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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发达国家重新思考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美国出台“再工业化”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计划。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本应撬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金融体系内部却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因此，本文在分析目前中国面临的金融困境的基础上，总结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和以德国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实践经验，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平稳迈向中高端水平，应对“再工业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国际挑战。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金融支持；“再工业化”；“工业4.0”
中图分类号：F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3003507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通过反思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再次明确了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为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寻求经济长期发展新路径，发达国家的应对措施既包括对现行制度的修改，也包括对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构建。一是积极推出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再工业化”战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通过科技创新调整传统制造业结构和提升产业竞争力。二是加强金融监管，督促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上来。
2009年12月美国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制造业回归战略；2011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工业4.0”的概念，开启了以智能制造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之路；英国提出《工业2050战略》；《新工业法国》拉开法国工业复兴的帷幕；《日本再兴战略》试图通过产业振兴刺激经济增长。各国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不仅是为了在短期实现刺激经济复苏的目的，更是为了在长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抓住本轮产业变革的机遇，谋求国家竞争优势。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产业革命和创新空前密集的时代，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已经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格局的重塑。全球经济处于平衡再调整时期，中国则处于“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十八大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如下判断：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都将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局面错综复杂，宏观调控面临巨大挑战。2014年中国GDP增速仅为7.4%，创24年新低，国家统计局2015年10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仅为6.9%，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跌破7.0%。面对全球制造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重新寻回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国务院于2015年5月8日正式公布《中国制造2025》。作为实施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其规划“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并预计在10年内初步完成产业升级，力争进入制造业第二方阵，20年后制造业水平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再工业化”战略在发达国家各领域不断渗透，金融部门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发达国家以成熟的金融体系为依托，不断提升和改进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等。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鼓励金融创新助推科技创新，培育壮大资本市场和创业投资，提高信贷支持创新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共同作用于创新发展的局面。然而，诸多政策的实施成效不彰，一方面表现为充裕的市场流动性下大企业融资过度，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小企业深陷融资困境。中国金融制度和体系结构不完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进程缓慢，金融体系不但未能实现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亦未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现阶段中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梳理，其次考察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最后提出突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金融困境的思路。
二、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金融困境
对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金融体系优劣的比较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争论源于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要求的多样性，而不同的金融中介及其所代表的融资方式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1]。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加深，研究重点逐渐转为对“如何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国属于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并且受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体系并不是内生于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产品结构简单，产业层次较低，技术发展主要依靠模仿，通过银行体系简单的储蓄形成机制和信贷调配就可以保证产业发展的资金总量和结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单纯依靠银行体系的信贷配置已经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现阶段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主要面临如下困境。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导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
作为连接货币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桥梁，金融部门在经济中扮演的首要角色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中介机构。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金储蓄池，信贷规模世界第一。2014年末中国M2/GDP已高达1.9，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期美国M2/GDP为0.7）。2015年上半年央行3次降息降准，仅第三次降准就为市场释放了7000亿元的流动性。然而微观层面的情况并不乐观，2014年M1同比增速3.2%，远低于2013年的9.3%，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5000亿元，比上年减少8168亿元，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量减少。可见，虽然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信贷供给量均十分充裕，但社会融资规模萎缩，这表明银行间宽松的流动性并没有传到实体经济，固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导致银行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货币市场的资金实际上要通过金融机构这一中介才能流入实体经济，货币传导机制是否有效，一方面取决于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另一方面取决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意愿。虽然目前央行释放流动性，但商业银行的惜贷情绪最终割裂了市场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资金循环。当金融贷款链条增长，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每一次传递的成本都会体现在贷款利率上，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就在货币“空转”的过程中被推高。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919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094亿元，伴随更多不良贷款的是银行业惜贷慎贷情绪的持续蔓延。货币资本不能通过实体经济转化为产业资本，传导机制固化，金融难以发挥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资本配置和信息揭示等功能。 2.实体经济融资存在结构性缺陷
