，女人做了诸多铺设，如儿子死了，“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及写作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出了一个悲绝的女人在自己经受了生活的重創之后被动、卑微、宣泄的形象。而话剧开头第一句没有任何的铺垫，直接说“我要和你谈谈”，说明了这时候的女人，她的态度是主动的、自尊的。小说提到“她既不要求希望，也不要求怜悯和安慰”，而话剧中“我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怜惜”，小说中的女人以“她”自称，是一种低下的、自卑的谈话态度。在话剧中女人以“我”自称，以一种高傲的、自信的态度与男人对话。小说与话剧中女人命运的结局都是死亡，但是死亡的方式不同。小说中，女人是被流感侵袭，被动地结束了生命，而在话剧中女人是主动地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两者的区别，反映了小说中女人的一生不被自己主宰，活着的时候，心绪被男人牵着走，就连最后去世的时候，也是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她的整个一生是没有自我的。而在话剧中，女人不加铺垫地和男人直接对话，自信地强调自己对感情的态度，以及最后自主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女人对自我存在是肯定的，并且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话剧中女人形象除了深沉、痴迷、沉默，还有自信、自主。这一点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肯定了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是肯定自我的女性主义精神内涵的表现。
三、结语
名著改编主要在于“改”，“改”就是与以往不同，而这个最具生命力的不同应当是赋予它现代性。孟京辉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从小说改编为话剧，在先锋艺术的美学要求下将文学语言转化为戏剧语言，这就是一次创造。他结合了当下社会发展的现状和人的精神状态，引发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探索，赋予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现代性，这就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对名著做的改动，也是一种解读。同时，这也是文学名著与当代观众需求的契合，在深刻中寻找自己的身影，从而进行自我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张德祥.“名著”改编中存在的问题[J].文艺评论，2005（3）.
[2]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3]李娅菲.“都市的舞台”与“舞台的都市”中国大陆先锋戏剧与都市文化关系研究（1989-2012）[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关键词：《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主题;人物;现代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刻的文学性及戏谑的戏剧性，一直受人追捧，并且受到了其他形式艺术家的青睐。在2013年，中国的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以剧场为根据地，以先锋派艺术的美学要求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剧场化的处理。“名著改编，虽然是从一种艺术形式到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转换，但改编本身就是一种解读，是一次新的创造，必须会有适应新的艺术形式的要求，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改动。”[1]
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主题意义的重塑
一个艺术作品的产生，并不是艺术家个人思维的凭空产生，而是艺术家受到其所处的生活环境以及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做出的理性思考，然后借助一定的艺术载体发出感性的表达。
（一）小说版的时代意义
茨威格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熟读哲学、文史，并且与文豪、艺术家多有结交，其生活相对惬意舒适。因而，其早期的艺术作品中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他本人也崇尚人道主义，认为知识分子就应该自觉地担负起人类良心的责任，应该是自由理念与人道精神的宣传者，所以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从事反战的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现实让茨威格的人道主义理想破灭，他的文学创作也因此受到了影响。他曾说：“在巨大的风暴早已将世界击得粉碎的今天，我们终于明白那个太平世界无非是梦幻中的一座宫殿。”[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寫于1922年，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残暴的战争刷新了茨威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不仅仅是其表面上所表现的女人对男人痴迷的爱情，更是作家茨威格经历战争后的一个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表达。小说中的男人R先生，象征着作者所处的现实世界，我们看不到他身上有温度的存在，看到的是他在人际关系中的淡木以及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那么这就折射出作家此刻所处的是一个冷漠的、轻浮的、自我的、自私的世界。而女人则是作家茨威格的化身，女人身上母爱的光辉以及对男人深沉的爱，实际上是茨威格对这个现实世界的温柔——人道主义精神，但是这种情感在战乱中一直被这个无情的世界伤害。因而这部小说明面上是讲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爱情纠葛，暗地里蕴含的是作家的理想主义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
（二）话剧版的时代意义