中国金融体系“货币宽，信贷紧”的矛盾实际上体现的是实体经济融资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表现为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另一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行业对中小企业信贷资源的挤占。从中小企业自身原因来看，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的确存在服务成本高和贷款风险大的问题，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症结在于外在金融服务体系的缺陷。中国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金融服务功能过度依赖银行途径实现。作为银行“优质”客户的大企业资金面充裕，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在常年亏损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大企业融资过度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银行业行政色彩浓厚，国有银行在银行业市场上构成了明显的寡占，缺乏竞争的环境导致了银行的短视行为，没有建立起利润合理的经营方式。银行业改革的思路最首要的是赋予其自律管理的权利，限定政府的行为边界。只有银行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才会做出符合理论规范的行为，否则在贷款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放贷能力下降，就会倾向于向经营效率低于中小企业的大企业放贷，甚至不再积极经营贷款业务，而将资金留在银行体系内部，这正是央行大幅释放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贷款却不升反降的原因所在。
观察产能过剩行业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大量存在于钢铁、水泥、电解铝和煤炭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这些行业中部分本应淘汰的企业投资收益率低，只能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存。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下，银行和政府联手救助了本应倒闭的企业，大量“僵尸企业”不但挤占了巨额的信贷资源，也形成了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加剧了市场风险。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不但无法解决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反而会使得风险在金融机构内部聚集。事实上，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方面不具备成本优势，大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也很难真正建立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3.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不利于新兴产业融资
中国资本市场呈现典型的“倒三角”结构，截至2015年6月，深、沪主板上市的公司、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在场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数量分别为2887家、755家、493家和2717家。参考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发现，主板上市公司、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场外交易市场挂牌公司数量一般呈递增趋势，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层次结构与成熟资本市场恰恰相反。这不但限制了资本市场实现自发筛选功能，也抑制了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场外交易市场在为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和公司投资者提供退出渠道方面的优势也由于其力量过于单薄而无法体现。除此之外，中国资本市场低效的筛选机制也体现在资本市场各层次之间流动性较差，即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场外交易市场之间不存在转板机制。而在具有转板机制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内上市的企业，则可以实现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在对应层次的市场挂牌上市，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市场层次的不同有选择地进行投资，其结果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内实现了持续的、跨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从实践经验来看，资本市场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有如下作用：一是金融市场通过自发筛选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进行增量调整，使得社会资本和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与银行间接融资体系相比，资本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具低成本优势，特别是风险投资机制和创业板市场更是提供了一个培育新兴产业、扶持高风险产业发展的平台。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和行业拥有重组与扩张的实现机制。产业的存量调整和衰败产业退出均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资本市场的信息揭示功能。在直接融资结构下，随着融资规模的扩大，市场参与者获取企业信息的动力随之递增。中国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和转板机制缺失之间相互影响，抑制了资本市场发挥上述作用，这不但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也降低了主板上市公司的危机意识，更不利于高新技术发展和创新成果产业化，阻滞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
综上，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而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失衡，金融服务供给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相背离。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故在研究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时，本文侧重于分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
三、美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
二战后，美国主要经历了两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次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次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而这两次产业结构调整均是在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展开的。Solomon和Geithner[2]认为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依靠消费已经不能带动美国经济增长，银行业风险控制要求愈发严格，进一步限制了信用杠杆对消费的推动能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经济增长必须回归到依靠制造业发展[3]。制造业领域的危机感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国内产业结构问题，2009年12月签署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体现了美国政府制造业回归的理念。此后制定的《2040年制造业规划》和《制造业促进法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也突出了通过制造业升级实现经济复苏的战略目标。此次制造业回归本质上是美国政府为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制定的“再工业化”战略，具体措施体现为：通过税收优惠重振中低端制造业；通过生物技术、风力发电、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的研发，改造传统制造业，建立新产业体系，寻求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以中小企业为重点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并提供融资便利；建立先进、方便和技术含量高的基础设计系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生态系统[3]。
1.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美国以资本市场为中心，辅以灵活的银行信贷体系，形成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结合的金融支持体系。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资金配置主要在证券市场实现，完备的资本市场层次能够满足企业多样的融资需求。场内股票市场由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构成，上市公司数量为2463家。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NASDAQ）为新兴产业企业提供了融资平台，上市公司2646家。美国场外交易市场包括OTC第三市场、OTC第四市场和美国场外柜台交易系统（OTCBB）。OTC为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投资退出提供一个高效的非主板途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具有监管体系完善和产品多元化的特点。OTCBB带有典型的三板市场特点，上市程序简单、费用低，对企业规模和盈利水平基本没有要求，适合小型初创企业融资。同时市场上的投资者以风险偏好低的个人投资者和小型基金为主，风险和收益在投资者和融资企业之间都实现了较好的匹配。美国在三板市场上挂牌上市的公司超过10000家。从风险层次结构来看，美国股票市场呈标准的“正三角”结构，底层的三板市场挂牌公司数量超过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66%。此外，美国资本市场的转板机制也十分值得借鉴，上市公司不仅可以从OTC市场升板到OTCBB市场，也可以从OTCBB市场借壳升级到NASDAQ市场甚至AMEX市场和NYSE市场。在NASDAQ市场内部，如果公司满足标准，也可以从低层次的NASDAQ资本市场升级到NASDAQ全球市场甚至NASDAQ全球精选市场。但当公司低于监管部门的标准，在警告一段时间后仍不能恢复时，则会被降到更低层次的市场板块。 2.利用风险投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风险投资产生于美国，在将科技资源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创造了巨大的宏观经济价值。一是风险投资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分担了高科技企业的风险，加速了高科技的产业化进程。由于风险收益的聚集性，一旦某高科技企业创业成功，风险投资会大量涌入该企业所在行业，极大地缩短了该技术或创新的产业化进程。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勒曾说过：“在科学技术研究初期，由于风险投资的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至少缩短了10年”。二是风险投资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专业化要求，其在产业内形成新的产业链，当技术以网络形式扩散后，先进技术在产业间不断传播，也有利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在自由竞争、运行高效的资本市场环境下，风险投资的投资人可以通过IPO上市、兼并收购、创办人赎回和破产清算等多种方式收回投资。美国的实践经验证明风险投资要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紧密相连，只有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2009—2014年，美国风险投资逐步回温，普华永道（PwC）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美国风险投资完成3995笔交易，投资总额为294亿美元，2014年完成4356笔交易，投资总额为483亿美元，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爆发以来的最高值[4]。近两年对互联网和软件行业相关企业的投资最为活跃。从2009年开始，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额和投资数量稳步增长。2014年处于扩张阶段的企业获得的融资额最多，风险投资额达40亿美元，初创企业完成的交易数量最多。风险投资回归繁荣的趋势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基本同步发展，风险投资对科技研发的鼓励作用加速了美国互联网技术、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从而推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运用多种手段为中小企业融资
（1）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中小企业的高成长性是美国极具经济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阶段，美国都会出台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从立法或指导意见方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缺口问题。2009年为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美国政府在《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总计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划拨出约7.3亿美元，明确提出要将小企业作为本次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主要力量。同年12月，美国政府要求国会修正《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放宽对小企业贷款的限制，同时将该计划剩余的资金用于资助中小企业。
为解决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较低的问题，美国依靠政府信用，通过小企业管理局（SBA）建立起良好的贷款担保机制。SBA主要提供以下贷款担保计划：7（a）贷款计划是由SBA提供的最基本的贷款担保计划，在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SBA对贷款提供一定比例的担保，贷款风险由金融机构和SBA共同承担。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BIC）设立于1958年，提供了利用政府资金和私人投资资金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思路。小企业投资公司是一家私人所有的投资基金，在该计划下美国SBA特许该公司为小企业提供长期股权投资和贷款，回报一般以股权参与的方式实现。SBA以政府信用为小企业投资公司发行的投资凭证提供担保承诺。504贷款计划主要为小企业购买设备与房地产提供贷款，针对不同的贷款计划设计了不同的担保上限，从150万—400万美元不等[5]。微型贷款担保计划是通过非盈利社区组织，向成长型小企业提供担保额度上限为5万美元的小额短期贷款计划。SBA的贷款担保计划发挥了较为明显的杠杆作用，如表1所示。
银行贷款虽然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最主要的方式，但由于传统融资方式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一些非传统的借款人逐渐创新出更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起来。
（2）互联网金融提供了贷款新途径
近年来，在线贷款平台蓬勃发展，2014年美国互联网贷款平台放贷总额超过86亿美元。在线贷款平台与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以及金融机构和社会游资对高收益的追求相匹配。传统银行贷款年利率一般为5%—7%，但由于抵押价值、企业规模、存续期和贷款风险不同，在线贷款平台年贷款利率基本可以达到30%—120%[6]。在线贷款平台申请程序简单便捷、资金投放速度快和注重客户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明显。如互联网金融上多家在线贷款平台都可以在30分钟以内处理贷款人通过互联网或手机递交的申请，贷款人不超过数小时就可以获知贷款申请的结果，申请通过的情况下一周之内即可收到资金。相比之下，通过银行渠道贷款时，往往要接受为期较长的资质调查，并递交繁复的申请，仅贷款申请的时间就需要数周。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在线贷款平台对借款人的考察有其独特的标准。传统模式下贷款人主要考察借款人资信水平，而在线贷款平台考察借款人信用水平或客户在推特等社交网站上的“个人口碑”。根据运营模式不同，在线贷款平台基本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OnDeck和Kabbage为代表的主要通过考察资产负债表来发放贷款的模式。OnDeck从2007年成立至今承付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Kabbage成立于2011年，仅2013年已经发放了2亿美金的贷款。这些贷款基本为9个月以内的短期贷款，年贷款利率波动范围一般为20%—50%，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购买存货。二是以Biz2Credit和Fundera为代表的负责为贷款方和借款方提供交易途径的模式。这种平台试图建立一个包含多种贷款品种的市场，中小企业可以按需挑选。在这个市场上贷款人可以是传统银行也可以是其他资金供给方，贷款种类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存货贷款，也可以是无抵押贷款。这种平台缓解了横亘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最大的问题——高昂的搜寻成本。三是以LendingClub和FundingCircle为代表的通过多种途径为资质好的个人借款人和个人投资者之间提供交易途径的模式，即P2P模式，该平台提供的可分期偿还的贷款期限一般为3—5年。 四、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
德国工业享誉全球，“德国制造”往往是优良品质、先进技术和创新的代名词，但德国却从未满足于其制造业现有的成就。面对互联网技术对于产业结构乃至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德国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在2011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计划，2013年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将其纳入《高技术战略2020》，计划投资2亿欧元，支持革命性的工业技术研发与创新。其本质是德国为保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找回其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定价权而推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德国中小企业对市场需求反应迅速，极具创新性，被誉为德国制造的“隐形冠军”，联邦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培育，因而我们将着重研究德国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经验。
1.债券融资支持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是德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支持领域为产业开发、教育和科研机构振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欧洲和德国金融项目以及为欧洲和德国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目前负责中小企业业务的是KfW的子公司——KfW中小企业银行（KfWMittelstandsBank），该机构负责为初创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ERP创业贷款是KfW为鼓励创业、扶持经营时间不到三年的德国中小企业（年营业额低于1000万欧元）的发展而提供的总额不超过100万欧元的中长期低利率贷款。其本质是KfW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担保计划。在提供贷款时，遵循主办银行制度，企业通过自己选定的商业银行向KfW提出申请，KfW提供的资金也经由该商业银行转贷给创业企业。对于贷款抵押物的具体要求由贷款人和其选定的商业银行自行协商。在风险分担上，商业银行承担20%的贷款风险，KfW承担剩余80%的风险。该计划也得到了欧洲投资基金（EIF）的资金保证支持。
KfW企业家贷款主要为经营时间超过三年的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2500万欧元的中长期贷款。欧洲委员会规定年营业额小于5000万欧元的企业可以定义为中小企业，在该计划下只有符合标准的企业才可以获得KfW企业家贷款的优惠政策。在具体操作上与ERP创业贷款相同，遵循主银行制度。在风险分担方面，商业银行承担的贷款风险不超过总风险的50%。
ERP创新计划有两个分支，主要为企业的长期融资需要服务。ERP创新计划Ⅰ用于支持企业进行市场调研、新产品和服务的研发等，为经营时间超过两年的中小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500万欧元的贷款。ERP创新计划Ⅱ则主要用于支持新产品推广，为经营时间超过两年的企业提供不超过100万欧元（在德国东部可以提高至250万欧元）的优惠贷款。KfW提供的融资方案由债务资本和次级债务两部分组成，其中债务资本份额约占总融资额的50%—60%，且债务资本份额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
2.股权融资支持
除为新兴产业提供优惠贷款外，KfW还通过与风险投资资本合作的形式，支持中小企业选择股权融资。如在ERP初创企业基金和高科技种子基金两项计划下，仅2012年就获得了KfW74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7]。