孟京辉所处的社会时期，并不是茨威格所处的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相较而言，他所处的是社会发展的平稳期，他所经历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变革，因此他指导下的话剧反映的是城市变革中暴露出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淡漠的社会关系。话剧中，女人租住在杂乱的出租楼，从来没人来敲她的门，也从来没人知道她的名字。更有甚者，跟她住对门的男人在她年少时多次与她正面相碰，且成年后两次与其发生亲密关系，都不曾记得她。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因为贫穷不得不去贫民窟里的医院，在那里她得不到医护人员的细心照顾，得到的是讥笑、冷眼和男医生的猥亵。这一点正好影射了当下都市文明中畸形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中，人不会主动地去构建与己无益的社会联系，并且人得不到作为人该有的尊重和同情，更有甚者会给本已经生活艰难的人制造更多的诘难。这种淡漠的社会关系是与文明社会发展的大车轮相悖的。其次是人的精神问题——空虚、分裂。我们虽然感动于话剧中的女人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但是这是一种病态的执着。为了留在男人身边，她甘心做他的婢女，为了靠近男人的气息，亲吻男人摸过的手把，为了生存主动出卖自己。这反映了在都市生活中的人精神的空虚和分裂。在生存压力驱使下的人们，时间和精力被机械地占有，人变成了被生存牵制的奴隶。因而，人的精神追求就被搅动得更加空虚和分裂。先锋艺术的作用就在于重新审视被压缩过的时空以及人们的心灵，从而企图重新构造人类精神的安身立命之所[3]。孟京辉话剧版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以一种象征、戏拟的艺术表达再现了当今社会关系的真实面貌，以及人们在社会中的生活状态，从而启发观者思考如何在社会中与他处，与自处。
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人物形象的现代性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小说中主要涉及的是两个人物，一个是“陌生女人”，另一个是她深爱的男人。话剧中主要人物是这个女人，而男人的形象是在女人的回忆中被建构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在此，仅以女人的形象做比较。
（一）小说中的女人形象
首先是默默深爱男人的恋人形象。女人对男人的爱是深沉的。女人与男人相识时自己还是个13岁的小姑娘，还没有见到他，但心里早就有了对男人的好感。为了接近男人的学识高度，她开始奋力学习。第一次与男人欢愉后，男人要出远门并允诺回来后来找她，回来后的男人并没有实现承诺，她没有纠缠，甚至在恶劣的环境下生下他的孩子都没有找他。第二次见面她满怀期待，但是男人把她当成了烟柳巷女子，她也没有任何的埋怨或歇斯底里，而是带着自己的难过和失落离开。女人对男人的爱是痴迷的。得知母亲改嫁时，她接受不了要离开男人而昏厥倒地，并且甘心做男人的婢女，只求不离开男人。在离开男人后的几年，她拒绝他人，但仍做着接近男人的事情，听音乐会，看男人的书。挣脱母亲之后，她立马回到了维也纳，不顾找寻住处，即刻飞奔到男人的楼下。女人对男人的爱是沉默的。在女人写信的当时，女人还想着：“要是我还能活下去，我就会把这封信撕毁，并且将继续保持沉默，就像我过去一直把它埋在心里一样。”她不愿意去纠缠他，而愿意在她有生之年保持沉默。女人对男人的爱是卑微的。她给男人的信中，多次请求男人，“请你相信我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请求……”“请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一切都从头说起，我求你听我谈一刻钟……”“我并没有责怪你，亲爱的，我不埋怨你。如果我的笔端流露出一丝怨尤的话，那么请你原谅我，请原谅我吧！”总而言之，她深沉地、痴迷地、沉默地、卑微地爱着男人，从而反映了她是一个是沉郁的、执着的、压抑的、卑微的女人形象。 其次是一个疼爱孩子的母亲形象。孩子是她想用另一种方式对男人的占有，但终究她也是一个母亲。“我觉得，自从上天把他赐给我以后，我不愿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给你，一半给他，所以我把感情一股脑儿全部都给了孩子，不再把心思倾注在你这个幸运儿身上，没有我你也能活得很自在，可是孩子需要我，我得抚养他……”为了让孩子生活在一个富裕的环境里，并且受到良好的教育，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原本只愿意委身于男人的她，选择了去做一个交际花。在孩子生病前后，不分昼夜地紧握着孩子抽动的小手，与死神搏斗。对于儿子死去的这一事实，多次发出祥林嫂般失去爱子的疼痛呻吟。在孩子面前，她是一个疼惜、慈爱孩子的母亲形象。
（二）话剧中的女人形象
话剧的开头“我要和你谈谈”，小说中同样也提到了这句“我要和你谈谈”，但是在提到这句之前，女人做了诸多铺设，如儿子死了，“我”现在的生活状态以及写作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出了一个悲绝的女人在自己经受了生活的重創之后被动、卑微、宣泄的形象。而话剧开头第一句没有任何的铺垫，直接说“我要和你谈谈”，说明了这时候的女人，她的态度是主动的、自尊的。小说提到“她既不要求希望，也不要求怜悯和安慰”，而话剧中“我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怜惜”，小说中的女人以“她”自称，是一种低下的、自卑的谈话态度。在话剧中女人以“我”自称，以一种高傲的、自信的态度与男人对话。小说与话剧中女人命运的结局都是死亡，但是死亡的方式不同。小说中，女人是被流感侵袭，被动地结束了生命，而在话剧中女人是主动地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两者的区别，反映了小说中女人的一生不被自己主宰，活着的时候，心绪被男人牵着走，就连最后去世的时候，也是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她的整个一生是没有自我的。而在话剧中，女人不加铺垫地和男人直接对话，自信地强调自己对感情的态度，以及最后自主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女人对自我存在是肯定的，并且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话剧中女人形象除了深沉、痴迷、沉默，还有自信、自主。这一点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肯定了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是肯定自我的女性主义精神内涵的表现。
三、结语
名著改编主要在于“改”，“改”就是与以往不同，而这个最具生命力的不同应当是赋予它现代性。孟京辉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从小说改编为话剧，在先锋艺术的美学要求下将文学语言转化为戏剧语言，这就是一次创造。他结合了当下社会发展的现状和人的精神状态，引发对人类命运和生命存在的探索，赋予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现代性，这就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对名著做的改动，也是一种解读。同时，这也是文学名著与当代观众需求的契合，在深刻中寻找自己的身影，从而进行自我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张德祥.“名著”改编中存在的问题[J].文艺评论，2005（3）.
[2]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
[3]李娅菲.“都市的舞台”与“舞台的都市”中国大陆先锋戏剧与都市文化关系研究（1989-2012）[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