ERP初创企业基金由KfW负责管理，通过和风险投资资本联合为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资的模式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这种联合投资模式下，KfW与至少一位私人投资者共同分担投资风险，KfW提供的份额不超过50%。每个企业每年所获最高投资额为250万欧元，累计所获总投资额不超过500万欧元。2012年KfW共计为初创企业提供了58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高科技种子基金从2005—2014年末已累计为240家中小企业融资。该基金通过公私合作方式为经营不超过一年的高科技初创企业融资，德国政府出资46000万欧元，KfW出资5500万欧元，社会资本（ALTANA，BASF，B.Braun，RobertBosch，CEWEColour，Daimler，DeutchePostDHL，DeutscheTeleko，Qiagen，RWEInnogy，TegenlmannandCarlZeiss共同组成Germannationalchampions）出资5850万欧元组成资金池。对于申请基金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选择过程遵循风险投资的标准程序。
3.德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特点
与美国不同，德国建立的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混业经营。德国全能银行不但可以经营信贷、证券、租赁和保险等金融服务业务，也可以超出金融经营的性质，进行实业投资，进而参与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KfW十分重视对初创企业的融资支持，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企业也有相应的融资倾斜。这有利于培育活跃的创新氛围，进而为德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动力。从KfW的业务模式可以发现，其在经营中充分考虑风险分散问题。如同ERP创业贷款和KfW企业家贷款，KfW不与申请贷款企业产生直接业务联系，资金往来由客户选定的商业银行完成，贷款风险限于商业银行的违约风险。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限额一般在20%以内，在具体业务操作上，商业银行要求贷款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贷款抵押，贷款风险进一步降低。
此外，德国担保银行在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运作模式方面，信用机构、工商业协会和保险公司等社会机构共同出资成立担保银行，并独立于联邦政府，但联邦政府每五年对担保银行提供一次补偿金，平均每年约为3000万欧元。在风险分担方面，政府以自身信用为担保银行提供反担保，从而实现放贷银行、担保银行和政府共担风险的担保模式。虽然贷款担保银行与承贷银行承担的风险比例约为8∶2，但由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60%—80%左右的反担保，担保银行最终承担的风险降至总贷款风险的16%—32%[8]。德国担保银行发生损失的概率约为1%，担保银行代中小企业偿付损失的概率也控制在4%以下。截至2015年6月，德国担保银行从未出现过破产解散的恶性事件。 五、启示与借鉴
总结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无论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美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德国，都是通过形成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在多个金融机构的通力配合下，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形成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性机制。面临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中国在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可以着力于以下四方面的改革。
1.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翻转“倒三角”结构
Acemoglu等[9]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概括为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两种类型。在投资驱动增长阶段，实体经济需要持续的资本积累，但由于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缺位，因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相对重要。在创新驱动增长阶段，股票市场具有更强的鉴别创新和相关投资机会的能力，因而更适合培育和扶持创新企业，这也是苹果、谷歌和微软等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渠道。为适应中国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高层次要求，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翻转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突破资本市场局限性应从新三板市场入手，新三板这一综合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助于夯实资本市场“正三角”的底层。一是在进一步推进新三板市场扩容的同时，加快新三板市场法制建设的步伐，出台针对交易主体和交易制度的详实全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重视对做市商和保荐机构行为的监管。二是尽快建立转板机制，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转换通道。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上市制度、退市制度和转板制度，规范转板的条件和程序，在不同层次的市场内建立双向转板机制，改善场内外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企业在场间上市、退市和转板的成本。
2.加快推进银行业改革
目前中国金融体制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是金融体系以银行信用为基础，且国有银行在银行业市场已经构成了明显的寡占。二是政府对金融的价格管制和规模管制仍然存在，计划经济的观念仍然严重影响着金融市场。改革当前计划性的银行体制，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不但要培育银行业多元化发展的生态环境，也要培育能够自担风险、独立经营的银行主体，达到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激发产业结构升级活力的多重目的。在改革路径上，可以着力于以下两点：一是鼓励民营银行发展，改善金融供求关系，形成大、中、小多元的金融机构体系，扭转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现象。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彻底解决了银行对存款人存款风险的顾虑，民营资本设立银行的节奏可以适当加快。二是完善不良贷款处置机制，减少资金沉淀，防止产能过剩行业对信贷资金的挤占。在处理不良贷款这一问题上，银行应完善现有考核激励机制和尽职免责机制，创新风险管理理念。在现有贷款问责制度下，极易发生基层银行行长为掩盖信用风险而发生恶性增资行为，因而要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减轻基层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压力。提升利率风险管理和产品风险定价能力，实现风险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目标。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从法律、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银行在不良贷款处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赋予银行更多、更宽泛的自主权利。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提升资产质量，降低信贷资金沉淀率，规避不良贷款激增对利润的过度侵蚀现象。单纯依靠央行释放流动性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需要通过银行业改革解决资源错配和资金沉淀等诸多问题，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真正发挥间接融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性服务功能。
3.鼓励金融创新，发展和完善互联网金融
观察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充分的市场竞争使互联网金融大多以模式创新推动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银行信贷机构资金配置效率低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创新则是效率的代名词。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的融资特色体现为额度大、速度快和成本低。互联网金融的繁荣倒逼传统银行改革，最突出的表现是金融交易成本下降。中小企业在完善内控制度后，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贷款额度大、速度快的优势，不但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而且提高了整体的资金周转效率。互联网金融拓宽了融资的广度，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金融创新不能脱离监管。互联网金融本质上是对信用风险的定价，因而需要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信用风险识别机制，在后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界定和强化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同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由于横跨不同金融部门，互联网金融产品也易于突破监管的范围。因此，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开展跨部门金融监管合作，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制定横跨金融部门的监管方案，让互联网金融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积极动力。
4.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
政府要加强对贷款的反担保支持，以政策性担保弥补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的弱质性。参考德国的经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了两级反担保，如果贷款发生损失，德国担保银行也仅承担损失的16%—32%。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目前承担80%—100%的贷款损失，各级政府应积极加大反担保力度。在实际操作中，各银行也应积极与KfW、德国担保银行等开展合作，引入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操作的技术和经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提升金融业服务中小企业的水平。解决银行和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中小企业信贷的风险和成本，激发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动力。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已经实现了信息共享，在此基础上补充完善金融机构之间对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共享机制。金融机构之间对中小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共享不但可以提高对中小企业信用调查的效率，还可以综合利用各个金融机构不同的业务优势，汇集中小企业不同角度和层次的信用调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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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艳）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金融支持；“再工业化”；“工业4.0”
中图分类号：F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3003507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通过反思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再次明确了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为尽快实现经济复苏，寻求经济长期发展新路径，发达国家的应对措施既包括对现行制度的修改，也包括对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构建。一是积极推出刺激实体经济发展的“再工业化”战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通过科技创新调整传统制造业结构和提升产业竞争力。二是加强金融监管，督促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路径上来。
2009年12月美国公布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提出制造业回归战略；2011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工业4.0”的概念，开启了以智能制造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之路；英国提出《工业2050战略》；《新工业法国》拉开法国工业复兴的帷幕；《日本再兴战略》试图通过产业振兴刺激经济增长。各国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不仅是为了在短期实现刺激经济复苏的目的，更是为了在长期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抓住本轮产业变革的机遇，谋求国家竞争优势。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深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产业革命和创新空前密集的时代，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已经演变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格局的重塑。全球经济处于平衡再调整时期，中国则处于“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十八大对中国经济形势做出如下判断：中国经济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都将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阶段，经济局面错综复杂，宏观调控面临巨大挑战。2014年中国GDP增速仅为7.4%，创24年新低，国家统计局2015年10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仅为6.9%，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跌破7.0%。面对全球制造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重新寻回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国务院于2015年5月8日正式公布《中国制造2025》。作为实施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10年的行动纲领，其规划“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并预计在10年内初步完成产业升级，力争进入制造业第二方阵，20年后制造业水平达到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再工业化”战略在发达国家各领域不断渗透，金融部门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发达国家以成熟的金融体系为依托，不断提升和改进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中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多次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等。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鼓励金融创新助推科技创新，培育壮大资本市场和创业投资，提高信贷支持创新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共同作用于创新发展的局面。然而，诸多政策的实施成效不彰，一方面表现为充裕的市场流动性下大企业融资过度，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小企业深陷融资困境。中国金融制度和体系结构不完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进程缓慢，金融体系不但未能实现与实体经济耦合发展，亦未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基于此，本文首先对现阶段中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梳理，其次考察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经验，最后提出突破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金融困境的思路。
二、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金融困境
对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金融体系优劣的比较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争论源于实体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要求的多样性，而不同的金融中介及其所代表的融资方式在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1]。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加深，研究重点逐渐转为对“如何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这一问题的探讨。中国属于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并且受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体系并不是内生于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产品结构简单，产业层次较低，技术发展主要依靠模仿，通过银行体系简单的储蓄形成机制和信贷调配就可以保证产业发展的资金总量和结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单纯依靠银行体系的信贷配置已经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现阶段来看，中国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主要面临如下困境。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顺畅导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
作为连接货币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桥梁，金融部门在经济中扮演的首要角色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中介机构。目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金储蓄池，信贷规模世界第一。2014年末中国M2/GDP已高达1.9，远超过其他国家（同期美国M2/GDP为0.7）。2015年上半年央行3次降息降准，仅第三次降准就为市场释放了7000亿元的流动性。然而微观层面的情况并不乐观，2014年M1同比增速3.2%，远低于2013年的9.3%，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5000亿元，比上年减少8168亿元，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量减少。可见，虽然市场流动性和银行信贷供给量均十分充裕，但社会融资规模萎缩，这表明银行间宽松的流动性并没有传到实体经济，固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导致银行间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货币市场的资金实际上要通过金融机构这一中介才能流入实体经济，货币传导机制是否有效，一方面取决于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另一方面取决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意愿。虽然目前央行释放流动性，但商业银行的惜贷情绪最终割裂了市场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资金循环。当金融贷款链条增长，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每一次传递的成本都会体现在贷款利率上，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就在货币“空转”的过程中被推高。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919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094亿元，伴随更多不良贷款的是银行业惜贷慎贷情绪的持续蔓延。货币资本不能通过实体经济转化为产业资本，传导机制固化，金融难以发挥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资本配置和信息揭示等功能。 2.实体经济融资存在结构性缺陷
中国金融体系“货币宽，信贷紧”的矛盾实际上体现的是实体经济融资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表现为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另一方面表现为产能过剩行业对中小企业信贷资源的挤占。从中小企业自身原因来看，银行为其提供贷款的确存在服务成本高和贷款风险大的问题，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症结在于外在金融服务体系的缺陷。中国金融体系主要以银行信用为基础，金融服务功能过度依赖银行途径实现。作为银行“优质”客户的大企业资金面充裕，甚至一些国有企业在常年亏损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大企业融资过度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银行业行政色彩浓厚，国有银行在银行业市场上构成了明显的寡占，缺乏竞争的环境导致了银行的短视行为，没有建立起利润合理的经营方式。银行业改革的思路最首要的是赋予其自律管理的权利，限定政府的行为边界。只有银行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才会做出符合理论规范的行为，否则在贷款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放贷能力下降，就会倾向于向经营效率低于中小企业的大企业放贷，甚至不再积极经营贷款业务，而将资金留在银行体系内部，这正是央行大幅释放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贷款却不升反降的原因所在。
观察产能过剩行业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大量存在于钢铁、水泥、电解铝和煤炭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这些行业中部分本应淘汰的企业投资收益率低，只能依靠银行贷款维持生存。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下，银行和政府联手救助了本应倒闭的企业，大量“僵尸企业”不但挤占了巨额的信贷资源，也形成了银行不良贷款的累积，加剧了市场风险。依靠政府直接干预不但无法解决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反而会使得风险在金融机构内部聚集。事实上，中国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方面不具备成本优势，大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也很难真正建立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3.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不利于新兴产业融资
中国资本市场呈现典型的“倒三角”结构，截至2015年6月，深、沪主板上市的公司、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在场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司数量分别为2887家、755家、493家和2717家。参考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发现，主板上市公司、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和场外交易市场挂牌公司数量一般呈递增趋势，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层次结构与成熟资本市场恰恰相反。这不但限制了资本市场实现自发筛选功能，也抑制了小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场外交易市场在为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和公司投资者提供退出渠道方面的优势也由于其力量过于单薄而无法体现。除此之外，中国资本市场低效的筛选机制也体现在资本市场各层次之间流动性较差，即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和场外交易市场之间不存在转板机制。而在具有转板机制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内上市的企业，则可以实现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在对应层次的市场挂牌上市，风险偏好不同的投资者也可以根据市场层次的不同有选择地进行投资，其结果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内实现了持续的、跨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创新。从实践经验来看，资本市场在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有如下作用：一是金融市场通过自发筛选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进行增量调整，使得社会资本和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与银行间接融资体系相比，资本市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具低成本优势，特别是风险投资机制和创业板市场更是提供了一个培育新兴产业、扶持高风险产业发展的平台。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企业和行业拥有重组与扩张的实现机制。产业的存量调整和衰败产业退出均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可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资本市场的信息揭示功能。在直接融资结构下，随着融资规模的扩大，市场参与者获取企业信息的动力随之递增。中国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和转板机制缺失之间相互影响，抑制了资本市场发挥上述作用，这不但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也降低了主板上市公司的危机意识，更不利于高新技术发展和创新成果产业化，阻滞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
综上，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而中国金融体系结构失衡，金融服务供给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求相背离。新兴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故在研究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时，本文侧重于分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经验。
三、美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
二战后，美国主要经历了两次大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一次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二次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而这两次产业结构调整均是在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展开的。Solomon和Geithner[2]认为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依靠消费已经不能带动美国经济增长，银行业风险控制要求愈发严格，进一步限制了信用杠杆对消费的推动能力。因此，对于美国来说，经济增长必须回归到依靠制造业发展[3]。制造业领域的危机感促使美国重新思考国内产业结构问题，2009年12月签署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体现了美国政府制造业回归的理念。此后制定的《2040年制造业规划》和《制造业促进法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也突出了通过制造业升级实现经济复苏的战略目标。此次制造业回归本质上是美国政府为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制定的“再工业化”战略，具体措施体现为：通过税收优惠重振中低端制造业；通过生物技术、风力发电、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的研发，改造传统制造业，建立新产业体系，寻求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以中小企业为重点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并提供融资便利；建立先进、方便和技术含量高的基础设计系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生态系统[3]。
1.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美国以资本市场为中心，辅以灵活的银行信贷体系，形成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相结合的金融支持体系。美国资本市场高度发达，资金配置主要在证券市场实现，完备的资本市场层次能够满足企业多样的融资需求。场内股票市场由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构成，上市公司数量为2463家。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NASDAQ）为新兴产业企业提供了融资平台，上市公司2646家。美国场外交易市场包括OTC第三市场、OTC第四市场和美国场外柜台交易系统（OTCBB）。OTC为新兴产业和中小企业融资、风险投资退出提供一个高效的非主板途径，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具有监管体系完善和产品多元化的特点。OTCBB带有典型的三板市场特点，上市程序简单、费用低，对企业规模和盈利水平基本没有要求，适合小型初创企业融资。同时市场上的投资者以风险偏好低的个人投资者和小型基金为主，风险和收益在投资者和融资企业之间都实现了较好的匹配。美国在三板市场上挂牌上市的公司超过10000家。从风险层次结构来看，美国股票市场呈标准的“正三角”结构，底层的三板市场挂牌公司数量超过全部上市公司总数的66%。此外，美国资本市场的转板机制也十分值得借鉴，上市公司不仅可以从OTC市场升板到OTCBB市场，也可以从OTCBB市场借壳升级到NASDAQ市场甚至AMEX市场和NYSE市场。在NASDAQ市场内部，如果公司满足标准，也可以从低层次的NASDAQ资本市场升级到NASDAQ全球市场甚至NASDAQ全球精选市场。但当公司低于监管部门的标准，在警告一段时间后仍不能恢复时，则会被降到更低层次的市场板块。 2.利用风险投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风险投资产生于美国，在将科技资源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创造了巨大的宏观经济价值。一是风险投资为技术创新提供资金，分担了高科技企业的风险，加速了高科技的产业化进程。由于风险收益的聚集性，一旦某高科技企业创业成功，风险投资会大量涌入该企业所在行业，极大地缩短了该技术或创新的产业化进程。斯坦福大学教授米勒曾说过：“在科学技术研究初期，由于风险投资的推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至少缩短了10年”。二是风险投资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专业化要求，其在产业内形成新的产业链，当技术以网络形式扩散后，先进技术在产业间不断传播，也有利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在自由竞争、运行高效的资本市场环境下，风险投资的投资人可以通过IPO上市、兼并收购、创办人赎回和破产清算等多种方式收回投资。美国的实践经验证明风险投资要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紧密相连，只有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才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从2009—2014年，美国风险投资逐步回温，普华永道（PwC）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美国风险投资完成3995笔交易，投资总额为294亿美元，2014年完成4356笔交易，投资总额为483亿美元，达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爆发以来的最高值[4]。近两年对互联网和软件行业相关企业的投资最为活跃。从2009年开始，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额和投资数量稳步增长。2014年处于扩张阶段的企业获得的融资额最多，风险投资额达40亿美元，初创企业完成的交易数量最多。风险投资回归繁荣的趋势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基本同步发展，风险投资对科技研发的鼓励作用加速了美国互联网技术、纳米技术、空间技术和电动汽车等高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从而推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3.运用多种手段为中小企业融资
（1）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
中小企业的高成长性是美国极具经济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历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阶段，美国都会出台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政策，从立法或指导意见方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缺口问题。2009年为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美国政府在《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总计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划拨出约7.3亿美元，明确提出要将小企业作为本次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主要力量。同年12月，美国政府要求国会修正《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放宽对小企业贷款的限制，同时将该计划剩余的资金用于资助中小企业。
为解决中小企业信用等级较低的问题，美国依靠政府信用，通过小企业管理局（SBA）建立起良好的贷款担保机制。SBA主要提供以下贷款担保计划：7（a）贷款计划是由SBA提供的最基本的贷款担保计划，在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SBA对贷款提供一定比例的担保，贷款风险由金融机构和SBA共同承担。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SBIC）设立于1958年，提供了利用政府资金和私人投资资金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思路。小企业投资公司是一家私人所有的投资基金，在该计划下美国SBA特许该公司为小企业提供长期股权投资和贷款，回报一般以股权参与的方式实现。SBA以政府信用为小企业投资公司发行的投资凭证提供担保承诺。504贷款计划主要为小企业购买设备与房地产提供贷款，针对不同的贷款计划设计了不同的担保上限，从150万—400万美元不等[5]。微型贷款担保计划是通过非盈利社区组织，向成长型小企业提供担保额度上限为5万美元的小额短期贷款计划。SBA的贷款担保计划发挥了较为明显的杠杆作用，如表1所示。
银行贷款虽然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最主要的方式，但由于传统融资方式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随着美国经济逐渐走出危机，一些非传统的借款人逐渐创新出更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互联网金融逐渐发展起来。
（2）互联网金融提供了贷款新途径
近年来，在线贷款平台蓬勃发展，2014年美国互联网贷款平台放贷总额超过86亿美元。在线贷款平台与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以及金融机构和社会游资对高收益的追求相匹配。传统银行贷款年利率一般为5%—7%，但由于抵押价值、企业规模、存续期和贷款风险不同，在线贷款平台年贷款利率基本可以达到30%—120%[6]。在线贷款平台申请程序简单便捷、资金投放速度快和注重客户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明显。如互联网金融上多家在线贷款平台都可以在30分钟以内处理贷款人通过互联网或手机递交的申请，贷款人不超过数小时就可以获知贷款申请的结果，申请通过的情况下一周之内即可收到资金。相比之下，通过银行渠道贷款时，往往要接受为期较长的资质调查，并递交繁复的申请，仅贷款申请的时间就需要数周。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在线贷款平台对借款人的考察有其独特的标准。传统模式下贷款人主要考察借款人资信水平，而在线贷款平台考察借款人信用水平或客户在推特等社交网站上的“个人口碑”。根据运营模式不同，在线贷款平台基本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以OnDeck和Kabbage为代表的主要通过考察资产负债表来发放贷款的模式。OnDeck从2007年成立至今承付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贷款，Kabbage成立于2011年，仅2013年已经发放了2亿美金的贷款。这些贷款基本为9个月以内的短期贷款，年贷款利率波动范围一般为20%—50%，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购买存货。二是以Biz2Credit和Fundera为代表的负责为贷款方和借款方提供交易途径的模式。这种平台试图建立一个包含多种贷款品种的市场，中小企业可以按需挑选。在这个市场上贷款人可以是传统银行也可以是其他资金供给方，贷款种类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存货贷款，也可以是无抵押贷款。这种平台缓解了横亘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最大的问题——高昂的搜寻成本。三是以LendingClub和FundingCircle为代表的通过多种途径为资质好的个人借款人和个人投资者之间提供交易途径的模式，即P2P模式，该平台提供的可分期偿还的贷款期限一般为3—5年。 四、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
德国工业享誉全球，“德国制造”往往是优良品质、先进技术和创新的代名词，但德国却从未满足于其制造业现有的成就。面对互联网技术对于产业结构乃至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德国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感。在2011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计划，2013年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将其纳入《高技术战略2020》，计划投资2亿欧元，支持革命性的工业技术研发与创新。其本质是德国为保持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找回其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定价权而推动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德国中小企业对市场需求反应迅速，极具创新性，被誉为德国制造的“隐形冠军”，联邦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培育，因而我们将着重研究德国银行体系对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经验。
1.债券融资支持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是德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支持领域为产业开发、教育和科研机构振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欧洲和德国金融项目以及为欧洲和德国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目前负责中小企业业务的是KfW的子公司——KfW中小企业银行（KfWMittelstandsBank），该机构负责为初创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ERP创业贷款是KfW为鼓励创业、扶持经营时间不到三年的德国中小企业（年营业额低于1000万欧元）的发展而提供的总额不超过100万欧元的中长期低利率贷款。其本质是KfW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担保计划。在提供贷款时，遵循主办银行制度，企业通过自己选定的商业银行向KfW提出申请，KfW提供的资金也经由该商业银行转贷给创业企业。对于贷款抵押物的具体要求由贷款人和其选定的商业银行自行协商。在风险分担上，商业银行承担20%的贷款风险，KfW承担剩余80%的风险。该计划也得到了欧洲投资基金（EIF）的资金保证支持。
KfW企业家贷款主要为经营时间超过三年的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2500万欧元的中长期贷款。欧洲委员会规定年营业额小于5000万欧元的企业可以定义为中小企业，在该计划下只有符合标准的企业才可以获得KfW企业家贷款的优惠政策。在具体操作上与ERP创业贷款相同，遵循主银行制度。在风险分担方面，商业银行承担的贷款风险不超过总风险的50%。
ERP创新计划有两个分支，主要为企业的长期融资需要服务。ERP创新计划Ⅰ用于支持企业进行市场调研、新产品和服务的研发等，为经营时间超过两年的中小企业提供总额不超过500万欧元的贷款。ERP创新计划Ⅱ则主要用于支持新产品推广，为经营时间超过两年的企业提供不超过100万欧元（在德国东部可以提高至250万欧元）的优惠贷款。KfW提供的融资方案由债务资本和次级债务两部分组成，其中债务资本份额约占总融资额的50%—60%，且债务资本份额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
2.股权融资支持
除为新兴产业提供优惠贷款外，KfW还通过与风险投资资本合作的形式，支持中小企业选择股权融资。如在ERP初创企业基金和高科技种子基金两项计划下，仅2012年就获得了KfW74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7]。
ERP初创企业基金由KfW负责管理，通过和风险投资资本联合为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资的模式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这种联合投资模式下，KfW与至少一位私人投资者共同分担投资风险，KfW提供的份额不超过50%。每个企业每年所获最高投资额为250万欧元，累计所获总投资额不超过500万欧元。2012年KfW共计为初创企业提供了58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
高科技种子基金从2005—2014年末已累计为240家中小企业融资。该基金通过公私合作方式为经营不超过一年的高科技初创企业融资，德国政府出资46000万欧元，KfW出资5500万欧元，社会资本（ALTANA，BASF，B.Braun，RobertBosch，CEWEColour，Daimler，DeutchePostDHL，DeutscheTeleko，Qiagen，RWEInnogy，TegenlmannandCarlZeiss共同组成Germannationalchampions）出资5850万欧元组成资金池。对于申请基金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选择过程遵循风险投资的标准程序。
3.德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特点
与美国不同，德国建立的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混业经营。德国全能银行不但可以经营信贷、证券、租赁和保险等金融服务业务，也可以超出金融经营的性质，进行实业投资，进而参与到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KfW十分重视对初创企业的融资支持，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企业也有相应的融资倾斜。这有利于培育活跃的创新氛围，进而为德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动力。从KfW的业务模式可以发现，其在经营中充分考虑风险分散问题。如同ERP创业贷款和KfW企业家贷款，KfW不与申请贷款企业产生直接业务联系，资金往来由客户选定的商业银行完成，贷款风险限于商业银行的违约风险。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限额一般在20%以内，在具体业务操作上，商业银行要求贷款申请人提供相应的贷款抵押，贷款风险进一步降低。
此外，德国担保银行在贷款风险分担机制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运作模式方面，信用机构、工商业协会和保险公司等社会机构共同出资成立担保银行，并独立于联邦政府，但联邦政府每五年对担保银行提供一次补偿金，平均每年约为3000万欧元。在风险分担方面，政府以自身信用为担保银行提供反担保，从而实现放贷银行、担保银行和政府共担风险的担保模式。虽然贷款担保银行与承贷银行承担的风险比例约为8∶2，但由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60%—80%左右的反担保，担保银行最终承担的风险降至总贷款风险的16%—32%[8]。德国担保银行发生损失的概率约为1%，担保银行代中小企业偿付损失的概率也控制在4%以下。截至2015年6月，德国担保银行从未出现过破产解散的恶性事件。 五、启示与借鉴
总结美国和德国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践经验可以发现，无论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美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德国，都是通过形成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在多个金融机构的通力配合下，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形成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性机制。面临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中国在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可以着力于以下四方面的改革。
1.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翻转“倒三角”结构
Acemoglu等[9]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概括为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两种类型。在投资驱动增长阶段，实体经济需要持续的资本积累，但由于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缺位，因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相对重要。在创新驱动增长阶段，股票市场具有更强的鉴别创新和相关投资机会的能力，因而更适合培育和扶持创新企业，这也是苹果、谷歌和微软等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渠道。为适应中国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的高层次要求，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翻转资本市场“倒三角”结构。突破资本市场局限性应从新三板市场入手，新三板这一综合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助于夯实资本市场“正三角”的底层。一是在进一步推进新三板市场扩容的同时，加快新三板市场法制建设的步伐，出台针对交易主体和交易制度的详实全面的法律法规，加强监管力度，重视对做市商和保荐机构行为的监管。二是尽快建立转板机制，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转换通道。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上市制度、退市制度和转板制度，规范转板的条件和程序，在不同层次的市场内建立双向转板机制，改善场内外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企业在场间上市、退市和转板的成本。
2.加快推进银行业改革
目前中国金融体制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是金融体系以银行信用为基础，且国有银行在银行业市场已经构成了明显的寡占。二是政府对金融的价格管制和规模管制仍然存在，计划经济的观念仍然严重影响着金融市场。改革当前计划性的银行体制，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不但要培育银行业多元化发展的生态环境，也要培育能够自担风险、独立经营的银行主体，达到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拓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激发产业结构升级活力的多重目的。在改革路径上，可以着力于以下两点：一是鼓励民营银行发展，改善金融供求关系，形成大、中、小多元的金融机构体系，扭转信贷资源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错配现象。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彻底解决了银行对存款人存款风险的顾虑，民营资本设立银行的节奏可以适当加快。二是完善不良贷款处置机制，减少资金沉淀，防止产能过剩行业对信贷资金的挤占。在处理不良贷款这一问题上，银行应完善现有考核激励机制和尽职免责机制，创新风险管理理念。在现有贷款问责制度下，极易发生基层银行行长为掩盖信用风险而发生恶性增资行为，因而要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减轻基层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压力。提升利率风险管理和产品风险定价能力，实现风险覆盖和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目标。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从法律、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银行在不良贷款处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赋予银行更多、更宽泛的自主权利。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提升资产质量，降低信贷资金沉淀率，规避不良贷款激增对利润的过度侵蚀现象。单纯依靠央行释放流动性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需要通过银行业改革解决资源错配和资金沉淀等诸多问题，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真正发挥间接融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性服务功能。
3.鼓励金融创新，发展和完善互联网金融
观察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充分的市场竞争使互联网金融大多以模式创新推动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然而，在中国银行信贷机构资金配置效率低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创新则是效率的代名词。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的融资特色体现为额度大、速度快和成本低。互联网金融的繁荣倒逼传统银行改革，最突出的表现是金融交易成本下降。中小企业在完善内控制度后，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贷款额度大、速度快的优势，不但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而且提高了整体的资金周转效率。互联网金融拓宽了融资的广度，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资金支持。然而，金融创新不能脱离监管。互联网金融本质上是对信用风险的定价，因而需要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信用风险识别机制，在后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界定和强化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同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由于横跨不同金融部门，互联网金融产品也易于突破监管的范围。因此，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开展跨部门金融监管合作，明确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制定横跨金融部门的监管方案，让互联网金融为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积极动力。
4.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
政府要加强对贷款的反担保支持，以政策性担保弥补中小企业缺乏有效抵押担保的弱质性。参考德国的经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提供了两级反担保，如果贷款发生损失，德国担保银行也仅承担损失的16%—32%。中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目前承担80%—100%的贷款损失，各级政府应积极加大反担保力度。在实际操作中，各银行也应积极与KfW、德国担保银行等开展合作，引入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操作的技术和经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提升金融业服务中小企业的水平。解决银行和企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中小企业信贷的风险和成本，激发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动力。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已经实现了信息共享，在此基础上补充完善金融机构之间对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共享机制。金融机构之间对中小企业信用评价结果的共享不但可以提高对中小企业信用调查的效率，还可以综合利用各个金融机构不同的业务优势，汇集中小企业不同角度和层次的信用调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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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艳）